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之谜论文,中国古代论文,管理思想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对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的阐述，作者剖析了为何曾有过辉煌发展的中国古代人本思想最终只处在“前人本管理”形态，而未能发展成具有“人本管理”形态的管理理论体系。认为探究中国古代管理史上悲情式的“李约瑟之谜”，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国式管理体系有一定的启示。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于1969年用精练的语言叙述了“中国科技史之谜”，即中国16世纪以前的科技发展在许多方面超过西方，何以现代科学崛起于欧洲而非中国？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轨迹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着惊人的类似。本文借用李约瑟的这一思想，试图解开颇具悲情色彩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李约瑟之谜”——即为何人本管理思想发源于中国而现代人本管理理论则成就于西方，以给予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构建某些启示。
一、中国古代的“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学者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相比，大约在同时代也提出了一系列在学术上能与古希腊学者相媲美，甚至是更胜一筹的“前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学者早在公元前提出的“前人本管理”思想与现代人本管理理论极为相似，是构成现代人本管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成功经验中就包括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管理的“原型”阶段，先秦诸子是这方面的代表，围绕“人本管理”这一核心，诸子提出了诸多堪与现代人本管理理论相齐的思想。
1.明确人是管理的载体，与现代人本管理把人置于组织中最重要资源的地位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人本管理的前提条件之一。离开“以人为本”、不把人作为管理主体，人本管理就不可能进行。春秋战国的各派管理思想都把人视为万物之灵：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作为管理客体最初始的要素；道家以道、天、地、人为“四大”，将人与天地并列，相信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和智能，便可赞天地之化育，辅万物之自然。孔子的以人为本思想掩诸家而为世所重，孔子在（礼记·中庸）中提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这里明确把人作为管理的载体，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完善、人的义务的思想，管理的前提是“人性”，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关键是“得人”，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总之，管理一切都离不开“人”。儒家管理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反映在现代就是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能力和决策价值。孔子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修《春秋》，宣传所谓“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同时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宣扬了“人类之爱”，并尊重管理者独立的人格，“三军不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评论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这表现了孔子对待人民的态度，既要“使民”，又要“养民”。孔子强调“使民以时”，反对任意杀戮人民，主张进行道德教化。孟子进一步发扬孔子的这种思想，强调为政、治国的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要义则是“得民心”，得民心的途径“善教得民心”。儒家管理思想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
2.肯定人的物质和经济欲望，这是现代人本管理题中应有之义。承认人的自然属性即经济性是现代人本管理得以确立的基础之一。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是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作为必要条件的。贵民爱人之心固然可贵，但爱民应落在实处。爱民在实践中体现为利民，管子早在《管子·禁藏》中提出“自利”是人的本性即“得所欲则乐，逢听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管子从这一观点出发，得出“顺民所欲”的结论。孔子则在肯定人性“欲富贵”的前提下，承认满足其欲望之私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他说“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乃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在他看来，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现实存在，一种客观事实，是满足人之生存、社会之延续所需的。不过利富可不可求，必须以符合“义”为前提。孔子因而明确要求统治者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宪问》）。孟子师承孔子也讲“欲”“利”，也肯定人的物质欲望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即“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在孟子看来，如果没有适当的生存条件，没有较好的物质利益作基础，那么，民众就将“唯求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孟子，梁惠王上》）。对于合理的利，他认为实应讲求，这种利是为仁义所涵摄的，讲求仁义原本就可开拓，同时也是必须开拓出这种利来的。荀子更是直言不讳地大谈人的物质欲望和人的利己本性，公开宣称“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荀子·儒效》）这一世俗人性论，并对人的物质欲望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和论述。荀子从“性恶”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人生而有欲”（《荀子，礼论》），既然欲望是人的自然之性一定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去欲、无欲或绝欲，不仅不可能而且必然会引起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纷乱。不过完全“从人之性，顺人之情”，那么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就“必出于争夺”（《荀子·性恶》），欲而不得。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并不排斥人的正常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只不过在追求物质享受时，随时不要忘记道德规范而已。
3.主张“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无为而治”，与现代人本管理要旨（自我管理）相通。管理系统中对人所独具的精神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动力的开掘、重视、培养、运用程度，乃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中体现“人本管理”之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测量器或标识器。人本管理是以人的精神需求作为核心，而自我管理则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自信、尊严和人生价值的最好运用形式。自我管理体现出关注人的精神的满足，尊重人的个性展示和发展。
老子在其被后人称为“君王南面之术”的《道德经》一书中提出“无为”管理思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孔子也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子、孔子在阐述其“无为”和“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也提出这样的假设前提。“无为而治”之所以能顺利进行是因为相信民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而“平天下”则是以“修身”即管理者的自我管理为根基。也就是说两者主张得以实践的前提事实上是孟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每一个人只要通过主观努力必自觉排除外界干扰，是完全有可能像尧舜等圣人那样，具有善之本性或崇高之道德修养或境界的。而一个具有真正人性的道德品性高尚之人，就一定是既能自化、自正又能自富、自朴之人，一定是一个融“修、齐、治、平”于一身的尤利国家社稷之人。而人要成为尧舜，就必先“修己”以求“内圣”，后方可能“安人”“外王”。对于“修己”，孔子等人强调人在管理思维和伦理上的主体性与自我反思，认为人之异于禽兽在于道德，而道德人格可以经由自身努力来完善，引导“自我管理”的明灯是“仁”和“德”，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的“修己”“成己”，既是求知的过程，也是体验的过程。他宣扬把人的完善和义务与人的认识和人的自觉性的提高密切结合起来，并由“成己”进而“成物”，以配天地，充分实现管理主体的社会价值。孟子认为能否把“四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发展为“四德”（仁、义、礼、智），能否成为仁爱之人，最主要的是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也是人成为真正的能自我管理的人，拥有现实的人的本性，必须经受的磨练。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是对民众百姓以精神激励之主张的最高概括。荀子的“修己”思想是实现思辩与体认的统一，明理与达情的统一，求知与践行的统一，崇高的德行和高超的管理艺术的统一。儒、墨、道诸家的管理哲学都不满足于个体的有限生命，而追求超越“小我”的更大价值，即实现内圣进而外王。儒家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道家以自觉复归于自然为得常道。墨家以“人性兼爱”、“非攻薄葬”来完善主体的本质和行为。“三家”对于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能力充满信心，强调人要收拾精神自己做主，心不役于形，神不逐于物，不为利引，不为境移，在求利的过程中合礼合义，以义驭利。这样“为政以德”才会“譬如北辰”，收到“居其所，而众星捧之”的效果。
4.倡导“和为贵”，与现代人本管理核心“团队精神”十分相近。“和”是古代人本管理的重要宗旨，孔子的弟子有子在总结孔子关于“和”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时，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他在《论语·学而》中说：“礼之用，和为贵。和作为礼的体现、功用。”孟子在“和为贵”的基础上，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孔子则对“和为贵”命题进一步深化，并将之应用于管理系统中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问题上，明确提出“和而不同”，并具体阐释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和”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是有原则的和睦相处，是“君子所见略同”，是“周而不比”（《论语，为政》）、“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表现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君臣”互补，“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而孟子“和”是建立在君臣人格平等基础之上的思想，更使人本主义的观念推向高峰。孟子在人本观念引导下明确提出，君臣之间应当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关系，应当是共同治理天下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合作伙伴的关系。他尤其强调“其（君）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里娄上》），而君在求“身正”的过程中应当向臣学习：“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孟子·公孙丑下》）。墨子则主张“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中》），把天下人的思想统一起来以达到社会和谐，它可以达到的最理想境界即是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协和的目的是凸显整体合力。孔子肯定人性“欲富贵”，提倡“修己安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协调人际关系的方法。他们都是指向其社会的最终价值目标——和谐。人们从“爱亲”开始，“为仁由己”，自觉修养，从内心提升其精神境界，从而通向“天下归仁”。而所谓“天下归仁”，就是以人人自觉地“克己复礼”为归宿，从而达至整个社会和谐的一种理想状态。中国古代管理讲“内和”，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表达，就是重视管理系统的团队精神。
二、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未在中国形成系统理论的原因探究
中华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理念和倾向没有进一步演化为企业管理中的人本主义思想，更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人本管理理论，而真正意义上的人本管理理论却是随着管理学的产生发展在西方逐步发展成形。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理念为什么没有最终产生系统理论？这是因为这种理念无法突破东方社会深重的封闭和束缚，它与“正常儿童”类型的古希腊管理形态不同，当文明之幕拉开时，就显示出其“早熟”性，在长期的次生社会历史管理阶段，仁义道德与天下为公世界观作为统治阶级的管理思想武器，蔽固着人民的头脑，没有必要从而也没有可能产生出求真的管理的科学理性思维，而这种理性思维又是形成人本管理理论所必须具备的。其理性思维缺乏，“情感”思维甚嚣尘上的表现包括：
1.贵民、重民意在使民，君主才是爱民的目的。中国一贯“以农立国”，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一直延续下来很少变动。中国农业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人与人之间具有紧密的依赖关系，因而它是由大量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要维持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就必须有一个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管理体制和万众臣服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管理认识结构也决定了人本管理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而非民主。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虽然有不少重民、爱民、利民、惠民、恤民、爱民如子、民为邦本的主张，其实却未必如此。古代的重民、爱民并不是目的，孔子“惠足以使人”（《论语·阳货》）的思想足以让我们深谙“爱民”之道。“民”基本上是被恩赐和怜悯的对象，君主、帝王才是目的。“仁”可以说是古代管理思想中重视人的因素的理论基础，是道德哲学的最高范畴。然而孔子对“仁”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定义“爱人”是这样阐述的：“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这里君子是统治者、管理者，小人则是被统治者、管理对象。孔子主张爱人，并且以君子之道教育小人，就是为了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君子的役使，愿意为实现管理的组织目标而努力。“民”只是一种手段，君主才是最终目的。荀子更是不但圣化君王，而且对其神化。他在《荀子·王制》中说“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倡导的内圣外王理论，为王之管理权力、认识、道德的统一作了更具体、更深入、更巧妙的论证，在其管理意识中，圣和王虽然常常有矛盾和冲突，但圣的最后归宿是王，荀子把君王说成“居如大神，动如天地”（《正论》），就是把君主视为管理认识和道德的最后裁判，这样王权高于真正意义的人本管理认识和逻辑，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难有独立的主体意识认识，难以形成真正的人本管理理论。
2.重视主体道德的扶植，忽视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讨和力量的培养，造成义利分离、德智分离和德力分离倾向。孔子在肯定人性“欲富贵”的基础上提出“重义轻利”的观点，“利”必须从属于“义”，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他“罕言利”（《论语·得而》）。对于不合“义”之利，他极力反对追求，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使是合“义”之利，孔子也从未鼓励人们去追求，在孔子和儒家看来，“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无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而且还希望人们都有“见义忘利”的美德。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家学者都继承了这一精神实质并将其推向了极端。从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到宋儒的“存天理，去人欲”，越走越远，越来越离谱。中国古代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匡正到道德的范畴，追求利益便是“恶”，荀子对其进行了精辟论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辟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之理亡焉。”儒家重义轻利的实质是害怕人们追求而犯上作乱，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这一思想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束缚人的自然属性的发展，使人们陷入“对人的依赖关系”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民众之中形成了一条隔绝知识和经济沟通的鸿沟，贻害不浅。
中国古代管理者希望通过提倡“仁义忠信”，让人们基于道德和律己精神，自动地去适应管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重德轻智，将管理主体作为“道德型”管理，不讲或很少讲脱离管理伦理学说的智慧，指明了此种“管理德治主义”的精义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种管理有一个基本信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较之知识的获得不知重要多少倍。在这种管理心理结构中，管理伦理是一个质的概念，管理知识是一个量的概念，他们看重人“是什么”而不看重人“有什么”。而现代人本管理理论的基石“科学主义”则是提倡“爱智”、“求真”。科学主义鼻祖苏格拉底更是主张“美德即知识”，认为道德行为必须奠基于知识，把知识放在道德之上。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浩瀚烟海中，只有“德治”、“仁政”的口号能在主体管理意识激起波澜。古代人本管理将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视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而殊不知管理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在于管理思想或管理观念本身的威力，更重要的要依赖于经济力量和由这种经济力量产生的管理主体力量，因而社会仍然“谋用是作，而并兵由此起”。
3.强调“征圣”、“法古”、“人能群”，而忽视个性的培植、创造性的发挥和多样性的追求。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始终以人为中心，却不重视人的价值，否定独立的管理人格，其所谓的人主要的是群体的人。该思想往往是以群体为“坐标”，由外向内凝聚的。在中国人本管理思想家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人能群”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荀子开宗明义地讲：“（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荀子在《荀子·富国》一书中指出，人能群，也特别需要群，“人之生，不能无群，无群则无分，无群无分则有争，有争则有乱，有乱则必穷。”反之，人类社会欲富足、有序，欲友好互助，则惟有“群”这一条根本的、最佳的乃至唯一的道路或途径。个人既然是群体的一分子，就必须强调仁爱、和谐，服从家庭和国家这个宗法集体，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擅变”。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这种陈陈相因的管理思维定势泯灭人的管理个性和创造精神。中国人本管理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意思是说，“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只有与“已成的我（物质）”相对立的“现在的我（心，精神）”，才是真实的存在，即人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人格而存在。为了达到和谐的境界，发挥整体合力，个体必须无条件地归属于总体，个体在这里是群体的婢女，个体必须适应群体结构异化的存在（即君主专制），才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们在心理上对自我表现的意识掩盖不住对自我命运难以把握的惶恐，这种脆弱与不安的心理在《孤愤》与《说难》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个人的善行、命运受到群体的规范，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怎样才能做到克己复礼？那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充分反映出个体的人，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的个体。个人利益和行为不能独立于整体之外，否则就是“利己主义者”，就会遭到鄙视和排斥。在这种文化理念的驱动下，人本管理逐渐走向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道路，导致了个体越来越依赖、从属群体的所谓“整体主义”的盛行。它导致的恶果是群体本位的过度发达，将个体淹没，以牺牲个体为代价来维护所谓的“整体利益”，个人沦为群体的附属物，个体的能动性、积极性和自觉创造性被压抑了，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这时个体的行为是他律的、而不是自律的。过分强调管理发展的和谐一致，不懂得只有通过必要的斗争、竞争，才能不断地实现新的和谐，注意保持管理系统的和谐稳定可能成为反对变革、摒弃竞争、害怕冒险的强大心理惯性。这破坏了人本管理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赖以形成的基础，也就是说人本管理理论中的人既是具社会性的人，更是具个体性、受到尊重具有完善人格的权利和机遇的人。而成就人本管理理论的西方则是以个体的人为本，因为它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学，反对神本主义的产物。
主要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人本管理思想衰落了。而20世纪70年代，人本管理理论在西方形成，80年代初，这一理论传入中国，登上了中国管理学的大雅之堂。
三、对构建中国式人本管理体系的启示
探求中国式人本管理并不是怀旧，也不是排斥任何外来的东西，而是希望以进步的管理来谋求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改革开放后，西方管理文明的突然渗透，使国人看到了东西方管理文明的极大落差。两种管理文明产生的强烈对比，西方人本管理思想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及作用，促使人们产生了改造管理观念和意识的行为。中国管理思想正处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其未来既不应回到“传统的孤立”状态，也不应无主地倾向西方，更不应在新、旧、中、西中打滚。这些给人以无所适从的感觉，既是中国传统管理范式陷入危机的标志，也是现代中国管理思想范式得以降生的先兆。管理体系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虽然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融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只有通过古代人本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与西方现代人本管理理论相融汇，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现代人本管理思想。在创造这一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记住波普尔的箴言：“我们必须有所省略，有所选择”。而选择，本身就是管理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确证。即无论是纵的继承，还是横的移植，都必须经过批判。也就是说，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管理思想的过程中，要经过消化，生长出筋骨、血肉，而不是生吞活剥。探究中国古代管理史上悲情式的“李约瑟之谜”，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中国式管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
现代中国式人本管理体系的意义应定位于：既有利于效率最大化，又有利于公平最大化；既有利于整个组织的资源配置和整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它构建的前提是找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正如王永庆所说：“今天谈中国式管理，如果能针对中国美德、固有文化重新再思考，我们将会更加进步”。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必须贯彻理性和感性、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统一的原则。尤其需要重视员工的个人利益，员工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其首先是个体人而后才是社会人，因而须从“个体”心态出发进行管理，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充分的可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脱离集体去孤身奋斗。我们应该在承认“个体性”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成员具有全局的观念，实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高度统一，即发挥个体活力的功效，又施展整体合力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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