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明理学和传统儒学的逻辑终结——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反思与学术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思潮论文,理学论文,逻辑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能否从传统儒学中引申出现代科学，能否从传统儒术里开发出当代民主，以及儒家伦理能否推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从宋明理学的逻辑分析切入，通过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反思，揭露了其学术神话的诱惑实质及其学术思路的虚幻建构，指出，作为文化思想遗产，宋明理学和传统儒学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世界性的学术研究价值。但我们必须澄清三个理论问题。1.心性义理之学是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2.义利公私之辨有没有管理学水平上的民主？3.天人内外合一之道能否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关键词：宋明理学 传统儒学 现代新儒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 科学技术 民主管理
复兴传统儒家学术，是现代新儒学自觉作出的文化历史承诺。接着宋明理学谈论心性、讲究义理，是其主要的学术活动方式。尽管现代新儒学家宣扬儒学人文精神的动机和情感是极为真诚、着实可嘉的，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与理论尝试，现代新儒学思潮缺少应有的逻辑生机和思想活力，其命运注定是要破产的。
宋明理学，又称宋明道学或宋明新儒学。它是唐宋古文运动的哲学理论结晶。其核心宗旨在于，通过心性与义理之辩，打破儒释道三教鼎立格局，重新恢复儒教文化在思想领域的独尊地位，再现社会意识形态的儒术大一统。
为了贯彻这一宗旨，宋明理学思潮历时700余年，上达道体，下即器用，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探究的问题几乎无所不涉。但其中最能反映民族传统文化特质、最能体现封建时代精神脉动的根本问题，却始终是人类心性和天命义理的和合性问题，即所谓的“内外合一之道”。因此，宋明理学，实质上是心性义理之学，内圣外王之学。
宋明理学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儒学的基本问题。它肇端于先秦儒学。孔子首创儒学时，设计了“仁者爱人”和“知者知人”的“中庸至德”。“我欲仁，斯仁至矣。”[①]仁爱是人类心性的善良意向及其情感体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②]理智是天命义理的内在禀赋及其发用流行。“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③]这条“仁且智”的“夫子之道”，将人类心性和天命义理“一以贯之”，从而为整个传统儒学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学术理论基础，规划了逻辑思维路径。
孟子私淑孔学，对心性和义理的“同然”关系，作了更为深刻、更加系统的发挥。能恻隐之仁，是心性的“安宅”和“广居”；辨是非之智，是义理的“大路”和“达道”。人类心性趋向于天命义理，“犹水之就下”，是人道的自然理势；天命义理植根于人类心性，“非由外铄”，是文化的道德本质。义理内化的心性，是人的“本心”、“善性”；心性外化的义理，是人的“良知”、“良能”。心性借助义理规范而创造文化价值，义理依据心性智能而成就道德人格。心性与义理如此和合，天人不二，内外合一，尽心知性则知天，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宋明理学要昌明的“孔孟之道”，正是天命义理与人类心性和合无间，圆融无碍的天人内外合一之道。倘用现代哲学术语加以近似诠释，人类心性是标志道德主体及其内在觉悟的认识论范畴，天命义理是标志智能本体及其外在约束的价值论范畴。二者的和合问题，就成了道德主体和智能本体的同一性问题，内在觉悟和外在约束的统一性问题。
从思维运动的逻辑发展来分析，宋明理学思潮在重建儒学内外合一之道时，存在着两条对偶并行的理论思路，形成了两大对峙互补的学术流派。
程朱理学以“性即理”为立论前提，建构出一条从天命义理到人类心性，从智能本体到道德主体的内化道路，组成了以道问学和格物理为特征的学术流派。然而，天理的内化道路，实际上是难以通行的。这是因为，按照程朱的设计，要使天理义理内化到行为方式中发挥价值规范效用，就必须首先将抽象的天理准则“挂搭”在具体的阴阳气质之上，然后借助宇宙气化的动能和生命活动的信息，实现向人类心性的定向“安顿”。如此先验地铺设内化道路，势必引发理气先后之辩。尽管朱子学竭尽全力消除理气之间的逻辑危机，但是，由于宇宙论和价值论、物理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存在着巨大理论鸿沟，程朱理学最后终于因“析心与理为二”的致命弱点而趋向解体。
鉴于程朱理学范畴系统的逻辑危机及其解体的思维教训，陆王心学以“心即理”为理论公设，建构出一条从人类心性到天命义理、从道德主体到智能本体的外化道路，结成了以尊德性和致心知为特色的学术流派。但是，心学外化道路同样坎坷不平，面临着难以度越的理论困境。由于人类心性具有私欲冲动和个人偏见，因而，主体心性的觉悟和外化，并不总是符合天命义理，创造良性价值；相反，有时甚至完全违背天理准则，制作恶性价值。为了摆脱困境，一方面，陆王继续高扬“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旗，对利欲和私意横加减损、剥落等克治功夫；另一方面，将外化道路的逻辑起点抽象化为“本心”与“良知”。可是，这些举措仍无法弥合认识论与价值论、心理事实与道德价值之间的深刻逻辑裂缝。最后，当泰洲学派以及李贽发现了人类心性固有的功利价值取向和自我意识潜能时，陆王心学大厦顷刻坍塌。
逻辑和历史在本质上是高度统一的。宋明理学重建儒学“道统”的两条思路先后继起，逻辑上已遍历了内外合一之道的基本路径。无论是程朱的天理范畴及其内化道路，还是陆王的人心范畴及其外化道路，最后都因自身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而自行终结。与此相应，宋明新儒学思潮也进入穷途末路，日趋僵化，日益腐朽，最终沦为封建专制“以理杀人”、“以心杀人”和“以学术杀天下后世”的精神武器，并随着封建帝制的覆灭而永久破产。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历史发展的最高峰和集大成。它在坚持儒家纲常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成功地融合了道教哲学文化中的宇宙生成模式和性命修炼方术，有效地吸收了佛教哲学文化中的理论思维方式和心性觉悟思辨。因此，它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以及提出的命题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
作为一种与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学术思潮和理论运动，宋明理学以及整个传统儒学的核心话题业已终结。事实上，阳明心学之后，内外合一之道已成封闭格局和保守态势，理论思维上已没有任何发展余地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家，就已经着手清理思想遗产，对宋明理学进行学案式总结批判，力求开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掀起新的学术理论运动。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学统与政统、心术与权术携手联营，密切协作，致使业已终结的学术理论因政治工具化和官方哲学化而苟延残喘，甚至出现了人为的虚假繁荣。因而，宋明理学和传统儒学的历史终结，一直拖延到五四运动时期，才初步完成。但尚有反复。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宋明理学作为西学东渐的挡箭盾牌，又被人以各种方式“接着讲”了下去，蜕变成为现代新儒学。这种学术返祖和长生现象，值得深刻反思。
不容置疑，作为文化思想遗产，宋明理学和传统儒学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世界级的学术研究价值。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它的研究仅仅是开端。然而，科学地、历史地研究一种学术思想是一回事，人为地、现实地复兴一种学术思潮却是另外一回事。前者是深入细致的事理分析，后者是大张旗鼓的神话宣传。为了儒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我们有必要澄清以下三个理论问题：
1、心性义理之学是不是近代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心性义理之学是宋明理学和传统儒学的精粹。表面上看，宋明新儒学大谈特谈“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研究物理”，似乎在从事物理学研究，要发现物理定律，具有科学精神。但实质上，这个“物理”压根儿就不是物质原理，而是物化了的纲常伦理。其内涵是先验化的“天命之性”，是“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规范。这样的“物理”，通过格竹子的实验，是无法“格”出来的。王阳明格竹致病的历史典故，就是企图用观察实验的科学方法来证实心性义理之学，结果完全失败。
心性义理之学，是所谓的“圣人之学”。“圣人之学，心学也。”[④]这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学说。它的所有命题，都无法借助观察实验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只能通过学问思辨的反省方式来体悟。否认心性义理之学的科学性，并不是不要道德理性反省。这里，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尊德性、明人伦，而在于能不能将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事业和一个时代的整个实践活动，都归结为伦理道德这一桩事。
现代新儒学宣扬的第一个神话，就是从新儒学的心性义理之学可以开出现代科学技术，从而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科技落后的状况。这一“返本开新”的神话故事，确实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神话毕竟是神话。儒家文化的心性义理之学，是道德形上学，不是科学物理学。因此，在儒教学术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2000多年里，并没有从中开发出科学理论和技术创造来。相反，中国古代科技的重大发明创造，来源于儒学不屑一顾的占星、炼丹、筹算等方技术数之列。
严格地讲，任何时代的科学技术，都不是伦理道德的派生物。科学技术的进步，服从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要改变中国近代以来科技相对落后的状况，只能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按照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去从事艰苦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幻想从某种既成的道德哲学里推导或开发现代科技，这不仅不利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而且有损于道德哲学的崇高声誉。
2、义利公私之辨有没有管理学水平上的民主？
义利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学从道德形上学进入政治伦理学的枢纽。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正是通过辨析义利、区分公私实现为封建政治体制和纲常伦理秩序服务的宗旨。宋元明清时期，义利公利之辨的主题曲是“存天理灭人欲”。然而，灭去人欲、克尽己私，淡漠功利之后的所谓“廓然大公”，根本上就不是民主管理系统里的公正。这种无私、无欲、无己，甚至无所作为的“大公”，是每位臣民必须绝对服从的“天命”——圣上旨意。这种所谓的“大公”不过是用公正符号和天理外衣装璜过了的君主小私，体现出来的管理模式是封建专制特有的君主独裁。
从逻辑对待关系上讲，无私必无公，轻利必弃义，灭欲必害理。个人与集体，自我与社会，功利与道义等等人际关系，决不能通过非此即彼的取舍方式求得普遍有效的处理。现代民主管理的目的，是通过信息最大限度的沟通和行为最佳方式的互动，来协调错综复杂的人际社会关系，从而达到公平、正义与和谐等价值目标。
现代新儒学宣扬的第二个神话，就是让人相信，儒学的义利公私之辨蕴涵着民主精神，可以从内圣之学的“道统”里开出外王之术的民主管理。用宋明理学的话讲，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⑤]。既然要实现民主管理，就不应由极少数圣人为社会立法。这种话语方式本身，就不是民主文化系统应有的说法。
历史事实是，传统儒学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精神现象学。从西汉武帝独尊儒术到宋元明清崇尚程朱，传统儒学的发展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兴衰历史的文化缩影。因而，从儒学的“道统”内，不仅无法开出民主管理的方略，而且只会酿造出戕贼民主精神的毒汁。
3、天人内外合一之道能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
宋明理学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的根本不足，还在于它所追求的天人内外合一之道，是一个“合二而一”的封闭逻辑空间，里面根本没有科学技术和民主管理的价值地位。按照儒学的理论构想，内圣人格先知先觉，良知良能，用不着创建科学技术这一中介工具系统，就能直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⑥]。外王人格生知安行，学知利行，犯不上培育民主管理这一中介制度系统，就能达成“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⑦]。一旦内外合一，天人不二，仁义充塞，“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⑧]。如此无为而治，自然而然，岂用科学技术，何需民主管理！
这条“合二而一”的学术思路，是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的神秘互渗式和合。它是原始文化中的巫术逻辑泛化的思维产物。传统儒学“天人合一”、“内外合一”、“知行合一”等等合一类命题，在逻辑上均是同构的。达到其中任何合一境界的途径，都是无欲无我、无物无人的心性内向修炼。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口号，一语道破天机，说尽了传统儒学实现天人内外合一之道的真谛。
从纯逻辑的角度看，“存天灭人”的内外合一之道，的确能够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其作法是：人类彻底放弃理性自觉自为权利，回归到感性自然自在状态，使自己降格为生物世界的普通种类，听任生物进化和生态平衡规律的无情支配。其代价是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系统的彻底寂灭，历史逆转几百万年，重新回到类人猿状态。很显然，这一解决策略是绝对有效的，但却是绝对行不通的。
现代新儒学宣扬的第三个神话，就是认为儒学的天人内外合一之道，能够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一神话是真实的，却是不足取法的。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生态危机，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掌握社会文化与自然生态质能交换的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的作用规律，使天人关系达到更高水平的和谐；通过进一步推进民主管理，在全球范围内协调人类自身的各种社会行为及其价值尺度，防止将社会文化系统内的利益冲突转嫁到自然生态系统。换言之，五四运动提出的科学和民主，才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饱尝了告别传统的艰辛与痛苦。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使儒家纲常伦理成了无时不漂荡、无处不污染着的游魂。甚至连主张“全盘西化”的某些激进人士，心灵深处仍久久回味着“仁义礼智”的价值意蕴，行为方式还常常徘徊在“孔孟之道”的十字路口。作为五四运动的反响应，30年代先后，孔家店在废墟上重建铺面，新理学、新心学以及现代新儒学相继粉墨登场，勉强支撑门庭，有时甚至热闹非凡。近些年来，港台以及海外新儒学纷至沓来，渐入学术思想界，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反观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透过无数的弯曲和波折，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复兴儒家学术，都不是喊叫一两句政治口号、创作两三个学术神话所能济事的。这里，首先需要的是理智的冷静与科学的分析。几千年来，孔家店销售的货色，不仅仅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等礼乐名教，而且还有维系民族文化的“三德五伦”等传统道德。即便是纲常礼教，在封建社会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儒家伦理从“仁者爱人”、“知者知人”到“以理杀人”、“仁义吃人”的演变，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不加甄别地打倒孔家店，并不能彻底根除吃人的封建礼教，反易导致道德继承上的文化断层。在语义学上，“打倒”二字缺少辩证品格，容易产生否定一切的极端误解。同样，儒学术是儒学与儒术的复合物。其中，儒学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是儒者对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理论思索与价值主张的总和，多属“极高明”的内圣心学。儒术则是以儒学为思想依托的封建意识形态，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尽是“道中庸”的外王权术。儒学产生于先秦，儒术独尊于西汉。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内圣心学与外王权术揉合为“道统”，儒家学术逐渐蜕变成“存天理灭人欲”的“忍而残杀之具”。不作分辨地复兴儒家学术，津津有味地谈论内圣心性与外王义理，这既无助于弘扬传统美德，更无益于振兴民族文化。
识时务者为俊杰。宋明理学是不可能接着讲下去的，儒家学术也是不可能再度独尊起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有比宋明理学话语更为重要的科学基础理论需要讲究，有比儒家学术更为紧迫的民主管理艺术需要尊重。批判地研究宋明理学、儒家学术以及整个传统文化，从中开发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资源，化传统阻力为发展助力。这才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算是没有辜负孔夫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⑨]的谆谆教诲。
注释：
①《述而》，《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本》第27页。
②《尧曰》，同上书卷二十，第80页。
③《里仁》，同上书卷四，第15页。
④《象山文集序》，《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5页。
⑤《太极图说》，《周子全书》卷一。
⑥《乾文言》，《周易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本》第5页。 ⑦《张子语录中》，《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
⑧《中庸》，《礼记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本》第397页。
⑨《卫灵公》，《论语注疏》卷十五，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