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几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大开发论文,西部论文,模式论文,经济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0）04—0031—03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正值我国进入农业结构调整和即将加入 WTO的关键时期。这项从国家经济发展高度出发的重大战略举措，无疑将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鉴于经济发展中区域的不平衡性，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理论模式。然而这些理论模式能否以及如何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发挥适用性，将是本文的基本探讨点。
一、有关区域不平衡性的几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模式
（一）、新古典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新古典区域均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英国经济学家斯旺、米德等人提出来的，主要采取传统的静态分析法。假设前提是：1 ）生产中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它们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资本——产出比可变；2）市场是完全竞争型的，价格机制起重要调节作用。 依据假设条件，他们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和技术三个要素。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区域规模报酬和技术进步条件不变，那么，尽管各区域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但工资、利润是由劳动、资本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利益机制会使劳动力从低工资区域流向高工资区域，资本则会从低资本收益率的高工资区域流向高资本收益率的低工资区域，最后使各要素收益平均化，必然导致各地区经济均衡增长或平衡发展。新古典区域均衡增长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克服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增长问题，人们可以通过调节资本、劳动的配合比例来改变资本——产出比，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可调节性。同时，它改变了发展经济学中盛行一时的“唯资本论”的观点，也推动了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二）、“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以刘易斯模型较为著名（其他如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乔根森模型）。刘易斯模型又叫“无限剩余劳动”模型（因刘易斯1954年发表在《曼彻斯特学报》上的著名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而得名）。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由一个广大的但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一个弱小的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组成。他认为，经济结构的这种二元性是不发达区域的普遍共性。传统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存在着只有极低的，低到零甚至负数生产率的“剩余劳动”，而现代工业部门中的劳动生产率却远比农业部门为高。
按照刘易斯的定义，所谓“剩余劳动”是指这样的一部分劳动：把这部分劳动去掉之后，即使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产出量也不减少。因此，这部分劳动形式上是就业的，但实际上在生产中并未起任何作用，是隐蔽的、伪装的失业。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的条件下，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很低，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
在这样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工业部门中工人的工资是由农业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的，一般来说略高于农民的收入。因此，当工业部门增雇工人时，就会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个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关键因素是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工业部门不断把储蓄转化为投资，新资本形成，从而吸收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也得到更多的利润。这一过程反复进行下去，直到工业部门扩张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干净。此时，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相应提高，工业部门要想获得更多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这样，整个经济就摆脱了低水平均衡陷阱，而转变成为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
按照上述线索，刘易斯把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劳动无限供给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稀缺，劳动过剩，劳动者的收入取决于其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剩余全部归资本所有者。第二阶段是当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之后，所有生产要素都稀缺时，这时工人和农民的收入都取决于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地区还处于第一阶段。
刘易斯模型的建立之所以受到普遍的重视，是因为：1 ）他的“二元经济”模型强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2 ）把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三）、“发展极”理论
1955年，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首先提出“发展极”理论。所谓“发展极”理论，佩鲁认为，它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贸易、金融、信息、交通运输、服务决策中心；即发展极恰是一个“磁场极”一样，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从而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要形成“发展极”，佩鲁指出，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1 ）必须在该区域有足够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因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他们具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能够不断地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由于他们的作用，不仅使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能不断发展，而且能通过影响而产生一批追随和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即称之为“增长企业”。这些“增长企业”在“发展极”的影响和作用下，又可以形成一种“增长中心”。2）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 这就是要求“发展极”所在区域或城市不仅要聚集一定数量的企业、部门，而且这些企业、部门还必须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技术、人才等，形成较大的生产规模，并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3 ）必须有适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发展极”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机器设备、熟练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及基础设施等，也就是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
二、几种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适用性探讨
上文提到的几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是否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适用性，关键之处在于西部地区的客观现实是否与这几种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立条件相符合。具体分析如下：
（一）“新古典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不具适用性
新古典区域均衡增长理论与我国西部地区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不符合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可从三个主要方面分析：1 ）错误地把欠发达地区看成是一元性的同质经济。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西部突出的问题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2）错误地假设欠发达地区统一市场已建立、市场体系完善、 市场机制成熟，从而把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经济结构均衡增长直接联系起来； 3）错误地抽象了规模效益和技术进步这两个重要因素，似乎仅供求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的高低和平均化。实际上，在西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技术条件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
（二）“二元经济”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适用性
1、存在广大的但较为落后的传统农业部们。 现代划分意义上的西部地区（从“七五”计划开始）有500多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总面积一半以上，主要包括陕、甘、宁、滇、黔、川、渝、青、新、藏等十个省级行政区。但该地区长期农业发展速度缓慢，主要表现为：1 ）现有耕地中70%的土地是中低产田，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的81.5%； 2）全区水利化程度为32%；贵州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达31%，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保灌面积（已达到70%～80%以上的水平）。农村机耕面积占全国的8.54%，机播、机收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0.025%、0.099%； 3）云南、广西平均两年一次旱灾，贵州旱灾频率为67.7%，而四川基本上年年都有；4）农业以粮食为主、追求自给自足，云南、贵州、 广西三省粮食还不太能自给；畜牧业、食品加工业相对落后。
2、城市工业部门的现代化整体水平弱小。 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表明：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将大体经历“农业——工业国”（即工业化起步阶段）；“工业——农业国”（即工业化形成阶段）和“工业国”（包括农业化的形成）等阶段。就全国而言已进入工业化形成阶段，若干地区，如：江、浙、辽、粤诸省和京、津、沪等区域已经进入“工业——农业国”阶段中后期。但西部大部分地区仍以粗放经营的传统农业为主，从总体上讲，西部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大约占西部总面积3／4的区域，工业化刚刚起步，有的民族地区甚至没有开始。西部城市消费水平约为全国平均数的80%和东部沿海地区的50%左右；人均工业总产值为429元／人，人均重工业总产值为262元／人，均只占全国人均值的47%。因此，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化要比其他地区困难得多。
3、大量“剩余劳动”存在。西部地区人口有2.03亿， 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5。据统计，2000年该地区农村有2000多万剩余劳动力尚待转移，约占全国1／3。而西部11个省区的老少边穷地区就占全区的44.4%。
由此看出，西部地区明显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二元经济”理论在西部地区有着充分的成立条件。
（三）“发展极”理论在西部地区的适用性
1、优厚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增长基础。西部有富庶的四川盆地、 关中地区，尤其在近西部地区，如陕西、甘肃的东部和东南部、宁夏银川平原地区、四川盆地、云南都是很好的地方，与中部地带的山西、湖北、湖南、江西在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等基础上没有多大差别。而且西南地区在核工业、电子、微电子工业、光学玻璃等方面，起步较早，有较好的基础和骨干企业。能源重化工和部分加工工业，集中先进的生产要素，较快地形成了一批专门化程度高、外辐射能力强的工业行业，并为全国核工业、宇航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能够产生吸引和辐射作用的“发展极”存在。在全国工业38 个大门类中，重庆就拥有33个，它作为大西南经济活动东西交汇的桥头堡，已经跨入了“世界超级城市”的大门。成都现在是中国四大电子工业生产基地之一，是西南最大的民航运输中心和邮电交换中心。它不仅是西南旅游线的中转地，还是西南最大的教育中心和科研基地。以重庆、成都为依托，带动了绵阳、德阳、宜宾、自贡、南充等十几个城市在内的城市群落。以贵阳为中心，辐射着遵义、安顺、六盘水等黔中城市群落。此外，“四季春城”昆明、“东方日内瓦”大理、“交通要塞”西安以及“中国最宽敞的城市”拉萨无不发挥“磁场极”一样的作用。
这些也充分说明了佩鲁的“发展极”理论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适用性。
鉴于以上，在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适用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为“二元经济”理论和“发展极”理论。针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客观现实，这两种理论是择一实施，还是综合运用？在此浅作如下探讨：
1、运用“不平衡发展战略”。 这即是要求既要重视解决西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实现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又要加速“发展极”进程，充分发展、发挥大中城市和企业的优势，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空间，并以此产生辐射作用。也就是说，西部大开发中要把“二元经济”和“发展极”理论综合运用，不能“遍地开花”。
2、培育传统农业部门的“发展极”。 “发展极”理论不应只局限于城市和企业，而是要向传统农业延伸，形成西部各地区大农业中的“本土化”优势，使农业部门在西部大开发中形成“发展极”且发挥其辐射作用，以此解决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严重状况，促进农工业协调发展。
3、 西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银行、保险、证券三者的联合问题，在此提出，诚望有上上之选。
如是，西部大开发必然能谱写出新世纪的壮丽篇章。
收稿日期：2000—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