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唐墓志中的党项史料看唐朝与党项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唐论文,墓志论文,史料论文,唐朝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党项的史料散见于隋唐宋元诸朝正史、文集、奏章和部分碑刻题记之中，目前，对这一方面材料进行全面收集与整理者，首推韩荫晟先生主编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一书。相较于传统文献材料，地下出土材料较少，尤其是墓志材料更不多见。近年出土于陕北和内蒙古等地的党项拓跋氏与折氏家族墓志逐步拓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一批利用墓志材料对党项的族源与发展历程进行研究的文章和专著①。处于党项壮大阶段的晚唐墓志中的党项史料，不但弥足珍贵，而且更具史料价值。它们将增加一些被正史所湮没的材料，提供一种全新视角，结合纸质文献与金石材料来认识晚唐时期唐朝与党项的关系。
关于晚唐的界定，至今尚无定论②。目前普遍接受的是文学界关于唐诗的时代划分，这种划分方法虽然依据唐诗的发展与特点进行定位，但也适用于对唐代历史的划分。本文所指的“晚唐”自文宗太和元年至昭宗天祐四年(827-907)，墓志内容主要集中在宣宗大中年间。此时唐朝虽然收复了河西走廊和原州诸关，稳定了代北局势，但是地方割据势力的持续发展造成中央对边疆地区控制力减弱，周边各族开始摆脱唐朝控制并逐渐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③。在这一背景下，内徙定居于陕北和河东地区的党项逐步壮大，反抗唐朝的斗争日益激烈，频繁对关中和河东地区发动侵扰，唐朝采取武力打击与和平招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对。本文通过对八方晚唐墓志中党项史料的考证与分析，试图从另一个侧面审视晚唐时期唐朝与党项的关系。
一、晚唐墓志中的党项史料（见下表）
二、史料考证与分析
编号“大中064”的墓主为卢就[1]，是晚唐大臣卢弘宣之侄。卢弘宣在《新唐书》有传，会昌二年至三年出任东川节度使④，此后不久卢就担任殿中侍御史、节度支使和观察判官等职。卢弘宣会昌五年正月以义武军节度使身份节制易、定二州[2]，卢就检校户部员外郎、充节度判官也在此年。当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扬州吴湘案”⑤，此案由崔元藻和李稠调查审理[3]，墓志说明卢就也参与了这一案件的审理，可补史阙。会昌五年十二月，党项攻陷了邠、宁、盐三州交界处的城堡，屯于叱利寨。宰相李德裕次年正月十一日上书，主张以招抚为主[4]，但是武宗皇帝赫怒于党项的不羁与侵扰，决定对其发动大规模征讨。结合墓志与史书记载，可以确定武宗征讨党项在会昌六年。“未暇调食，征天下兵屯于□上”，说明当时征讨规模盛大，因尚未做好准备而十分仓促。“上”前所缺字疑为“塞”字，即征兵屯于塞上以图征讨。关于这次征讨党项的行动，相关史料只载会昌六年因党项侵扰而出兵还击，其他情况付之阙如。周伟洲先生认为这可能与同年三月武宗之死、各镇使未出兵或小有战斗、未能改变党项屯集叱利寨局面有关[5]。通过这方墓志可知，会昌六年唐朝为征讨党项进行了广泛调兵与周密安排。“兵部侍郎、判度支卢商奏：‘诸道兵讨伐党项，今差度支郎官一人往所在有粮料州郡，先计度支给。’从之。”[6]卢就在征讨行动中“佐大计、理出入”，就是那名负责征集粮草的度支郎官。这方墓志提供了会昌六年征讨党项的相关史料，反映了晚唐时期唐朝通过武力打击遏制党项侵扰的史实。
编号“大中069”的墓主为冯审中[7]，卒于大中六年(852)，享年43岁。据此推算其生于长庆元年(809)，12岁时为长庆元年(821)。冯审中于长庆元年担任河东节度使府武职，因呈送征讨党项捷报有功，获得恩赏加封监察御史。长庆元年前后虽未见党项入侵河东地区的记载，但可以从相关史料中获得一些信息。“太和中，河西党项扰边，文宗召石雄于白州，隶振武军为裨将，屡立战功。”[8]太和年间石雄以振武军裨将身份多次击退河西党项对河东地区的侵扰，其太和三年四月被流配白州[9]。长庆元年距太和三年9年时间，其间不乏党项的侵袭与骚扰。结合墓志可知，河西党项长庆元年左右寇扰河东地区被守军击退，河东节度使派遣幕府武职冯审中赴京献捷，穆宗皇帝提拔其为御史。这方墓志提供了长庆年间河西党项寇扰河东地区的史料，虽不是晚唐时期有关党项的直接史料，但也反映了晚唐时期河西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侧面。
编号“大中097”的墓主为杨乾光[10]，大中六年五月担任丹州防御使。丹州东距同州350里，西至鄜州180里，南距坊州260里，北至延州250里[11]，这一区域都是唐朝为党项划定的定居区。“宣宗大中四年，内掠邠、宁，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拭合节度兵讨之，宰相白敏中为都统。……不阅月，羌果破殄，余种窜南山。”[12]丹州毗邻邠宁地区，不排除入寇党项来自此地的可能。此次征讨党项调动了凤翔与河东两个节度使的兵力，时间不足一个月，溃败的党项逃往南山。此次侵扰邠宁地区的可能是南山党项，他们因居于鄜、延二州之北山地而得名[13]。丹州不但正处于凤翔节度使兵马东进道路之上，而且周边地区都有内徙党项分布，所以此次征讨行动对这一区域内的党项造成了一定影响。大中七年冬(865)，党项入侵丹州，劫掠当地百姓，杨乾光请求增派兵马还击。因为唐军及时到达，该地人众财产和乡里城邑得到保护。这方墓志提供了大中年间内徙党项寇扰丹州并被击溃的史料，侧面反映了内徙党项侵扰关中地区的情况。
编号“大中120”的墓主为孙景商[14]，宣宗大中年间参与谋划征讨党项行动，和平化解了党项入寇危机。大中四年党项侵扰邠宁地区，宣宗命凤翔节度与河东节度合兵反击，很快击退了党项的进攻。但是党项的入侵势头并未就此止住，他们不断掀起反抗唐朝的斗争浪潮。大中五年(851)，“三月，以白敏中为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等使，南北两路供军使兼邠宁节度使。敏中请用裴度故事，择廷臣为将佐，许之。夏，四月，以左谏议大夫孙景商为左庶子，充邠宁行军司马；知制诰蒋伸为右庶子，充节度副使”[15]。宣宗命宰相白敏中都统诸军讨伐党项，白敏中奏请孙景商为行军司马，蒋伸为招讨副使。蒋伸为晚唐大臣，曾任宰相与河中节度使等职。据《新唐书·蒋伸传》载，“白敏中领邠宁节度，表伸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户部侍郎”[16]。白敏中任邠宁节度使在大中五年至六年[17]，此墓志为蒋伸自撰，其所载大中五年征讨党项一事与史相合。从蒋伸后来出任户部侍郎可知其一定具备相当的筹划能力，所以白敏中才奏请其担任节度副使。当时党项频繁扰边，宣宗大怒，命宰相白敏中率军出征。朝野之中都认为兵弱食乏，短期之内难以收效，反对贸然出征。孙景商与蒋伸经过谋划，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主张对党项进行招抚。白敏中采纳了其意见，奏请停止了对党项的大规模征讨，在恩信抚驭已降服的平夏党项的同时，坚决打击桀骜不驯的南山党项[18]。“敏中军于宁州，壬子，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余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19]在避免大规模征讨后恩威并施，党项停止了对唐朝的侵扰。孙景商因成功地避免了大规模征讨党项可能给唐朝带来的不利影响而被授予给事中之职。“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20]虽然吐蕃和回鹘已陷于内乱和崩溃，但是打击其残余势力既会削弱唐朝的国力，又会加剧国内藩镇割据局面，危及统治基础与政治稳定。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面前，对党项进行大规模征讨力不从心，“兵羸食窘，遽难收功”正是这一实情的反映。这方墓志材料既佐证了《资治通鉴》，又提供了大中年间唐朝对党项由武力征讨到和平招抚这一过程的史料。
编号“大中006”的墓主为高克从[21]，大中二年任职于夏州节度使府。夏州不但是“安史之乱”后唐朝为内徙党项划定的主要定居点，而且临近漠北的地理位置又使其很容易成为民族冲突的爆发点。自开成初年以来，由于唐朝边疆局势变化与所用边将不当，出现了“边军难抚，蕃部易摇”的不利局面。内徙定居于陕北地区的党项部落因不满唐朝的压迫与边将的贪婪，不断掀起反抗唐朝统治的斗争。会昌六年二月(846)，武宗任命夏州节度使米暨为东北道招讨党项使，邠宁节度使高克恭为西南面招讨党项使[22]，联合讨伐劫掠京西北地区的东山党项。大中二年正月九日，出于“推择良能，护临藩镇”的目的，高克从被选入夏州节度使府。“公韬蕴智谋，乐得其往，果塞众望，大惬蕃情。自党项三百年来，互相劫杀，寇雠不息，劳扰边军。公与元戎敷法导诱，而威以典刑。特表上闻，悉与和断。遂得各舍雠隙，逐性便安，牧野不收，不扃户外。诏书褒饰，尤加依赖。”高克从立足党项实际，恩威并施，妥善处置了夏州地区的党项事务。“抚绶五年，两任留务。利人除弊，边境晏安。”因为高克从招抚有功，任职五年后又获得两次连任，有力维护与促进了夏州地区的安定和内徙党项的发展。这方墓志提供了大中年间唐朝处理与夏州地区党项关系的史料，说明唐朝在这一过程中并不以武力征讨为主要手段，而是适时地将武力征讨与和平招抚相结合。
编号“大中060”的墓主为鲁美[23]，大中年间击溃了入侵营州地区的党项。从“始主柳城，洎司战马……大中戊辰岁，统兵防边，党项充斥”等句可知，柳城在辽东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为幽州(卢龙)节度巡属[24]，“大中戊辰岁”为大中二年(848)[25]。内徙党项主要聚居在陕北与内蒙南部广大地区，虽有党项越过黄河进攻河东地区，却很少有党项侵扰营州地区的记载。“统兵防边，党项充斥，计谋筹画，保全城垒，为郡帅甄奖，录功上闻，授殿中侍御史兼本城教练使。”大中二年党项入寇营州，鲁美积极组织防御阻击，因保全城垒获得上司嘉奖。此次入侵营州地区的可能是河西党项，因为其在太和年间曾频繁寇扰河东地区[26]，不排除继续东进入侵营州的可能。这方墓志记载了大中二年，党项侵扰营州地区的史料，既可补史之阙，又为晚唐党项的活动提供了新材料。
编号“大中088”的墓主为乌氏[27]，大中初年因处置西南地区羌戎叛乱有功而被调往丹州阻击党项入侵。文州位于四川北部，是隋唐之际党项羌的主要聚居区。戎州位于川西北，是西南少数民族杂居之地[28]。该州土著“蚁聚云屯，奔突境内，莫能制止”，形势十分严峻。“先考下车未期，秘密潜施，以兵一千斩虏枭擒五千余级，两川宿患，此时一清。”乌氏到任后即刻组织平乱，经过周密筹划一举肃清了叛乱。“政成归于京辇，不日又除丹州。亦缘羌戎为寇，侵掠关辅。”平定戎州叛乱后，乌氏因富有平叛处置经验而被调往内徙党项聚居的丹州。此举在阻击频繁入侵京畿地区党项的同时，还有震慑压制的目的。这方墓志提供了大中年间唐朝处理丹州地区内徙党项关系的史料。
编号“大中088”的墓主为师弘礼[29]，咸通年间任职于鄜坊节度使府并出任鄜、坊、丹、延四州都游奕使。“时遇司空陇西公之节制鄜畤也，知公而特请行焉。到郡，补节度押衙。”所谓“陇西公”指沙陀族首领李国昌，“司空”为“司徒”之误[30]。李国昌于咸通十年至乾符元年任鄜坊节度使，历时五年(869-874)[31]。“公勤恪小心，夙夜无怠，复奏授监察御史，寻迁鄜、坊、丹、延四州都游奕使。”师弘礼任职于鄜坊节度使府，因工作出色被李国昌奏为监察御史，不久又被任命为鄜、坊、丹、延四州都游奕使。“游奕”亦作“游弋”，通过无目标的巡游以监视可疑之事和潜在威胁，既进行巡逻又展开间谍活动。唐代中期以后，凡兵多地广之处都设“游奕使”一职，负责巡营和防遏事宜[32]。鄜、坊、丹、延四州是内徙党项的主要聚居区，师弘礼以都游奕使身份对该地党项进行监视和防遏。“且此州羌汉错居，山川夐阔，苟失控御，即为寇攘。”该地党项与汉人交错杂居，如有不慎就会酿成祸端与寇扰。“公为是郡也，部落畏威，将卒知惧，秋毫无犯，边界获安。”师弘礼任职后通过恩威并施制服了当地的内徙党项与不法边将，维护了民族团结与地方安宁，稳定了边疆局势。这方墓志提供了大中年间唐朝处理陕北地区内徙党项关系的史料。
三、晚唐时期唐与党项的关系
这八方晚唐墓志中的党项史料跨越文宗至懿宗时期，历时近50年(827-874)，分别涉及了会昌六年征讨党项、太和年间党项入侵河东、大中七年党项入侵丹州、大中五年对党项的讨伐与招抚、大中年间绥抚夏州、党项入侵营州、镇遏丹州和咸通年间绥抚陕北地区八个方面的史实。它们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文宗至懿宗时期唐朝采取征讨与招抚相结合的方式应对党项侵扰与反抗的史实。通过对其考证与分析，可以从另一个侧面重新审视晚唐时期唐朝与党项的关系。
“安史之乱”后大规模内徙的党项虽然接受了唐朝羁縻府州制度臣服中央，但是党项羁縻府州的控制力会随唐朝实力的盛衰变化呈现相应的强弱反应[33]。唐朝在沿边设置党项羁縻州县，任命其首领为世袭都督和刺史管理部落事务，接受都护府监领，不缴纳赋税和申报户口。羁縻都督府、州和县是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地方行政机构，体现了唐代对少数民族的笼络政策和松散管理的方针，客观上有利于民族间的和平共处与自然融合。因为唐朝短期内对其没有充分的统辖能力，只能通过间接安抚控制来应对[34]。党项在朝廷势力强盛之时接受羁縻州县制度，当朝廷势力受到吐蕃进逼出现衰弱之时，党项就逐步摆脱羁縻式的松散状态，夹在唐、蕃之间的党项的活动常表现出游移不定的倾向[35]。
“安史之乱”后，党项在吐蕃侵逼下时常进攻唐朝西部边疆。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唐朝决定对其进行定点内徙，主要目的地为陕北地区。“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36]郭子仪组织的大规模定点内徙逐步将党项迁至黄河东西两岸，不但使陕北地区成为党项的主要活动区域，而且使原无党项居住的河东地区也逐步成为党项的游牧地与聚居区。“永泰、大历以后，居石州，依水草。”[37]石州即今山西离石(吕梁)，位于黄河和吕梁山之间，有适宜畜牧的山间草场。贞元十五年二月，当地党项因不堪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的贪婪与压迫而举族渡河向西迁徙[38]。为了加强对内徙党项的控制与管理，元和九年五月重新设置宥州以护党项，十五年十一月任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39]。虽然党项暂时得到安抚，但是唐朝因国力衰落而控制力下降的不利局面与党项谋求自身发展的诉求为党项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党项自“安史之乱”后开始大规模内徙，唐朝虽然采取了“安抚”为主的总方针，但是唐代对党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边将的暴虐和横征暴敛使内徙党项的反抗与寇掠此起彼伏⑥。为了加强对党项的控制、遏制其势力的壮大，唐朝对党项贸易进行了严格限制。“贞元三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40]随着唐朝对边疆部族控制力的削弱与党项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其反抗唐朝的斗争愈加激烈。“至大和中浸强，数寇掠，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41]在党项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遭到压制的同时，唐朝边将的横征暴敛与贪婪无度更激化了这一矛盾。“至大和、开成之际，其藩镇统领无绪，恣其贪婪，不顾危亡，或强市其羊马，不酬其直，以是部落苦之，遂相率为盗，灵、盐之路小梗。”[42]编号“大中069”的墓志虽反映了穆宗长庆年间的党项侵扰史实，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宗太和年间平定河西党项寇扰河东地区的危急局面。
会昌元年，唐朝出兵征讨回鹘乌介可汗的军事行动对内徙党项产生了重要影响。会昌二年任命李思忠为河西党项都将，回纥南面招讨使[43]，率领党项诸部从南面进攻回鹘，三年正月任命何清朝率领沙陀、吐谷浑和党项赶赴振武接受刘沔调遣[44]。唐朝多次征调党项诸部与回鹘作战加重了其负担，率领党项诸部边将的暴虐更增加了党项诸部的不满[45]，内徙党项不断掀起反抗浪潮。为了缓和唐朝与党项的关系，武宗决定加强对边将的管理与监察。“会昌初，上频命使安抚之，兼命宪臣为使，分三印以统之。在邠、宁、延者，以侍御史、内供奉崔君会主之⑦；在延、夏、长、泽者，以侍御史、内供奉李鄠主之；在灵、武、麟、胜者，以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之，仍各赐绯鱼以重其事。久而无状，寻皆罢之。”[46]但是此举并未奏效，党项的反抗活动仍此起彼伏。会昌四年九月，“制以皇子愕为开府仪同三司、夏州刺史、朔方军节度大使，时党项叛，命亲王以制之”[47]。会昌五年党项侵扰盐州，十一月入寇邠宁。“李德裕奏：‘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闻党项分隶诸镇，剽掠于此则亡逃归彼。节度使各利其羊马，不为擒送，以此无由禁戢。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词讼，庶为得宜。’乃以兖王岐为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史官修撰郑亚为元帅判官，令齎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48]唐朝虽为党项置使进行安抚，但入侵寇扰之事仍屡禁不止。会昌六年党项攻陷邠州、宁州和盐州交界的城堡，屯于叱利寨。宰相李德裕建议遣使宣慰，武宗决意对党项进行讨伐[49]。编号“大中064”的墓志真实反映了会昌六年这次征讨的一些详情，为研究武宗时期唐朝与党项关系提供了新材料。
面对党项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宣宗开始反思其缘由并总结经验教训，作出了慎选边将与照顾党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决定。“上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乃以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自是继选儒臣以代边帅之贪暴者，行日复面加戒励，党项由是遂安。……上以南山、平夏党项久未平，颇厌用兵。”[50]在平定党项侵扰后，宣宗下诏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党项寇扰、防范边将贪婪横行、改善党项生活状况的措施。“辛未，诏⑧：‘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曏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51]由于宣宗对御边将领人选的慎重选择与适宜党项生存与发展政策的实施，党项对夏州和邠宁等地区的侵扰逐步减少，出现了暂时的安定局面。编号“大中006”的墓志就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反映，说明了宣宗时期唐朝对其与党项关系的深刻反思与慎重考虑。周伟洲先生指出，自大中五年后，党项诸部虽仍有一些反抗，但由于宣宗选任的边镇节度使处置得当，并未酿成大的动乱。这种环境为党项诸部的发展和勃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52]。
这八方墓志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晚唐时期因实力下降而采取武力打击与和平招抚相结合的方式处理与党项关系的史实，这一局面逐步为党项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李鸿宾先生认为，党项势力崛兴的根本原因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53]。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的衰落与地方藩镇割据的加强，造成唐朝国力的削弱与控制力的下降。这就为党项力量的壮大创造了有利的外在条件，使其对唐朝的反抗斗争与边境侵扰日益频繁，而边将的贪婪与唐朝处置措施不当更加助长了这一局面，从而对边疆局势的稳定造成重大威胁。“作为与汉人有别的边缘势力，党项崛起除了借助上述机遇之外，其民族认同观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逐步形成以自身族属为主的势力并朝政权建设发展。然而这种思想在唐朝解体之前并不占主要位置，此前党项的活动属于政治性支配下的地方性活动，其族性张扬在王朝解体之后。”[54]在唐朝的衰落进程中，党项逐步壮大并奠定了北宋初期建国自立的基础。这一过程开始于“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发展于文宗以后的晚唐时期，最终完成于北宋时期，以自立西夏国的形式宣告了党项这一新兴政治势力的彻底崛起。
注释：
①周伟洲：《早期党项拓跋氏实习考辨》，《西夏研究》创刊号；牛达生：《夏州政权建立者拓跋思恭卒年考——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一》，收入其《西夏考古论稿》；牛达生：《夏州政权建立者拓跋思恭的新资料——唐代〈白敬立墓志铭〉考释之二》，《兰州学刊》2009年第1期；周伟洲：《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跋氏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跋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杜建录：《党项夏州政权建立前后的重要记录——唐故安塞军防御使白敬立墓志铭考释》，《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王富春：《唐党项族首领拓跋守寂墓志考释》，《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3期；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元人杨士宏在唐诗选《唐音》中提出四分法：初唐(高祖至睿宗)、盛唐(玄宗至肃宗)、中唐(代宗至文宗)、晚唐(武宗至哀帝)。明人胡震亨在唐史集《唐音癸鉴》中继承了这一说法并广为流传。《辞海》“四唐”条作如下解释：一说依据明人高棅的《唐诗品汇》将文宗大和到唐末作为晚唐；一说依据明人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将文宗开成初至五代作为晚唐。《辞海》，辞海编辑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1734页。
③参见李鸿宾：《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④《唐仆尚丞郎表》卷四《兵刑工尚侍》“刑侍”条：“卢弘宣会昌初由京尹换刑侍，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时约二三年。”第293页。同参该书卷二十《辑考七·下》“刑侍”条，第1034页。严耕望撰：《唐仆尚丞郎表》，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另据《唐方镇年表》卷六《剑南东川》，吴廷燮将卢弘宣出任剑南东川节度的时间定为会昌三年，与严耕望所推相近，第1006页。吴廷燮撰：《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
⑤扬州江都县尉吴湘因贪污公款、强娶民女激起民愤，被淮南节度使李绅逮捕下狱，准备处死。此案上奏时谏官怀疑有冤情，朝廷派遣御史崔元藻和李稠前往扬州勘查。崔元藻的推审结论与扬州所奏基本相同，李绅将吴湘就地正法。此案是晚唐“牛李党争”中的重要事件，影响深远。
⑥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75页。
⑦《旧唐书·党项传》作“崔君会”，《新唐书·党项传》作“崔彦曾”，《唐会要·党项羌》作“崔君会”，《资治通鉴》卷248“会昌五年”胡注亦作“崔君会”，本文以此为准。因“會”与“曾”形近，“彦曾”恐为“君会”所讹。
⑧参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蕃夷·平乱·平党项德音》，第709—7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