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外资论文,机制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12)04-0136-09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增长质量较差。为促进经济规模增长，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中国制订了一系列外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渐进式地设立经济特区并开放沿海城市，规定和逐步放宽外资准入的行业领域，给予外资优惠政策，主要为吸引外资填补资金缺口、促进经济规模扩张。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外资政策开始兼顾区域均衡、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由主要促进经济规模扩张向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转变。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外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外资政策着力于改善外商投资环境，转变吸收外资的方向和结构，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既重视促进经济规模的扩张，也注重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带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尽管不同发展阶段外资政策的侧重各有所异，但始终体现出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
一、中国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已持续30多年。从一国生产过程来看，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但是，自North和Thomas(1973)的开创性研究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制度因素，只有当制度提供了有效激励，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才能持续进行(North，1990，1994；Delong and Shleifer，1993)。严冀等(2005)认为制度变迁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制度变迁不仅带动了要素增长，还改善了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经济组织的组织效率。李富强等(2008)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来自制度变迁(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因为制度对经济增长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约束生产要素投入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及组织效率影响经济增长。这类观点已经普遍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同，并且林毅夫等(2004，2006)、刘小玄(2003)、樊纲等(2003)已分别证实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竞争和产权制度、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那么，作为中国经济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外资政策与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国内外一些学者对此做了相关研究。
一方面，一些学者着重研究中国外资政策对经济增长量的方面——经济规模扩张的影响。Demurger等(2002)认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给予地方的优惠政策对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促进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取消限制的松绑政策，使得沿海地区向东亚邻国及其他竞争对手靠拢。樊丽明(2002)通过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回顾和总结，认为外资税收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牵动效应，这种牵动效应主要是通过外商投入的资本要素量增长的牵动效应和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出口量增长的牵动效应两个方面实现的。程金亮(2004)运用幼稚工业说、投资外部效益说、政府政策不连续性说等理论分析了外资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祝树金、付晓燕(200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资政策优惠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有效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从质的角度关注外资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姜作培(2000)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贸易结构等六个方面论证了外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然而，大部分研究发现了外资政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Jian，Sachs和Warner(1996)、Zhang(2001)等认为国家给予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建立，是导致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魏浩(2003)认为外资优惠政策在推动中国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就业、产业、技术以及市场结构等方面对国家经济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外资政策对环境因素较少考虑，陈凌佳(2008)、杨万平，袁晓玲(2008)认为中国已成为“污染避难所”。黄亚生(2005)深入分析改革初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后，认为中国外资政策限制了国内企业竞争力发挥，加剧了中国外资依赖程度，削弱了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张宇(2009)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制度约束，其中一种就是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是产生外资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述研究论证了外资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量和质、正与负不同方面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研究只是通过回归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证实外资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深入地探究其影响机制，也没有利用相关数据系统地说明其现实情况，未能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实际情况，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中国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一)资本积累传导机制
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之一。外资政策通过引导外资影响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其一，外资政策通过引导外资流入，产生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推动经济规模扩张。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是指外资本身对中国资本流量和存量的影响。外资流入增加了中国可用于投资的储蓄，有利于弥补储蓄缺口，并且流入的资本直接形成生产能力，对促进中国的资本形成和GDP增长具有直接贡献。资本积累的间接效应是指外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入效应。开放经济中，外资的流入带动了国内投资，外资与国内投资形成互补(Borensztein等，1995；程惠芳，2002；张天顶，2004；王永齐，2005)。首先，外资的流入间接影响国内储蓄。外资通过增加就业、支付更高工资，提高当地国民收入；作为雇主，通过制订养老金计划，直接向储蓄账户存款，为购买保险提供薪金扣除等方式来鼓励储蓄，增加国内资本存量。其次，外资的投资乘数效应。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外资能够对国内资本积累产生产业连锁效应，即通过带动前后向辅助性投资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在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将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最后，外资通过刺激国内资本市场的发育而提高国内资本积累的效率，并通过提高国内消费层次引发其相关产业的投资(黄顺武，2010)。其二，外资政策通过引导外资的区域和产业流向，影响区域和产业的资本积累，协调区域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受地理因素的影响，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外资政策通过合理引导外资流入中西部等落后地区，提升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积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追赶经济较发达地区。同时，外资政策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下引导外资流入第一、二、三产业，产业间外资的不同分布，导致各产业差异性发展，打破原有的产业格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二)人力资本发展传导机制
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外资政策能够通过外资影响人力资本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其一，外资直接影响教育系统的投资。一方面，中国外资政策允许外商投资设立中外办学机构，直接增加教育系统投资。而且，外资比较重视企业形象和品牌文化建设，支持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在各类教育机构设立教育基金、奖助学金等形式支持国内正规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外资稳定且巨大的产出和赋税贡献使得中国获得了足够的教育投资来源。其二，外资“溢出效应”影响人力资本发展。外资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非常重视实施对本企业员工、商业伙伴的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行为，特别是面向当地子公司实施的生产技术、组织和管理的培训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能够直接和间接提高劳动者素质。其三，外资刺激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外资企业的生产方法比内资企业技术密集度更高，技术偏向型生产会增加对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在短期中，技术劳动力供给缺乏弹性，从而提高技术工人的工资。工资变化具有信号显示效应，刺激潜在就业人群和政府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其四，外资吸引人力资本流入。外资企业为人力资本流入创造空间，不仅能够吸引国外人才的进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智力外流”现象，甚至可能促成“智力回流”，改善国内人力资本结构状况。此外，外资政策通过外资影响人力资本的发展，不仅能够增加经济总量，也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一方面，利用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经济增长质量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外资政策通过影响外资结构促使人力资本的“均化”提升人力资本积累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刘海英等，2004)。
(三)技术进步传导机制
技术进步不仅是经济规模扩张的推动器，也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动力源之一。中国外资政策鼓励携带先进技术的外资流入，推动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首先，通过技术转移的途径。技术转移是指外资企业所进行的直接的、有意识的相关技术转让与交流活动，是一种推动东道国技术进步的直接途径。外资企业转移技术主要包括外资企业生产体系内部(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间)转移和在外部市场上通过许可证、少数股权企业、分包、战略联盟等对其他企业转移技术。其次，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技术创新是指外资企业在东道国所进行的研发活动，是一种直接的技术生产。外资企业通过外包、与东道国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技术转让或结成技术战略联盟等方式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通过外资政策吸引外资企业的研发投资，不仅可以在国内形成代表研发主流的科技力量，还有助于加入到动态发展的全球技术进步进程中来，从而有助于实现本国技术跨越式发展。最后，通过技术外溢的路径。外资企业的生产和服务活动，使知识、技术等相关无形资产非自愿地向东道国扩散，从而促进了东道国企业技术水平提升，推动经济发展。其途径包括：示范效应——由于在技术方面的差距，国内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的模仿和学习(即“干中学”)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竞争效应——拥有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国内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速技术与设备的更新升级，提高竞争能力；人员培训与流动效应——外资企业对国内员工，特别是管理人才、研发人才的培训投入提升了国内人力资本存量，当这些员工从外资企业“跳槽”到国内企业或自主创业时，会发生技术外溢；产业关联效应——处于产业链上的外企企业与国内企业通过关联效应而带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
(四)制度变迁传导机制
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外资政策通过外资的中介作用影响制度变迁，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首先，促进所有权结构的多元化。外资企业通过合资或合作形式向非国有企业注入资本和技术，打破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瓶颈。同时，通过吸取外资企业带来的先进管理理念和经验，非国有企业推动自身的制度创新，并逐步建立与国际市场的联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所有制结构由国有到国有、集体和私营所有制混合形态的转变，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经济增长。其次，推动市场导向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国家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就必须按照国际规范和市场经济要求改善投资环境，对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外贸体制、价格管理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进行变革，通过制度创新引导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外资的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也往往在制度上加以调整和变革，增加国家福利。最后，改善国有部门改革的制度环境。外资进入逐步形成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增强市场环境的竞争性；使长期依赖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认识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作模式、管理体系、公司制度，改变传统体制下长期形成的惯例，打破人们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福利的依恋，增强制度创新主体变革的积极性，减少社会对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抵触成本和风险成本；国家还能够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使国有企业焕发新的活力(郭宏，2008)。
三、中国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
(一)中国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
一是经济规模扩张。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1202亿元，是1978年的110倍，年均增长12423.65亿元。①在经济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外资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外资政策推动资本存量增加。改革开放初期，国内资本比较短缺，“储蓄缺口”严重。1979年，中国制定外资政策允许外资进入，推动资本存量增加，利用“国外资源”促进经济增长。1981-2010年间，中国外资政策不断健全和发展，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开放区域扩大，外商投资产业领域逐步放宽，固定资产投资中使用外资数量由36.4亿元增加到4986.8亿元，增长136倍，外资作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重要性明显增强。其次，外资政策改善了人力资本存量。199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允许外商投资教育事业。在2003-2010年间(2003年开始单独统计教育行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国教育行业实际使用外资2.32亿美元，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育质量，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为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②除投资教育事业外，外资政策还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中国大量的外资企业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就业效应，而且还通过高质量的培训和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最后，外资政策促进技术进步。外资政策为外资企业技术溢出创造了良好条件，外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逐步提高，提升了国内技术水平。1985年以前，外资主要集中在纺织、轻工、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高新技术行业投资额很少，加之外资的规模有限，所以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小。此后，外资结构趋于优化，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迅速扩大，技术溢出效应逐步提高，成为中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而且，自1994年北方电讯公司与北京邮电大学合作建立北邮—北电研究开发中心后，外资在华“研发中心”的存量不断增加，截至2010年，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达到1200多家。③外资“研发中心”通过合资研发、联合研发、委托开发、研发外包等形式，将部分技术转移到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并通过信息交流、研发资源共享等方式扩大了技术溢出效应，不仅促进了技术进步，而且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呈现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钞小静，2010)。其中，外资政策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其一，外资政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质量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来源于技术进步、要素质量改善、制度等非物质投入因素。过低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了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积极运用外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外资与国内资本相比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是异质资本，大量外资流入有效地改善了中国的资本质量；外资政策通过外资技术溢出等方式有效地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并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外资政策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还具有制度变迁效应，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其二，外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密切联系，如果产业结构合理，经济增长的效率就高，持续快速增长就有较大潜力或可能性；反之，就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有效性受到破坏。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产业结构面临“农业基础薄弱，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1979年，中国开始运用外资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通过基于外资流量的外资政策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到产业中，促进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另一方面，运用基于外资流向的外资政策，如在1987年、1995年、1997年、2002年、2004年、2007年及2011年先后七次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增强对于外资的产业导向作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在外资政策的作用下，第三产业吸收外资数量不断增加，2008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外资总量的49.73%，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二产业吸收外资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在2008年所占比重仅为49.17%，外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④外资产业结构的改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截至2010年，中国三大产业GDP构成由1978年的28.2：47.9：23.9转变为10.1：46.8：43.1，产业结构合理性增强。⑤
(二)中国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
一是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外资政策加剧环境污染程度。中国环境要素相对富裕，而且为了运用外资弥补资金和技术等“缺口”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对环境资源的估价和偏好程度较低，外资政策环境保护“门槛”效应缺失。高环境标准国家的企业为了保持产品竞争力，倾向于将生产转向环境成本低的中国，实现边际产业转移。这些边际产业中大部分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此边际产业转移成为污染转移。1996-2010年，外资在所有污染密集型行业中所占份额⑥都增加了。截至2010年，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制品业外资所占份额在所有污染密集型行业中始终是最高值，保持在50%以上；食品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外资所占份额超过35%。⑦大规模的外资边际产业转移促进了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增加污染产生量，加剧环境污染程度，使中国沦为“污染避难所”。其次，外资政策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即存在一定差距，1985年东部地区GDP总额占全国GDP的比重为52.57%，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所占比例分别为31.19%和16.24%。自1985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呈扩大之势，外资政策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外资政策经历了从以区域性税收优惠为主逐步到行业性税收优惠和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演变过程，东部整体享受政策优惠的地区和程度均优于中西部。在外资政策的引导下，外资大量涌入东部，在2001-2010年间，东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比重始终在86%上下浮动；中部地区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值11.02%后下降，2010年降至6.5%；西部地区在2001-2004年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不断趋于下降，2006年后开始持续上升，在2009年达到7.9%，首次超过中部地区，2010年达到最高峰值8.5%，超中部地区两个百分点。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差距通过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机制传导至经济增长，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⑧
二是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首先，形成外资依赖。随着中国外资政策的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环境逐步优化，吸收外资水平也持续提升，截至2010年中国累计吸收外资11078.58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导致了中国运用外资金额的上升，还导致了外资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中国经济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外资依赖特征，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在1978至1989年，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工业产值规模较小。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为448.95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28%。此后，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在2003年达到峰值35.87%，2004年开始小幅回落，但依然保持在30%左右，工业经济对于外资依赖程度较大。⑨其次，影响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到威胁的明显标志是产业生存和发展相应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丧失。改革开放后，三大产业和各主要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都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加入WTO后，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增长更为迅速，三大产业和主要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的增加，危及产业的生存安全。而且，外资政策还影响产业外资股权控制率。中国加入WTO后，三大产业和主要产业的外资股权控制率持续上升，中国产业控制权逐渐削弱，威胁产业安全。最后，制约内资企业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促进经济发展，中国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造成了内外资企业投资成本差异，增加了外资企业在竞争中的成本优势。虽然在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但地方在“引资竞争”中争相出台其他优惠政策，使得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发展面临差别化的环境。与此同时，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凭借技术、管理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将内资企业逐步挤出市场或使其陷入发展困境，压缩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空间，削弱了投资需求，客观上对国内储蓄向有效投资转化起到抑制作用，导致“挤出效应”。此外，对外商而言，技术垄断性比市场更重要，为了更好地保持技术垄断性，外商投资企业越来越倾向于独资和控股，1984年中国新增外商独资企业26家，在所有外商投资企业中仅占1.2%，但2010年新增外商独资企业22085家，比重激增至70.58%，分别是当年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数量的4.4倍和73.6倍。⑩外商投资企业独资和控股趋势的加强，使内资企业较难从外部获得技术转移，对于外资技术的依附性增强。更严重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兼并、收购或控股中国大中型企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外资兼并、收购的迅猛发展使外资企业迅速占领市场，并以技术、规模、资金等优势高筑行业进入壁垒，挤压内资企业发展空间，制约内资企业的发展。
四、促进外资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一)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吸收外资规模
一要健全外资政策法规，创造良好政策环境。规范对外资企业的激励政策，改变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和内资企业的歧视；进一步开放受管制的行业和领域，放宽外资企业的进入限制、经营范围和开业条件；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打击侵权盗版行为；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制度，依法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二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外商投资硬环境。加快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交通运输网络，增强供电基础网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重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信息网络化进程和信息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三要深化市场体制改革，提升市场开放度。注重建立开放的制度环境，依据规范、透明的市场化规则对经济活动和市场秩序进行监督管理，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服务；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市场活力。四要建立健全服务体系，提高外商投资服务水平；进一步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减少审批项目和环节，提供“一站式”审批；发挥外商投资促进机构职能，建立多级服务网络，积极组织实施投资促进活动，为外商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优质高效服务。
(二)提高外资进入门槛，保证吸收外资质量
首先，注重外资的技术水平和外溢效应。将外资技术标准纳入评估范围，鼓励技术含量高、装备水平好以及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先进的外资企业进入，限制低端技术或者不适合技术的外资流入；积极吸引集中度高、与内资企业关联度高的外资企业，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其次，重视外资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出发，鼓励外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契合度高的外资进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最后，强调资源与环境保护因素。根据国家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资源集约度、投入产出率和环境效应等方面出发，设立外资进入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最低标准，严格限制不达标的外资企业进入。
(三)增强外资政策导向，助力经济平衡发展
一方面，增强外资政策的产业导向性，促进产业结构调整。适时调整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加大外资政策对第一产业的倾斜度，积极利用外资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促进农业的发展壮大；放宽外资进入第三产业的限制，扩大外资流入空间，给予流入第三产业的外资适当优惠，引进新的服务业态、管理方式，培养服务业管理人才，更好地发展服务业；突出第二产业吸收外资重点，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引导外资推动轻工业高端化发展，吸收外资先进技术突破重工业发展瓶颈，实现第二产业中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改善外资政策的区域导向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引导东部地区部分发展成熟的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型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吸收外资的政策、技术和资金配套支持力度，及时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扶持中西部地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鼓励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再投资。
(四)完善环境法制体系，利用外资技术治污
一要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包括协调外商投资环境法规——在内容上保证相邻法规之间尽量保持内容不重复、规定不冲突；在立法技术上力求统一、规范；明确外资企业的环境保护标准——厘清国家、企业和公民的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基本制度，为规范外资企业环境保护提供有效法律基础；加强外资领域的环境执法管理工作——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环境保护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相互协调配合的外资环境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外资企业评估体系，不仅要看其经济效益，还要对其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二要积极利用外资先进的环保及清洁技术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引导外资进入环保产业，制定和完善促进外资进入环保产业发展的战略、政策及标准体系，促进外商在环保设备、水污染防治、废弃物处理与综合利用、大气防治、可再生能源等领域投资，建设节能环保的研发、制造、集成、服务、总部等产业集群；创造环境加快外资企业的环境科技外溢和扩散，尤其是在危险废物处置、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领域，带动国内清洁技术的发展。
(五)健全外资管理体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首先，建立科学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构建经济信息网络和分析系统，确定国家战略性产业、重点企业、重点产品与技术；设计统一的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测定安全等级标准，定期对国家经济安全形势进行评估分析，在外资可能影响经济安全时发出预警信号。其次，建立严格的外资审核机制。在一定范围内保留普遍审查制，根据外资的持股比例和持股金额，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审批，防止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和外资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发生；对外资并购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具体审查外资进入的行业和允许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规模，评估其可能对经济安全造成的影响；严格限制国有企业改制后允许外商参股的比例，审查国有资产的评估情况，保证国有利益不流失或少流失。最后，有效实施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法律法规。对于外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定期对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进行市场占有状况评估，确定外资企业是否存在垄断，是否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隐患；以《反垄断法》作为法律依据，加强外资并购中的事前审查制度和事后的监控制度，更好地规范外资并购行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①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商务年鉴》。
③数据来源于《商务部：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超过1200家》，人民网，http://mnc.people.com.cn/GB/11154893.html.
④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商务年鉴》。
⑤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
⑥外资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所占份额=三资企业投资于各污染行业的总资产/全部工业企业在该行业的总资产，其中“全部工业企业在该行业的总资产”使用“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数据。
⑦数据根据1997-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⑧数据来源于2004-2011年《中国商务年鉴》。
⑨数据来源于2011年《中国商务年鉴》。
⑩数据来源于1986年《中国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商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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