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黄文化“与时俱进”精神的当代意义_文化论文

论延黄文化“与时俱进”精神的当代意义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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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2)04-0132-04

炎黄文化对“与时俱进”理念的表述及其传承

有关炎帝、黄帝的传说,究竟是关于人的传说还是神的传说,这需要深入的研究和严 谨的论证。然而,形成了传说的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形态。炎黄文化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是确实无疑的,它深刻地影响着汉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源头。它的内涵十分丰富,许多内容和形式至今仍然有着理论上和实践上的 重要意义。尤其是“与时俱进”的理念,是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重要原因,特别需 要发扬光大。

“与时俱进”这个理念生动地体现在远古传说里关于炎帝神农氏创农耕、开市场、尝 百草、兴医药并为之献身的开拓创新的实践活动中,也生动地体现在远古传说里关于黄 帝轩辕氏创舟车、建房屋、制衣裳、造文字、教人伦的开拓创新的实践活动中。这个理 论在理论上的表述,较早见之于《周易·乾卦》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意思是说,天的运行刚强劲健,君子也应如此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又指出:君子“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指积聚沛然刚健的阳气而成的天,意思是说,君子应如天之 然健强振作不已,追随时光向前发展的精神。《周易·丰卦》中还指出:“日中则昃, 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意思是说,太阳正居中天 必将西斜,月亮圆满盈盛必将亏蚀;天地自然中的盈满亏虚,都是伴随时间的变化而更 替着消亡与生息的,作为人就更应该具有这种精神[1]。古人从对天体运行和社会变动 的长期观察中感悟到人的思想和行为应该“与时偕行”、“与时消息”,这是很合乎情 理的。太史公司马谈对黄老学术作过如下概述:“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 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 多。”[2]虽然司马谈这里总结的是汉初黄老之学为基础的新道家思想,但就上述炎帝 、黄帝创农耕、教人伦等实践活动看,从黄帝、炎帝率部落由陕西沿黄河向山西、河南 、河北的大迁移的实践活动看,以及从黄帝同炎帝之间由战争到和平的大变动的实践活 动看,炎黄时期的哲人从大量的、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形成“与时迁移”的理念, 也应该是无疑的。司马谈所说的“与时迁移”,显然与《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 、“与时消息”的理念相一致,都是指圣贤君子所思和所为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 变化而有所进取、有所创新,而不能墨守成规、停滞不前,无所作为。

在中国文化里,“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是修身养性中同一级别的两个重要德目 。“与时俱进”才能“开拓创新”,反之亦然。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包涵。因此,使用 “与时俱进”一说时,就兼含着“开拓创新”之义。犹如司马谈所说的“与时迁移,应 物变化”,后者指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即顺应时势有所进取、有所创新,而这层意 思已经包含在“与时迁移”的内涵之中。《周易·系辞》中指出:“日新之为盛德”。 意思就是说,圣贤君子的“德”就在于变化不息,不断更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3] 。黄老以来,许多文典都发挥了炎黄文化中的上述理念,并定位为君子为人处事、修身 养性的至要精神、态度和德行。例如,《礼记·大学》中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隋书·杨约传》中写道:“自古贤人君子,莫不与时消息以避祸 患。”宋代思想家何坦在《西畴老人常言》中讲:君子必“循序而进,与日俱新。”《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提出:“君子之学必日新”,要有“扩前圣所未发”的精神和 态度[3]。这些名句格言与炎黄文化中“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和“与时迁移”的 理念一脉相承,都是倡导“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精神的。同这种理念对立和相反的是 “与时沉浮”或“与世俯仰”。指的是因循守旧,随波逐流,随俗应付。韩愈曾指出: “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 传也。”他认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他的学生问他:圣贤的书 ,文辞各不相同该学什么?他答道:“师其意,不师其辞。”意思是要学其精神,加以 运用,而不可只背诵辞句[4]。在传统思想道德修养中,仁人志士、贤达君子都十分重 视“与时偕行”、“与时消息”、“与时迁移”的修炼,而不齿于“与时沉浮”、“与 世俯仰”,要求自己用功深入而有所建树,开拓创新而决不因循蹈袭前人轨辙。到了现 代,“与时俱进”成了我国的一条成语。这依然是对炎黄文化中“与时偕行”、“与时 消息”、“与时迁移”理念的传承。梁实秋在散文《盆景》中写道:“我多年来飘泊四 方,所见盆景亦夥,南北各地无处无之,而技艺之精则均与时俱进。”[5]这是说,好 的盆景制作者懂得,人们对盆景的玩赏水平是不断提高的,因此栽植盆景的技艺也必须 与时俱进。

炎黄文化开辟的中华文化的先河,凭着与时俱进的理念,流淌到了21世纪。2001年,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 论品质。”[6]使用“与时俱进”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可谓用词精确贴切, 用意殚精极虑。它既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得到深刻的揭示,指明了我们对待马克思 主义应有的正确态度,又使炎黄文化中“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和“与时迁移”的 理念承继下来的“与时俱进”的理念获得了最新的时代精神。用“与时俱进”这个理念 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深刻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融性、互 补性。犹如当年毛泽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实事求是”这个理念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思 想路线那样,使马克思主义更具中国化,更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使我们的干部更清 楚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综上所述,可以说始于炎黄文化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世代相传而经久不衰,非常重要 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理念。凭着这种理念,中华民族数千 年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凭着这种理念,当代的炎黄子孙、当代的中华民族正在阔 步前进,开创一个崭新的盛世。

弘扬炎黄文化“与时俱进”的理念,进一步贯彻落实好党的思想路线

江泽民“七一”讲话中阐述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自炎黄文化以来中国文化发 展的最新成果、最新形态。它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党的思想路线。江泽民2002 年5月视察四川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 线,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他还强调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 本思想武器。”[7]我们研究和弘扬炎黄文化中“与时俱进”的理念将促进我们贯彻和 落实好“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尤其是贯彻和落实好党的思想路线。

首先,炎黄文化“与时俱进”的理念要求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包括以正 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并不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是由它自身的科学性、先进性和 开放性这些本质属性决定的。然而,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与时俱进”的理念有相通之 处。炎黄文化中固有的“与时偕行”、“与时消息”和“与时迁移”等理念,包含着要 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身和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这种态度就是,既是继往传承的 ,又是进取发展的;既保持自身好的特点,又开放吸取外来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才 使黄老之学以后,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以朱熹为代表 的理学等等,可谓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不断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正因为如此, 唐朝吸取了外来的佛教,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明、清时期吸取了传教士传播的西方 科学技术,培育了中国新一代科技人才。到了现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 主义,并使之中国化,形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由此可见,以炎黄文化中已有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精神、 态度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就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挥最大的价值、最大的功效 。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内在的本质因素也要求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它。马克思主义 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依据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和原则,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我们弘扬炎黄文化“与时俱进”的精 神,恰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

其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念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十 分重要的联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为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也必须落实到“与时俱 进、开拓创新”上去。也就是说,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做到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二者具有途径与目的的辩证关系。

1978年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针对当时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处在僵化 或半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不解放思想,我们党“就不能前进”,我们党的“生 机就停止了”。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才能使我们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并进 一步“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显然,他强调解放思想是有很强目的性的。如果为解放思 想而解放思想,那么“解放思想”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邓小平多次讲:“解放思想必 须真正解决问题……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 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8]关于“实事求是”,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作过精 辟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 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 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 们行动的向导。”[9]显然,“实事求是”是个认识阶段,是指导我们去了解和掌握客 观规律的。我们也不能停留在这个认识阶段上,而必须进一步在实践中去开拓创新,去 成就新的事业,否则“实事求是”也失去了实际意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适应国情与时代、形势与任 务的要求而向前发展,始终兴旺发达。”[6]

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联系起来、统一起来加以理解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和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在当 今国内外时势急剧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的党 员干部特别需要具备并自觉提高“与时俱进”这种极其重要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这 是时代的要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更好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要 求。

复次,党的思想路线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最本质的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党 幼年时期并没有自觉提出这个问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29年起草古田会议 决议和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时,才开始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提出了“调 查和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口号[10]。但很可惜,它被当时的党中央 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在1938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 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 ’发刊词》一文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口号[11] 。到延安整风时,我们党才完全确立起明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 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8]正是依靠了这四个大字,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初步建设社会主义的节节胜利。但很可惜,我们党后来犯了造 成“十年内乱”的严重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这条思想路线。“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复出,力挽狂澜,纠正错误,批判“两个凡是”,在思想路线方 面先后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等口号, 最后概括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8]。从表面上、形式上看,只是在“实事求是” 前面加上了“解放思想”四个字,但功力极深,意义极大。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 思想理论上的创新,完全恢复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我们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如今,我们党、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历史上空前的机 遇和挑战,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更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正是在 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多次论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意义。今年5月 底,他又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强调“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 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7]历史证明,党的思想路线的针对性、理论形式也是变 化和发展的。我们应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联系起来、 统一起来理解。在历史性时刻提出历史性口号对推动历史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出“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时如此,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口号时也如此。 进入21世纪,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个新时代新口号,必将极 大地推动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大进展,必将再造振兴中华的新的历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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