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儿童的天性开展教育——兼论陈鹤琴儿童教育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儿童教育论文,天性论文,儿童论文,兼论陈鹤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童年与人类的精神 关于人的一生，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衡量到底哪个阶段是最好的。相应地，通俗的看法是，人的儿童期或者少年期是好的。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他还说：“有德行的君子，便是那种不失却婴儿天真纯朴之心的人。”（《孟子·离娄下》）我们以婴幼儿作为人的最纯真的形态，教育往往希望人一辈子都能够保持赤子之心。儿童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婴幼儿的纯真来说话。 中国民间有一个关于人的一生的故事，大致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活80岁的话，他每个阶段的日子的意思是不一样的：第一个20年过人的日子。这个阶段，他为自己活着，或者说，别人为了他的生活而活着，最主要的是，人能够为自己活着。第二个20年过牛的日子。人一旦成家立业，就得上为老、下为小地过日子了，像一头牛那样，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第三个20年过狗的日子。到了这个阶段，人像一只狗一样为儿女守家，换碗饭吃。第四个20年过猴子的日子。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显得高寿的样子，似乎受人羡慕，这个也来看看，那个也来看看，到头来却是看猴子。 所以，人的一生如果有80年的时间，他的前20年无忧无虑，吃喝玩乐，后来就像牛一样辛苦劳作，再后来像狗一样地待在家里，给孩子们看家做饭，最后像猴子一样地被人耍。只是，似乎在这个教育普及的年代，孩子一生下来，就不能为自己活着了，他不懂得教育是什么意思，就得无条件地接受教育。实际上，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已经被“绑架”到幼儿园或者学校了。在今天的儿童教育中，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使儿童体验人生呢？其中一个方式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儿童聆听故事，就是亲历人生。“亲历‘事件’是儿童理解生活世界的最本初的方式，但儿童亲身经历的事件是极其有限的。语言作为生活世界的摹本，为儿童通过语言来理解生活世界提供了条件，聆听故事是儿童理解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聆听故事是一个主动的再体验过程，它通过心理重演让事件再次发生，让事件自己活动并在自我运动中显示自身。以故事说生活是儿童语言教育的本质。”[1] 使儿童体验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用诗歌教育儿童，譬如，专家用的“将唐诗教育回归到养护灵性的层面，唐诗才能真正发挥其无可替代的原型作用。这就需要教育者摆正自己的施教意图和心态，教孩子读诗，不仅是学习知识，更别忘了感悟智慧、养护灵性，切不可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而扼杀了更多的智慧和灵性”。[2] 二、儿童成为教育的天性与宗教基石 我们的儿童教育，可能有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考问，譬如，教育中确实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得到认真考问的，或者说是很难研究的，那就是人的天性问题。我们的教育经验使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下功夫去教育一些孩子（人），就是不能把他（她）改变多少。我们对这样的儿童，除了怀疑或者改进我们的教育手段与想法以外，就是要研究儿童的天性中有没有教育不能改变的东西。或者说，教育能够改变儿童改变到什么样的境界。所以儿童应该是整个教育学存在的基石，因为一切教育理论，都生发于儿童，这个“儿童”，是天性的、感性的、欲望的、知性的、理性的儿童，我们的儿童教育就是与儿童的天性、感性、欲望、知性、理性的交锋。这个“交锋”，更多的是柔和的、温润的、甜言蜜语的、和风细雨的，尽管有时也会是粗野的、暴风骤雨的。实际上，当代的儿童教育似乎是局限在家庭与幼儿园和学校里的童话世界一般，甜言蜜语与和风细雨的成分太多了，暴风骤雨的成分太少了，而社会上每天都有暴风骤雨。那么，这里说的儿童，既包括婴儿、幼儿，也包括少年，儿童教育相应地既包括学前教育，也包括小学教育。 西方的幼儿园教育，多是把孩子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机构或者社会场景中去“观察”“巡视”“体验”，我们的孩子都是关在人为的“安全屋”里，实际上是准学生，不是幼儿。西方的那种幼儿教育实践，似乎更接近于人性意义上的情境。因为儿童看到的是实际的生活场景，而不是我们这种专门为儿童圈起来的“羊圈”，我们希望把“豺狼与野狗”挡在“羊圈”外面，但儿童总是要走出“羊圈”的。我们的儿童教育，应该考虑把儿童带到能够看到“豺狼与野狗”出没的地方，看到“豺狼与野狗”的活动。 在这个时代，儿童是家庭的精神支柱，我们对儿童的“服从”成为生活的根本意义了，儿童成为我们服从的绝对律令。我们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权威的服从，都不是真心的服从，只有家庭对孩子的服从，才是发自心底的服从。在教育普及的时代，教育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儿童未来的生活由教育支撑。而当代教育的核心是儿童，本来教育的核心应该是整个社会，不仅有学校教育，而且还应该有社会教育。在这种畸形的教育观中，更加凸显出儿童的中心地位了。 当我们的教育有比较大的疑问的时候，我们应叩问两个问题：一是儿童，一是儿童的天性。所以，当代教育学应该重新以儿童和儿童的天性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三、几种可能的儿童观 关于儿童，大致有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就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是很幼稚的，像一张白纸一样。儿童的一切总需要仰赖成年人，成年人当然是儿童的老师，成年人不仅要供给他们衣食，而且要教育他们成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儿童是人的原型，是本真的人，不是矫饰的人。在学问的意义上，儿童更像是哲学家，儿童说的话成年人往往说不出来。因此，成年人应该向儿童学习，儿童是成年人的老师。 柏拉图借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说，人具有人性、神性和兽性，“所谓美好的和可敬的事物乃是那些能使我们天性中兽性部分受制于人性部分（或可更确切地说受制于神性部分）的事物，而丑恶和卑下的事物乃是那些使我们天性中的温驯部分受奴役于野性部分的事物”。[3]人性论永远是所有教育的基础，儿童实际上才是人的原型，也是人性论的原型意义。我们的儿童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把人的灵魂说作为自己的学问基础，这也是我们的教育学脱胎于哲学、却不如哲学厚重的原因，“从苏格拉底起，哲学家们更是自觉地用灵魂的特性、功能、作用来解释论证自己的本体论知识论和政治伦理学说，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柏拉图所谓的灵魂，实际上就是运动和生命的原则。这里的运动不仅是一般的物理意义上的运动变化，更重要的是自身具有的主动和能动力量”。[4] 关于儿童另外一个用得比较广泛的说法，则是与成人的类比：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一般的人倾向于认为儿童是天使，不容易接受儿童是魔鬼的说法。如果成年人中有魔鬼的话，我们既要考问人性中有没有魔鬼的因子，又要考问我们的教育有没有把人教得邪恶。如果人性中有魔鬼的因子，那个魔鬼的因子当然也在儿童的灵魂之中。至少我们的感受是，儿童并不总是可爱的，或者，儿童并不在每一时刻都是天使。或者说，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把儿童当作天使，否则人世间就没有虐待儿童的事情了。西方电影中，经常会有一些关于儿童邪恶的话题，尽管那些电影看起来叫人的精神很难受，又不能不承认那样的事情，即使是假设的，也有相当的道理。所以，教育的儿童观，或者以儿童为基石的教育观，还远远没有形成。 一般的人大概知道西方文化中“人有原罪”的说法，就是《圣经》中说的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犯下的第一罪。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听从蛇的引诱而偷吃禁果。而偷吃禁果这一行为之所以被认定为（犯）罪，是因为这一行为背弃了上帝的吩咐而听从了比人自己低级的存在者的诱惑”。[5]“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人类从那时开始便失去了乐园。“奥古斯丁指出，尽管最初的人性是纯洁无邪的，但是自从亚当堕落以后，人性就被注定成为有罪的和邪恶的。作为对人类始祖亚当所犯罪过的公正惩罚，上帝使人由原来与天使一样不朽而变成有死的，并且将人逐出乐园，让其遭受各种自然的灾难和病痛。因此亚当的犯罪导致了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是败坏了人的本性，二是将人抛入到病痛、死亡、灾害等各种现实苦难中（这些苦难被说成是上帝对亚当所犯罪过的一种公正惩罚），这就是‘原罪’的具体含义。”[6] 四、一个研究范式：儿童是我们生命的共同体 中国近代以来儿童教育学最成功的研究范式，是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20世纪的研究范式。“范式”这个概念是英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已为我国学术界广泛使用。作为儿童教育和儿童心理学领域，我们最自豪的是，库恩的“范式”概念居然与儿童心理学有关系：“一个偶然碰到的脚注导致我注意到J.皮亚杰（Jean Piaget）的实验，皮亚杰通过这些实验既阐明了成长中的孩子的不同世界，也阐明了从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7]但是，“范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范式”有21种含义，殊难界定。“范式本处于自然科学语境下，引申至人文科学领域以后，其义接近于图式（Schema）或者模式（Pattern）。余英时认为‘范式’具体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即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问题。”[8]陈鹤琴先生所建立的儿童教育研究范式，从广义和狭义的范式两方面，今天都应该重新重视起来。 我们一直说儿童是成人的老师，儿童是哲学家。实际上，这个说法的实践早就开始了。在现代教育（学）的体系中，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就是把他的儿子陈一鸣当作哲学家那样来研究，譬如，陈鹤琴把与他儿子陈一鸣的谈话和活动，当作与教育家和哲学家的对话，成就了陈鹤琴的许多著作。“小孩子是生来好动的，以游戏为生命的”[9]，这是陈鹤琴儿童教育理论中的一个支柱性的理论，同时也是儿童教育学的一个理论基石。陈鹤琴的名著《家庭教育学》，就是用一个一个儿童的活动与谈话，演绎出一个一个的教育原则。例如，陈鹤琴在阐述“游戏式的教育法”时，以他跟儿子的交流为例，认为对儿童的教育应该用儿童喜欢的游戏方法来进行。陈鹤琴认为，小孩子是很喜欢游戏的。做父母的能够利用他这种心理，以游戏式的方法去教训他，他没有不喜欢听你的话的。[10] 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研究，是现代教育研究的一个成功的范式。就今天来说，陈鹤琴的《家庭教育学》应该有三个意义：年轻的父母和教师，可以拿《家庭教育学》当作“应急的武器”；对教育愿意用心的人，可以拿《家庭教育学》当作“实用教育学”，借以知道在儿童身上怎么运用教育的道理；从事教育理论学习和研究的人，可以拿《家庭教育学》当作教育研究范式和教育理论实践的榜样，来生发出时代的教育学。 当代教育研究者与父母也应该像陈鹤琴先生那样，把自己的学生与孩子当作与自己一起研究的哲学家，也就是在老师、家长与孩子之间，形成双向的师生关系——成年人是儿童的老师，儿童也是成年人的老师，成年人在儿童身上发现了某种精神，那么，儿童就是成年人的老师，而不仅仅是成年人的孩子或者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