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视角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模式论文,温州论文,视角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9-6000（2008）03-0067-06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他从制度史学的角度提出了他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轨迹的路径依赖。而格瑞夫进一步发展了诺斯的理论，指出制度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过去的制度、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特征相互作用，定型了现行制度及其演进。
同时诺斯也指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使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变窄的过程，经济政治制度可能进入良性循环，也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决定制度变迁轨迹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报酬递增，另一个是由于显著的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尤其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市场制度不健全，而区域壁垒森严，不完全的市场导致交易成本被显著提高。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变迁逐渐被得到重视。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史晋川及谢瑞平（2002）认为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变迁方式是密不可分的[1]。吕晓刚（2003）认为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不同致使制度创新的绩效呈现较大的地区差距[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两种非常典型的模式。而对于这两种模式的研究，观点分歧较为严重，角度也很多。张一力（2006）认为温州和苏州的区域人力资本结构分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包括“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最终将殊途同归地向双高型演进[3]。窦开龙（2003）提出清晰的产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发展无固定的模式，民营经济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4]。施端宁及陈乃车（2000）认为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来看，依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5]。张卫国（2006）则认为“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在一定限度内是有效率的[6]。而相对来说，对于两地制度变迁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于非正式制度在两者发展中的作用。本文即根据制度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来寻找导致两种模式制度选择出现差别的原因，两种模式发展轨迹的差异及原因并对现状层面进行分析。
1 制度变迁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作用机制分析
1.1 经济转型期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两种模式
苏南模式的雏形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在改革开放前就有了一定的基础。1980年代中后期，苏南集体经济基本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1990年代中后期，经过产权改革，乡镇企业集体经济在整个经济所占的比重迅速下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外资的北移，苏南区域经济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但是“新苏南模式”出现分化，如常熟学习温州模式，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江阴板块”以上市公司为主体，苏州则形成了典型的外资驱动型。
温州模式形成于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4年国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政策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由于产权清晰，以及温州人特有的经商之道，民营经济异常活跃。从1980年代产生到1990年代前半期，温州模式的发展受到诸多的政治约束，因此其每一次跨越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变化紧密相关。但自进入21世纪，一方面其发展受到广泛的认可和鼓励，另一方面其固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要素难以为继、人员资本大量外流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温州的持续繁荣发展，如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如何适应市场对企业规模化的要求，是温州面临的重要问题。“新温州模式”的出现，反映了市场对于企业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经营全球化的要求。
1.2 制度变迁对两种模式产生的作用分析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都产生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但是特点鲜明，苏南模式以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主，产业选择上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而温州模式以家庭工业和私营经济为主，产业选择上多以如锁具、打火机等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产业为主。模式产生差别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首先，文化背景的差别导致两地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别。苏南是典型的儒家文化，重教而不重商，“君子重义，小人重利”。这种文化背景非常不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育，而加强了苏南专业人力资本结构。温州深受“永嘉学派”的影响，崇尚个人主义，冒险精神。这种文化非常有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育。但是由于不重视教育，专业人力资本相对不足。
其次，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都深受原有计划意识的影响。在传统公有制的意识形态下，崇尚集体，而不崇尚个人。私有制是不允许存在和发展的，乡镇企业选择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而温州发展初期，也大多采取“挂靠”和“戴红帽”等策略，来规避政治风险。但温州由于三面靠山、一面临海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且交通闭塞，文化背景与苏南不同，使其受中央计划经济的影响较小，只要政策稍稍松动，这里的民间经济活动就活跃起来。
再次，政府在模式形成发展中作用不同。苏南政府主导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而温州政府则采取”无为而治”。苏南由于临近上海、南京等特大城市，受政府影响较大，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有其特殊优势。受当时计划经济的影响，乡镇企业不在国家、省计划框架之内，单凭自身力量经营困难重重，不仅原料必须寻找计划外的途径，产品也必须通过非计划的手段去销售。而当时的社区政府，无论在市场资源还是非市场资源的动员和组织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为乡镇企业提供资金信贷担保，人事信用担保，管理着集体财产并控制着税收，成为社区社会资源的主要支配者。由于国家对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扶持，社区政府存在着强烈的动机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导致政府承担了企业家应该承担的角色，主导企业的发展。
而温州由于靠近台湾海峡，属于战略前沿，国家极少将重大项目投在温州，国有经济比重较小。同时也导致当地政府无力发展经济，当地居民客观上对政府改善生活不抱希望。而政府也采取对民间经济的发展无为而治，客观上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所从事的行业多为小商品行业，这种行业的选择和温州早期面临的形势有关。在最初改革的几年，私营经济是违法的，因此，企业大多采取“挂靠”等策略。在计划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没有银行贷款，没有原料来源和市场的情况下，温州企业犹如在夹缝中生存，所选择的产业是那些进入门槛很低的行业。因此有学者称之为“缝隙经济”[7]。
1.3 制度变迁对两种模式发展演化的作用分析
1.3.1 制度变迁的动因
进入1990年代，由于国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总体经济形势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以及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苏南乡镇企业制度的先发优势不在。本身产权不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乡镇企业效益下降甚至亏损。1990年代初期，政府开始对企业逐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企业规模较小，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在这种背景下，温州企业之间开始进行改革，从家庭工业到合伙制再到股份有限公司。无不反映了市场对于企业规模化经营的客观要求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对国家政策的主动适应。
1990年代中后期，国家侧重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相对滞后。区域自我保护，区域封闭严重，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不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温州政府采取的无为而治，导致经济扩张过程中交易成本较高。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基于地缘、血缘的行业协会、商会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交易中的风险，内化外部交易成本，适应了当时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规范行业秩序的作用，促进了温州专业化市场的形成。
1.3.2 制度变迁的主体
苏南乡镇企业变迁的主体包括上级政府以及社区政府、企业管理者、社区居民和企业职工，可以简化为政府、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职工三个层面。虽然从所有权上来说，乡镇企业属于集体所有，但是人人都有就等于人人都没有，企业职工及社区居民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地位，很少参与制度变迁，处于一个被动接受的地位，为变迁的次级行动集团。而企业经营者掌握企业的管理权，有参与变迁获得利益的动机，变迁的“潜在利润”吸引着他们，使他们积极同政府博弈。但是对于经营者来说，制度变迁的成本太高，无力推动改革的实施。而政府作为企业实际的掌管者，是企业实际的控制者。各级政府在整个制度变迁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从方案酝酿、出台、实施，到科技创新、外资引进方面都起主要作用。因此，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集团。
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主体则为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家）。一旦国家政策出现松动，“潜在利润”的出现，吸引微观经济主体主动进行改革以获取收益。因此温州的发展受国家总体解放思想的成本和风险的影响，而与国家政策的变化显著相关。双轨制时期国家每一次大的思想解放都带来温州经济的急速发展。
1.3.3 制度变迁的类型
从乡镇企业制度变迁类型上来说。苏南地区由于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尤其在改革初期，政府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开展改革。因此，苏南乡镇企业的制度变迁属于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一方面可降低制度变迁的组织成本和协调成本，因而效率较高；另一方面政府能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推进制度变迁，能以自己的“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温州地区人口压力大，耕地匮乏，交通不便。加之改革开放前处于战争前沿，国家投资较少，因此不可能产生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制度变迁。初始阶段，为减少政治成本而挂靠集体所有制企业，十三大以后又随着政策的放宽，纷纷创建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成立有限公司，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推动着温州模式的发展。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的个体、私营企业等市场力量，属于需求诱致制度的变迁。
1.4 制度变迁对于两种模式发展绩效的作用分析
苏南模式的变迁，从开始的乡镇集体企业，到后来的承包制、租赁制，再到后来的股份制企业，改制围绕着企业产权而展开。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问题的困扰，造成乡镇企业效率低下，犯了同国有企业一样的毛病。苏南政府主导企业发展和制度变迁，改革开放初期的这种制度安排暂时解决了苏南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短缺问题，但是政府承担了本来不应由政府承担的事项，造成了路径依赖，强化了选择效应。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发育被抑制了，更多的投资集中于专业人力资本而不是企业家人力资本，造成了专业人力资本不断加强而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落后的局面。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有自己的要求，主导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客观上造成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政府拿走了较大的一部分，造成相对的“官富民穷”。
而温州制度变迁属于诱致性，必然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最终导致制度创新速度放缓。1990年代中期以后在正式制度方面鲜见温州有大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两代企业家所成长的区域性商业文化背景相同，所拥有的“地方知识”相同，所了解熟悉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同，所依赖的市场网络也相同。它一方面使得温州人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因为，对温州人而言，进入新的行业即意味着进入一个以非温州人为主的分工体系和市场网络，将可能承担更大的机会成本及经营风险。总的来说，制度变迁总的预期成本大于总的预期收益，导致温州人固守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附加值低的产业，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强市场型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代际锁定”现象。
新苏南模式则是对原有苏南模式的扬弃和跨越，属于局部突变和总体渐变的变迁，苏南浓厚的儒家文化、高素质的劳动力、官本位的传统使其再次突变，外资由珠三角向长三角转移为其提供了历史机遇，并成为新苏南模式的主要构成。
新温州模式是在原温州模式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属于渐进式变迁，突破了原来那种以家庭工厂、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反映了市场对企业规模化、产品品牌化、经营全球化的一种自发选择。在我国经济逐渐与国际经济接轨以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下，温州企业自觉调整产权结构，进行企业重组改制，是企业实现内部化交易成本和提升竞争力的自发要求。
对于新苏南模式和新温州模式的发展，我们从一个时间断面来分析两者的绩效。从大部分数据上来说，苏州明显高于温州，反映了政府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短时间的高效性。验证了“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推动市场进程短时间是有效率的”观点。另一方面苏州三资企业产值高达54.67％，说明苏州是典型的外资推动型。而外资不像民营经济那样有很强的根植性，且外资的区位选择也非常重视经济发展速度，也将为苏南后来的发展带来了问题。比较典型的是，新苏南模式虽然带来三倍于温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但并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同比例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比温州还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仅比温州高一点，利润中的大部分被三资企业所拿走，因此有人称苏州模式为“打工经济”或“只长骨头不长肉”。新温州模式虽然经济总量上与苏州有较大差距，但是民营企业具有很强的根植性，将会带来温州经济持续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温州居民收入相对苏州较高，也说明温州发展的成果属于民间，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2 启示
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通过对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常典型的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探讨模式产生的原因，发现非正式制度，即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政府角色等决定了两种模式的产生。发展模式的不同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两地不同的发展路径、发展前景。而不同的产权制度带来了不同的发展绩效，民营经济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不能完全复制某个地区的模式，而需要将先进的模式制度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探寻最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
（2）模糊产权已经被证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明晰的产权更能带动生产发展的积极性。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的方向应该是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发展可谓“殊途同归”。
（3）与外资企业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更深的根植性，更能够促进本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得到更多的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存在很多自身难以解决的外部性，有可能进入锁定状态，难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困境，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支持。
（4）在我国总体制度变迁中，政府居于主体地位，行政命令式的改革、决策显现了政府本身的局限性。因此，在进一步制度创新中，政府—方面要退出微观经济管理领域，主要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限制其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另一方面，应该给予企业一部分“话语权”，听取企业对于改革的意见，有效的“博弈”制度能够促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使制度变迁更具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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