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七大版本比较略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版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东西方文化互相撞击影响的产物，它记载着我们民族大觉醒、社会大变动的足迹，对中国文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文学史界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段辉煌历程的研究，也始终伴随着文学史的发展而发展。迄今专家的著述已浩如烟海，不少人已臻自家之言。我们这里仅就不同时期出现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并具特色的七部文学史作一粗线条比较，以期对初涉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同志有所裨益。
我们选出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刘缓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唐弢、严家炎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黄修己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位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香港司马长风先生编著的《中国新文学史》，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下简略的比较和分析：
一、成书的背景及意义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在五十年代初，是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时的讲稿，实际上写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本书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同步而成的。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原因，这部书引征的史料及作者观点都是比较客观的，应该说它是解放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
王瑶先生的这部著作，基本上奠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们编书的体例，奠定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甚至引导人们对于这段史中作家、作品、文艺思潮的一般评价，这部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弢、严家炎先生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建国以来的一项大工程。它从1961年初夏集中人力写作，到1964年完成全书的讨论稿，历时三年，近60万字。 书的出版由于受到“文革”的干扰， 所以直到1979年第一版才问世。参与写作的人之多，材料收集之广博殷实，均列各文学史之首。许多人在没编完此书便溘然长逝，这更增加了这部书的神圣感。这部书被许多本科院校列为文学专业的教材。
这本书虽说已成为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必读的书，然而从现在的视野来看，它只能代表一个时期的最高成就——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刘绶松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在“反右”和“大跃进”前夕，这部书明显受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和浸透。无论是在内容的选取和评价上，还是在成书的编排上，“左”的痕迹是很清晰的，客观的文学史几乎可以看作是一部“革命文学史”。这是当时和其后一些文学史的共同特点。但我们认为这并不是趋时所至，而是作者由衷认为如是而成此书。高扬无产阶级文学，批倒一切在当时被看作资产阶级文艺的东西，乃是这些老学者的心声，拳拳之意，溢于言表。不幸的是，刘先生却被极左路线迫害而死，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索。
林志浩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为学院编排教材而为的。此书初成时是1961年到1962年。这个时候正是我国文艺政策调整后间歇平静、安宁的时期。因而本书作者尚能较从容地整理、收集材料，并能够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然而时代的烙印终究无法完全抹去，浓郁的政论味道紧跟形势的影子依然徘徊在书里。当本书在粉碎“四人帮”后再版时，可明显感到改动前后的不同；修改之处，客观、事实、新颖，未改之处，仍有过去的特点，全书有较显著的两个时期写作的痕迹。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一条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渠道。这是一本为电大学生编的书，它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它比较大胆、灵活、洋溢着新鲜的气息。如在文学史中在显著位置上加入“台湾文学”的状况，把“乡土文学”、“孤岛文学”等明确地给予一定的章节，这使这本书虽“简”，但却有客观全面之感。
毫无疑问，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先生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可以看作八十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虽说它在内容上不及唐弢、严家炎先生的文学史浩繁和丰杂，但它见解的独到，观点的新颖，论述的客观实在夺人心目。它已站在了一个前人尚未达到的历史高度来看问题，它从中外文论互训的网络中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的坐标。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冷静地反思，获得自觉之后的结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
其实，香港的司马长风先生的观点并没有多么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是现代文学史上文艺自由化论点的延续。他力主文学返回“自身”，抛开一切政治或其它上层建筑的束缚，因而他的书确与大陆学者的著作有别。当然他的视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他的所谓“自由人”的局限，对作家作品及文艺思潮的认识评价与我们传统的看法有所差别，但在开放的研究领域里，也不失为一家之说。
二、编排体例
王瑶、刘缓松、唐弢、严家炎、林志浩乃至黄修己、钱理群等人在编排文学史体例方面，都有本质相同之处，这是现代文学史自朱自清编写始就有的情况，即使是司马长风也未脱此窠臼，这就是沿着政治风云的起落和思想变迁的脉络来观照文学史。但各书在具体操作上又有自己的构思和想法、表现出一定的特色。
王瑶是按这种顺序写的：第一编：伟大的开始；第二编：左联十年，第三编：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第四编：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唐弢把文学史编为二十章，实际上这种编排法与王瑶的仍有渊源关系，只是更详尽了些，更明确了些。刘绶松完全是按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发展来编排文学史的，如第一编：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第二编：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等等，这在当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编排法，它寓示着政治与文学的不可分割及政治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力。林志浩的书则有所改进，他在沿着现代历史发展的线索铺排文学史的时候，在十八章中突出了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人，为他们列了专章，显得有点、有线、有面。黄修己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成四编，按照发生、发展期来著述，把文学史看成一段不间断的链条，延绵而行、十分新颖。而且，他在每一章前都付有简明扼要的介绍和评价，使读者一目了然；在一章结束后还列有本章写作的参考书目，颇有一种严谨、实证、科学的态度。
黄修已这种编排法似乎启示了钱理群等人，或是他们异曲同工。在钱理群等人的著作里，每章每节书后都列有供参考的这一时期的书目，所涉及的作家的年谱和一些相应的研究资料，这使其著作显得非常厚实和深入。钱理群等人是依据三个十年来编写书的，他们对一些作家的提法和对作品的评价也与前人有所不同，显示出高扬的科学和实证精神。如“老舍，现代中国的‘市民诗人’”、“艾青，根植在土地上的民族诗人”等等。全书有纲有目，史、作家、作品三者成功地融合在一起。
司马长风虽说也受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实际所左右，但他个人的观点还是鲜明的。他是这样划分文学史的：第一编：文学革命；第二编，诞生期；第三编：成长期；第四编：收获期；第五编：凋零期。他依据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把它最后的结果归为寂寥、凋零，这与大陆文学史迥异，这无疑是司氏政治偏见所至。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司氏往往在叙述中引出大段原文，并多穿插轶事，不冗长枯燥，可读性强。他只根据自己所以为的文学成绩来评价作家，在他笔下文坛的座次显然与大陆不同，他编书的体例似乎与他的文风一样，比较随便。
三、关于文学史年代的划分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其发生、发展年代的划分，这是一个至今尚在争议的问题。我们这里比较的这七本文学史在年代划分上见解就不尽相同。
王瑶的文学史是：第一编：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年；第二编：左联十年：1928—1937年；第三编是：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1937—1942年；第四编：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1949年。 刘绶松的划分年代与王瑶的尽管提法不一，但根据相同，都是根据现代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的。与王瑶的文学史不一样的是，刘绶松完全依照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程序来编。第一编：1919—1921年；第二编：1921—1937年；第三编：1937—1945年，第四编：1945—1949年。林志浩的分法基本与王瑶的分法无异。唐弢、严家炎则在与王瑶看法一致的前提下，把现代文学的发生期推到了1917年。黄修已的分法实际上有独到之处，他回避了一向以《讲话》作为前后分期的做法，而是按文学自身规律来划分的。如发生期：1917—1920年；发展第一期1921—1927年；发展第二期1928—1937年7月；发展第三期为1937年7月—1949年9月。 简洁明了精巧舒畅，似乎还原了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钱理群等人的分法最简明，只是三个十年：一、1917—1927；二、1928—1937、6；三、1937、7—1949、9。 彻底撤开了以往一些纠缠不清的说法。
司马长风对现代文学史的分法显出了他别具一格的特色。1915 —1918是文学革命期；1918—1920是诞生期；1921—1928是成长期； 1929—1937是成熟期；1938—1949是凋零期。而且他第一次把现代文学史终结点延伸至1965年。他的每一次划分都往往以作家、作品鼎盛期为界。不论司氏的这种分法是否合理，对我们来说，总还有一种开阔眼界的作用。
四、各书的语体风格
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带着相当浓郁的历史气息。作为经历现代文学而又为现代文学写史的学者，他的语言是平易、补实的，叙述多以实情介绍为多，政论色彩较淡，而且还时时杂以很多文学史书上没有的引文。刘绶松文学史则不然，政论性、批判性、教育性洋溢通篇。即使在叙述史实时，也包含着强烈的爱憎态度，语言色彩热烈，主观倾向突出。唐弢、严家炎和林志浩的文学史也未完全抛开政论性的特点，但客观、写实、丰厚、知识性强。行文由于内容的庞大、芜杂，则显得有些拖沓、冗长、枯燥。
黄修已和钱理群等人也许注意到了先辈们行文上的不足，他们的叙事语言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钱理群等人，包含哲理和深思的语言，既有力度，也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实证性、科学性跃然纸上，使人读起来欣欣然有喜色，一反一般文学史冗慢、拖沓之感。而且钱理群等着眼于文学自身的轨迹看文学家，文学作品，文艺思潮，他们的评价也趋于平稳，极少有捧得极高，或贬得极低的做法。虽说是文学史，修辞也颇为讲究。
司马长风简直是在向大家诉说故事。浅言慢语、娓娓而来。这样虽不免有轻重不分、主次不明、史、事、论混为一体之嫌，但不失一种特别的风格，读来趣味盎然，不沉闷，使人有新奇感，这种写史的语言风格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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