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政治解放：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进程论文,贡献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并对当今现实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本原理。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推进，邓小平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准确地把握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继承并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史上这一宏大的政治命题，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范式的伟大创新。
一、解放：马克思彻底实现人类幸福和自由的政治命题
自从人类文明发展以来，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先导，人类实现了由自然界向社会领域的进化。应该说，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快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拓展了我们人类生存的自由度。一句话，作为社会历史的唯一主体和自我解放的能动力量，人类文明的成长就是人类不断实现自我解放的过程。然而，“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p104）作为社会文明的主体，人类在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时，自身的解放始终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原始宗教不过是人类受‘自然统治’的结果；基督教义是神化了的人对人的统治；而人的理性解放，不过是实行被物化了的资本对劳动的奴役。所有这些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实质上都是人受奴役和被统治的形式在观念形态上变换的反映，它并不能引导人类谋求真正的解放”。[2]只有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人类寻求解放的真正含义才以科学的形态表达出来。
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对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思想作了最初的论述。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文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追逐私利、奴役工人的力量，资产阶级已使自身发起的“政治解放”陷入不可解救的矛盾之中，法国大革命只不过是资产阶级解放的实现。而真正的人类解放，只有诉诸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消除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鸿沟，把社会变成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彻底实现。这些思想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国家哲学“伦理观念的现实”的超越。他进一步指出，国家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在社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3]（p172）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争得解放，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与自己的国家。正是在理论上的历史性超越，马克思形成了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1845年，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指出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并且明确提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问题，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也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4]（p54）从而推动了人类思想的空前大解放。此后，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重要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完善了始终坚持的无产阶级人类解放的重要原理，主要包括：第一，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但一般说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和历史前提；第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而这一解放的实现，在不同的国家的不同社会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实现形式；第三，人类解放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历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的自我解放三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发展阶段；第四，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它决不会永远停止在某一个水平上。这四个基本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的宏大体系。
在理论探究中，马克思同时敏锐地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5]（p435）“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5]（p443）也就是说，首先是要摆脱人对人的从属关系，其次是要摆脱物对人的束缚关系。前者实现的是人的“政治解放”，后者实现的是人的“经济与社会解放”。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必需阶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初体现为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解放不仅使每个人在社会领域内获得自我支配的权力，成为自由劳动者，而且使每个人在政治领域内获得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成为公民。而若要实现人的“经济与社会解放”，只有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为全人类谋幸福。上述解放仅仅是物质关系的解放，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等，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还包含另一方面的解放——精神关系的解放，包括心理关系、伦理关系、道德关系、审美关系等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所要解决的就是人如何从现实的物质关系中获得解放，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伦理学学说等，所要解放的就是人如何从精神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些科学的理论成果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最终解放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
二、超越政治解放：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价值
严格地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未获典型发展的较落后基础上实现的。因此，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过渡时期的国家，“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p547）包括政治民主、政治自由在内的法权体系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应不断趋于消解的理论设计相比较，现实的社会主义存在着明显的历史性和水平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现实资本主义吸纳和超越的双重历史任务，才能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局限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低度发展，加之革命战争传统的巨大惯性，导致我们在如何理解、构想并建设社会主义上存在认识的偏差，存在着主观化、抽象化和凝固化的缺陷，即在社会主义的实现和存在方式上，未能始终坚持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历史进程，忽视了依据客观规律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创新。实践中“左”的倾向和教条主义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增进。尽管“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人类努力的英雄史诗传奇”，[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东欧各国则与苏联连成一片，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相继爆发震撼人心的历史剧变，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政治命题未能在苏东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完全顺利展开，使人类解放事业遭受巨大挫折。
恩格斯早就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7]（p358）这个“现实”是指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是指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和整个人类解放的切身利益及其斗争所依据的基础和条件。社会主义不是来自于某种主观愿望和想像，而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历史进程，现实的发展正在为它的实现创造着基础，提供着必要的条件和动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p86）列宁依据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刻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这整个解放事业就不可能获得成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获得胜利。”[8]（p623）
邓小平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教训时，以无比的理论勇气鲜明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9]（p332）。与此同时，“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p333）
在邓小平的政治视野中，“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9]（p333-334）。要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坚信社会主义“不会倒”，追求人类解放的使命不能变；另一方面，必须加快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致力于实现社会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更要加快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进政治发展，“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9]（p336）。这样，“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9]（p337）。
比较马克思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是20世纪末中国语境中政治理论范式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它一方面源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等革命话语，并在社会主义由革命向建设的历史性转换过程中形成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另一方面，它不仅是对苏东剧变历史性反思的结果，更是以开放的姿态和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精神，对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批判地吸收的产物，从而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对马克思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鲜明的时代性说明，为当代中国寻求超越政治解放的社会历史条件探索出了新的路径。
应该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是源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未竟事业”，毕竟“解放”在中国的语境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广大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一政治层面上，更深层次的以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为指向的经济现代化——中国社会的经济解放，以及提升中华民族精神质量的文化解放，更是中华民族由近代走入现代的总体解放的历史要求。因此，在20世纪末的中国历史时空中，超越政治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成为扭转社会主义历史命运，探索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的政治新制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邓小平超越政治解放的创新思维，最终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10]（p116）20世纪90年代末，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时，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p250）当前，“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9]（p250）“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10]（p346）
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否定之否定
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指针，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取得了令西方惊惧的辉煌成就。这归功于邓小平时刻强调对中国现实发展状况的把握，同时坚持以历史辩证法观察和分析中国现实问题，不仅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所有问题，而且有足够的信心既充分利用各国政治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超越各国政治文明的发展现状，在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起“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而使马克思人类解放”命题的历史使命实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是在历史文明延伸中对政治解放及其原则在扬弃意义上的中国版本的传承。
对于中世纪“丛林时代”的政治来说，马克思的结论是：“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5]（p429）。但是，毕竟政治解放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因这一解放而形成的以形式平等为核心的民主、自由原则以及相适应的政治设施，是资本主义给人类政治文明提交的一份“历史礼品”。然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现代化的非原生型决定了除了要对这份“历史礼品”在历史合理性方面予以肯定之外，还要在超越政治解放的意义上合理地利用政治解放的成果。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表明，政治解放在形式上实现了平等。可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任务是消除形式平等和事实不平等的对立，而不是消灭形式平等及其各项原则本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p293）当然，政治解放不是人类解放，但是如果没有政治解放，就难以有人类解放的逻辑演进；同样，如果没有政治解放的成果，就难以有人类解放的现实进程。当代中国以经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为标志的新形态，客观上要求实现对马克思整个政治解放及其各项原则的超越，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更高历史层面上，是用人类解放对政治解放所实现的否定。与此同时，还要加快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无疑对于在全球化洪波涌起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存续至关重要。因此，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交汇中，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体现着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历史进程中的传承，是人类政治文明中的特殊财富，是马克思政治学的核心命题——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20世纪风云激荡的“极端年代”，社会主义曾以革命（运动）为中心概念建树起自己的历史形象，而在邓小平这里，革命这个中心概念转向了建设。由此，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理论在执政与建设的意义上实现了一个开创性的新定位：如果说以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为典型，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成为可能；那么，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寻找超越政治解放的政治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与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高举“批判的武器”思路不同，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顺利实现了无产阶级政治“话语”体系的转换，这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范式”的“武器的批判”。邓小平理论视角的转换，根植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准确把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历史方位，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范式的伟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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