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审视——#39;99广东省古代文学博士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文学论文,广东省论文,研讨会论文,当代论文,博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Ⅰ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0)01-0124-05
如果说光绪三十年清廷的颁诏正式废除科举，造成了“士人”阶层的解体，那么，其后不久的白话文运动则使古代文学失去了显学地位。时至今日，古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虽然一直不曾断过，但其地位的边缘化却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边缘化的事实是应该正视的，也无须为此作什么不平之鸣。我们似乎应该思考的是：古代文学研究是不是已走到穷途末路，如何面对这种危机，其价值和意义何在，具体研究中的操作手段和方法当怎样把握。正是带着这些疑问，1999年9月25日，由广东省古代文学研究会、暨南大学文学院、《学术研究》杂志社联合召开的'99广东省古代文学博士研讨会在暨南大学文学院举行。会议集中就以上几个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将以几个主题为纲而述其大要。
一、关于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和边缘性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时至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向何处去，如何考虑其学术战略和具体操作，等等，又是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对此，蒋述卓（暨南大学）认为，尽管古代文学边缘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并不意味着它已走到了尽头，相反，我们还可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已有的基础上深入下去，甚至可以多跨几个学科和边缘。有的时候，只要角度稍跨，用新视角去看问题，就能得到新的东西，如吴承学的文体学研究、蒋寅对清诗话的收集整理等等就是这样。至于学术向纵深方向的开展，应该把“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相结合，学术应是有思想的学术，应在思想上有所推进，古代文学研究总是当代研究，应体现当代意识。
黄仕忠（中山大学）认为，结合边缘交叉学科来进行古代文学研究，路子是可以行得通的，问题是如何改变过去的研究思路。他提出三点意见，其一，只有观念的改变，才能使研究进一步拓展。如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和吴梅的明传奇研究等，都是在对传统戏曲研究的路数进行了延伸和拓展以后，结合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成绩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其二，要重新评价已经研究过的东西，许多工作其实尚需重做，特别是很多基础方面的东西。其三，我们还应该再审视一下，文学到底是什么？如何界定文学的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会影响到许多方面的研究，也难以使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深入下去。
魏中林（暨南大学）则以为，虽然边缘性和多元性研究仍是当代的一条路子，其实则一直未形成新的思路，以后如何走下去是需要考虑的。他对此提出了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直通，即要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和掌握现代文艺学诸方法和理论。旁通，即要求综合融通，不仅要有中学的基础，也要有西学的理论素养。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会通，亦即对研究工作的突破。傅剑平（华南师范大学）亦作如是观，而且还认为研究者在打通学科界限的研究工作时，注意才学识的结合，其中“识”又是最为重要的。张海沙（暨南大学）不但肯定了文学研究的边缘性问题，而且还进一步说，边缘性研究其实并不能说是“边缘”。因为文学研究本来就是综合性的，作家本身也是综合的，研究者也应该是综合的，如果我们真把文学当作人学看待，文学研究也就不存在什么边缘问题。
二、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不足与今后的对策
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是从本世纪初王国维等人开始的。那么，整个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与古典形态的研究究竟有何差异呢？吴承学（中山大学）认为，最主要的一条，是背景与目的的根本不同。现代的文学史研究，最早的目的是为了传授知识——作为一种大学教材，所以极其重视古代文学史的知识，这是一种传统。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代作品越来越生疏，于是，文学史研究在知性方面的任务愈来愈重。而且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古人的诗文评的前提不是写给毫无文学知识的人看的，不是普及文学知识，而是心心相印的体会交流，是欣赏性的，带着强烈的审美目的。现代的文学史研究向知性倾斜，在研究上也就要求文学史有认知功能，从而使历史现象的真实成为文学史编写的主要价值标准。但是，文学史的重点，是它的文学性而不应该是历史的知性，只有注重文学性，才能使文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及文化学等区别开来，从而独立出来，而不是成为一门附庸的学科。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学史，不仅是为了让广大读者或学生了解古代文学历史的基本知识，而且更是为了追求那种曾经感化、震憾人类心灵而现今已是杳然难寻的文学精神，或者至今仍然继续感动着我们的文学精神。21世纪的文学史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文学意义的研究，要发掘古典文学的精神，我们要向古人学习，提高文学研究中的诗性分析与审美感悟能力。
程国赋（暨南大学）把本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概括为三条。其一，古代文学研究界缺少学术争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并没有形成学术争鸣的空气，很多文章，包括一些书评，都是互相吹捧，只谈成绩，不提缺点。其二，缺少“通才”和大家。在建国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名家，他们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某一具体领域有着个人独到的看法，但他们的研究往往就局限在这一具体领域，离开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涉及到古代文学研究的其他问题，他们就很少有发言权。反观本世纪上半段的古代文学研究队伍，可以发现，人数上虽不及建国以后，却不乏大家和“通才”。如王国维既研究戏曲、小说，又研究诗词、美学、古史、古文字学；汪辟疆研究清诗，又著有《唐人小说》；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涉及诗词、小说等多种文体；刘大杰、谢无量等人以一人之力编写中国文学史等等。其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这种国际化，不外乎两个内容：一是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要凸现自己的特色；二是要逐步走向世界，与国外的汉学研究、文学接轨，力争使中国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之一，做到研究对象的国际化，研究队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的国际化，注重学术交流，了解信息。如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研究，1992年，哈佛大学的欧文教授所写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中曾介绍了美国的方教授认为《二十四诗品》是伪作的观点，并认为《二十四诗品》那样的语言，不可能出现在唐代，只可能出现在宋以后。这条材料可能会为最近几年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的论争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可是国内学者显然都不太了解。这个事例说明了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应当进一步加强。
赵维江（暨南大学）则提出了古代文学研究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差异性。他认为，古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概念在非专业的人们中常常是混淆的，而在专业研究中也并不甚清楚。所谓“古典文学”是指古代具有典范意义和代表性的文学，人们常说的名家名篇无疑属于这个范围，长期以来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种影响很大的古典主义倾向。这种“古典研究”的做法，确实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研究需要继续深入的时候，其局限性便显现出来了。首先，它难以对文学“史”的线索作出全面客观的描述。因为文学史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连续性和承继性，如果只关注那些优秀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或者某种文体兴盛的阶段，就无法看到这种连续性和承继性。如宋词的苏辛，论者皆以之为二巨擘，但由东坡到稼轩是如何发展过来的？历来语焉不详，也难以说清，因为论者所注意的只是两宋词坛，若联系北方的金朝词坛便会发现，稼轩所直接承继的并不是东坡，而是金初的蔡松年。从东坡体到稼轩体中间有一个吴蔡体的过渡。其次，对于古代文学的跨学科文化研究来说，也显得难以适应。文化是一个整体，如果只注意大家名作，是难以看清文化中的文学变迁和文学中的文化意蕴的。再次，单纯的古典研究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造成研究中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造成目前古代文学研究中古典式做法仍然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主要是文学观念问题。特别是20世纪形成的“一代有一代文学”的观念根深蒂固。二，对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目的的认识也支持着这种古典式的研究，对典范的作家作品无疑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可古为今用。但是，古为今用，只是对这种研究结果的利用，而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三，文献资料的现存状况，也助长了古典主义的研究。最后，他表示，这里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主义”问题，并不是反对研究大家名作，而是强调研究工作中“史”的意识，强调注意研究中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注意文学现象的研究，注意流派群体的研究，注意“新人”“新意”的研究。
周建江（西江大学）以“生存中的危机和危机中的生存”为题，对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进行了概述，并提出了今后的对策。作者认为，本世纪之前的古代文学研究，很难说具有今天所指的“学术性”气息。长期以来，传统的诗教理论制约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传统的偏重于技术操作性的思维定式又使得古代文学研究并没有真正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关照古代文学的创作。多少年以来，古代文学的研究者竟没有真正解决“何为文学”的问题，他们研究古代文学多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的感性认识出发，就作品的风格、文学的承传、以及创作方法去研究古代文学。本世纪的百年，第一次为古代文学的研究打上了学术性、科学性的印记，从而真正使古代文学研究得以跻身于科学研究的序列中。因此，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20世纪是古代文学研究走向辉煌的百年。然而，从各种艺术的排列图表分析，古代文学的研究是落后于其他古代遗产的，实在远未达到它所应当达到的繁荣程度，远离于我们的期望值，其中的原因有这样几点：一是古代文学研究基础的丧失，二是社会政治的沉重负担，三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非自主性，即世俗化、倾向化、功利化。最后一点尤其令人扼腕。这种非自主性，使得研究家们不是听从于文学的召唤去从事文学研究，而是听从于时代的召唤、听从于生存的召唤去从事文学的研究。与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绩相比，本世纪百年间，特别是近50年来，文学古籍整理方面却成就斐然，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分量之重，都是以前所没有的。要想使古代文学研究发扬光大，走出目前的困境，我们是否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做到文史哲的结合；第二，文学与地理科学的结合，这里的地理包括人文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诸多地理门类。第三，文学与考古成果的结合。第四，打破单位、部门的本位主义，资源共享、扩大交流。
王晓明（华南师范大学）对西方文学理论较为熟悉，所以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认为古代文学研究应该面向世界，强调对话，当代西方的一些理论应当被介绍或被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中来。虽然这些工作并不是没有人做过，但深度和广度并不令人满意，仍然有许多值得开拓的东西。
三、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关怀
学问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是否确实需要与当代的现实关怀相联系，这也许是不少研究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对此，张海鸥（中山大学）通过对宋代隐士的自由价值观研究，指出古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现代审视问题。他说：在现代社会中，隐士现象因失去自然经济的土壤而不存在了。随着文化转型，传统隐逸文化也曾受到批判。但是，如同西方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思想家忽然又回味中国远古的老庄哲学一样，当代中国人在为脱贫致富而举国奔忙之际，理智地回味一下本民族儒、道哲学支撑起来的隐逸文化，是否可以明确而实在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古代隐士对功名富贵的否定过于偏激，尽管他们社会责任感较为淡漠，尽管他们的生命价值取向有些消极，但是，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真实无伪、独立自足的道德人格的坚守，对文化的进取，对生命自由（行为和思想）的执着，都永远具有积极的、文明的价值，永远滋养着人类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现代人可以不取其隐居山林的生活方式，却不应完全抛弃其文化精神。
郭德茂（珠海教育学院）也对“贫庸时代知识何为”的疑惑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术劳动是纯粹个性化的劳动，学术研究应当多一点人文关怀。社会上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进行的集体操作，如一些文学史教材的编写等，从学术研究的本身而言，自然并无多大意义。合作研究的方式也并非完全不可取，但至少应该是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合作，不能成为乌合之众的草率马虎的借口。李立（五邑大学）对古代文学研究中一味地强调的所谓科学精神提出了疑义，因为古代文学本身是一门人文学科，我们的研究也许更应该注重一些人文关怀。近年来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同时也常常失落了这种人文关怀。
郭杰（深圳大学）在对学问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表示了疑虑后，认为学人在古代文学失去主流话语地位后，只能以平常心待之，把古代文学研究看作是对价值的弘扬，对信仰的追求。事实上，它也应该是当代人的一种精神文化的需要。聂巧平（暨南大学）接过去年研讨会上张海鸥提出的“传承高贵”的话题，认为古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高雅的学问，不应当去考虑什么功利问题。作为一个研究者，只要勤奋努力，总会有收获。同时，文学研究在重视文学性的过程中，研究主体也便能找出一种“于吾心有戚戚焉”的感受，一种淡然处世的快乐感。
由于以上问题都属于中国文学史的范畴，与会者自然而然地又对文学史的编写及其教材问题展开了讨论。石育良（中山大学）认为，文学史研究要回到现象的解释上，这个问题不解决，真实问题就大打折扣。因为无论是文学史研究，还是文学史教材的编写，都有大量被舍弃掉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和把握其实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评判。吴晟（广州师范学院）对此亦有同感，并认为目前学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编写高质量的文学史的时机还不成熟。关于此点，史小军（暨南大学）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文学史著作既是对已往文学发展历史的客观叙述，又体现着编撰者个人的学术素养和研究状况，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当下”色彩和时代印记。文学史研究没有穷尽，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研究水平。因此，文学史著作不可能臻至完美或达到永恒。在讨论文学史著作时，首先要明白它的定位问题。从读者角度来看，文学史著作可分为两种：一种属于为研究者编写的论著，一种属于为学生（特别是本科生）或一般读者编写的教材，两者在编写风格、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就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而言，高质量的论著不多，高质量的教材更是缺乏，以致游编本使用了30多年还未有合适的替代品，教材的编写迫在眉睫。所幸袁行霈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业已出版，展示了目前文学史研究和教材编写的最新成果，足以缓解师生们的燃眉之急。徐国荣（暨南大学）也认为，文学史编写、文学史教材编写、文学史课程教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从当前形势看，教材问题最为严重，而最近所出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是值得推荐的一套，尤其是其后面的注文具有很强的张力，既不失一般教材的客观性，又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编者之一，黄仕忠（中山大学）还就这套教材的编写体例、指导思想及出版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