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其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恐怖主义论文,变局论文,根源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AQIM)、阿拉伯半岛分支(AQAP)、伊拉克分支(AQI)、“伊斯兰国”(IS)等传统和新兴的恐怖主义势力，积极利用地区形势动荡扩充力量，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并发动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此外，恐怖主义组织还积极利用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和马里危机造成的混乱局势，广泛介入地区热点问题，进而对地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尤其是近期“伊斯兰国”的建立对中东地区格局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动荡的冲击下，“基地”组织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进行意识形态调整，逐步扭转了中东变局初期的被动局面。此外，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中东反恐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其反恐重心和反恐手段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并对地区反恐形势产生了复杂影响。因此，本文拟对中东变局以来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其根源进行分析与评估。 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新发展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在西亚地区，受到也门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内战陷入僵持、美国从伊拉克撤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的活动日趋猖獗，它们积极利用叙利亚内战向叙利亚进行渗透。不仅如此，“基地”组织还与来自全球的其他极端分子赴叙利亚进行“圣战”，使叙利亚成为继也门、伊拉克之后西亚地区又一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尤其是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国”的迅猛发展，使中东恐怖主义呈现出国家化、实体化的新趋势，并导致地区局势更加动荡。 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是中东剧变的首发地和重灾区，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尤其是利比亚战争引致的混乱局势和武器流散，给恐怖主义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环境。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是“基地”组织在非洲的传统力量，而业已存在的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在中东变局发生之后发展十分迅速，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的联系日趋密切，并在萨赫勒地区①迅速蔓延，大有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扩展之势。 (一)“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以也门为据点不断扩张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积极利用也门国内和地区局势动荡，掀起了新一轮恐怖主义活动的浪潮。2011年以来，“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借也门政局动荡之机在也门南部攻城略地，并扬言以津吉巴尔为首都建立“伊斯兰酋长国”。2011年5月以来，也门政府军与美军合作，加大力度打击“基地”组织，并于同年9月10日夺回津吉巴尔市。此后，也门政府军继续清剿津吉巴尔“基地”组织武装分子，双方互有伤亡。在2012年2月哈迪宣誓就任总统后，“基地”组织仍在南部各省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② 在行动策略上，“基地”组织半岛分支日益采取非对称作战策略，将政府、亲政府的部落武装、外国目标作为攻击的主要目标。③在组织策略上，“基地”组织分支积极进行策略调整，开始以“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Ansaral－Sharia in Yemen)的新面目在也门出现，以争取民众支持。在意识形态方面，圣战萨拉菲主义已成为“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之一。尽管传统萨拉菲派(复古派)不主张使用暴力，但各类“圣战萨拉菲”组织号召使用暴力手段推翻独裁政权，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主要法源的伊斯兰政权，以此吸引和招募恐怖主义分子。 (二)伊拉克恐怖主义势力强势反弹并催生“伊斯兰国” 在中东变局不断向纵深发展、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叙利亚危机外溢效应日益凸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在伊拉克国内教派冲突、党派分歧、民族矛盾尖锐，自身安全能力严重不足等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伊拉克的恐怖主义势力出现了强劲反弹的态势，并与叙利亚的动荡局势交互影响，进而直接催生了“伊斯兰国”这一新型的恐怖主义组织。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的自杀式恐怖袭击在伊拉克接连不断，导致美国撤军后的伊拉克安全局势急剧恶化。例如，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十周年的2013年3月，多起恶性爆炸袭击事件导致271人死亡，906人受伤。④因此，即使美国也承认，“‘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仍有发动大规模袭击的能力，它利用自杀式炸弹和汽车炸弹对政府和民用目标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削弱了公众对政府提供安全能力的信任”⑤。2012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尽管“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领导层和能力曾遭到削弱，但它仍具有在伊拉克全境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还不断向叙利亚进行渗透，从事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圣战”，极大地加剧了叙利亚的血腥冲突。美国的研究报告认为，叙利亚的“胜利阵线”(al－Nusrah Front)就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一部分。⑦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伊拉克的恐怖袭击具有明显的教派冲突特征。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逊尼派的权力遭到削弱，什叶派地位不断上升，导致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其次，海湾阿拉伯国家如巴林的什叶派抗议浪潮、叙利亚内战引发的逊尼派和什叶派教派冲突及其不断外溢，加剧了教派对抗，进一步刺激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冲突。伊拉克内政部表示，伊拉克正面临一场“公开的战争”，教派分歧正在不断加大，造成安全局势不断紧张。⑧ 自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并兵临巴格达，进而使伊拉克面临被肢解的危险。“伊斯兰国”的政治主张基本上反映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目标就是要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迅猛发展的直接可能性后果之一是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崩溃和瓦解，并与叙利亚危机交互作用，导致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版图发生变更。“伊斯兰国”的兴起也将进一步凸显教派矛盾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以沙特为中心的逊尼派阵营和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较量将更加复杂。⑨ (三)叙利亚成为新的全球恐怖主义大本营 伴随叙利亚局势从初期的民众抗议浪潮演变成政府军与反对派之间的血腥内战，来自叙利亚国内外的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不断加入反对派阵营从事恐怖暴力活动，构成了叙利亚暴力冲突异常血腥，政治解决异常困难的重要原因。 叙利亚形势动荡以来，“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多次发布网络视频，号召叙利亚国内及周边国家的穆斯林加入推翻巴沙尔政权的“圣战”。他还号召土耳其、黎巴嫩以及约旦的逊尼派“帮助叙利亚兄弟们与异端的巴沙尔什叶派统治集团作战”。⑩阿拉伯专家认为，叙利亚的圣战组织很可能会发展成“基地”组织沙姆(11)分支。据悉，扎瓦希里已宣布，拟在沙姆地区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以此作为“基地”组织的新战略。(12)“基地”组织向叙利亚进行渗透的最大成果是“胜利阵线”的成立。该组织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成立于霍姆斯，创建者艾布·穆罕默德·戈兰曾在伊拉克战争期间负责通过叙利亚向伊拉克输送极端武装分子。从意识形态上看，“胜利阵线”主张“收编所有在意识形态上具有联系的‘圣战’分子；强化战争意识；获取武器并建立自治安全区，最终建立伊斯兰国家”(13)。近两年来，“胜利阵线”频繁在大马士革、阿勒颇、代尔祖尔、霍姆斯等地制造针对叙利亚政府军事、安全、情报等部门的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恶化了叙利亚的形势。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的崛起也正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与“胜利阵线”合流的产物。2014年1月，“伊斯兰国”与叙利亚“自由军”、“伊斯兰阵线”等反对派武装发生激烈交战，并控制了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的大片区域以及东北部的部分省份，进而使“伊斯兰国”拥有了从叙利亚向伊拉克扩张的大本营。 在鱼龙混杂的叙利亚反对派中，除世俗的反对派外，还活跃着形形色色的伊斯兰力量，其中不乏伊斯兰极端力量，并呈现出日趋恐怖主义化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约有10万人，包括大大小小1000多个派别，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圣战”分子多达1万多人，另有3万～3.5万人为强硬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有3万多相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14)其中“叙利亚伊斯兰阵线”(Syrian Islamic Front,SIF)就是坚持“圣战萨拉菲主义”意识形态的宗教极端力量。该组织的发言人阿布·阿卜杜勒·拉赫曼(Abu Abdul Rahman al－Souri)曾明确指出，伊斯兰阵线的目标是在推翻阿萨德政权后，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这一主张在2013年1月“叙利亚伊斯兰阵线”发布的宪章中也得到了明确体现。有分析指出，“叙利亚伊斯兰阵线”拥有11个旅的武装力量，在大马士革、阿勒颇、拉塔基亚、霍姆斯、代尔祖尔、伊德利卜等地从事武装活动，其活动范围遍及整个叙利亚。 (四)“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强势反弹 “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是20世纪90年代阿尔及利亚陷入长期动荡的产物。在1991年“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of Islamic Salvation,FIS)在全国选举中取得胜利后，军方对“伊斯兰拯救阵线”进行镇压，导致其极端派别组建了“伊斯兰武装集团”(Armed Islamic Groups,GIA)等组织，并几经分化组合于2006年9月成立了“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成为“基地”组织在马格里布地区的骨干力量。该组织从非洲东北部的索马里和西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入手，发动东西并进的钳形攻势，非洲北部地区原本就很脆弱的安全形势由此急剧恶化。(15) 中东变局发生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削弱了“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在该国北部的活动能力，其主要活动范围已经被挤压到东部山区和南部边界的沙漠地区。(16)但是，该组织“依旧是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威胁”。(17)美国的反恐报告指出，该组织在2012年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就多达175起，遏制“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已经成为非洲国际反恐的焦点所在。(18) 近年来，自阿尔及利亚加大反恐行动以来，“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积极实施向萨赫勒地区进行战略转移。(19)中东变局的发生尤其是2011年利比亚战争和马里危机的爆发，更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加快在萨赫勒地区的扩张创造了条件。利比亚战争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积极利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的契机向外进行扩张，加强了同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等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联系。“马里北部安全形势的恶化、利比亚武器扩散、以马里为基地的‘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都构成了阿尔及利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20)。目前，该组织不断在萨赫勒地区建立和扩大训练营地，并通过贩毒等犯罪活动获取资金。美国的反恐报告指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萨赫勒训练营(AQIM's Sahel－based battalions)不断利用地区形势混乱扩张控制区域，而萨赫勒地区的贩毒集团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的联系不断增强，使恐怖主义组织的融资能力不断增强。(21) “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还积极利用利比亚战争壮大力量，介入利比亚事务和马里内战等地区危机。有分析指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已从利比亚获取了部分便携式防空导弹，并走私到马里等国家。(22)2011年10月，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之后，曾经跟随卡扎菲部下一同作战的马里图阿格雷部族武装回到该国北部，与当地的伊斯兰武装汇合，形成对抗马里政府的武装力量，并直接导致了2012年马里的军事政变。马里的反政府武装主要由“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伊斯兰捍卫者”、“西非圣战统一运动”等极端宗教组织和恐怖势力组成。2013年1月16日，在阿尔及利亚东部的一个天然气田发生41名外国人遭劫持事件，自称隶属于“基地”组织的“血色营”宣布对此事件负责，并声称此次劫持人质是对法国出兵马里的报复。(23) 中东地区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的根源 当前，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社会转型已进入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等矛盾不断加剧，导致社会秩序十分脆弱，并陷入长期动荡，这一切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而“基地”组织的战略调整尤其是意识形态调整和美国反恐战略日趋功利化，也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泛滥有重要影响。 (一)中东持续动荡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 1.宗教与世俗的严重冲突和对抗有利于滋生恐怖主义 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相继发生政权更迭之后，伊斯兰主义势力在上述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迅速崛起。然而，伊斯兰力量的迅速崛起也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宗教与世俗的尖锐矛盾，使围绕宗教与世俗的阵营分化与对抗日趋严重，并在埃及引发了世俗反对派与军方联手推翻穆尔西政权的所谓“二次革命”。埃及局势陷入严重动荡为“基地”组织借势卷土重来提供了重要机遇。从历史的角度看，1991年阿尔及利亚军方对即将取得选举胜利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进行镇压，导致阿尔及利亚陷入长达20年的动荡，不仅付出了20余万人丧生的沉重代价，而且直接催生了“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的崛起和发展。从埃及自身的历史发展看，埃及当政者在历史上曾对穆斯林兄弟会实施了数次强力镇压，其结果是促使极端派别与穆斯林兄弟会分离，进而走上恐怖主义道路。事实表明，恰是在埃及社会陷入严重动荡之际，“基地”组织遂发出了严重的恐怖威胁信号，这使美国如临大敌，并采取了关闭20多家驻伊斯兰国家使领馆的罕见举措。 针对埃及局势动荡与“基地”组织卷土重来的关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评价指出：“埃及政变以及阿拉伯觉醒运动导致的混乱局面只会为这支激进分子大军(指基地组织)注入更多的好战分子。失败的革命和正走向失败的国家就像是圣战分子的孵化器，它们就像是孕育敌意和格格不入感的潘多拉盒子。”近两年来，在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执政的突尼斯，同样存在宗教与世俗的尖锐矛盾。2013年2月和7月，分别发生了突尼斯反对党统一民主爱国党总书记肖克里·贝莱德遭暗杀和世俗派反对党领导人穆罕默德·布拉米遇刺事件，均引发了民众的抗议浪潮，进而严重影响了突尼斯的政治稳定。 2.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创造了有利于恐怖主义的生存环境 中东地区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如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面临国家政权重建问题，政局持续动荡，加之政权脆弱、治理能力低下，长期存在的地方势力和部落势力由此借机不断扩大影响，这不仅对民族和解和政治重建构成掣肘，同时也使地方和部落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盘踞的中心。 在也门，南部和北部的地方武装和部落势力与恐怖主义势力的合流，已构成制约也门政治重建的重要因素。自南北也门统一以来，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原南也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基础设施匮乏，民生困苦，分裂势力“南方运动”由此产生，动荡的南部地区也因此成为“基地”组织半岛分支的大本营。也门北部地区的胡塞运动代表什叶派载德派利益，长期对抗也门政权，凭借山区天然地理优势屡次袭击政府和军队目标。2011年以来，也门胡塞地方武装与逊尼派和政府武装的冲突时有发生。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南方运动”、胡塞反政府武装和“基地”组织半岛分支这三股势力一直都是威胁也门安全的不稳定因素，而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更使三大势力趁机扩大了各自的势力范围。(24) 在利比亚，原来支持卡扎菲政权的部落力量，因遭到排挤则选择与“基地”组织等恐怖力量合流，成为当前该国面临的较为突出的问题。例如，充当原卡扎菲政府雇佣军的图阿雷格部族武装力量在利比亚战争之后流散到马里，在马里北部萨赫勒地区与“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组建了训练营，构成马里动荡的重要根源。如前所述，自称隶属于“基地”组织的“血色营”组织，以报复法国出兵马里为名，在阿尔及利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劫持人质事件。 3.经济与民生问题的严重恶化构成了滋生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 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动荡的原因与民众对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贫富分化严重、腐败肆虐等问题的强烈不满情绪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已经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经济与民生问题未得到改善，反而严重有加，进而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首先，政治动荡与经济凋敝的恶性循环，加剧了民众对当政者的失望情绪，他们极易在陷入绝望后接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蛊惑。对此，有西方学者指出，“革命后的混乱与失望将不可避免地为‘基地’组织扩展影响提供机遇”(25)。其次，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青年失业严重，极易促使失业人员将加入恐怖组织作为生存方式的选择。 4.利比亚战争的后遗症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 首先，利比亚政权更迭导致的枪支泛滥不仅成为利比亚国内最大的治安隐患，而且也为“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等恐怖组织获取武器创造了条件。卡扎菲政权瓦解后，利比亚的大批武器处于失控状态，其中以肩扛式地对空导弹的流失问题最令西方国家担忧。 其次，利比亚战争的外溢效应引发地区局势动荡，恐怖组织借机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卡扎菲政权曾招募了利比亚周边国家的大量雇佣军，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这些力量为谋求生存或者选择加入恐怖组织，从而为诸如“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等一些恐怖组织提供了人力资源；或者选择向原属的国家回归，他们广泛介入到所在国家业已存在的民族冲突和教派争端之中，进而严重恶化了地区安全形势。 5.叙利亚危机及其外溢效应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 首先，“基地”组织积极利用叙利亚的动荡局势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其目标是在大叙利亚地区建立“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例如，“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就已宣布在沙姆地区建立伊斯兰酋长国作为“基地”组织的新战略。 其次，中东区内外的恐怖主义力量不断向叙利亚聚集，使叙利亚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又一大本营。在地区内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等不断向叙利亚进行渗透和扩张。有报道称，“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不断在也门招募成员赴叙利亚进行圣战；“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也已经渗入叙利亚，并建立了“胜利战线”。(26)该组织不仅积极参与了关键地区的冲突，而且运用多种语言通过互联网广泛发布信息招募来自国外的圣战分子。(27)此外，来自中亚、南亚、高加索车臣以及中国新疆的恐怖分子，也不断从土耳其等国入境叙利亚，混迹于叙利亚反对派之中。 最后，叙利亚危机的外溢尤其是教派冲突的加剧，导致周边地区严重动荡，有利于恐怖主义的生存发展。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和周边地区的教派冲突，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约旦、土耳其等国家不断配合西方，支持叙利亚逊尼派反对派推翻巴沙尔什叶派政权的斗争；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乃至伊拉克什叶派力量则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叙利亚的教派冲突事实上已经外溢到整个中东地区，尤其以黎巴嫩和伊拉克教派冲突最为严重，并给恐怖主义力量借教派冲突大肆制造暴力恐怖袭击创造了条件。 (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调整增强了恐怖主义的适应能力 中东国家陷入严重动荡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多认为，以民众和平抗议浪潮为表现形式，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根除腐败为政治诉求的中东变局，使“基地”组织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受到削弱，并对本·拉登等“基地”组织领导被击毙后的国际反恐形势持乐观态度。有西方专家将西方的盲目乐观总结为以下6个方面：第一，“基地”组织的运作能力严重下降；第二，“基地”组织保护者塔利班遭到严重削弱；第三，“基地”组织的核心领导层遭到致命打击；第四，恐怖主义的地方网络遭到严重破坏；第五，“基地”组织对穆斯林民众的杀戮使更多普通穆斯林疏远了“基地”组织；第六，国际反恐合作的加强限制了恐怖主义的活动能力。(28) 但当下的事实却表明，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叙利亚危机则久拖不决。在此情势下，“基地”组织已初步摆脱中东变局初期的被动处境，积极调整意识形态，利用中东地区持续动荡的环境，渗透极端思想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通过论坛、社交媒体、视频网站、电子杂志等现代信息化手段积极输出极端意识形态，力图将中东引向“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轨道。其内容(29)主要包括： 首先，扎瓦希里将中东变局视为实现“基地”组织目标的一部分。他认为，中东变局的目标是推翻世俗的独裁者，这与“基地”组织的目标并不矛盾；推翻世俗独裁者，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基地”组织倡导的所谓穆斯林共同体。“阿拉伯民众起义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伊斯兰的方向，他们揭竿而起旨在推翻涂炭穆斯林生命、妨碍伊斯兰目标实现的美国的代理人政权”。扎瓦希里针对埃及发出的呼吁强调：“我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一个腐败的统治者已经被推翻，但腐败的统治依然存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伊斯兰的统治……最大的灾难是刚刚掌权便陷入非伊斯兰的统治。” 其次，扎瓦希里强烈谴责中东变局以来建立的“非伊斯兰政权”，并呼吁穆斯林民众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国家。扎瓦希里对中东变局后阿拉伯国家举行的选举予以了强烈的谴责，称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发明了一种令美国国务院、欧盟和海湾领导人满意的伊斯兰”，这是“一种满足自身需要的伊斯兰”，是“丧失了圣战的伊斯兰”，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已经放弃了建立合法的穆斯林政府以取代现行世俗政府的追求”。 最后，“基地”组织试图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挑战与外部挑战联系起来，不断警告穆斯林民众在进行内部反独裁斗争的同时，不要忘记反对西方等美国外部敌人的根本目标，要继续进行反对西方的“圣战”。 实践证明，意识形态的传播渗透能力构成了“基地”组织的核心影响力。而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宗教与世俗势力的对抗、教派矛盾的激化、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内战的灾难性影响，也为“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渗透提供了社会环境。正如美国联邦调查局前特工阿里·苏凡于2013年8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网站撰文所指出的：“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过去主要存在于波斯湾和阿富汗。如今，它四处蔓延，西至西非，东到东南亚。在西方的反恐策略当中，有效打击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是个薄弱环节。”(30) (三)美国中东反恐战略的收缩有利于恐怖主义的发展(31) 奥巴马一直试图改变布什执政时期全球反恐战争主导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的不利局面，使反恐政策成为美国安全与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进而将更多的战略资源投入到应对经济危机，防范新兴大国崛起等重建美国领导地位的全球战略之中，但同时又要收到可以彰显的反恐效果。奥巴马声称，美国应进行“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更加集中、更加灵巧、更加有效的反恐战役”(32)，进而实现“打击、瓦解直至最终战胜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和支持者，以确保美国公民和美国利益安全”(33)这一反恐战略目标。 奥巴马政府的总体反恐战略的特点包括：首先，强调美国的反恐对象为信奉“暴力极端主义”的“基地”组织；美国进行的反恐斗争既不是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也不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其次，力图改变美国因反恐战争不断恶化的国际形象，力图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手段，消除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反美主义根源，进而重塑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11年6月29日，奥巴马政府发布了《国家反恐战略》，该报告总结了奥巴马执政以来的反恐政策，同时也是因应本·拉登被击毙、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中东变局等形势变化的产物。该报告强调，中东地区仍是美国全球反恐的重点区域，但是美国反恐的对象更加明确，即主要锁定在与“基地”组织活跃的重点区域和与之关系密切的组织，以及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旨在锁定反恐重点，增强反恐实效。 在反恐手段上，一方面，奥巴马强调继续采用反恐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支持地区国家增强反恐能力建设等举措；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变化反恐手段，突出表现为改变布什政府时期实施的反恐战争和政权更迭等战争手段，转而选择更加灵活、机动的反恐手段，尤其要重视运用无人机打击和特种部队定点清除等手段，以增强反恐的实战效果。目前，美国在非洲、阿拉伯半岛和也门均秘密修建了无人机基地，旨在重点打击索马里和也门的“基地”组织。 奥巴马政府在中东反恐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美国本土安全相对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当前，美国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的“独狼”，但他们试图发起的恐怖袭击都属未遂事件，进而使美国本土未发生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第二，击毙本·拉登等一批恐怖主义领导人物，是美国反恐斗争取得的重大政治胜利。第三，奥巴马政府将反恐中心东移至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战略取得了相对成功。 但是，奥巴马的中东反恐战略实际上并没有改变美国反恐战略“治标不治本”的本质，美国在中东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依然存在，它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也未能得到根本缓解。第一，奥巴马政府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有始无终，在伊朗核问题上毫无建树，在应对中东剧变尤其是叙利亚危机时举棋不定，都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未能得到改变。第二，美国对中东变局后恐怖主义将日趋衰落的过度乐观，使美国的中东政策存在着较大的误判，尤其是忽视了“基地”组织的反弹能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能力，而美国在中东变局过程中的双重标准，也进一步加深了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浪潮的反弹。第三，在反恐实践中，美国违反国际法，运用越境打击、无人机轰炸等“秘密战争”手段，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遭到中东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反对；而驻阿富汗士兵虐杀平民、焚烧古兰经和亵渎伊斯兰先知的电影事件等都进一步加剧了穆斯林民众的反美、仇美情绪。 综合前文所述，从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发展及其根源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基地”组织仍然是全球恐怖主义的核心，但其发展呈现出典型的多中心化和日趋分散化的特征。“基地”组织及其分支逐渐转变战术策略，日益改变了过去垂直领导的组织结构，转向扁平化、分散化的组织结构，其分支力量活动能力日趋增强，呈现出“核心弱，分支强”的发展态势，并在中东地区形成“基地”组织分支机构、亲“基地”组织的关联机构、信奉“基地”组织意识形态的个体等多层次恐怖势力，呈现出明显的分散化、本土化、个体化的特征。(34) 第二，受中东变局的影响，西亚地区的恐怖势力主要表现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伊拉克分支等传统恐怖势力的强势反弹，叙利亚则因为内战久拖不决成为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全球圣战分子聚集的大本营，而叙利亚与伊拉克局势交互影响直接催生了“伊斯兰国”，使恐怖主义的发展呈现出实体化、国家化的发展趋势。盘踞在阿尔及利亚的“基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与近年来崛起的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索马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利用阿拉伯国家动荡、利比亚战争、马里内战等地区性危机，大肆进行恐怖活动，并已经在北非、东非和西非形成鼎足之势。 第三，阿拉伯国家持续动荡、“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和策略调整，以及美国中东反恐战略的收缩构成了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的根源。转型中阿拉伯国家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严重对抗、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叙利亚内战的久拖不决及其外溢效应，均为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基地”组织利用转型中阿拉伯国家面临的严重政治经济困难和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调整策略，加强意识形态渗透，力图将中东变局引向“基地”组织的发展轨道，其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不断增强；美国“战略东移”和反恐战略收缩使恐怖主义面临的外部反恐压力下降，加之美国在中东变局中实行双重标准，越境打击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则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反美主义情绪的高涨，都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审稿意见。） 注释： ①“萨赫勒”是指撒哈拉沙漠南缘向沙漠地带过渡的地区，是一条宽320公里至480公里的半沙漠地带，跨越乍得、冈比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参见李意：《“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化及其对阿尔及利亚的影响》，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6期，第71页。 ②张金平：《全国对话会议与也门政治过渡》，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95～96页。 ③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2,Washington: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2013,p.105. ④《伊拉克3月发生多起恶性袭击事件，共致271人死》，http://www.chinanews.com/gi/2013/04－01/4695235.shtml,2013－04－05。 ⑤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op.cit.,p.113. ⑥Ibid.,p.105. ⑦Ibid. ⑧《伊拉克血腥开斋节一日死亡91人》，载《环球时报》2013年8月12日。 ⑨刘中民：《伊拉克乱局将引发中东民族国家版图变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9日。 ⑩黄山伐：《“基地”搅局叙利亚让美难堪》，载《中国国防报》2013年4月9日。 (11)“沙姆”是指阿拉伯世界对于地中海东岸的整个黎凡特地区或大叙利亚地区的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指各有不同。目前，阿拉伯人所说的沙姆地区一般包括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 (12)Brian Michael Jenkins,Al Qaeda in Its Third Decade:Irreversible Decline or Imminent Victory? Santa Monica,CA:RAND,2012,p.6. (13)焦翔、纪双城、柳玉鹏：《叙利亚“胜利阵线”宣誓效忠“基地”组织头目》，载《环球时报》2013年4月11日。 (14)《英报称叙叛军成员多为极端分子》，载《参考消息》2013年9月17日。 (15)李意：前引文，第70～71页。 (16)Alex S.Wilner,"Opportunity Costs or Costly Opportunities? The Arab Spring,Osama Bin Laden and Al-Qaeda's African Affiliates",Perspective On Terrorism,Vol.5,Issues 3-4,September 2011,p.52. (1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op.cit.,p.106. (18)Alex S.Wilner,op.cit.,p.51. (19)Alex S.Wilner,op.cit.,p.52. (2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op.cit.,p.106. (21)Ibid. (22)Juan C.Zarate and David A Gordon,"The Battle for Reform with Al-Qaed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No.3,2011,p.116. (23)《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http://baike.baidu.com/view/2636134.htm,2014－02－11。 (24)程星源：《也门新总统哈迪》，载《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4期，第33页。 (25)Donald Holbrook,"Al-Qaeda's Response to the Arab Spring",in 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Vol.6,Issue 6,2012,p.5. (26)Brian Michael Jenkins,op.cit.,p.6. (27)Donald Holbrook,op.cit.,p.6. (28)Brian Michael Jenkins,op.cit.,p.2. (29)Ibid.,pp.8-13. (30)阿里·苏凡：《“基地”组织为何能卷土重来》，载《参考消息》2013年8月13日。 (31)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奥巴马政府中东反恐政策述评》，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第1～8页。 (32)"Obama's remarks on Iraq and Afghanistan",New York Times,15 July 2008,http://www.nytimes.com/2008/07/15/us/politics/15text-obama.html,2011－06－14。 (33)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terrorism,June 2011.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counterterrorism_strategy.pdf,2013－07－05。 (34)Brian Michael Jenkins,op.cit.,p.4.标签：恐怖主义论文; 叙利亚总统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叙利亚的局势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叙利亚政府军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武装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