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深化文化哲学研究——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维度论文,整体性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正迎来一个整体性发展时代，其突出表征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正在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互相影响的客观进程与趋势，尤其是以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全球化进程，使当今世界的发展图景愈来愈呈现出整体联动态势，从而愈加清晰地展示了这种整体性世界图景。
正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这是一种“格式塔”的转型过程。在19世纪以技术理性为中心的时代，人类往往忽视了事物之间潜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一点在人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个人、机构、家庭、民族、社团、城市、地区、国家、大洲、世界，这些要素之间无一不产生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英国学者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曾经把“文化”定义为：“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他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备的能力和习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在《文化模式》一书中也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她认为，所谓整体并非单纯是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结果，它所带来的是一个新的实体。
这些思想见解，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因此，我们对于当代世界文化的理解，必须要有一种整体意识，更应该以一种整体意识去关注世界、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关注文化的发展——这也是当代文化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文化哲学作为人类文化整体时代的一种哲学表现形式，它应该体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思辨哲学传统与自下而上的经验哲学传统的辩证综合。在这种综合中，文化哲学预示着人类活动方式的重大转折：传统哲学侧重于解答人类认识活动的本原、根据和手段，主要探寻认识如何可能？怎样达到认识和实践的目的？等等；而文化哲学则以检讨人类文化创造的结果为起点，主要回答当代文化实践的价值、文化对人类生活的规范意义、文化进步与时代精神的关系，以及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等等。显然，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对人类文化活动及其结果的系统反思形式，它并非是“文化”与“哲学”的简单组合，而应将其看成是一种具有逻辑内在联系、表达和反映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哲学形态一方面通过对人文精神的反思构筑各种具体文化理论研究的学理基础，为具体审视各种文化实践提供基本的价值参照；另一方面则把目光投向包括科学、宗教、伦理、语言、艺术在内的全部文化生活世界，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中追踪生活、表达理想。
文化是人的主体性的体现，是人类所独有的生命存在方式，文化的发展表征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动态联系，因此也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历史表达。所以，文化哲学作为技术与人文、理性与价值的对接，不是通过文化的某一层面来表达人类的理想与进步，而是通过人类文化创造的整体性价值来表达人类的理想与进步。这种文化的整体性进步并非简单的文化积累，而是一个复杂的文化选择过程。人类历史的每一次进展，一方面为现实人生营造了新的物的结构，产生了更多的物质产品，因而都再一次地满足了人的无止境的物的要求；另一方面，历史的进步也意味着人类对物的异化的消解，对人作为自由存在的发现，对人与人关系合理性的提升和与这种关系对物的交换的扬弃。而当历史表现为物的增值的同时，也表现了文化的胜利，用马克思的话说——表现了人向真正人的回归。总之，从文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看，可以说，文化哲学就是对主体文化创造自由的确认与解答。
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这样一种价值诉求出发，我们看到了文化哲学研究广阔的发展前景。具体说来，文化哲学对整体性的关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呼唤有机和谐的世界文化时代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人类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应仅仅被物质和技术所充斥，而应该洋溢一种健康的文化精神。加拿大学者保罗·谢弗(D.Paul Schafer)在《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一书中指出，人类正在迎来一个“文化时代”而代之以即将过去的“经济时代”。文化时代到来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整体化转变、环境保护运动、人类需求的新认识、为平等的斗争、认同之必要性、对于生活质量的追求、对创造力的重视，以及文化作为世界上一股重要影响力的兴起。他强调：“这样一个时代的主要结果是，在其包括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高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1] (P9)。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此起彼伏的战争冲突和技术对人文的肢解，我们的确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对文化时代的呼唤。西方技术理性精神过于强调对立变动的一面，因而造成了工业社会阶段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分裂，进而带来了生态平衡的破坏，更加深了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矛盾。因此，中国面向世界所提出的“和谐世界”新理念，是对这种文化时代所作出的准确判断。“和谐世界”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可以说是和谐文化的呼唤。它强调国家、地区、集团之间应该和平共处，在经济上强调互惠互利，共赢、共荣；在文化上鼓励文明的对话，主张不同文明求同存异，相互学习。这个理念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也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强调要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见，“和谐世界”理念与人类追求进步、发展的普遍愿望是相通的，呼唤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有机和谐为内在意蕴的新文化时代，对于维护人类精神平衡，造就一种以和谐、自由为最高境界的理想人格具有积极的意义。
马克思当年曾经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 (P102)面对即将到来的文化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将是一个有机的文化时代，不论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有机统一、综合平衡的重要性都将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和而不同，世界文化才更有创造的活力。
(二)自觉倡导并认同普遍文化价值理念
普遍文化价值是确保当代人类整体发展的内在精神，只有自觉坚守和认同这种普遍文化价值，世界文化图景才不至于被涣散。人是一种类存在物，现代知识和技术越发展，越可能使人类忘记自己的存在之根，人类可能越容易淡化彼此之间的精神联系。因此，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我们必须自觉去培育人类的普遍文化价值。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文化正经历着空前的文化整合。通过文化整合，把各种分散的、孤立的、甚至冲突的文化价值力量整合为一种凝结着人类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理想的力量，从而使人类的文化实践行为充溢着一种健康自觉的人文精神关怀。进一步看，这种文化整合不仅要超越具体的价值和目的，而且在整合过程中，还要抵消、同化及融合那些具体的文化价值和目的，使其顺乎人类整体的文化运作而成为一种文化实践合力。这种文化实践合力作为一种超越性的人类文化理想，反过来将对各种具体的文化实践行为和文化形态具有价值导引的作用。
所谓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从根本上说，就是有利于人类整体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它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文化交往中所恪守的基本原则，如尊重人的现实生存、善待人的生活世界、保障平等发展，等等。自觉倡导人类普遍文化价值，是人类整体化发展时代的必然选择。它作为文化的理想维度，它并不是在经验层面实际发挥作用的，而是在理念信念层面对人们的文化实践给予某种引导、规范和启示。换句话说，人类普遍文化价值是人类文化实践的理想维度，是居于文化的精神内核而对现实文化实践的一种导引和提升。
人类普遍文化价值诉求有两个向度：一是在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倡导人类社会必须认同也可以认同的某些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它应该受到全人类的普遍尊重，具有超越民族、文化、宗教的普遍约束力；二是应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传统在走向普遍文化价值中所能发挥的特殊作用，尊重世界各个民族文化创造的权力。简言之，人类普遍文化价值追求的是，在尊重各种文化传统的价值基础上发掘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价值思想资源，建构用来解决当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生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文化理念。
时至今日，人类尚未达成为世界各个民族所共同认可的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所作的不懈追求，更不应成为我们拒绝人类普遍文化价值的理由。作为一种文化理想，人类普遍文化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从来都是其不懈追求的目标之一。人类始终生活在同一块大地上，这种共同的生存环境，可能是人类在价值层面达于普遍性思维的客观物质前提。当人们形成一种人类存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意识时，就有可能和必要达成全球性价值立场的相对一致，从而形成某种程度上共享的人类文化价值观。这种人类文化价值观正是我们确立一种普遍主义文化理想的世界性视景的基础。
那么，人类普遍文化价值应该如何达成呢？首先，应该谋求一种建立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公共理性，如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人类和平等。这种公共理性是在多元文化的沟通与共识前提下形成的，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其次，人类普遍文化价值所诉求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起码的而不是最优化、最理想化的理念，如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平等与宽容、维护世界和平等。最后，人类普遍文化价值所诉求的理念是跨文化、跨地域的人们可以在特定的生活条件下共同认可和践行的公度性理念，如风俗、礼仪、传统等。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人类普遍文化价值，其基本诉求是当代世界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与建设。因为只有首先确立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立场，进而把各种特殊的文化形态视为这种普遍文化理想的具体表达，各个特殊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才有可能达成。人类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人类普遍文化价值作为人类文化的理想维度，客观上将引导着人类的现实文化实践，并且在普遍主义立场共识基础之上寻求各个特殊的文化的富有个性的发展。
(三)保持技术与精神的平衡，成为“完整的人”
马克思当年曾经憧憬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 (P123)。这里所讲的“完整的人”，即是指技术与精神的平衡。塑造“完整的人”，是人类整体性发展实践的最终目标。
现代生活极大地拓展了人的物质技术空间，同时，人的精神空间也在不断地在被物欲所填充。在一个工业化、技术化的社会里，如何保持物质技术与精神情感之间的平衡协调，使人不至于沦为“单向度”的工具，这一严重问题日益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海德格尔曾指出，现代技术以“预置”(Bestellen)的方式展示物、构造世界。预置就是为着单纯的目的、留取单纯的功能、指向单纯的存在者的某种关系网络，它原则上不考虑丰富而复杂的物之物性的保有，使得“物”都成了“设置物”(Bestand)。当信息时代的来临使人类的物质生活范围和内容大大扩展，可我们却也逐渐意识到，信息的充斥导致了生活中直接经验的退却。在技术与商业合谋构筑的规则、范畴、程式中，人们真正的内在世界被遮蔽了，随之被隔离的是传统生活世界对人类精神的“人道关怀”。这样，在追求物质与技术的路上，人不经意地丢失了本真自我，并导致自我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现代与传统之间渐行渐远的疏离。
对于“工具”，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全面的人性，从而使工具在对对象世界的创造中展示出复杂多样的文化规定性，从各个方面展示人类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境，从根本上说并非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不足，而在于对自身的无知，即还没有充分认识人作为主体性存在，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人类已拥有令人目眩的大量知识，但在对人的存在、行动和幸福最为重要的领域，我们却往往缺乏深层次的思考。人认识外物的知识与体悟内心的知识的不和谐，造成了人所应有的内在力量、能力和智慧与关于自身所达到的认识之间的巨大落差。要想摆脱人类的困境，就必须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来一次彻底的变革。在马克思看来，文化的进步说到底是人的进步，这种文化与人的进步是通过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同时展开的，向外表现为技术世界和文化符号的形式，向内则是人的实践的诸感觉(视、听、嗅、味、触、思维、观照、意志、爱等等)的质的生成。在这种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协调一致中，人们“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3] (P166)。对于技术的物化态度在客观上导致了人与自然的隔绝，人无法实现自己的真正本质。这种价值目标的单一化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目标的单一化，社会所希冀的丰富多彩文化发展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我们在使用技术时，必须仔细考察技术的目的性，考察人对技术的文化态度。人之作为主体性存在，技术理性只是其规定性之一，它并不完全代表人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的，因此，必须在更广泛的视野中拓展人的主体价值。着眼于“完整的人”塑造，我们的教育理念不仅要有“认知目标”，更要有“情意目标”；不仅着眼于智力开发，更要致力于人格的全面培养——培养个体的健康情感、塑造个体的健全人格、开发个体的各种潜力。总之，教育应把社会的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结合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说，我们要把中国的现代化理解为一种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应把培养人的主体自觉意识(具体表现为诸如民主意识、生存环境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作首要任务来抓，从而使全体公民以一种健康开放的心态走向未来。
总之，时代的发展要求文化哲学思考必须诉诸一种整体性视野，在对不同领域文化发展现实的考察与分析中，注意将它们放到人类文化实践总体过程中来凸显其应有的人文价值，以期达到在对人类文化总体价值通观把握的基础上，预示人类文化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人类文化的价值整合提供方法，从而使人的文化实践具有高度的目的性与自觉性。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4-0340)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04BZX0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