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集团接受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观动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探析论文,战线论文,主观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6年11月，薄一波与阎锡山、赵戴文等人的第一次会晤和薄一波提出的“约法三章”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国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阎日矛盾加剧；红军东征使阎蒋矛盾、阎共矛盾激化。此时，阎锡山集团面临着抗日还是和日、联共还是反共、拥蒋还是拒蒋的重大选择。另一方面是由于阎锡山集团存在接受中共统战政策的主观可能性，即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和一定的民族意识。这时，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改变策略，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了大力地争取，最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特殊形式的上层战线的建立。
（一）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
1.“中的哲学”思想的内涵。“中的哲学”又叫“二的哲学”，既是阎锡山个人立身处世的哲学思想，更是他统治山西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阎认为中国儒家传统之道即是“中”。“中为不偏之意，不只不偏于恶，且不偏于善；……”[1]“中”与仁合在一起，是天人合一之道，就是儒道。第二，“中”为宇宙本体，宇宙本体为“宇宙万象之母，万象皆由本体而来，且万象均是得‘中’则成，失‘中’则毁，反证宇宙本体为‘中’，故‘中’是天道，亦是人道”[2]。第三，“中”是不偏，不过，不及。“不偏是个部位的定点，不过，不及，是个程度的定点。处理一切的人事，能不偏，不过，不及，人类即有幸福而无祸害，人生即能得到美善。”[3]第四，“中”即负责任，做好事。能负起责任，做好事情的，即谓之“执中”。第五，“中的哲学”的出发点是“自存自固”，主张“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第六，“母理”“子理”说与“矛盾对销律”、“三一权衡律”。阎把世间的“事理”区分为“母理”和“子理”。他认为：“‘母理’是‘超时空’的、永恒不变的，能够‘创造理论’、‘改造环境’；‘子理’则只能顺从环境，是随时随地而变的。但‘子理’之变是为合乎‘母理’而变的。”[4]阎在肯定了“母理”“子理”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是不是”、“该不该”、“能不能”三原则，作为认识事物、判断问题的思维方法。他认为永恒不变的“母理”“定事之该不该”，而随时随地可变的“子理”则“衡事之能不能”。由此推理便得出了“矛盾对销律”和“三一权衡律”两个定律。阎认为事物都有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在矛盾的事物中求对，正确的做法“必须矛盾对销以得中。”这样才符合“互助互爱的人类原则”，把事情办好。“三一权衡律”是指把矛盾双方看作是两个“一”，而把矛盾双方折中、调和起来，就出现了第三个“一”，也就是“三一”。前两个“一”都“对销”了，只有这“三一”才是“真一”，才是权衡事物的标准。
阎锡山“中的哲学”思想的实质，即“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
2.“中的哲学”思想的体现。“中的哲学”思想在处世方法上体现为“二的分析法和二的做法”。他认为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内部包含着相反的因素。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如他常说的：“人是有理性的，要待人以君子；人是有欲性的，要防人以小人。分辨人的理性与欲性，是二的分析方法；既待之以君子，又防之以小人，是二的做法。”[5]根据这种思想，他在干部任用上，总不使权利过分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使他们互相牵制。如阎在文官与武官之间、不同派系之间制造矛盾，一方面重用武官邱仰睿，邱倾向南京势力，另一方面又重用开放的文官李冠洋，李是本地势力。对邱派，他说：“对南京咱们要靠。”对李派，他则说：“咱们与他们不同。”[6]用武官，在一个部队里也要用两个互不和睦的。对省政府各厅长的任命也是如此。这样，阎便可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让其互相牵制、监督和竞赛，他就可以收到“兼听则明”和“扣两端而用其中”的效果，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中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则是阎的反共哲学。这是由其阶级本质所决定的。阎为了维护并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竭力反共。
总之，阎“中的哲学”思想，追求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判断事物的标准模棱两可，让人琢磨不透。左右逢源、见风使舵、随机应变、狡兔三窟等，都是阎对“中的哲学”的绝好运用。阎之所以能成为民国史上的“不倒翁”，是由于“中的哲学”对其进行理论指导的结果。
既然说“中的哲学”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是阎的反共哲学，那么为什么又说“中的哲学”思想为阎接受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呢？“中的哲学”思想是阎的生存哲学和生存之道，阎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必然反共。面对中共、日本、蒋介石集团这三种力量，如何摆脱窘境、求得“自存自固”就成为阎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抉择。来自中共方面的是“拉”，是团结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来自日本方面的是“打”，是侵略中国，变中国当然包括山西为其殖民地；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则是“吞”，是排斥异己，吞并山西这块地盘。此时，阎运用其“中的哲学”，反复权衡他与这三种力量的利弊得失：降日会使他招致汉奸的骂名，身败名裂；迎蒋又非己所愿；抗日虽可落个民族英雄的美名，但自己又缺乏足够的力量；拒蒋也是自己力所不及的。阎认为，为了山西的“存在”，必须抗日、拒蒋，而抗日、拒蒋则必须寻找新的暂时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因此，阎的“中的哲学”思想成为阎集团接受中共统战政策的理论依据，为阎集团接受中共统战政策提供了主观可能性。
（二）阎锡山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
1.辛亥革命前后阎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曾受过中国传统爱国思想和康梁变法思想影响的阎在青年时代，亲眼目睹了晚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事失利、外交无能、又竭力反对变革现状的黑暗现实，已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
最能体现阎早年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一件事，当数1909年阎毕业回国绕道朝鲜旅行之所见而引发的感慨。“是年三月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归途绕道朝鲜，经汉城，偶见朝鲜人任高级官员者往来官署，多循墙俯行，且屡向后窥视，伏如鼠之畏猫。日本人上下马车，以朝鲜人代足蹬。及入旅馆后，朝鲜籍记者来访，知先生为中国人，欲言而止，含泪而出。至平壤见一崭新大楼，获知系妓女学校，深感亡国之民，其生命、财产、人格及廉耻，均不得自保，写有朝鲜见闻录。辛亥革命后，即提出‘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等标语，以作警惕。”[7]为进一步使全省人民以目睹事实自警警人，曾发动山西各界人士组织韩国参观团，由冯曦领导，前往韩国参观。他们于回国后曾将参观报告印发并散发给山西全省人民，以使山西人民对亡国惨痛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8]。
在推翻满清贵族统治，从而结束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阎能够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在山西进行革命。对此，孙中山曾作了高度评价：“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18行省亦当感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9]
2.“九·一入事变”后到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发布前，阎一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众所周知，20世纪20、30年代，阎在与中央政权、地方军阀分庭抗礼、争权夺利的过程中，被全国政界公认为亲日派，多次依靠和借助日本势力，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然而，华北事变后，日本试图从山西攫取更多利益，以致于严重威胁到阎在山西的“自存自固”。于是，阎对日本不再妥协，表现出一定的反侵略性和爱国情结。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打着支持中国地方“自治”的旗号，妄图诱使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从中国分离出去，使之投靠日本，达到不战而夺取华北的目的。这就直接触犯了阎的利益。与此同时，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扩张，华北的铁路、航空、工矿业、商贸和金融的大部分已逐渐被日本垄断资本所控制，尤其是日本日益严重的武装走私活动带来日本廉价商品的大量倾销，这就直接触犯了阎独占山西和发展官僚垄断资本的利益。阎日关系由先前的友好逐渐转向紧张。然而，阎感到日本实力强大，与它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不抵抗又怕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成为误国害民的千古罪人。此时，阎怀着一个矛盾的心态，处于一种何去何从的两难境地。尽管如此，他已开始考虑摆脱民族危机的出路问题。1935年6月30日，阎在进山校友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今天说的是救国问题。现在来说救国，未免有点太迟了。可是迟了也要救，也要说。尤其是因为迟了，更应当救，更应当说。”[10]何去“救国”？阎根据其一贯遵循的“中的哲学”，去寻找一个所谓“恰到好处”的解决途径，即所谓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之路——“自强”。中国如何才能“自强”？阎认为：“所谓以非常法求自强者：一、加速度以缩短年限；二、加强度以增进效率。”“所谓加速度、加强度，由正面说，是使做甚的务甚；由反面说，是使做甚不务甚的感受不安。……故今日首应以非常法激励中国人之责任心，俾物质建设有因可期，富强文明有路可寻，此其一。……以非常之法组织训练之，使多数人民能用于自强图存，此其二。……以非常方法以求发达自然科学之捷径……此其三。”[11]这样，中国才能自强自存。尽管当时阎并未下定决心去抗日，但他毕竟已深感日本鲸吞华北的野心，深感“弱国保全体面致祸无底”，“弱国之官不如强国之奴，弱国家者罪甚大矣”[12]，并且已经在考虑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以挽救民族危机。尽管这一措施从实质上体现了阎对日抱有一种畏惧、回避的心态，即“避开抗日”，不过，他毕竟把“救国”、“救亡”和“自强”提到其议事日程上来了，并感到已经非常紧迫，“时不我与”。
阎在有了上述“救国”、“救亡”和“自强”的言论与思想的同时，也将其付诸了一定的行动。在1935年后半年发生的华北事变中，对于日本让阎担任“华北五省自治联合政府主席”的多次软硬兼施的游说，阎不为所动，并在报上发表公开信，揭穿日本企图在20年内征服全中国的阴谋。阎还给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写信，表明自己不为日本人的拉拢所动摇。与此同时，阎在南起娘子关，经龙泉关、平型关沿晋绥东部省境修筑起绵长的国防工事。
1936年初，日本在占领了与山西唇齿相依的察哈尔之后，又直接策划内蒙与中国分离，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5月又正式成立了“伪蒙古军政府”，阎在内蒙的势力被彻底驱逐出来。紧接着日本又于4、5月间开始积极唆使德王、李守信等向绥远进犯。因绥远是阎管区，这样，日本就等于与阎发生了正面冲突。尤其令阎感到直接威胁的是，日本对山西本身的觊觎。对此种危急局势，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阎在1936年1月1日的遗呈中写道：“今日国家首要之事，为决定国策。盖国策为政策之依据。……应规定三十年防守国策，盖非能防守不足以自存。根据以上国策，应定自力更生为政策。”为此，“非集中人力，发展物力不可”。在同日阎所写的《应付国难之我见》一文中又写道：“我所谓国难，有目前之国难，与将来日俄战争时之国难。目前之国难，重在日本；将来之国难，重在苏俄。”“应付现在之国难，须避免瓦解与夹击；应付将来之国难，须能自存与自固。……欲解决此四个问题，老实言之，只有自强之一途。不能自强，靠国联无益，靠英美亦无益，亲日无益，亲俄亦无益；若能自强，国联可靠，英美亦可靠，亲俄有益，亲日亦未尝无益。……国难临头而言自强，固属已迟，迟虽迟矣，但舍此尚别无良法。”如何达到“自强”？“只有加速度且加强度的发展物力，集中人力。换言之，即在社会方面，应解决土地问题……；在经济方面，应实施物产证券……；而在政治方面，尤应规定公务员之贻误罪，以加速加强政治之效能。”接着，在具体谈及每一方面应如何做的时候，阎提出“应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育民众并武装民众，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变成一块胶石的民众。”阎在1936年1月1日写的遗呈、遗令及《应付国难之我见》一文中，曾四次提到“应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育民众并武装民众，将一盘散沙的民众变成一块胶石的民众。”这就表明在民族存亡、华北存亡、山西存亡的关头，阎已认识到民众的伟力，并试图组织、训练、教育并武装民众为其所用。这就体现出阎一定的民族自救意识和爱国情结，表明阎的思想已发生了有利于抗日并能够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喜变化。这就为1936年11月中共与阎集团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然而，在当时日本已逐渐攫取华北主权、觊觎山西的危急关头，阎不是选择立即抗日、牺牲救国，而是主张“自强”、大搞建设，这无异于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试想国亡了，还谈何搞建设。由此可以看出，阎表现出的进步是有限度的。这是由其阶级本质和“中的哲学”思想所决定的。
主观上存在一定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的阎，面对着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这样一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消灭异己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包括山西的进一步侵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红军东征促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山西民众的反阎情绪日益高涨。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处于“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阎，面临着政治上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此时，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分析并把握了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看到了作为阎集团核心人物的阎锡山主观上存在的一定的进步性，于是，适时改变了对阎锡山集团的策略，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统战工作，最终促成了山西特殊形式的上层战线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