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次序视角下的东亚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次序论文,视角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东亚合作①的探讨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从法理上讲，东亚一体化次序具有“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突出特征。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国家间的制度性合作，而东亚对货币合作机制的探索先于其对贸易一体化安排的推进。这迥异于欧洲从共同市场向货币同盟演进的传统范式。那么东亚能否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的一体化次序模式？东亚一体化次序本身对未来合作的走势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一体化次序视角的东亚合作研究，不仅将有助于丰富现有的区域合作理论，而且对于诊断东亚合作的症结、预测合作趋势具有积极意义。
一、既有研究范式及本文分析框架
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于1961年出版的《经济一体化理论》被公认为一体化次序理论的开山之作。在该书中，巴拉萨给出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即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包括货币、财政、社会和反周期政策的统一）。③这五种形式间实际存在层次递进关系。因此，尽管未使用“阶段”一词，巴拉萨的划分已成为一体化次序的演进范式。威廉·莫勒（Willem Molle）进一步扩展了巴拉萨的一体化次序理论。他从市场和政策两个维度对一体化的动态形式进行了划分。具体来看，市场一体化包括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政策一体化则包括经济同盟、货币同盟、经济和货币同盟、政治同盟。④帕特里克·克劳利（Patrick M.Crowley）对一体化形式给出了更为详尽的分类，它们是区域性自给自足（regional autarky）、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货币同盟、财政同盟和政治同盟。在他看来，东亚目前的双边自贸协定属于区域性自给自足这一最为初级的一体化形式，而欧洲政治同盟的最终实现离不开财政同盟的铺垫。⑤
随着一体化形式分类的逐步详尽，学界开始探讨一体化次序的可能模式。主流学者认为，区域一体化遵循着从贸易一体化向货币同盟过渡的自然演进过程。具体来看，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考察了不同国家经济自由化的最优次序。他指出，贸易部门的自由化必然出现在资本账户自由化之前。⑥伊藤大雄（Hiro Ito）从实证角度进一步证明了麦金农关于一国经济自由化最优次序的假设。他发现，跨境商品交易的自由化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前提，即贸易开放性先于金融开放性。对于亚洲等经济欠发达的样本而言，商品市场的开放是金融开放的前提条件，而反向的因果关系对任何样本都不成立。此外，他还解释了金融开放性对贸易开放性的内生关系。⑦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在研究欧洲一体化时发现，一国的固定汇率倾向主要取决于该国与欧盟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融入程度，其中，二者的贸易关系更为重要。贸易融合度越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变得越发无效。相应地，它对货币同盟的需求将更加强烈。⑧格雷厄姆·伯德（Graham Bird）和拉姆克申·雷简（Ramkishen S.Rajan）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了区域一体化的“贸易优先”导向。他们认为，由于贸易一体化的政治回报率高于货币同盟，理性的政府将首先寻求贸易一体化。⑨
与主流学派不同，一些学者对传统一体化次序理论进行了批判。克劳利认为，从动态视角看，巴拉萨的“线性”一体化次序只是诸多区域一体化次序的一种。具体来看，与商品及服务贸易有关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可以独立成为共同市场的基础。而建立货币同盟的地区并不必然具备实现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条件。⑩王允钟（Yunjong Wang）指出，欧洲遵循贸易一体化优先的次序，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货币一体化之前需要引入贸易一体化。相反，一定形式的货币一体化是实现贸易一体化的重要条件。(11)康镐炫（Kwanho Shin）和王允钟给出了货币同盟可以在自由贸易区之前形成的原因。货币同盟是自行生效的（self-validating）过程，它能够避免自贸协定协商和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瓶颈，显著提高成员国贸易，同时还能加快整个地区的金融一体化。(12)
综上可见，关于一体化次序的可能模式，学界主要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从贸易一体化过渡到货币一体化的传统模式。此类观点着眼于一国的经济自由化次序研究，其结论与欧洲一体化的演进轨迹基本吻合。二是跨越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阶段，直接实现货币同盟。此类观点的突出例证是拉美国家的美元化。就贸易和货币一体化的互动而言，二者的双向关系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13)欧洲能够成功实现从共同市场向货币同盟的逐步升级，但经济美元化却难以为拉美地区的贸易一体化提供足够的合作动力。
目前，学界关于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探讨更多集中于对各种可能性的分析。(14)东亚将沿循欧洲的传统一体化次序模式，还是像拉美地区那样实现一体化次序的跨越式发展，或者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东亚次序”？实际上，作为动态过程的经济一体化，必然具有促成某种类型一体化次序的初始条件和外生变量。在不同阶段，二者对区域合作进程的影响权重不同，并由此形成了一体化过程的路径依赖。就欧洲一体化而言，各国对区域内贸易的高度依赖促使它们产生推动贸易一体化的动机。随着区域合作从共同市场向欧共体、进而向欧元区的不断深化，欧洲对一体化的内在需求不断增强。而对外部经济高度依赖的拉美国家，则是在汇率波动和恶性通胀导致国内对本币普遍失去信心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最终选择了经济的美元化。(15)由此可见，一体化次序理论的核心内涵是某种类型的合作将改变一体化的政策环境，从而使最初不可行的合作形式成为可能。(16)本文将通过考察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初始条件和外生变量来分析“东亚次序”的成因，继而从贸易和货币一体化的互动角度推测“东亚次序”的模式选择。
二、东亚一体化的次序及其成因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东亚主要经济体相继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这被世界银行誉为“东亚奇迹”。(17)与这种经济高增长相伴的是东亚国家间的一体化进程迅速加快。目前，东亚已成为继欧盟、北美自贸区之后又一引人注目的一体化地区。
（一）东亚一体化的初始条件
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奉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基本上采取多边主义的贸易政策。该地区贸易一体化的发展与其融入全球化进程同步进行。(18)自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对外贸易迅速扩张。1980-1995年间，东亚贸易总量增长了4.55倍，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份额从15.2%增至25.5%。(19)同时，东亚各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该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从1980年的34.6%增至1995年的51.7%。(20)
在东亚区域经济关联日益密切的同时，东亚经济体逐渐被锁定在事实上的美元区中。尽管东亚各国汇率制度表现出从“硬钉住”到浮动汇率的多样化特点，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美元是显性或隐性的货币锚。麦金农将东亚经济体钉住美元的货币关系称为“东亚美元本位”。从相当意义上讲，这一制度安排为东亚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非正式的共同货币本位。（21）它通过防止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有利于整个地区外向型经济增长的环境。（22）
由上可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一直沿循着自然演进的一体化轨迹。市场主导型贸易一体化是该地区一体化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与深化是市场力量驱动、而不是贸易制度安排的结果。（23）由于采取不同的汇率制度，东亚国家很少进行货币政策协调。东亚经济体单边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该地区缺乏建立汇率协调机制的动力。作为“天然的美元区”，区域范围内钉住美元甚至美元化曾被认为是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最优选择。（24）因此，从一体化次序的角度看，东亚合作的初始条件决定了贸易一体化的制度内生可能，而外部驻锚型的东亚汇率稳定机制意味着该地区尚不存在孕育区域性货币合作的内生因素。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启动与进展
然而，外生变量改变了东亚一体化进程的政策环境，使货币合作先于贸易一体化安排成为可能。在东亚合作的演进过程中，两次外部冲击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东亚一体化的性质从“市场主导”转变为“制度主导”/（25）二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需求。金融领域的冲击客观上催生了东亚的货币合作，进而使自然演进的一体化进程具有了跨越式发展的倾向。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多国货币急剧贬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最后贷款人作用有限，在危机发生后无法提供及时和充足的国际流动性支持。这促使东亚各国意识到，区域内政策协调和货币安排对于稳定地区货币的汇率、降低危机“传染效应”至关重要。《清迈倡议》的签署与实施便是东亚走向地区性货币合作的重要转折。该倡议将东盟货币互换安排扩大到所有东盟成员国，并建立了“10+3”国家间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美国次贷危机后，东亚国家加强货币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2009年，在“10+3”特别财长会议上，东亚国家发表《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CMIM）”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2010年，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启动，这意味着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成立并运作。（26）
东亚货币合作的另一方向是通过建立内部货币本位寻求对现行“东亚美元本位”的调整。一是创建亚洲债券市场倡议（ABMI），促进区域内本币计价债券市场的发展/二是从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到亚洲货币单位的汇率合作机制探索。继2008年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的路线图后，2010年，“10+3”财长会议再度强调发展本币计价的债券市场在促进区域储蓄转化为本地区投资、确保区域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的重要性。（27）在汇率合作机制方面，关于东亚各国钉住由美元、欧元和日元组成的货币篮提议曾得到广泛关注。（28）而2006年亚洲开发银行关于设立亚洲货币单位的建议因区域内国家对权重设置的分歧而搁置。
外生变量客观上改变了东亚一体化的自然演进轨迹。由于应对金融领域的震荡需要集体性防御机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各国启动货币合作的动机，进而使东亚一体化具有了法理上“货币先行”的特征。从本质上讲，《清迈倡议》和清迈倡议多边化是一种危机救助机制，其功能定位是通过向成员国提供适当规模的资金，解决区域内短期国际收支或流动性的困难。（29）也就是说，东亚货币合作的主导方向是对“东亚美元本位”的漏洞和缺陷进行修补。与此相对，东亚各国对该地区重新驻锚的尝试则仅仅处于探索阶段。因此，以区域金融安排为主的东亚货币合作仍是货币一体化最为初级的一种形式，该地区在汇率协调、建立内部货币本位方面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三）“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双轨一体化模式
随着货币合作的启动，东亚的贸易一体化进程也由“市场主导”转向了“制度主导”。进入21世纪，东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蓬勃发展。一是东盟作为集团与东亚大国和区域外国家间的双边自贸协定。目前，东盟已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署并实施了双边自贸协定。它与欧盟的自贸协定正处于谈判之中。二是东亚大国与东盟成员国间的双边自贸协定。日本已分别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签署并实施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30）中国与新加坡、泰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韩国与新加坡也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三是东亚国家与区域外国家间的双边自贸协定。其中，美国、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和智利是东亚国家建立自贸区的主要对象国。（31）东亚双边自贸协定的勃兴既顺应了全球范围内区域一体化的浪潮，也满足了由市场驱动的贸易一体化不断深化的需要。（32）
由此可见，作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危机改变了东亚一体化的政策环境，它成为东亚合作不断深化的催化剂。一方面，它催生了东亚货币合作，促使东亚国家在弥补“东亚美元本位”缺陷的同时，对汇率协调机制、区域性货币制度进行了尝试性探索/另一方面，东亚原有自然演进的贸易一体化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从“市场主导”的地区融合转向“制度主导”的自贸区构建。因此，尽管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沿循着“贸易先行”的传统范式，但法理上的一体化则形成了“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次序模式。而这种事实上与法理上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成为东亚合作迥异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独有特征。（33）
三、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未来模式
目前，东亚合作采取了贸易和货币一体化并进的双轨模式。这意味着未来的东亚一体化次序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实现货币合作的跨越式发展、进而推进贸易一体化安排的“东亚次序”模式/二是回归由自由贸易区向货币同盟过渡的欧洲传统模式。推测未来东亚次序的模式选择时，我们有必要分别考察东亚货币同盟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进而对上述两类次序模式的演进可能进行分析。
（一）东亚货币同盟的前景
尽管东亚对货币一体化的探索是多方面的，但东亚货币合作仅在区域金融安排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东亚各国间的汇率协调机制发展迟滞，而汇率协调是通向单一货币和共同货币政策的完全货币一体化的关键步骤。导致东亚各国难以进行汇率协调的根本原因在于东亚经济体对“美元体制”的支撑与依赖。作为“美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国家在汇率协调方面的合作动力明显不足。
美元这一区域外货币一直是东亚经济体共同的货币锚。从20世纪80年代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东亚经济体的货币在高频和低频基础上同时钉住美元。（3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相继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形成了多数国家名义上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少数国家实行硬钉住美元的格局。（35）由于实行浮动汇率的东亚国家存在所谓的“浮动恐惧”，其实际汇率安排有回归美元钉住制的倾向。（36）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并未成为东亚地区放弃美元本位的转折点。尽管美元本位不受欢迎，但它仍是不可替代、不能失去的强劲制度。（37）
实际上，“东亚美元本位”的演进与该地区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1985年签署的《广场协议》诱发了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并带动日本向东亚其他经济体的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的东亚国家被卷入到区域产业分工体系中。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加快融入东亚区域产业分工体系的进程。东亚经济体向中国出口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由后者加工组装成最终产品并出口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随着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上升、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比重下降，一个中国用对美顺差来弥补其对东亚其他经济体逆差的“大三角”贸易格局正在东亚成型。（38）
在这种“大三角”贸易格局下，东亚已然成为“美元体制”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使东亚国家产生了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稳定、尤其是对美元名义汇率稳定的自发需求。东亚国家在享受出口增长的同时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进而形成对“美元体制”的支撑。另一方面，随着美元向东亚贸易计价领域的渗透，美元计价在东亚整个区域内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地位。（39）毋庸置疑，东亚在实现外向型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逐渐演变成了强势美元区。
因此，我们讨论的东亚货币合作是在自然演进的贸易区中核心的交易和计价货币来自区外的情况。由于东亚各国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及区域内贸易联系的日益密切，建立汇率稳定机制已成为东亚外向型经济体的重要公共产品。在汇率协调方面，东亚国家需要同时实现两个目标：一是维持东亚货币对区域外主要贸易国货币的汇率稳定/二是实现东亚地区内各国货币的汇率稳定。前者促使东亚国家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后者则催生了东亚对内部本位货币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讲，两种汇率协调机制间的成本—收益对比决定着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实现可能。
具体来看，美国是东亚国家的共同外部市场，东亚各国具有使本币与美元保持汇率稳定的强烈动机。而这些货币通过稳定与美元的比价间接地实现了相互间的汇率稳定，并形成了“无意间巧合”式的合作。（40）由于美元相对世界其他基轴货币的长期疲软，保持本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极大地促进了东亚地区的对外出口，而对美元的集体性钉住又能避免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货币贬值。显然，“东亚美元本位”无论对东亚各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还是整个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东亚国家将美元作为“集体名义锚”，意味着任何对现行汇率制度的调整都可能陷入“协调失灵”的囚徒困境。对于贸易高度一体化的东亚经济体而言，一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邻国的选择。由于货币当局具有风险规避倾向，东亚各国通常对调整汇率制度采取观望策略。具体而言，若一国先转向钉住货币篮的汇率制度，而周边国家仍沿用单一钉住美元制，那么首先改变汇率制度的国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贸易收支不稳定。（41）尽管采用钉住货币篮的汇率制度将增进东亚国家的整体福利，但由于各方都不愿最先放弃现行汇率制度，所有货币当局只能选择钉住美元而别无他法，这便出现了东亚国家共同钉住美元的纳什均衡。（42）因此，当一国汇率制度变动对邻国的外溢影响尚未得到有效约束前，从每个东亚经济体的角度看，共同稳定其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理性选择。
然而，由于“东亚美元本位”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东亚外部驻锚导致其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美国在次贷危机后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多次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不但导致东亚货币被迫升值、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大，而且进一步压缩了东亚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空间。显然，作为美元的发行机关，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满足本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它不会因考虑东亚地区的福利而调整货币政策。这意味着东亚国家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东亚各国以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了该地区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特别是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提升，（43）由此增大了东亚国家间商业周期的同步性。（44）这意味着东亚建立共同货币区、防范对称性冲击影响的收益相应增加。可以预见，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下区域内贸易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东亚货币合作的内在需求与“东亚美元本位”之间的矛盾将越发凸显。
（二）东亚自贸区的前景
尽管近年来东亚双边自贸协定蓬勃发展，但东亚未能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生产网络的多边自贸协定。特别是，由于东亚国家在是以“10+3”还是“10+6”（45）为基础的框架下构建自贸区上存在分歧，东亚自贸区的建设进程陷于搁置状态。（46）导致东亚自贸区进展迟滞的重要原因是东亚大国推行的自贸区模式间存在竞争关系，而这种竞争关系的产生又是由反映其分工水平和地位的贸易结构决定的。
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体系，形成了以产业链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在这种“生产分享型”分工体系下，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东亚国家在生产价值链的不同区段进行专业化分工。具体来看，日本作为东亚重要的技术和资本提供者，其分工集中在知识、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生产环节/“亚洲四小龙”是居于日本和东盟、中国之间的资本、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传递者，它们在资本密集型及少量技术密集型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生产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东盟国家和中国是生产过程的最终完成者，其具体分工是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并完成最后的组装。（47）
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东亚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出口贸易结构。该地区出口贸易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对自贸区模式的不同需求。处于分工链条低端的东亚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它们倾向于构建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传统型自贸区，由此推动市场开放并提升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而处于分工链条高端的国家集中生产并出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它们偏好的自贸区模式是超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内容宽泛、高质量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它不仅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还涵盖知识产权、竞争规则和标准认证等内容。那些处于分工链条中端的国家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进行专业化生产。它们对传统型自贸区、高质量自贸区及二者之间的自贸区类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需求。
具体来看，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贸易结构具有竞争性和互补性并存的特征。一方面，产业层次和要素禀赋的相似性使得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产品的重叠性导致中国和东盟存在区域内出口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农产品及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方面具有较强的产业间互补性。因此，中国和东盟建立自贸区的目的是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扩大市场规模并提升区域内贸易的水平。为此，双方采取的是先签署货物贸易协议、然后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逐步深化的自贸区模式。
与此相对，作为以出口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发达国家，日本在东亚的自贸区战略是推行涵盖内容宽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而实现该地区规则和制度的协调与统一。这种自贸区模式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在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领域的内容超过WTO的范围，即在传统型自贸区的基础上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竞争规则、标准认证、政府协调、人员流动、纠纷处理等广泛的自由化内容/二是在农业等敏感领域的贸易自由化程度低于WTO规则的要求，即根据缔约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情况，选择对特定领域采取过渡性措施。（48）显然，一个以经济治理为核心的大东亚区域框架能使日本更好地发挥自己在规则与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和主导作用，而有针对性地采取过渡性措施，又能给予缺乏竞争力的农业部门回旋余地。
由此可见，目前的东亚自贸区建设实际上沿着两条竞争性路径同时进行，它们分别是中国主导的逐步深化的自贸区模式和日本主导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模式。东亚国家间发展水平和分工地位的不同引发了贸易结构的差异，这导致通过整合两条路径实现东亚自贸区的可能性很小，而垂直型专业化分工的发展与深化将进一步激发东亚国家对双边自贸区的需求，这必然使得东亚不同类型自贸区并存的格局长期存在。显然，相对于发展迟滞的统一的东亚自贸区而言，具有低协商成本优势的双边自贸协定将是东亚政策制定者满足其现实需求的最佳选择。（49）其结果是，尽管东亚自贸区的福利效应要远高于双边自贸区的福利之和，（50）同自贸区模式共存的次优均衡仍将在东亚贸易一体化过程中长期存在，而由双边而非地区性自贸协定主导的贸易一体化安排必然使东亚自贸区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三）东亚一体化次序的模式选择
显然，东亚货币同盟或东亚自贸区的实现前景均不容乐观。由于“东亚美元本位”自身的不可持续性，以修正其缺陷为目的的东亚货币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共同外部冲击的需要，促使东亚以区域金融安排为内容的低水平货币合作不断扩展。而在汇率协调方面，尽管东亚事实上贸易一体化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其对内部本位货币的需求，但更高形式的货币合作依然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同步性和区域最终市场规模等区域经济关联程度密切相关。这意味着东亚货币同盟的建立实际上是内生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
而就东亚自贸区来看，事实上与法理上的贸易一体化之间具有非趋同性。该地区事实上贸易一体化的深化并不必然促成双边自贸区的区域性整合。相反，因贸易结构差异引发的东亚大国对自贸区模式的需求矛盾将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而不断加深。也就是说，东亚事实上贸易一体化对于双边自贸区发展的促进，可能会对东亚自贸区的构建产生离心作用，并导致这一进程的前景不明朗。（51）
关于一体化次序的模式选择，东亚自贸区前景的不确定性意味着，东亚货币合作不能像传统的欧洲一体化那样从贸易制度安排中获得动力支撑，而东亚高层次货币合作对贸易一体化的内生性又使得东亚率先实现货币同盟、进而推进东亚自贸区建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外部冲击催生的东亚一体化具有了危机驱动的合作惯性。由于美元体制固有的脆弱性将越发成为东亚经济体长期增长的危机隐患，东亚法理上的一体化将继续沿循“货币先行”的次序模式。其合作方向是通过扩大货币互换机制和储备库规模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同时继续探索亚洲货币基金和推进区域债券市场的可能性。然而，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修正现行“东亚美元本位”的痼疾，这不但不能促进东亚货币同盟的实现，更不能对东亚自贸区的建立起到加速作用。由此可见，只有当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能够为制度性合作提供充足的内生需求时，我们才能通过分析东亚自贸区和货币同盟的实现可能来判断东亚一体化次序模式的最终选择。
考察事实上与法理上一体化的互动关系，为解决东亚制度性合作的内生需求不足提供了有益思路，即在区域内培育最终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进而摆脱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随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下东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性增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无疑将极大地推动该地区的发展模式从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这意味着中国结构转型产生的地区外溢效应为东亚一体化走出合作困境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显然，通过地区性大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改变该地区其他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地理方向而不是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同样能够提升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水平，并增进整个地区对制度性合作的内生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并成长为区域内最终产品市场，将是东亚法理上的一体化不断演进和升级的重要动因。
四、结论
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不同，东亚事实上与法理上的一体化之间存在着不同步性。东亚事实上的一体化沿循着“贸易先行”的传统范式，而法理上的一体化则具有了“货币先行、贸易跟进”的突出特征。这意味着自然演进的贸易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首先引发贸易领域的制度性合作。当外部冲击改变一体化的政策环境时，低层次的货币合作可以在贸易一体化安排之前实现。对于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下的东亚外向型经济体而言，地区层面的货币合作对于保持长期增长及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至关重要。相对而言，由于对区域外市场的高度依赖，它们对建立排他性的区域贸易安排存在较弱的内在需求。
不难看出，东亚合作的症结在于事实上与法理上的一体化之间缺乏有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东亚现有事实上的一体化水平不能为法理上一体化的层次提升提供足够的内生动力。也就是说，由资本、货物、服务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东亚各国间自发流动而形成的区域性生产和交换关系，尚不具备支撑地区性合作机制不断升级的要素特征，由此，东亚制度性合作表现出危机驱动而非市场驱动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无论就目前的货币合作还是双边自贸协定来说，东亚法理上一体化对事实上一体化的融合作用都极为有限。特别是东亚双边自贸协定网络下的“意大利面碗”效应（spaghetti bowl phenomenon）可能会导致企业对自贸协定优惠的利用率不高，这无疑将制约整个东亚区域内贸易水平的提升。
显然，即使撇开东亚各国政治制度差异、历史和领土纠纷等诸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东亚自身的区域经济关联程度仍不足以达到构建东亚自贸区或货币同盟的要求。从这一角度讲，东亚合作有必要回归传统的欧洲一体化次序模式，通过培育制度内生的一体化环境，改变目前区域合作进程的外部依赖性。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生的地区外溢效应无疑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的发展模式从外需主导型转向内需主导型，这将为东亚一体化走出合作困境提供一种现实可能。
笔者曾在2011年7月9日清华大学举行的“2011年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会议的“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与前景”分会上提出了本文的基本观点，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冯维江博士、徐进博士的评论。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张中元博士的帮助，谨在此衷心感谢他对本文初稿的细致阅读及提出的修改意见。同时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审读及建设性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本文中的东亚国家包括"10+3"框架下的东盟十国和中、日、韩。
②在本文中，“货币先行、贸易跟进”是指东亚地区层面制度性合作出现的时间次序，而非就贸易和货币领域的合作层次或水平而言。
③Bela Balassa,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Illinois:Richard D.Irwin,Inc.,1961,p.2.
④Willem Molle,The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Theory,Practice,Policy,Fourth Edition,Aldershot; Burlington,USA:Ashgate,2001,pp.13-18.
⑤Patrick M.Crowley,"Is There a Logical Integration Sequence after EMU?"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Vol.21,No.1,2006,pp.1-20.
⑥罗纳德·麦金农著，周庭煜等译：《经济市场化的顺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
⑦Hiro Ito,"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Asia:Thresholds,Institutions and the Sequence of Liberalization,"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7,Issue 3,2006,pp.303-327.
⑧Jeffry Frieden,"The Impact of Goods and Capital Market Integration on European Monetary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29,No.2,1996,pp.193-222.
⑨Graham Bird and Ramkishen S.Raj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quencing:Monetary versus Trade Regionalism,"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Issue3,2006,pp.335-341.
⑩Patrick M.Crowley,"Is There a Logical Integration Sequence after EMU?" pp.1-20.
(11)Yunjong Wang,"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Issue 15,2004,p.952.
(12)Kwanho Shin and Yunjong Wang,"Sequencing Monetary and Trade Integration," in G.De Brouwer and Masahiro Kawai,eds.,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East Asia,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4,p.450.
(13)Richard Baldwin,"Sequencing Regionalism:Theory,European Practice,and Lessons for Asia,"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80,2011,p.57.
(14)Yunjong Wang,"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pp.939-955; Richard Pomfret,"Sequencing Trade and Monetary Integration:Issues and Applications to Asi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Issue 16,2005,pp.105-124; Ramkishen S.Rajan,"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Sequencing of Financial,Trade and Monetary Regionalism,"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Progress,Prospects and Challenges,Manila: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5,pp.77-92; Michael G.Plummer and Ganeshan Wignaraja,"The Post-Crisis Sequencing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Asia:Trade as a Complement to a Monetary Future,"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9,2007,pp.1-24; Richard Baldwin,"Sequencing Regionalism:Theory,European Practice,and Lessons for Asia,"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80,2011,pp.1-65.
(15)樊华、余佩珍：《论拉美经济的美元化》，载《世界经济》，1999年第9期，第27页。
(16)Richard Baldwin,"Sequencing Regionalism:Theory,European Practice,and Lessons for Asia," p.2.
(17)世界银行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18)Pradumna B.Rana,"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Trends,Prospects,and a Possible Roadmap,"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2,2006,p.1.
(1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IFS）CD-ROM.
(20)根据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DOTS）和CEIC Database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1）Ronal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Fear of Floating,and Original Sin,"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8,No.3,2004,p.331.
（22）Masahiro Kawai,"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Lessons from the 1997-98 Currency Crisis," Monetary and Economic Studies .Special Edition）,Vol.20,No.S-1,2002,p.190.
（23）Philippa Dee,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ts Impact on Future Growth,The World Economy,Vol.30,Issue 3,2007，p.405。1992年东盟首脑会议通过《新加坡宣言》，宣布在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但由于东盟本身的合作机制松散，东盟经济一体化程度一直很低。整个20世纪90年代，东盟区域内贸易比重始终徘徊在30%左右，远远低于东亚的平均水平。根据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24）Richar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Synchronized Business Cycles in East Asia:Fluctuations in the Yen/Dollar Ex-change Rate and China's Stabilizing Role," The World Economy,Vol.26,Issue 8,2003,p.1068.
（25）Shujiro Urata,"The Shift from 'Market-led' to 'Institution-l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Late 1990s," RIETI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04-E-012,2004,p.1.
（26）Chalongphob Sussangkarn,"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Origin,Development and Outlook,"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No.230,2010,pp.5-8.
（27）高海红：《后危机时期东亚货币合作的路线图》，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5期，第135页。
（28）Masahiro Kawai and Shigeru Akiyama,Implications of the Currency Crisis for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in Emerging East Asia,Washington,D.C.:World Bank,2000; John Williamson,Exchange Rate Regimes for Emerging Markets:Reviving the Inter-mediate Option,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0; Eiji Ogawa and Takatoshi Ito,"On the Desirability of a Regional Basket Currency Arrangement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Vol.16,Issue 3,2002,pp.317-334.
（29）李晓：《东亚货币合作为何遭遇挫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2期，第111页。
（30）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external_economy/trade/FTA_EPA/index/html。
（31）ADB's Asia Regional Integration Center （ARIC）FTA Database,http://www.aric.adb.org.
（32）Masahiro Kawai and Ganeshan Wignaraja,"The Asian'Noodle Bowl':Is It Serious for Business?" ADBI Working Paper,No.136,2009,p.5.
（33）Francoise Nicolas,"De Facto and De Jur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How Do They Interact,"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Vol.55,No.1,2010,p.7.
（34）罗纳德·麦金农、贡特尔·施纳布尔著，何为译：《东亚经济周期与汇率安排》，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9-45页。
（35）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0: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beyond the Crisis,Mandaluyong City:Asian Development Bank,2010,p.62.
（36）Ronald McKinnon,"After the Crisis,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 Resurrected:An Interpretation of High Frequency Exchange Rate Pegging," HKIMR Working Paper,No.4,2001,p.8.
（37）Ronald McKinnon,"Rehabilitating the Unloved Dollar Standard,"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Vol.24,Issue 2,2010,p.1.
（38）李俊久、姜默竹：《东亚美元本位制解析》，载《亚太经济》，2011年第4期，第12页。
（39）Ronald McKinnon and Gunther Schnabl,"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Fear of Floating,and Original Sin," p.333.
（40）刘力臻、谢朝阳：《东亚货币合作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载《管理世界》，2003年第3期，第35页。
（41）Kenichi Ohno,"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in Developing Asia:Reassessment of the Pre-Crisis Soft Dollar Zone," ADBI Working Paper Series,No.1,1999,p.13.
（42）Eiji Ogawa and Takatoshi Ito,"On the Desirability of a Regional Basket Currency Arrangement," p.317.
（43）Kyoji Fukao,Hikari Ishido and Keiko Ito,"Vertical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ast Asia,"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Vol.17,Issue 4,2003,pp.468-506.
（44）Pradumna B.Rana,"Trade Intensity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The Case of East Asia,"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10,2007,p.6.
（45）“10+6”合作机制包括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46）张蕴岭：《东亚合作需要创新》，载《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第35页。
（47）Prema-chandra Athukorala and Nobuaki Yamashita,"Production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East Asia in a Global Context," Th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7,Issue 3,2006,pp.233-256.
（48）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policy/econo-my/fta/strategy0210.html/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http://www.meti.go.jp/english/policy/index_externaleconomicpolicy.html。
（49）Shintaro Hamanaka,"Is Trade in Asia Really Integrating?"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No.91,2012,p.17.
（50）Masahiro Kawai and Geneshan Wignaraja,"ASEAN+3 or ASEAN+6:Which Way Forward?" ADBI Discussion Paper,No.77,2007,pp.14-16.
（51）Francoise Nicola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Economic Change and Restructing,No.41,2008,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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