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之际粟特地区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中原论文,汉唐论文,诸国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1999)01-0115-08
一
粟特地区与中原的交往，（注：粟特地区，是指中亚以泽拉夫善河为中心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又称为河中地区，其正式名称为索格底亚那(Sogdiana)，简称为粟特地区，这与元魏时期出现的粟特国不是一个概念。粟特国是指在索格底亚那地区以今天布哈拉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原为康居所属五小王之一的薤城，也即隋唐时期的安国。而当言及“粟特人”时，则是指整个粟特地区的居民，从语言、宗教、文化等来看，他们在总体上属于同一个民族。）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但作为官方之间的正式往来，则始自西汉张骞“凿空”之后。（注：比此更早者有《穆天子传》，但对其真伪问题，学术界颇争议，其记载又多含混不清，故此不据。）
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粟特地区就已经处于康居统治之下了。这时，中原王朝对于康居已经有了一些了解。在张骞归朝复命之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汉书·董仲舒传》中都记载有“康居”之名。而同一时期的西方人，对东方也有了朦胧意识。这种意识，极有可能就是始自张骞经康居出使大月氏之后，粟特人在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中起到了某种中介作用。据近代英国中亚史学家塔恩考证，西方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赛里丝”，在古希腊著作中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30—前87年之间，相当于西汉武帝元光五年至后元二年。（注：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118.）而“赛里丝”的字源，英国语言学家亨宁指出：“赛里丝”(Seres)源于粟特语Srr，意为宫殿。（注：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BSOAS,XJJ,London,1948.）它最初是粟特人对西汉首都长安城的称谓，以后因东汉迁都洛阳，又转而指洛阳，再往后则专指丝绸(Silk)。（注：林梅村《汉唐丝绸之路上的洛阳》，《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66页。）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联合月氏人攻击匈奴，派张骞出使月氏。这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大事，它拉开了中原王朝同西域诸国之间正式官方往来的序幕。由于匈奴的阻挠，张骞在公元前127年左右才到达大月氏。《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使大宛，经宛都，宛王“为发导绎（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这是史籍记载中原人第一次到达粟特地区。待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至乌孙时（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曾遣副使出使康居，这是见诸记载的中原王朝第一次遣使康居。此时的康居，据《汉书·西域传》载：“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是中亚大国，甚至大宛、大月氏都受到康居的统属。”（注：熊义民《昭武粟特王室考》，《暨南学报》1993年第1期，第65页。）这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对粟特地区有清晰的概念。此后，西汉政府为了经营西域的需要，频繁派出使者。《史记·大宛列传》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这些使者派往何处，史籍未载，当不排除前往康居的可能。中原政府如此频繁地派出使节，尽管有从事商业活动的可能，（注：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0页。）但从根本上来说，也反映了丝路开辟之后中原王朝试图了解、经营西域的迫切心情。此后，在汉宣帝时，又设立了西域都护，进一步推动了西域诸国同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此时，康居虽不属西域都护管理，但西汉政府对西域都护的使命之一就是督察康居等国的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时，《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这说明康居与西汉在控制西域的实际利益上已出现冲突。
至汉成帝时，《汉书·西域传》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谩，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拒。而康居骄黠，讫不表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及饮啖都护吏，故以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之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梁书》卷一八《康绚传》亦载：“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于河西，因留为黔首，其后即以康为姓。”这是康居第一次主动和中原王朝之间的正式官方往来。
关于康居遣子侍汉的目的，这里通过郭舜讲的很明白：“欲通贾市”。但这恐怕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也是郭舜为阻止与康居建交的一面之辞。结合当时康居的形势来看，康居遣子侍汉的目的，不排除“为好”的可能。《汉书·匈奴传》载，郅支杀汉使者，又畏呼韩邪之强，欲远遁，“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阸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长无匈奴忧矣。”然而康居此举，无异于引狼入室。康居迎郅支的目的，在于“合兵取乌孙”，但此后康居与郅支的关系恶化。同书《陈汤传》载，郅支西奔康居后，“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当陈汤在汉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征郅支时，“单于闻汉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为汉内应。”（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4页。）而当陈汤围困郅支于都赖水之郅支城时，同传又载，康居“兵万余，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这时康居出兵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救援郅支，更有可能是为了阻止郅支的西逃或汉兵的继续深入。否则为什么以“万余”的兵力，却坐视郅支的灭亡。待汉兵破城后，便“引兵退”。通过这一事件，康居被汉朝的威力所慑服，同时又消除了郅支单于，使中西交通得以畅达。在这种背景下，康居才遣子侍汉的。因此，康居遣子侍汉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欲通贾市”，还是有“为好”的目的。
同时，也很难说这一时期康居都是站在汉朝的对立面，是反汉势力的后盾。（注：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综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43页。）如前所述，康居当时是西域大国，作为其属国的大宛在受到贰师将军李广利的进攻时，表示某种声援，也是自然之事，但最终并没有实际出兵。并且在李广利攻破大宛之后，康居还交出了亡走康居的大宛郁成王，并未与汉兵作对。（注：《汉书》卷61《李广利传》，第2702页。）以康居大国，又地处绝远，“不肯与诸国相望”也是情有可原。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西汉政府并没有采纳郭舜的建议，还是接受了康居的侍子，这也就意味着西汉与康居这两个当时东西方大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注：余太山认为，西汉接受康居侍子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宣扬国威，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即所谓“重致远人”；二是开展西域经营的实际需要。见余太山《大宛和康居综考》，《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1期，第43页。）此后，康居“终羁縻而未绝”。（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93页。）
东汉时期，中原与西域地区的民间往来进一步得到发展，《后汉书·西域传论》载：“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些大量的西域胡商，一定有部分来自康居。同时，由于佛教的东传，大批康居僧人也来到中原，据《高僧传》载：“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详等，并以汉灵献之间，有慧学之誉，驰于京洛。”康巨所译《问地狱事经》，据《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于灵帝中平四年(187)译于洛阳。《开元释教录》卷一谓康孟详“以献帝兴平元年(194)甲戌至建安四年(199)己卯于洛阳译《游四衢》等经六部。”这说明，康巨与康孟详至迟分别在东汉灵帝中平四年、献帝兴平元年就来到中土。（注：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11-12页。）
但粟特地区与东汉王朝之间的官方往来，东汉一朝几乎没有留下正式记录。东汉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击败北匈奴，东汉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永元三年，复置西域都护，以班超为都护，进一步加强了西域同中原之间的联系。永元六年，班超击破焉耆，导致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附。这五十余国是否包括康居，史籍中没有留下明确答案，但据《后汉书·西域传》载：“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在此后同传班超上疏中又云：“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此后同传又载，在东汉章帝时，康居曾一度帮助班超攻打姑墨，但当班超攻打疏勒王忠时，康居又“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斋锦帛遣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则可推断，东汉一朝，康居与东汉政府之间极有可能依然保持着官方的联系。又上引《梁书·康绚传》所载，也有可能就发生在东汉。但不见官方之间正式的朝贡来往，或许是史籍失载，或许就是因为此时康居自恃强大，不愿以入贡的方式同中原王朝进行接触，只是利用民间的方式，进行频繁的商业贸易活动。
二
魏晋以降，中国史籍中关于康居的记载更是为数寥寥，这与北方的动乱有很大的关系。但通过对文献的认真梳理，依然可以发现康居及其属国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在三国时期，就提到康居曾朝贡曹魏：“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注：《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840页。）在曹魏元帝曹奂咸熙二年(265)，“大宛、康居献名马。”（注：《三国志》卷4《魏书·三少帝纪》，第154页。）此外，《三国志·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三月诏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注：《三国志》卷33《蜀书·后主传》，第895页。）当时正值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驻节沔阳。诏书中提到的康居胡侯支富、康植就是来到沔阳接受诸葛亮的指挥。但此处所言“凉州诸国王”，当是指当时聚于河西的康居移民首领，而不可能是葱岭以西的康居王。
两晋十六国时期，康居与中原王朝这种官方之间的联系依然没有中断。西晋武帝时期(265-290)，康居曾两次通使：泰始三年(267)“康居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注：《晋书》卷97《四夷传》，第2544页；又《册府元龟》卷968《外臣部·朝贡一》。）太康八年(287)“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国各遣使来献。”（注：《晋书》卷3《武帝纪》，第78页；又《册府元龟》卷968《外臣部·朝贡一》。）
两晋以后，淝水之战前，北方曾一度由前秦苻坚控制。史籍中亦有康居来使的记载：“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注：《晋书》卷103《苻坚载记》上，第2904页。）《十六国春秋辑补》与此记载基本相同，但记此事发生于前秦苻坚建元十七年(381)。（注：崔鸿《十六国春秋》卷37，第20页，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又前秦时《重修邓太尉祠》载，甘露四年(362)，冯翊护军统辖“支胡、粟特、
水杂户七千。（注：碑文见吴山夫《金石存》，转引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94页。）这里“粟特”，当指来自粟特地区之移民，说明在这一时期有许多粟特地区居民入居中原，但这与以后出现的粟特国并没有什么关系。
此后，史籍中再不见有康居遣使中原的记载。而据汉文文献记载，在粟特地区开始出现许多小国，如粟特、悉万斤、迷密国等。究其原因，当与此时
哒人的入侵有关。即达入侵之后，统一的康居王国瓦解，原先隶属于康居的诸王国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分别开始遣使中原。
汉文史籍中记载粟特地区由康居向粟特国、悉万斤、迷密等名称的变化，正是反映了粟特地区被哒征服这一过程。其具体时间，根据史载康居公元381年最后一次遣使中原王朝后，直到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始，才有“粟特”、“悉万斤”、“迷密”等国入贡中原，这一过程当发生于公元381-435年之间。
哒占领粟特地区后，在粟特地区，康居作为一个统一的王国，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王国消失了，但康居并没有亡国。而是以悉万斤的名称成为一个城邦之国。而以前康居所统属的诸小国，如罽城、附墨城等，则得到独立的发展，开始单独遣使朝贡中原，特别是粟特。另一方面，哒征服粟特地区后，所采取的是一种较为自由的统治方式，即所谓“役属”，主要是强迫他们纳贡称臣，对诸国内部的行政管理与外交活动，特别是贸易活动是不多加干涉的。而就在此时，在中原地区北魏统一了北方，国势日强。特别至太武帝拓跋焘时(424-452)，开始经营西域。太延三年(437)，派遣董琬等人出使西域，结果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盘陀、鄯善、焉耆、车师、粟特等九国通使，中原王朝同西域地区的联系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盛况。《魏书》载：“蕃贡继路，商贾交入，诸所献贸，倍多于常。”（注：《魏书》卷65《邢峦传》，第1438页。）又“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注：《魏书》卷110《食货志》，第2858页。）《洛阳伽蓝记》也载：“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胡商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下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注：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卷3《城南·龙华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0-161页。）此外，据《魏书·西域传》载：“其国（粟特）商人先多诣凉州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高宗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这一记载说明，尽管官方之间的交往记载不多，但民间的往来依然非常频繁，以至于在姑臧会形成一个粟特人聚落。（注：纪宗安《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第66页。）此后不久，粟特地区诸国开始以粟特和悉万斤为代表频繁遣使北魏。
在北魏一朝，根据《魏书》本纪所载，粟特国凡八次通使：（注：《册府元龟》所记载与此稍有差异：太延元年、三年、五年、太安二年、皇兴元年、延兴四年、太和三年。见《册府元龟》卷968-969《外臣部·朝贡一、二》。）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太延三年(437)、太延五年(439)、太平真君五年(444)（注：以上见《魏书》卷4下《世祖纪》，第85、88、90、98页。）、文成帝太安三年(457)（注：见《魏书》卷5《高祖纪》，第116页。）、献文帝皇兴元年(467)（注：见《魏书》卷6《显祖纪》，第128页。）、孝帝延光四年(474)、孝文帝太和三年(479)（注：以上见《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第140、147页。）。
而悉万斤向北魏遣使有九次：（注：《册府元龟》记载与本纪稍不同：延兴三年（两次）、承明元年、太和三年、四年、十一年、十四年、十五年、景明三年、正始四年（两次）、永平二年。见《册府元龟》卷969《外臣部·朝贡二》。）孝文帝延兴三年(473)、承明元年(476)、太和三年(479)、太和四年(480)、太和十一年(487)、太和十五年(491)（注：以上见《魏书》卷7《高祖纪》，第137、142、147、149、163、167页。）、世宗景明三年(502)、正始四年(507)、永平二年(509)（注：以上见《魏书》卷8《世宗纪》，第195、205、207页。）。
总体来看，以“粟特”名义入贡者多在前期(435-479)，以“悉万斤”名义入贡者多在后期(473-509)，其中公元473年以后二者有交叉者有五次。这一现象，不能简单认为是“误记”，粟特与悉万斤之间也并非是一种继承关系。（注：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页。）在哒统治之下，粟特地区也不可能再有一个名为“粟特”或“悉万斤”的统一国家，两者应各有所指。
粟特在康居时代就已经存在，《后汉书·西域传》载：“粟弋（粟特）国，属康居。”所以粟特不可能是代替康居而出现的国家。这里的粟特，即原先康居所属的五小国之一的罽城，也就是隋唐时期的安国。而康居则称为悉万斤，即隋唐时期的康国。（注：见拙著《康居与康国关系考》（待刊）。）粟特在北魏前期频繁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只是说明粟特在哒统治粟特地区前期地位变得重要，这应和哒的统治有关。根据近代考古发现，哒的都城就在今布哈拉附近。（注：王治来《中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由于哒定都其地，粟特国成为当时粟特地区的中心，有可能也出现粟特诸国都用粟特为名遣使的情况，但至少这不是必然现象。因为在北魏太武帝太延三年(437)，就有“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注：《魏书》卷4《世祖纪》，第88页。）后在正平元年(451)，又有“破洛那、罽宾、迷密诸国各遣使朝献。”（注：《魏书》卷4《世祖纪》，第105页。）“者舌国”即隋唐时期的石国，（注：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第93页。）而“迷密国”，即隋唐时期的米国，（注：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2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65页。）它们都是粟特地区的国家，此时就已经开始单独遣使朝魏了，因而所谓共用“粟特”之名，可能只是偶尔为之。在哒统治后期，由于传统的原因，悉万斤（康居）的势力有所回升，于是悉万斤成为遣使中原的主力。
也就在这一时期，粟特诸国在外交上也得到了独立的发展。除上述者舌国（石国）在太武帝太延三年、迷密国（米国）在正平元年就遣使通魏外，《魏书·世宗纪》载，忸密国（注：即以前之粟特、以后之安国。见拙著《康居与康国关系考》（待刊）。）、苏突阇（东曹国）于永平二年(509)、伽秀沙尼（何国）于永平三年(510)、比地（西安国）于永平四年(511)分别遣使朝魏。由此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正是隋唐时期频繁出现于史籍的昭武九姓诸国的形成时期。（注：陈连庆认为昭武九姓国的形成时期应在公元451-511年之间，但这只是部分昭武九姓国的朝贡时间，考察哒对粟特地区的征服及其昭武诸国的前身，昭武九姓国的形成应早于公元451年。但昭武九姓诸国名称的出现，则在北周到隋朝时期。参同注(34)。）由于哒的入侵，统一的康居国解体之后，在康居所属诸小王国的基础上，昭武诸国开始形成。从粟特地区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等方面来看，从两汉之前到隋唐，都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注：见拙著《阿姆河宝藏所反映的早期粟特文化》（待刊）。）因此昭武九姓诸国并非是由外族入侵而建立的，应有更为悠久的历史渊源。这一点，在《新唐书·西域传》中讲的非常清楚：“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石，或曰柘枝，曰赭时，……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
此外，在这一时期，据《宋书·文帝纪》载，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肃特遣使献方物”。（注：《宋书》卷5《文帝纪》，第88页。）又同书《索虏传》载，宋孝武帝大明年间(457-464)，“粟特遣使献生师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注：《宋书》卷95《索虏传》，第2357-2358页。）这说明粟特地区与南朝也有官方之间的联系。史籍中记载粟特朝贡最晚的记录是《周书·粟特传》，记载在周武帝保定四年(564)，“粟特遣使献方物”，（注：《周书》卷50《粟特传》，第918页。）在本纪中也有相似的记录。（注：《周书》卷5《武帝纪》，第70页。）但这一记载，由于是条孤证，恐怕不是很可靠，有可能是粟特商人冒名所为。
隋唐时期所大量出现的昭武九姓诸国，在《魏书》中就已出现。《魏书·西域传·康国传》载：“其王本姓温，昭武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各支庶分王，故康国左右各国，以昭武为姓，示不望本也。”又云：“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这时是昭武九姓见于史籍之始。
但这一记载，与《隋书·康国传》之间有着惊人的一致。
《隋书·西域传·康国传》载：“康国，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又云：“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
对于《魏书·西域传》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北史·西域传》原先主要根据《魏书·西域传》编写；后来《魏书·西域传》散失，北宋人又反过来把《北史·西域传》的绝大部分补作《魏书·西域传》。（注：肖之兴《〈魏书〉粟特不是俄粟特》，载《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1982年，第59-60页。）此说在此暂不作议论，但通过以上对《魏书·康国传》与《隋书·康国传》的比较，二者之间惊人的一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根据《北史·序传》载，李延寿父撰《南北史》，未毕而殁，终于贞观二年(628)。李延寿续成其书，修撰十六年，故其书当成于公元644年。《隋书》始修于贞观三年(629)，成于显庆元年(656)，二书时间差不多同时。因而二书《西域传》部分材料也应该相同。”（注：杨宪益《读〈北史·西域传〉》，收入作者《译语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第264页。）比较《北史·西域传》与《隋书·西域传》，《隋书》比较整齐，而《北史》除几乎完全抄录了《隋书》内容外，还抄录了《魏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是二者的综合。这样，《魏书·西域传》与《隋书·西域传》之间的相似性也就可以理解，不管《魏书·西域传》是否是《北史·西域传》的原本，《北史·西域传》曾作过《魏书·西域传》与《隋书·西域传》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魏书·西域传》受到了《隋书·西域传》的很大影响。由此也可以理解在《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中为何既有迷密，又有米国；既有悉万斤，又有康国；既有粟特，又有忸密。因此则又可推断，《魏书·康国传》、《北史·西域传》中对昭武九姓诸国名称的罗列，有抄袭《隋书》之嫌，并非反映当时之事。对昭武九姓诸国名称最早的记录，最可靠者还是《隋书·康国传》。
但依然有证据可以说明，在隋代之前，昭武诸国的名称就有可能已经出现。据《隋书》卷十四《音乐志》载：“及（北周）天和六年(571)，武帝罢掖庭四夷乐。其后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更杂以高昌之旧，并于大司乐焉。”可见在周武帝时期，就已有康国之名称。又据前述，尽管《北史·西域传》有抄袭《隋书》的可能，其但在《恩幸传》中却记录了大量昭武九姓人，如康阿驮、康德汪、穆叔儿、曹僧奴、曹妙达、何海、何洪珍、何朱弱、何猥萨、和（何）士开、史丑多、安吐根、安未弱、安马驹等。这些人从其姓名来看，可断定当为昭武九姓国人，他们同北魏时期来华之安、康姓人多为佛教僧侣有明显的差别。如果他们都是以国为姓，则进一步说明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诸国的名称，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而《北史·西域传》在诸国名称上的混乱，也正好说明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三
在此之后，粟特地区与中原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或者由于经商，或者由于移民，大批昭武九姓人开始涌入中原。《隋书》卷三十二《裴矩传》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锻汗、苏对沙拉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可见当时粟特地区与中原之间的交通已经非常的通畅。但见于史籍记载的昭武九姓诸国同隋王朝之间的官方往来并不多。只有《隋书》卷四《炀帝纪》载，大业十年(614)七月，“曹国遣使贡方物”。大业十一年(615)五月，“突厥、新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又《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载，康国“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安国“大业五年，遣使贡献，遂后绝焉。”石国“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米国“大业中，频贡方物。”史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曹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何国“大业中，遣使贡方物。”这里《西域传》中记载当与《炀帝纪》中记载有所重合之处。同时，据同书《西域传》记载，在隋炀帝即位之后，“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西番诸国。……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在随后的《安国传》中又载：“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安国），得五色盐而返。”（注：《隋书》卷83《西域传》，第1841、1849页。）这是史籍所载中原王朝遣使出使西域的不多的材料之一。因安国位于粟特地区的西部，出使安国，不仅要经过史国，自然会经过康国、米国、何国等，只是由于史籍失载，不被今人所知。（注：《册府元龟》载：大业五年，石国遣使朝贡；十年，曹国遣使朝贡；十一年，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国遣使朝贡；又载，大业中，史国……曹国遣使朝贡。）
总体来看，在北魏后期到隋代前期，粟特地区国家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往来在史籍记载上非常缺乏，这其中，必然有史籍失载的因素，同时，与这一时期北方的动荡也有密切关系。同时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一时期在粟特地区也经历了先被哒、后被突厥的征服，这必然影响粟特地区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官方往来。特别在哒或突厥与中原王朝关系紧张的时候。昭武诸国在大业年间对隋朝的遣使朝贡，就与这一时期隋朝同突厥的关系改善有密切的关系。
唐王朝建立以后，特别在贞观之后，国势日盛，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大大增加。同时，由于唐王朝对突厥战斗的胜利，在粟特地区设立了羁縻府州，将这一地区在形式上置于唐王朝的统治之下，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粟特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从而谱写了历史上粟特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交流的最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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