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分工：女性的“生活实验”与“性别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务论文,性别论文,政治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1)04-0219-08
从消费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家务劳动是在家庭中发生的消费劳动，包括服务消费劳动和产品消费劳动。家务劳动的分工体现了家庭中的消费劳动关系，即在私人领域中谁来从事消费劳动？谁可以坐享消费劳动的成果？这种消费劳动的承担和享用从一个特定侧面反映了消费和社会发展水平①。
与此同时，家务劳动分工曾经是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也曾被广为关注；从生活情境来说，每一对步入婚姻的夫妇都需要面对家务劳动分工的问题，特别是在小孩出生之后，如何面对它甚至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生活话题在近年却很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希望能对此有所弥补。
“生活实验”是从吉登斯的“日常社会实验”中引申出来的概念，是指在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日常生活充满了各种组合和搭配的可能性，个体的生活具有不断选择、试错、纠正、重新开始的可能性；“性别政治”是凯特·米利特提出的概念，是指男性集团用来支配女性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②。本文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当下中国城市的家务劳动分工能够兼顾到其变化的多样性和传统性别秩序中一些对今天女性依然有影响的因素。
本文采用深入访谈的方法对中国现阶段女性对待家务劳动分工中的观念与行动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同时采用了小型座谈会和文献研究的方法作为补充。集中访谈时间为2004年10月到2005年5月，进入方式是访谈朋友、由朋友介绍或者是工作或生活中接触到的一些访谈对象。采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一共访谈了58个对象，具体的过程是预约、访谈录音、誊写。以下的资料如没有特别说明都是本人通过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
一、引言
国内对女性与家务劳动的研究视角主要有经济学视角(刘银花，2001；柴效武，1999；刘茂松，2002)、社会角色视角(梁理文，2003；林松乐，1993；周怡，1996；刘伯红，1994；刘东发，2002)、家庭社会学视角(刘娟，1994；孙淑清，1994；徐安琪，2003)、就业与政策视角(陈义平，2002；叶敬德，1996)、消费社会学视角(王宁，2003；2004)和女性主义视角(周亚越，2004；姜爱军，2002)。国外对家务劳动的研究主要从女性对家务劳动的心理感受(Myra Marx Ferree，1976；Chloe E.Bird，1999；Sampson Lee Blair and Michael P.Johnson，1992)、家庭类型和家庭生命周期对家务分担的影响(Sanjiv Gupta，1999；Scott Coltrane and Masako Ishii-Kuntz，1992；Cynthia Rexroat and Constance Shehan，1987)、家务劳动与性别观念和性别扮演(Julie E.Press and Eleanor Townsley，1998；Mick Cunningham，2001)、家务劳动与工资就业(Joni Herch，2002；Philip N.Cohen，1998)和纵向对比研究(Suzanne M.Bianchi and Melissa A.Milkie，2000；John P.Robinson and Melissa A.Milkie，1998；Tat’iana M.Karakhanova，2001)等方面展开研究。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家务劳动研究梳理的比较可以发现其差异：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中国的研究视角比较宏观，对事物多样的情境关注不够，因而使得研究对象中体现的矛盾冲突很明显和强烈。比如在社会角色视角的研究中女性是工作还是回家，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角色的冲突，“贤妻良母”和“女强人”的冲突，这之间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立的没有回旋的状态，对在不同情景下的中间状态关注不够，这种情形的改变有待于研究的细化和深入。
国外的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微观，关注事物在具体情景下的多样性，从而使进入学术研究的对象更加接近事物的真实状态。如Donna Hodgkins的研究在探讨夫妻的家务分担情况时将双职工的家庭类型分为四种类型，然后将矛盾体现比较强烈的双事业家庭和其它三种双职工的家庭类型加以比较③；Cynthia Rexroat在研究中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七个阶段，然后探讨在每个研究阶段的家务分担状况。这样的研究能够体现家务分担在具体情形中的多样性，体现了对客观事物真实状态的体察和尊重④。
其次，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国内的研究方法以文献法为主，多是在对有关文献的阅读上引起的思考和分析，比较规范的社会学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比较少。
国外的研究在方法上更为成熟和规范，在定量研究中多采用对二手数据加以分析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中深度访谈是采用最多的一种方法，而且其访谈的对象的抽样、访谈的时间和方法都有详细的说明。
在对中外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确定将中国城市女性家务劳动分工中的观念和行动作为研究的对象，以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进行定性研究，力求呈现当下中国城市女性在家务劳动分工中体现的“生活实验”和“性别政治”。
二、家务分工中的“生活实验”
“个人生活已经成为一个公开投射，造成新的要求和焦虑。我们的人际存在正经历着彻底的变化，使我们都卷入了我所说的日常社会实验之中，更广泛的社会变化要求我们多多少少都要从事这种实验”⑤。从这个视角来看，家务劳动成为生活实验的重要内容，在这种生活实验中各种性别秩序的元素被粉碎或打乱之后重新加以组合，在这种组合中充满了各种变化的可能性，两性的责任、自由和困惑在这个过程中也随之发生变化。
在中国快速的自上而下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女性往往是行动改变在前，观念改变滞后，女性面对性别秩序的变化充满了困惑和矛盾，在女性对待家务劳动观念和行动上的冲突中也典型体现了这种矛盾和困惑。与此同时，在不同情景中的个体会寻找各种办法来使观念和行动统一起来，因而女性对待家务劳动的观念和行动之间呈现由一致到冲突的层级变化的状态。
首先，有两种在分类逻辑上可能存在但是在访谈中没有出现的家务分担类型：“观念和行动上都以男性为主来承担家务”的类型和“男性为主承担家务的观念和女性为主承担家务的行动”的类型，这两种类型的缺失说明在家务劳动的承担观念上虽然已经发生了变化，两性开始分担家务，男性逐步介入到家务劳动的承担中来，但是这种变化是温和平等有序的，并没有出现从女性承担家务到男性承担家务的两极变化，而是朝向一种共同分担的方向发展。
(一)观念和行动一致的四种类型
女性对待家务劳动的观念和行动比较一致的情形有四种：
1.在观念和行动上都以女性为主的类型
这是最为传统的一种家务劳动分工模式，根据女性是否工作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女性为参加有薪工作的职业女性和女性不参加有薪工作的“家庭主妇”和“全职太太”。
(1)在观念和行动上以女性为主的职业女性
职业女性在中国城市中处于绝对主流地位，因为在1949年之后绝大部分的城市女性都在国家的号召和安排下走上了各种工作岗位，在具有新的社会角色后，依然有一部分女性保留了“女性应该承担绝大部分家务”的观念和行动。
“我先生有时也会做饭，但我嫌他做得不好吃，土豆呀、鸡蛋呀放在一起煮，而且他做了饭之后呀，厨房铺满了东西，要你去收拾半天，他不会像我们一样一边做饭一边拣东西，所以我情愿自己来做。我觉得还是应该女人承担大部分的家务，“男主外，女主内”嘛。我们那个时候，男人不怎么做家务的，一般都是女的做。”(GCHZH08)
被访者已届退休的年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在对待家务劳动上还是极为传统的，虽然她们参加工作了，但还是认为自己应该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劳动，因为传统的性别分工就是“男主外，女主内”。
在形式上看性别秩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是男性绝对不做家务，现在是男性有了应该主动或者被动的承担家务的意识。那为什么男性不能做好家务呢？这是因为在深层次上“女性应该承担家务劳动”的性别秩序还没有改变，这可以从性别秩序的形成和性别秩序的维系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30岁以上的两性的性别秩序的形成过程来说，家务劳动更多的是由母亲来承担，而且当家里有男孩和女孩的时候，母亲更加注重对女孩的家务劳动技巧的培养，而对男孩在这方面的要求则很少。
其次，社会压力对性别秩序的维系作用强化了女性应该做好家务的责任感，弱化了男性对家务的投入。这种压力体现在：女性应该对家里的事负责任，如果家里没有搞好其压力指向女性，而男性更多的是负起养家的责任，所以当男性工作忙碌的时候便可以不承担家务，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理由。
(2)在观念和行动上以女性为主的“家庭主妇”和“全职太太”
去除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当把女性仅仅和家务劳动联系起来时这两者的共同点是：女性将通过打理家庭和照顾家人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因而本文将这两者放在一起来分析。
“如果女人在家里不工作，男人又很忙，那自然就是女人承担大部分家务，但是如果两个人都工作的话，就是两个人来分担家务。我老公以前打工的时候，他下班了也会帮我做菜呀这些，但现在他都很少回家吃晚饭，每次回到家里都是晚上10点、11点了，所以也没有时间来做家务。但是周末的时候他会带女儿出去玩呀，或者是做菜呀，他都会做。”(被访者AP09)
AP在结婚后辞职在家，而先生则由打工者变成了自己做老板，工作变得很忙碌，晚上都很少回家吃晚饭，在这种情形对比下家务劳动的分工肯定得主要由女性打理，家务劳动成为她体现价值的地方，回归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
这一类女性在观念和行动上都是以女性承担家务为主的，但是不同于以前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一种女性和家务劳动的关系是女性的一种选择的行动，在她们的观念里并不是说认为女性是天经地义应该做家务的，而是说在客观的情境和条件下选择了以女性为主来承担家务。
以上所分析的是在观念和行动上都以女性为主承担家务的类型，接下来分析的两种类型是在观念上以女性承担为主，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上得到了家庭或者社会系统支持的两类女性。
2.得到家庭系统支持的女性
这一类女性在观念上是认为应该以妻子为主承担家务或者两性分担家务，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能够得到家庭系统的支持，因而往往由双方父母中的一方为主来打理家务，年轻的夫妻则可以比较专心地从事工作，这是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家务照顾模式。
“我觉得能为他服务是很荣幸的。男人志在四方，面对的负担和压力更多。女人有时你还可以放弃回来的。而且做家务特别琐碎，是为女人创造的。现在我父母在，她们做得比我好。在她们的观念中为子女付出他们所有的一切是她们最大的幸福。”(被访者WTY28)
WTY28在观念上是很传统的，认为应该由女性来承担大部分家务，认为家务劳动是女性应该做的，女性适合承担家里琐碎的家务，而男性则应该向外闯荡一番事业，体现出对“男主外、女主内”性别秩序的认同。但实际上家务和小孩都是由老人家来操持，她很少操心家里的事情，其父母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这种来自家庭的支持对于参与工作的职业女性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使其避免了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来自家庭的帮助成为女性应对传统性别秩序对女性要求的一道屏蔽门，使这部分女性免去了工作和家庭双重角色挤压的矛盾。
3.得到社会系统支持的女性
社会系统的支持是指借助于社会结构提供的支持来减轻家务劳动或者请人到家里打理家务。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是社会分工对于女性就业和参与性别之外的社会大分工形式的一种适应。这种社会支持系统对于要抚养小孩的家庭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得不到来自家庭系统的支持，职业女性基本上都需要寻求社会支持系统的帮助。
“家务劳动有一部分请人做(请人做晚饭，搞卫生)。家居一段时间要有变化，整个家庭氛围需要女的操心。我老公大男子主义严重，他绝对不做家务。这和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但我知道其实很多男性都会承担一些家务。我没打算从这方面改变他，让他从别的方面来关心我。”(HXH26)
HXH26在请人打理家务之后女性的家务负担减轻了，这时的女性承担一个管理和安排的角色，但是体现两性对待家务劳动差异的性别秩序依然存在：女性主内管理家务，男性绝对不做家务。在这样一种性别秩序之下，请人做家务的确是一种使一个家庭中的两性能达成一种和谐状态的有效方式，借助于社会化的这种形式，男性可以继续保持传统性别秩序下不用打理家务的状态，女性也可以花少量的时间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将家务对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请人帮忙这种社会支持形式之外，社会上不断发育的一些服务内容和机构也是很重要的社会支持形式。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入，许多原本在家庭中进行的消费劳动都不断分化出去，比如说准备饮食，一方面像选菜、洗菜、削菜、宰杀牲禽等工序都已外移；另一方面就是在外饮食增加，在家里就餐的次数减少。又比如育儿，在广州的幼儿园的日托绝大部分都是让幼儿在学校吃早餐和午餐，有的还可以让小孩在幼儿园吃晚饭；全托的幼儿园则可以让小孩每周在幼儿园住三到四天，可以解决父母双方都很忙碌的家庭的育儿难题。
4.在观念和行动上都由两性分担家务劳动
这是一种两性在家务分担上最为平等的形式。实现这种分担模式的关键之处在于男性也具有这种家务劳动应该由两性分担的意识和行动，因为女性在参与社会工作之后都有这种希望男性能分担家务的诉求，但是最后是否能够如愿取决于男性的态度。
“要看两个人的工作关系，比如说一个人离家远一点就另外一个人多做点饭。我觉得男女平等是说两个人能就家务进行协商，比如说我今天要写东西你就可以多做一点，并不是说两个人要做的一样多。”(SHXY29)
SHXY29讲到男女平等并不是说两个人要将家务平均分配，而是说两个人能就家务进行协商，当一方工作忙的时候另一方就可以多担待一些，这也就是说在观念上要意识到双方都应该有这个责任去承担家务。
在这种类型里，双方可以根据工作的情况就家务劳动进行协商和安排，家务劳动不会被理所当然的看作是女性应该承担的事情，这是在女性大量参与工作之后出现的一种和现实比较相适宜的家务分工模式。
(二)观念和行动冲突的类型
下面来分析在观念和行动上有冲突的几种类型。
1.观念上是两性分担，但行动上是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劳动
这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不协调的类型。因为在文化观念的选择上人们总是更容易接受有利于自己的模式，于是在新旧文化观念并存时期男性和女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职业女性接受了“因为女性同样参与了社会工作，所以两性应该分担家务劳动”的观念，而男性则更愿意接受“家务劳动一向就是女性的事情”这种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差异下，两性刚开始会有矛盾，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以相互让步或者一方妥协为结果，在大多数时候是由女性做出妥协从而形成这种家务承担模式。
“(你觉得男人应该承担哪些家务？)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让他们承担所有的家务，让他们也感受一下我们的角色有多辛苦。(家务劳动没做好会不会给你带来一种压力和负疚感，比如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女人，对不起家人等？)为什么要有这种想法，男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家务啊，现在我都做了，但我毕竟是一个人两只手，要上班带小孩做家务，能做的都尽力做了。我觉得不需要有压力和负疚感。一个再好的女人也是有极限的，不是什么都必须做得好的，我们不是神仙，我们也是普通人啊，这样的要求就过分了！”(YMSH37)
在访谈中可以看到被访者在观念和行动上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的矛盾感受。其先生很少和她一起分担家务，她在事实上也接受了这种独自承担绝大部分家务的现状，一方面是她以传统的观念为准则，认为女性承担家务是传统的问题，是大家都这样做的，但另一方面她认为男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家务，在对方没有这样做的情况下，自己也就只好尽力而为了。访谈员的有些提问在被访者看来是代表了一种对女性的过分苛刻的要求，这种要求是超出其所能承担的极限的，因而其表现出一种很强烈的不满和抗争的情绪。
被访者的背景材料是这样的：43岁的有家庭的职业女性，在外贸公司做采购员，高中学历。这是一个具有压力的工作，所以被访者在工作和家务的双重负担中感受到了压力和负担。
现实中更为典型的状态是：在观念上双方都认为应该分担家务，但是男性的工作时间往往不稳定或者更加忙碌，这一方面是男性在事业上的自我要求更高，另一方面是因为用人单位认为男人不应该做家务，即有一种隐蔽的性别秩序在支配老板或领导的用人观念：用人单位总是会假定男性的妻子会照顾好家庭和小孩，而男性职员则要全身心投入工作。虽然绝大部分中国女性已经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样一种潜在的性别秩序假设依然存在，所以在行动上最后往往由女性承担绝大部分家务。
在女性对待家务劳动观念和行动的矛盾中体现了性别秩序观念变化的不均衡性。当政治上“性别平等”的观念提出来之后，大量的女性参与了社会工作，两性在表层的观念上都接受了男女平等的观念，很多人也都认为两性应该平等的分担家务，但是在深层次上我们传统的性别秩序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人们将家务的打理首先和女性的责任联系起来，将因为尽力投入工作而没有打理好家庭的女性称为失职的母亲或者妻子，而将男性的价值依然首先的和工作上的成就联系起来。
2.观念上是两性分担或女性为主，在行动上是男性为主导(包括得到家庭系统支持和社会系统支持的情况)
这是一种新型的家务分担模式，而且因为在行动上完全由男性来具体操作的很少，所以将在男性主导下由家庭或者社会支持系统来完成的情况也归到这一类。
“我基本上不管家里的事，都是他奶奶帮我们打理的，甚至我个人的一些东西也是她帮我做的。至于要买东西、交费这些事就是我先生去做的。可能是这两年我的工作实在太忙了吧。”(被访者WYH03)
这种类型表明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对于家务劳动双方可以根据工作的情况加以协商和调整，女性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由男性为主来打理家务。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持续下去，在一年之后WYH因为觉得工作压力太大而辞去了这份高薪的工作，转而谋求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因为她希望自己也能在小孩的教育方面多付出一些。
“很多时候累得不得了，没办法，现在我搞得比以前少了很多。(工作忙，先生分担大部分？)是吧，我本来这个人要求就高。他比我还高，那就没办法了。跟你聊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变态，反而他好像比我更变态。(应该怎么分配？)我觉得都要做，不要一个人做，因为大家都工作嘛，大家都辛苦，这个要分配。”(SJ02)
SJ02是一位小学教师，在接受访谈的前一年担任了教导主任，其先生是技术工程师。她在观念上认为应该两性共同分担家务，但是因为这一年来的工作特别忙，所以实际上的情况是先生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有意思的是SJ02在访谈中并不是直接的说因为自己工作忙所以先生承担了更多的家务，这种家务的转移是通过自我因为太累因而降低了家务的要求而来转移的，从这种叙述的转移策略可以看到，虽然SJ02在行动上让先生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但是在观念上她并不是理直气壮的觉得这是合理的一种状态，其在观念上所要求的也就是两性共同分担家务。这反映了性别秩序中两性地位的变化最多也就处于女性争取和男性同样权利的阶段，并没有出现因女性争取的权利太多从而欺压男性的局面。
三、家务分工中的“性别政治”
从以上女性与家务劳动关系的类型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在对待家务劳动的观念上是一种二元的状态：女性为主的传统观念和两性分担的现代观念，而第三种可能性“由男性为主承担家务”的观念并没有出现。男性的思想里还没有由男性为主来承担家务劳动的观念，其最有可能做出的改变也就是两性分担家务劳动。女性在对待家务劳动上处于一种希望两性分担但却往往会由于先生的主观或者客观的不合作而接受由女性为主来承担家务劳动的观念，还没有出现女性希望由男性为主来承担家务劳动的观念，女性在对待家务劳动上希望得到的是一种分担的平等感受，而不是希望绝对的平均或者说享受男性为主的家务服务。
在对待家务劳动的行动策略上，不同的女性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境做出调整，出现了多元的状态：由女性为主承担、女性在家庭支持系统帮助下完成、女性在社会支持系统帮助下完成、两性分担和男性在家庭或社会支持系统下完成。在相对简单的二元观念下演变出丰富的行动策略，这正是生活精彩多变的体现。其中以女性为主承担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下的家务承担模式；女性在家庭支持系统帮助下完成家务劳动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家务劳动承担模式，这种模式的实现得益于中国文化中长辈对晚辈的没有保留的奉献精神；女性在社会支持系统帮助下完成家务劳动是和进一步社会分工相适应的家务承担模式，在人口流动大、生活节奏快的广州，这种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是很多职业女性协调安排好工作和家庭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这样两种模式的存在使两性都可以各自专注于事业的发展，使女性不至于因为家务劳动而影响自身的工作和发展，男性可以保持在传统的性别分工下的不用操心家务劳动从而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优势。两性分担的家务劳动的模式是一种两性之间协商解决家务劳动的现代模式，这种模式的实现需要双方在观念和工作性质上都能衔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男性在家庭或社会支持系统下完成家务劳动的模式在广州并不多见，在很多时候只是女性在工作太忙挤占了大量生活时间的情况下才会短期出现。
总之，在女性和家务劳动的关系上，观念是简单的，但行动的策略是复杂多样的，两性在家务劳动的分工呈现具有权力结构关系的性别政治。
女性对待家务劳动的这种观念和行动的复杂状态也正是中国城市多元性别秩序的反映。女性在观念上追求性别秩序中的男女平等和接受“男强女弱”秩序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的状态并列杂陈，而且在人生的序列上呈现不断变化和调整的状态：有的女性是在结婚成家生育小孩前认为应该两性同样努力的追求事业的成功，共同打理家务，但是在结婚生育之后女性母亲角色的负担加重，在随后的几年甚至从今往后就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庭，逐步在性别秩序中回归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有的女性是在从小的家庭教育中接受了传统的性别秩序，但是在参加工作之后自我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和肯定从而逐步拥有了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追求事业的观念；还有的女性则是在两者之间处于一种二难选择，认为哪一种模式都不完美，都不能令自身满意，因而希望能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者对两边的要求都降低一点以求得平衡，或者是两边的要求都不愿放低从而时间高度紧张。
面对这种性别秩序的选择和调整，女性经常需要边走边看，在实际的生活中不断的思考，其中的个体有着很多的困惑和矛盾。在这种性别秩序另一端的男性也同样需要和女性的变化相沟通适应，如果这种适应不能同步就很容易产生两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婚姻的组建和维系都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正如性别秩序中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一样，家务劳动如何分工成为性别政治的重要场所，没有了确定的支配模式，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同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带来的矛盾和困惑。
注释：
①王宁：《消费劳动与消费发展》，广州：《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152、154页。
②[美]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③Donna Hodgkins,Berardo and Constance.L.Shehan,A Residue of Tradition:Jobs,Careers and Spouses' Time in Housework,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7:49(2):pp.381～390.
④Cynthia Rexroat,Constance Shehan,'The Family Life Cycle and Spouses' Time in Housework,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87:42(3)：pp.246-249.
⑤[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陈永国等译，《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