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闻人论文,工分论文,绩效论文,政治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人“挣工分”的故事最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都市报的涌现而推广开来。到2000年前后，伴随着媒体激烈的市场化进程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这种内部分配制度在全国媒体中铺开。绝大多数党报也一改从前传统事业单位的“大锅饭”分配制度，采取了业绩与个人收入直接挂钩的内部分配制度。于是，这种内部的绩效制度与外部的市场化制度和政治体制一起，构成了目前我国新闻产制复杂而独特的制度环境。
媒介组织的绩效化制度虽是微观制度，处于整个媒介市场化制度的末端，但因为关系到媒体人的切身利益，对于其职业行为和职业心态发挥着直接的调控作用。绩效化制度下，媒体普遍采纳了最能激发市场化效应的计件薪酬制，新闻人的劳动处境因而被改变，其劳动过程被重新规驯，以适应商品化的新闻生产。外部的宏观制度，正是通过组织的中介而落实到日常的新闻生产中。此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针已于70年代末实行，但因为没有组织制度的有效配合，新闻人的日常工作并未紧随市场机制，新闻的商品化生产并未贯彻成为媒体人的意识形态。直到绩效化制度铺开以后，经济利益成为直接的调控之手，再加上人事制度改革，将媒体人与媒体机构的关系改造成了市场化的劳动雇佣关系，生存伦理超越职业伦理而被引入到工作情境中，使新闻人的劳动处境被大大改变，新闻产制的场域因而大不同于以往。
挣工分制度是90年代中期以后由国家发动的媒介经济增长狂潮的产物。中国的媒介市场化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市场化的每一步骤、每一重要策略都有国家的推动或默许，国家意志深深地卷入媒介的市场化进程中，塑造着媒介市场机制的独特性。因此，挣工分制度不是一种单纯的媒体内部分配制度，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媒体组织对新闻劳动过程的控制策略，它本身就是国内复杂的市场政治的构成部分。而且，这个制度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效果”①。本文通过对于挣工分制度的分析，以探讨我国媒介市场化的政治效应。
本文将不对媒体之间的挣工分制度再作具体区分，而采纳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抽取其本质特征进行研究。研究期间，作者共接触了67位新闻从业者②，他们分布在国内12个城市的27家媒体中，其中党报/台12家，大众媒体15家。受访者中新闻资历10年以上的有17位，5-10年的23位，5年以下的27位；15位为中层管理人员，6位为总编/主编，其他为普通记者编辑。访谈在2008-2012年间断续进行。此外，材料来源还有记者的参与观察、博客等。
一、媒介市场化、增长狂潮与挣工分制度
我国媒体从1979年起进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从广告经营开始，传媒管制逐步放开，媒体被推入市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中国社会开始了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当年，传媒业被国家正式列入“第三产业”，在1994年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又明确地将新闻业划出政府机关，单独列为一类经济行业，从纯粹的意识形态领域和公益事业中解放出来。媒介的市场化方向被确定后，传媒业从此前的被动市场化转向主动市场化③，迈步朝经济实体转型。国家的财政补贴急剧缩小，1999年后，国家正式出台了各新闻媒体在3年内全部转为“自负盈亏”的政策，从而将新闻媒体全面推向市场。④为因应企业化发展，媒体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必须进行大规模变革，原来的事业单位管理模式让位于企业化的绩效管理模式。在“创收”的指挥棒下，媒体中普遍推行责权利结合的成本控制和员工激励机制，媒体内部层层分解利润指标，签订承包合同，最后用计件薪酬的办法将利润压力传导到采编人员身上。
用工制度的企业化改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媒体人的身份转换，一是薪酬制度的变革。以往的媒体“单位”中人，不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还是具有政治身份的权利主体⑤。他们拥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享受着高福利，工作高度稳定，也形成了“单位院落化”、“身份档案化”、“分配平均化”、“晋升排队化”、“精英仕途化”的现象⑥。1990年初，国家开始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改革，目标是逐步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到2000年前后，国家全面推行事业单位人事聘用制，取消行政级别，破除干部终身制⑦。而此时媒体的改革则更进一步，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分别出台了本行业的用工细则，规定媒介机构“全面推行聘用制”，实行“单位自主用人、个人自主择业”的用工制度。媒体用工制度改革的形式主要有全员聘任制、新进人员招聘制、新进人员人事代理制、劳务派遣制、专业职务评聘分开制等。媒体人与媒体组织的关系被改造成企业化的劳动雇佣关系，媒体人褪去了“事业单位”的政治身份，而变身为媒介机构的劳动力。
对新闻生产关系更彻底的改造，是薪酬制度的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体员工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付，员工报酬以基本工资为主，加上福利分房、医疗保险和若干“大锅饭”的花红，工资高低则取决于员工所属报纸的行政级别以及自己的专业职称⑧。1994年以后，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转为广告和其他市场经营活动，并能够自行支配其大部分利润。为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提高组织效率，绩效考核制度首先被新兴的都市媒体和行业媒体采纳，紧接着，南方较早实行市场运作的媒体也积极转轨。2000年以后，在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以岗位绩效工资为主要内容的内部分配办法”在媒体中全面推行。
目前，大多数新闻机构采取了高度市场化的量化考核和计件制的绩效薪酬制度。⑨这种极端化的制度是通过“价格杠杆”来实现调控功能，以单篇稿件的“价格”为核心，通过调整稿件价格来左右相关种类稿件的供需情况，同时，通过难度加权和等级评定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控制和引导作用⑩。但绝大多数媒体是以数量为主，质量为辅，所以被称为“计件制”。这里的奥妙，据访谈者说，是因为媒体扩张后需要大量的稿件来填充版面，这导致了媒体产品普遍“浅轻薄”的现象。
为激励员工的积极性，底薪之间的职级差距被大大缩小，导致职称、年资、经验在媒体中失去了实际意义。多数媒体，尤其是市场化媒体，底薪被压低到只占一般记者收入的30%不到，甚至低于10%。比如，一个内地一线记者的底薪扣除“三金”后，一般只有几百元到一千多元，所以他必须不断地跑新闻才能赚够在城市中体面生活的收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新闻从业者将自己的工作称为“挣工分”。
同时，为了强化“压力传导”效应，许多媒体还采取了“末位淘汰制”，连续三个月处于末位的员工必须离职或重新选岗，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的不安全感。一些采取“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稿分制的媒体，员工的压力更大，离职率更高。这样的工作状态越来越偏离“知识分子”或“宣传干部”的身份，而更像被生存驱使的普通劳工。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媒体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挣工分制度，绩效化制度本身也有多种形式可选择。导致我国媒体采取计件绩效制的直接背景，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理目标所催生的GDP增长狂潮。它所带来的片面增长模式很快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造而席卷各个行业，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增长合法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效应。
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媒体与其他行业一样，不约而同地陷入了这种经济增长陷阱。媒体在保持“政治正确性”之外，评价体系独尊经济指标，评判一家媒体的“实力”和“影响力”，主要靠创收业绩。同时，市场化不断地推高媒体的产制成本，为了获得大产出，媒体竞相大手笔地投入。近些年来，电视媒体在制作娱乐节目、争夺电视剧首轮播映权等方面，耗资越来越大，这些节目所占用的时间和资金大大地排挤了公共服务类节目。媒体之间无止境的你争我夺，背后的驱动并非真正的生存危机，而是在职业价值被压抑之下所产生的单向的增长驱动。这种集体性的增长盲目性，反而制造了媒体集体性的生存焦虑，形成了一个谁也不敢跳出的生存陷阱。
对于媒体来说，“经济增长点”集中在媒体自身拥有的垄断资源——传播渠道上。从90年代中期开始，报纸不断地扩版、增刊，到增加子报；广电媒体不断地扩张频道、频率，以形成规模经济，为的是刊载更多内容吸引更多受众，以增加广告量。此前，各个省级台基本上维持一台一个频道/频率，现在都已扩张到十几甚至几十个频道/频率。这些扩张出来的媒体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填补时段/版面。而同时，媒体采取承包制/分频制，这就导致各家媒体为了增加积累而必须压低成本。受访的媒体管理者指出，压缩人工成本最好的、貌似最合理的、大家最能接受的方式就是挣工分，因为这可以以多劳多得的面貌取得员工的心理认同。实际上，整个用来分配的“蛋糕”大小掌握在媒体领导手里，貌似一些员工通过努力可以拿到很高的收入，但媒体管理层是以最低的成本支出拿到了最多的产品。
挣工分制度是中国独特的媒介市场化的产物，它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那么，在当前我国整体政治经济环境下，“挣工分”是一种怎样的政治？它产生了怎样的政治效应？这是作者要探讨的问题。
二、“挣工分”的政治
1.“工分”、功利和理想
在大多数受访者那里，挣工分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那些优秀记者，也不可能自外于其生存状况而抽象地践行新闻理想。一位颇有名气的记者在博客中直陈其工作压力和危机感：
“基本工资过低，逼得大家不得不疲于奔命。时下，不论你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几年，都得做一个苦逼的劳力去写啊写。否则，你只能拿到可怜的底薪。如果你渐渐老了，又没有在报社混到个中层或者你干脆不愿意做什么中层，三个月或半年不写稿子，你可能会被辞退。……这种薪酬构架，决定了现下中国的新闻业不得不成为一碗‘青春饭’……”(11)
底薪的高低与媒体的经营效益往往并不相关，而是一种组织控制策略。如华东的某省级电视台，效益居全国翘楚，但它新闻部记者的底薪水平却与其实力极不相称。该节目组中级职称记者的底薪1700元，去除“三金”后，拿到手的只有700多。大头在绩效，所以必须拼命跑。栏目组成员绩效收入一般在五六千元，高的在七八千元水平。考虑到当地城区两万元以上的房价，记者们声称是肯定不敢承担报道风险的。这个栏目组的受访者说道：
“我们一天要跑几个现场……产品低层次多，重复多，体力依赖大。大家都有这个‘跑’的能力，我如何脱颖而出呢？跑了几年了，这个要好好打算。一线记者不能做一辈子的，体力、精力都跟不上。”(JS电视台记者YT)
通过挣工分的组织策略，员工的积极性被高度激发出来，以填满为市场效益而扩展出来的版面和时段：
“绩效考核制度的组织目标就是让你多写稿。以前晚报的记者们一个月写8篇稿，现在我们要写80多篇，日均2-3条见报，25个工作日，日均3条见报是很正常的……”(武汉记者ZC)
计件薪酬制，如谢国雄所说，不仅计算着产品，也计算着一个又一个特殊的劳动者(12)。在日常工作中，当经济利益的计算须被放在头等考虑时，从业者们便发展出很多功利化的应对策略，以更快更多地发稿。一位上世纪80年代入行的省报老记者坦言，他必须改变以前爱琢磨的习惯，“每个月先把扔出去的粑粑(指基本奖金)拿回来再说”。他还指出，他们很多人喜欢把以前是一篇稿子的内容，拆成几篇发，这样能多挣几倍工分，比做深度一点的划算，做深要多花很多脑筋和时间。“因为是省委党报，以前记者们喜欢下去转转，现在大家都不愿下了，耽误时间，有这个功夫坐在家里可以写好几篇稿子了。”(省报ZH等)“有的记者经过精确计算后，甚至连一些红包都不要，一天多赶几个场子。因为如果一个红包才两三百块钱的话，那还不如多跑一个场子，多一条稿可以多挣几百。”(受访者CPY)许多管理者的访谈证实：“现在的记者一般来不及考虑稿件的深度，也不愿意做费时费力的东西，因为要考虑经济收益。”(LW等)
在挣工分的压力下，做新闻褪去了神圣的光环，被许多受访者描述为一项充满动感的体力活——“跑新闻”。在多数媒体里，那些快跑、多发的记者才是赢家。笔者有幸见过几家不同媒体的“扒分王”，都是些精明强干的30岁以下的年轻记者。他们的基本要诀是特别会揣摩编辑意图，怎么容易上版怎么写。他们都能很理性地处理事情，懂得把新闻理想与现实分开。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这几年趁年轻拼命跑，积累点人脉和经历，干几年就要做转行的打算。笔者在2008年接触的三位“扒分王”，在2011年底再联系时都已经跳槽。
其中一位曾经很得意地向笔者介绍说，他们部的人“倒一棵树都能写两千字”(受访者CRX)。因为是社会新闻部，每天去各种突发现场，本来就没有什么成就感，就更要在钱上多赚点。既然写越长工分越多，大家就拼命写。这位记者每月可以拿到一万多稿酬，在当地属于高收入。但是4年后，当他的个人经济压力缓解后，还是选择跳槽到某中央媒体的记者站。他自称，其实总收入是差不多的，也许还会略少，但记者站底薪更高，因而感觉更稳定。以前那种做新闻的方式让他很厌倦，很没有成就感，现在虽也说不上新闻理想，但至少换了个新鲜。他现在结婚了，不可能再像以前那么拼命跑了(CRX)。挣工分促使记者们的行为趋向功利化。
一位市报受访者讲述他们为什么喜欢写领导稿：“那么大家就拼命地揣摩编辑的意图嘛。你只有迎合他的意图，才能在报纸上发嘛。最好发的稿是谁的稿？肯定是领导的稿嘛。他写领导稿的时候就使劲地写长啊，因为领导稿好发嘛。那么其它稿他就不愿去写了，写了不好发啊。你怎么去做社会调查？怎么去写一些你想写的稿子？(某报部主任TL)
一位知名晚报的记者说道：“就像我们平时聊天，哎呀，我这一个礼拜只做了300块钱，你就感觉我们像老城隍庙地摊上的女营业员说的话。比如说有时你要去搞点调查，很辛苦，而且也没有红包拿，虽然是很好的稿子，但在这种机制下也不会有人去写。我们这里本意是说多劳多得，但是到后来大家就挑着多去写就行了。到后来，我们写得最多的人是光找通讯员，每天不出去采访，就坐着打电话采访。”(晚报记者LZ)
经济实“利”对新闻产制过程的规驯作用，是文化劳动商品化的普遍现象。林富美对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媒体的研究发现，在媒介组织采取绩效化薪酬策略后，媒体员工往往会在新闻判断、采写标准上主动迎合组织的发稿标准，新闻工作者的自主权被进一步削弱(13)。她指出，新闻商品化使新闻产制的“控制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由采编部门主控的新闻把关权力，被广告、营销、发行等不同部门、不同类型的权力瓜分，并且采编部门居处次要地位，一切都要服从利润这个“象征性暴力”(14)。其中，薪酬制度起到了将“结构”性的控制“落地”的作用。通过绩效考核制度，使员工主动地迎合媒体的赢利指针，放弃其专业自主权。潘忠党在讨论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主义时，也指出“经济实利在决定新闻采写的题材、角度、表现手法等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经常，记者、编辑们采写一篇报道的开始是揣摩到了“上面的精神”，同时又有获取经济实利的可能(15)。
我们的访谈材料表明，经济实利也是促使记者们采取“稳妥”、“不冒风险”的行为取向的原因之一。近些年来，舆论监督和“打擦边球”的报道数量减少，力度减弱，既有政治大环境的压力，也有媒体人普遍提高了“风险意识”而主动收缩专业权力的原因。受访记者们普遍的说法是：“舆论监督稿子我们一般是不做的，公关太多了，报道风险太大。稿子枪毙了是没有工分的。”(卫视记者YT)“我首先要保证选题能通过，对不对？”(受访者CY)“当确定一个选题，我首先衡量的是它的报道风险。”(受访者XH)很多受访者承认，记者个人也是屏蔽新闻的屏障。“许多新闻在记者手里就已经屏蔽掉了。”(受访者ZP等)媒体管理层也大多认同此说法。一位广电总台的负责人说，现在的记者都不愿做费时费力的调查报道，风险太大，一个电话来了就不能发了，只算一点工分，不划算(湖北广电LW)。一位省报部主任甚至对笔者谈到，“现在管理要轻松多了。以前我拜托他们不要做这些，有人就不听，现在就不用做思想工作了，写了发不了你就拿不到工分的。”(FX)笔者此前的一次全国媒体人调查也发现，当报道风险产生后，对当事记者进行经济及其他惩罚已成媒体惯例，这在媒体人中产生了很强的寒蝉效应，大家普遍地不敢冒险，使很多冲突性议题在记者手里已被遮蔽。(16)
我国宣传部门的禁令有两种：一种是明令禁止的禁令，一种是模糊型禁令。后者要求“报道要慎重”“不许炒作”“要采取积极稳妥的形式”等。受访者们指出，许多指令属于后一种，是“定神而不定形”的，“它其实不是不让你报，是要你拿捏分寸，不能出乱子，这是考验媒体人智能的时候。”(武汉记者ZY等)这种模糊型指令到了记者这里直接变成了禁令。为了安全起见，很多人干脆一刀切，凡是有指令的一律不碰。一位资深的受访者透露说，其实宣传部也对媒体的这种表现不满意，据说某位中央领导曾批评媒体说，你们是“自建庙宇自拜佛，我们是叫你们慎重报道，没让你们完全不报”(武汉受访者ZC等)。
我们的访谈发现，在领导意图与个人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合拍点，是记者们的常规行为模式。外部的压力和高层的想法可以通过调整分值轻松地贯彻下去。受访的媒体中层领导都承认，挣工分是很省事的管理办法，比起以前的说服性管理来，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位省报部主任接受访谈时说，“以前有些人吧，你叫他们这么那么叫不动，现在我不叫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JC)在一些实行层层承包制，权力下放到部门甚至制片人的媒体中，记者的工作细节能被栏目组长直接左右。如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制片人张洁曾经谈到，当他们的栏目改版，将访谈方式改成对抗式时，他就直接修订考核指标，把对抗性采访列进去赋予分值(17)。通过工分的设计，掺杂着管理者个人好恶的市场压力清晰地传导到一线采编人员身上，销蚀其新闻理想。一位效益不错的市级电视台记者描述道：
“领导会天天拿收视率来跟我们念紧箍咒的。采访专家，他要我们采访，可采访了人家说话慢了，它们就说这样会影响收视率，删掉……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工作。一个会议，非要我去开，然后就是一个工业的会，比如人家讲节能减排的，我出去费尽辛苦找了个工厂，说为了环保要关闭了，结果他们说都是工厂镜头，人家会用遥控器换掉的。”(苏州电视台NHXF)
就在三年后，恰恰是这位记者本人，由于工作出色，上片率高，出错少，被提拔到制片人岗位。如今她得心应手地重复着自己曾经厌恶的管理方式，把收视率要素细致地分解到记者的工分指标里。
挣工分更深层的政治意涵，是它规驯之下的意识形态效果。计件制不仅形塑了劳动的样态，而且形塑了一个个有着特定想法的劳动者，形塑了他们对自己和劳动的看法，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态(18)。工分不仅“计算”着一件件新闻产品，而且计算出了一个个高度功利化、理性化的新闻从业者。访谈显示，无论是记者本人还是管理层，“很现实”、“缺乏社会责任感”是他们对年轻一代新闻从业者的共同评价。上一代新闻工作者大多认为这是他们之间的代际差异：
“现在的这帮人不像我们以前了，太现实了，不爱钻。我们以前是好这口才来入这个行的。有激情做事，总想把事做得最好，总要琢磨……”(《皖江晚报》副总编LL)
“现在的这帮人，跟我们那时不一样，他们就是干活拿钱，不享受做新闻的这个过程。”(前《楚天都市报》某部主任XHW)
“年轻一代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非常功利，缺乏社会责任感，普遍都是雇员思想。我后来跟他们座谈过，对他们也很理解了，也不能怪他们，他们自己都没有职业安全感，哪儿还有干劲替别人打抱不平？”(湖北广电受访者LW)
很多年轻记者不仅认可“很现实”的说法，而且认为新闻工作本身就是一个职业、一个饭碗而已，没有什么崇高，跟其他的行当没什么区别，既然如此，大家这种“雇员心态”就很正常。
值得思考的是，当功利化成为意识形态，听话、不犯规的庸常状态便成为常态，理想主义、激情、责任感反倒成为这份职业不可承载之重。自1999年我国媒体进入市场化改革的第二阶段后，新闻记者群体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悄然转向，更趋于保守和功利(19)。无论是对于“专业人士”抑或“党的宣传工作者”，这种精神蜕变都大大地伤害了他们的职业认同。尤须提及的是，在我国的宏观政治经济体制尚不能支撑新闻专业主义的情境下，我国新闻专业化的表现恰恰来自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激情演绎。那么，当功利化成为意识形态，犬儒主义盛行，理想主义进一步退缩时，我国的新闻专业化土壤将更趋贫瘠。
2.产品、劳动与逃离
业内人士普遍焦虑的“天花板”现象，是指新闻从业者在收入和业务两方面都能很快到顶，此后便缺乏职业上升空间的窘况。市场力量驱使新闻产制的快速消费性，挣工分制度使这块“天花板”更加低矮，并更快地到来。挣工分制度使多跑、快发者成为赢家，新闻工作成为一桩更多依赖体力而更少依赖脑力的活儿。一个新人如果足够勤奋的活，在两三年内就可以在收入上超过工作多年的老记者，达到顶峰。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精力的减退，加之家庭的负担，如果继续留在采编一线的话，收入反而会下降，使生存受到威胁。同样，业务上的成长空间也十分逼仄，由于新闻产品普遍呈现出碎片化、肤浅化的产品样态，一个记者的业务能力在入行三五年内便可到顶，此后便是不断地重复自己，进行机械化、简单化的劳动，不可阻挡地被后来者超越。当“跑新闻”成为新闻工作的特质，也就意味着这个职业的不可持续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做新闻成了人人有后顾之忧的“青春饭”。
知名记者南香红在博客里写道：记者在中国很难作为一个终身的职业，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传媒人的共识……二十多年来，中国媒体和媒体人周而复始地动荡、流动，使记者成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职业，而年龄上限似乎不超过35岁。(20)
老记者消失的现象，是二十多年来媒体全面市场化和用工制度变革的结果。此前，媒体员工拥有稳定的事业编制，单位内部的晋升论资排辈。从业者们一辈子按照资历有节奏地爬升，职级和收入随着资历而增长。同时，因为没有绩效考核的压力，他们能够从容地积累自己的业务资本。“挣工分”改变了新闻劳动的样态。挣工分以“同稿同酬”的形式，抹杀了对记者年资、经验和成熟度的价值的承认，而使“跑新闻”成为新闻劳动的特质。当“跑新闻”成为新闻劳动的特质，新闻产品的样态也随之发生了质变。记者们的产出很少再是自己心目中的“作品”，而更多是肤浅、琐碎、缺乏深度和价值、快速更替的产品，业内人称为“快餐化”产品。林富美在台湾媒体中也观察到，新闻人“在赶工的压力下，新闻产制更趋向于轻、薄、短、小、弱智化的意义生产”(21)。这样的产品样态，自然无法容纳一个记者的成熟度和深度。当一个做了三年的记者与一个做了八年的记者产出一样的产品时，老记者是很难找到尊严的，他们必须以离开采编一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一位部门主任谈到：“它不需要专业，不需要专业知识。不像医生、律师，他需要专业知识，那么你在里面干的时间长的话，你的经验、你的专业就有优势。记者不是这样的，我们跟年轻记者是一样的，不需要你去深入地思考那些问题，你的稿子跟他写出来的是一样的，那你就不好意思再待了。”(TL)
许多受访者都谈到这种“不能”继续做记者的无奈：
“四五十岁还出去采访的话，经常会遭到年轻记者的嘲笑……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跑新闻是吧，就说明这个人没本事，爬不上去，是不是啊……”(上海媒体人JGZ)
“……那个记者估计是头发比较少了，去采访，一个小姑娘就说，哎呀，这么老了还做记者。我就感觉到新闻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因为你做的时间长，你就可能获得一个地位，或者那种地位感很强，不是那种时代了。因为现在新闻行业已变成了一个工厂，不断的有很多年轻人、新人冲进来，年轻人、大学生冲进新闻行业来。”(受访者SZD)
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原本是塑造媒介产品和新闻劳动样态的无形之手，透过内部的绩效化制度，它们更直接、更深入地参与到媒介产品形态和劳动样态的形塑中，锻造着职业的“天花板”。越是商品化氛围浓厚的媒体，往往职业“天花板”越低。在笔者调查的某省级电视台中，有几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四五十岁编导，都在新一轮的竞聘中主动“下岗”赋闲。顾及他们的贡献，再加上他们都属于事业编制的保护范围，台里以行政人员平均奖的待遇把他们暂时养起来。笔者了解到，他们之所以不愿参加栏目和频道负责人岗位的竞聘，是“因为电视台要抓钱，现在的节目都太商业化了、太碎片、太没价值，只为哄小市民笑笑，我们这种人在里面是根本没法待的。”(省电视台ZJ)笔者所做的一项电视节目质量研究亦发现，很多有抱负的电视人对目前电视台的过度商业化十分不满，认为有价值的节目创意很难被容纳(22)。
在我们的访谈中，随处可以体味到这种无处安放的价值感。一位记者感叹道“好新闻是做不出来的”，他说：
“大家在平常的交流中就很疑惑了，做了三年五年，有一种找不到前途的感觉……假如说……好的新闻我们能做了，我到四五十岁还继续做记者，我觉得还是会有成就感。可能我的一篇报道能够改变一些东西是吧，那么像这样一个变革，你就感觉到你自己呐，好像是参与到历史当中来了，但现在是很难的。”(《东方早报》记者JGZ)
这种新闻产制的政治效应在于，当新闻从业者们生产着一件件肤浅、琐碎的媒介消费品时，他们也同时生产着一个个随时可替代的自己，生产着自己的危机和困境。诚如林富美指出的，那些“轻、薄、短、小”、“弱智化”的文化产品，反过来压缩着专业职能的伸展空间，使专业权力更加难以主张(23)。
这种低端的产品样态对于劳动样态和劳动者的规驯，既符合斯科特所讨论的极端现代主义设计下的生产和生活将减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24)，从而削减其自主性的后果；又印证了布雷弗曼所讨论的“劳动者均质化”(25)的效应。当新闻工作沦为重复化、肤浅化、机械化、去技术化的简单操作，当它对于智力、知识、经验和成熟度的依赖大大减少，媒体从业者的工作自主权便会大大缩减。记者们运用知识和经验进行抗争的能力便会被削减以至于被剥夺，尤其当门外拥挤着新生的劳动力大军时。当下我国传媒产品的状况和媒体人的精神状况，正诠释了此一管控制度的政治意涵。
在劳动者均质化和人力资本削减的压力下，“老”记者们必须逃离，才能逃脱“跑新闻”的宿命，得到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同时也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但上升的路径十分逼仄，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单位内部升官，一条是跳槽。一位受访者告诉我们：
“实际上，当了副主任才叫上了岸。你当记者每天被人家考核，年复一年被一帮小年青吆来喝去，面子上也过不去，再说你也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你在这里就不行啊，你还得写稿啊采访啊，你还得生存啊。”(广州受访者WY)
二十多年来，绩效化制度消减了专业职级的实际价值，使得官位炙手可热。官位不仅意味着相对稳定的收入，还有相对安全的职业前景。但是僧多粥少，有限的位子早已被先行一步的年轻成功者们占满，后来者的官途愈发艰辛，许多人选择了跳槽，甚至转行。受访者指出，正是因为大家都想早些跳出挣工分的圈子，才导致年轻人之间的拼杀十分激烈。(ZYL等)
我国媒体中的“官”并不稳定。由于高层的人事任免由上级行政机关决定，中层管理者时时面临着重新洗牌的威胁。如果没有进入核心圈的话，中层的位置很不稳固。笔者调查的某省级电视台，每年以竞争上岗的方式重新进行栏目调整，中层管理者的位置经常随着栏目的撤销而自动消失。在官本位的价值氛围里，一个人重回采编岗是很失败很没面子的事，所以中层的压力也非常大。为了保住位子，中层必须一边紧跟领导，一边紧追市场。他们通过挣工分的机制，将两种压力传导到下面的采编人员。上述受访者中的两位，如今都已坐上了中层的位置，他们现在重复着老套的故事：政治上不出差池，经济上紧追市场。政治与经济、外部与内部、组织与个体，各方各层次的利益绵密地编织在挣工分的机制里。
3.价值、生存与归宿
上个世纪末为因应媒体“企业化运营”而进行的媒体用工制度改革，是要完成媒体人的身份转型：使之由“国家干部”转化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自由劳动者。为提高生产效率同时控制成本，媒体普遍实行了以计件绩效制为主的绩效化制度，使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压力和不安全感极大地提高。从经济上讲，市场化改革确实使媒体获益匪浅，媒体人的收入大大地提高了，很多市场化媒体人收入都超过其母报。在挣工分的制度下，年轻群体显然是经济获利最大者。然而，一个普遍现象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人员流动率往往也越高。以武汉地区为例，党媒的流动率很小，省报最小，十几年中除了升迁到政府部门外，很少有人离职。省报员工收入普遍低于其子报——《楚天都市报》。都市报和晚报相比，晚报流动率更小，原因是“晚报给记者的自由空间更大”(ZC等)。电视台中，老台湖北台的流动率远远小于1988年出生的经济台(现为湖北电视台经济频道)，但后者的经济效益高于前者。
当初的改革设计者们或许并未预计到，“身份”、“稳定”这些改革要着意破除的东西，在产业化深入之后，却成为许多媒体人寻求的归宿。被媒体人视为成功的行业内流动路线，是沿着从市场化媒体向大报大台、从行政级别低的媒体向更高级别媒体、从子报向母报的走向，即向权力靠拢。当人事制度改革剥离了新闻从业者对于国家的依附，挣工分的制度又将他们转化为新闻劳动力之后，对于稳定感与归宿感的追求在媒体人身上反而突显出来。
一位从业8年的晚报记者，一年前跳槽到了另一家省报集团下属的都市报。他告诉笔者，这样跳的原因是为了通过关系进入省报，以后过上安稳的生活。2012年初与笔者再联系时，他已离开都市报，跳槽到了一家中直机关所属媒体的驻鄂记者站，他说是看中了该报能给他解决中直机关的编制。类似的例子在从业5年以上的记者中不乏其人。前面提到的某报“扒分王”，后来跳槽到了新成立的央视记者站，还有一位从市场化媒体跳到了机关报，都是为了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受访的某市场化媒体部主任告诉笔者：转制对媒体人确实影响很大，现在有三条路可走，一条路是去大报，相对稳定，福利好一些，退休金高一些；一条是去国企等，薪酬高，年薪动辄几十万；一条是去政府机关，公务员待遇好，有保障，稳定。(CPY)这位受访者自己打算再过几年找个国企安顿下来。笔者还了解到如下事实：在2000年以前，湖北省政府机关有不少领导都将子女安排进入湖北电视台工作，2000年以后，这个现象再没出现过了，他们的亲属大多被安排进入国企和政府机关。
自90年代末以来，国家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和媒体市场化改革，将媒体从业者的身份与国家剥离，将其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者。然而悖论是，在市场化深入之后，在媒体陷入增长陷阱之后，媒体人却日益向权力靠拢以寻求归宿。这个趋向也正是媒体自身的走向。在国家内部的资源分配结构中，媒体的生存问题并不是主要危机，最重要的是片面增长导致的集体性生存焦虑，以至于把生存作为唯一目的。媒体普遍职业价值感失落，陷入了除经济增长之外无所依托的境地。这种“生存的唯一目的性”(26)，通过挣工分的管道，而传导在媒体从业者的日常劳动处境中；同时又通过媒介产品和劳动样态的相互规驯，进一步瓦解从业者专业自主的可能和欲望。就像媒体自身一样，在职业价值感难以获得、伦理支撑已十分脆弱的情况下，媒体人的“生存”目的性映显出来，它驱使媒体人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性选择。这种向利益的归依正契合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的权威行使特征。李汉林指出：如果说在过去的我国统治结构中，统治形式的向度主要表现在由命令权力到利益依赖的话，那么改革后的体制中，则出现了由利益依赖到命令权力的向度。但是，实现这种统治可以形成韦伯所说的“并不强迫个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对这种统治逆来顺受的义务”。因此，“这种特定的‘依仗利益’的统治以一定的个人‘自由行动’为特征，进而可以很顺利地逐步转为国家的权威统治，并且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的行政权力、官僚机构对‘下级’统治的权威体制相一致。”(27)在国家权力主导的市场化进程中，挣工分之于个体如同市场化之于媒体，都赋予了媒体利益和自由的形式。
一个社会的职业流动与权力分配、资源分配之间呈现出正向关系，因此从职业的流动中可以看出身份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信息，流动本身便是结构的产物(28)。二十多年来媒体人的职业流动轨迹，进一步印证了改革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国家权力日益强大而不是收缩的事实。许多媒体人离弃新闻职业的现象，说明新闻传播业的权力比从前大大地削弱了。
“挣工分”是我国媒体普遍采行的组织制度。它以一种经济利益驱动、个体行动自由的调控方式，取代了此前的硬性控制方式。通过分析我们看到，在当下的权力结构中，它产生了如下值得深思的政治效应：
第一，挣工分制度培育和强化了媒体从业者的功利化取向。当功利化成为意识形态，听话、不犯规的庸常状态便成为常规，理想主义、激情和责任反倒成为这份职业不可承载之重。无论对于“专业人士”还是对于“宣传干部”，这种取向都使其偏离其角色认同更远。
第二，挣工分制度下媒介产品和劳动样态的相互规驯，导致新闻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削减和劳动者均质化效应。这一方面削弱了从业者们运用知识和经验进行抗争的能力，进一步压缩了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自主权；另一方面也迫使媒体人将离开作为选择。这可以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内部官本位日益强盛的事实。挣工分制度使市场与政治权力更加绵密地交织在一起。
第三，与媒体市场化改革的初衷相背离的是，在市场化深入之后，媒体人却日愈向权力靠拢以求归宿感的实现。媒体人的职业流动轨迹，印证了这二十多年来国家权力的进一步增强，而媒体本身的权力却比从前更弱。挣工分的政治表明，以“依仗利益”和个人“行动自由”为特征的治理，可以顺利地转化为权威的行使。
(感谢《广州日报》记者周睿鸣、宜春学院尹瑛副教授协助完成部分访谈并提供参与观察材料。本文亦受到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方研究中心帮助。)
①(12)(18)谢国雄：《劳动力是什么样的商品：计件制与台湾劳动者主体性之型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4年第17期。
②本研究中的新闻从业者主要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媒体中从事新闻采编和相关管理工作的人员。
③⑤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④(19)周翼虎：《抗争与入笼：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悖论》，《新闻学研究》，2009年(总)第100期。
⑥魏文彬：《广播电视媒体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瓶颈与路径选择》，《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年第10期。
⑦《取消行政级别 搞活用人机制一我国将全面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人民日报》2000年6月10日。
⑧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04年版，第88-89页。
⑨大陆媒体绩效考核制度首先是在较早步入市场化的媒体中确立的，如《华西都市报》自1995年创办之初就开始摸索适合都市报的绩效考核制度，《广州日报》在1996年成立报业集团后也确立起一套绩效考核体系。此后，其他一些媒体也纷纷将绩效考核机制引入组织管理体系中，如《湖北日报》、《河南日报》、《南方日报》等均在2000年左右建立自己的量化考核制度。相关资料参见曹鹏、尹连根、王亚明、陈柏健、肖燕雄等人的研究。
⑩尹连根：《绩效考评在报纸采编中的调控功能——以南方日报为研究个案》，《新闻界》，2003年第4期。
(11)材料来源：http://blog.sina.com.cn/chuzhaoxin。
(13)林富美：《联合报系的薪酬策略》，《新闻学研究》，1997年第54期。
(14)(21)(23)林富美：《台湾新闻工作者与艺人：解析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劳动》，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43-64页。
(15)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再造》，《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16)夏倩芳、王艳：《“风险规避”逻辑下的新闻报道常规——对国内媒体社会冲突性议题采编流程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7)张志安：《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9-10页。
(20)南香红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nanxianghong。
(22)夏倩芳、管成云：《公共服务该如何做？——有关广播电视节目质量的公众访谈》，《现代传播》，2012年第1期。
(24)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胡搏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25)参见[美]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6)邱戈：《媒介身份论：中国媒体的身份危机和重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1-226页。
(27)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8)郑路：《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