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陈水扁论文,当局论文,经济发展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东亚模式”一时间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学习仿效的榜样。而东亚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政府作用”，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通过干预政策推动落后的发展中经济逐步走向繁荣。但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的危机动摇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东亚模式的评价，政府在东亚模式中的作用也备受怀疑与批评。就在传统的东亚研究理论陷入范式危机的过程中，一些东亚发展新学说也逐渐孕育成型。如，贾根良教授提出的演化经济学。该学说对“政府作用”的新论述是，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政府的经济作用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应对其作用的大小给出一个重新评价。同时，从动态的角度来看，政府的作用也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的完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换言之，政府作用效果受制于一定的宏观环境和条件，政府本身也存在着策略调整的问题。该学说还进一步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有效性的四个前提：其一，政府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政府行为比个人行为更能体现社会利益或公共利益；其二，政府更明智，政府在理智上强于个人；其三，政府的运转是高效率、低成本的；其四，政府在经济中的定位应随着环境变化而做相应调整。当上述前提不能满足时，政府的干预就会失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会走向负面。(注：贾根良等：《东亚模式的新格局——创新、制度多样性与东亚 经济的演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96～97页；第119～121页。)
台湾作为“东亚奇迹”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战后几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总体而言是被较为肯定的。但自2000年台湾岛内“政党轮替”后，内外 环境与主客观条件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也相应发生了转折 性的改变。运用演化经济学这一新理论观察与评估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转变及其影响，在现实意义上有助于加深认识台湾经济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而在理论意义上则可能对东亚金融危机后人们重新评估东亚模式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二
2000年台湾岛内政治发展出现了战后50年首次的“政党轮替”，陈水扁以39.3%的得票 率当选为台湾新领导人，组成所谓“少数政府”，坚持“台独”政治立场的民进党成为 执政党。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施政中心已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政治斗争
执政当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及发挥的作用应该说首先取决于其对发展经济的态度。而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当局施政的主要任务显然不是发展经济，而是巩固政党利益与取得选举胜利。这种对待发展经济的态度是由台湾政治结构的剧烈变化所决定的。其一，执政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成为在野党，而民进党“少数政府”成为执政当局。这种政治生态的骤然改变及所谓“朝小野大”的格局导致台湾政坛各种政治矛盾与斗争空前激烈，4年来朝野之间针对两岸关系、核四、工时案、财划法复议案、防SARS，党产、公投、制宪等一系列议题展开了无休止的政争，政局极其动荡。在此过程中执政当局的中心工作无疑是政治斗争，巩固新获取的执政地位。其二，民进党借助于国民党的分裂，在尚未有执政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侥幸上台，寻求连任是其梦寐以求的下个目标，因此民进党当局的心态始终是“竞选者”而不是“当政者”；而习惯于执政的国民党在一夕间沦为在野党，更是志在重新夺回政权。这样4年来台湾社会便被带入了狂热的选举 政治之中。夺取各类选举的胜利成为台湾朝野最主要的目标，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则只 能退居其次，或服务于选举政治的需要。其三，以意识形态主导施政是民进党当局的典 型特征。为施行其政治理念，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往往成为牺牲品。为了维护民 进党“神主牌”之一的“反核”理念，民进党上台不久便掀起停建“核四”风暴，造成 岛政治经济的剧烈震荡。为了另一项“神主牌”——“台独”，陈水扁当局更是不惜制 造两岸关系紧张局势，从“一边一国”、“公民投票”，到“催生新宪”，一再严重挑 衅大陆，不断将台湾拖入危机境地，破坏台湾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和平环境。
由于施政中心是围绕政治、选举及意识形态，台湾当局无心也无力真正推动反映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经济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发展规划与方案频繁提出，却大都不见落实成效。4年间台湾当局相继提出了“知识经济发展方案”、“绿色矽岛经济发展蓝图”、“8100台湾启动”及“挑战2008：六年发展重点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规划，2003年底为了选战的需要，再提出“新十大建设”规划(实际上内容都包含在六年计划 内)。且不谈这些规划的内容如何，仅就其一项尚未开始认真执行，新的一项又已出台 的事实，就可说明陈水扁当局并无诚意落实这些规划，甚至还将发展规划作为工具，为 其选举政治服务。
(二)经济发展战略不符合时代潮流及台湾的实际需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加速发展，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及地区无不充分运用全球各地的经济资源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大陆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的持续蓬勃发展，在东亚乃至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世界各国无不积极加深对大陆市场的参与，力求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获取本国本地区的最大利益。顺应这个时代潮流，融入新的分工体系显然是与大陆仅一水之隔的台湾无法回避的历史选 择。而就台湾自身经济发展、结构升级的需要来看同样离不开大陆市场。台湾是海岛型 经济，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80年代中期后随着国际经济 格局的变动，台湾对美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以广大的大陆市场为腹地已成为台湾经济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产业调整升级方面大陆也是台湾最好的转移基地与市场腹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信息电子业为主体的台湾高科技产业备受美国等国际市场不景气的 冲击，面临的技术壁垒与反倾销等挑战也日益增多，开拓新市场，推动高科技产业的进 一步的发展与升级已成为台湾十分紧迫的课题。同时，台湾的服务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 期起在台湾整体产业结构中比重超过60%，成为经济体系的主干，但其发展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尚有相当大的距离，而且，以内需为导向的服务业受制于狭小的岛内市场的矛 盾也日益突出。显然，不论从世界潮流或是自身需要来看，台湾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问 题均是如何与大陆市场有效整合。事实上，过去20年迅速发展的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已经 成为支撑台湾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极其重要因素。但是，日益密切的两岸经贸关系不符合 “台独”分离政治路线，1996年李登辉抛出“戒急用忍”的政策原因即在此。陈水扁上 台后，公开化的“台独”立场更是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必然是尽可能地绕过两 岸经贸关系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以保证台湾经济与大陆的所谓“安全距离”而不过多依 赖大陆。因此，尽管有内外环境强大的压力，有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明确约束，陈水扁 也被迫调整放宽了若干对大陆经贸政策措施，但在本质上4年来陈水扁始终是顽固地坚 持李登辉的限制性对大陆经贸政策，从而使其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规划难有实质成效。
2001年8月，为了寻找摆脱经济困境的出路，台湾当局召开规模盛大的“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提出新世纪台湾经济发展战略是“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注：林信义：《新世纪、新思维、新经济》，台湾《“自由中国”之工业》2002年4月，第11页。)这 一战略的主要出发点就是定位两岸经贸关系。其基本思路，一是强调全球布局，避免台 湾企业过度集中投向大陆市场，以减少政治与经济风险；二是将两岸经贸关系纳入全球 分工格局，既可以利用大陆资源促进台湾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又可以提高台湾经济国 际化程度，“国家安全便能获得更实质的保障”。基于这种思路，“经发会”将实行多 年的“戒急用忍”的两岸经贸政策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后者仍然没有跳出 对大陆经贸关系的限制性基本框架，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两岸经贸关系对台湾的重 要性并想利用之，采取“有管理的开放”模式，这种所谓“积极强化体质的主动安全观 ”较之原有“戒急用忍”一味被动限制的“保守的防卫安全观”，应该说理性程度提高 了，因此，一时间曾使岛内外对台湾经济前景产生了希望。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台独 ”意识与自信的不足，“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也没得到执行，实际上变形为“ 消极开放，严格管理”。“经发会”过去近3年了，有关两岸关系的议题所达成的几十 项共识，除“准许台商补报备登记”等极少数项目已真正执行了外，绝大部分仍属于“ 部分执行”、“少部分执行”或“完全未执行”。特别是攸关台湾经济整体竞争力的共 识“积极推动两岸通航”依旧迟迟不落实。
如果说“经发会”提出的台湾经济发展战略还有点理性地考虑到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的话，那么一年后的“大溪会议”的结论则具有转折性调整的意义。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加快其“台独”分裂的步伐。8月25日台湾当局召开了以经济议题为主的“大溪会议”并达成10项结论，而10项结论之首、也是最重要的结论是为 落实“深耕台湾、布局全球”的经济战略，经济外交等行政部门应加速推动与台湾贸易 伙伴包括美国、日本及东盟国家等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全面开展对外经贸网络，深化台湾经济国际化。这表明配合“一边一国论”的出台，台湾当局进一步将其经济战略重心放在强化与大陆以外的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上，力图以此减缓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趋势。这也再次凸显台湾的经济战略是以当局的政治利益为优先取向的。
(三)经济政策缺乏理性与明智
依据经济规律与内外环境理性与明智地制定经济政策是政府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也是战后40多年台湾经济发展较为顺利与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陈水扁执政以来，受制于政治立场及政党利益，对于经济问题的决策常常陷于各种矛盾之中，如，政治与经济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以及执政党与在野党的矛盾等等。重重的矛盾再加上新上台的民进党没有执政经验，就使4年来台湾当局出台的一系列财经政策缺乏充分的理性与明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财经政策摇摆不定，经济发展无方向感
民进党上台执政后，财经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变、不稳定，让台湾社会经济付出惨重的代价。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废核四案”与“农渔会信用部改革案”了。(注：邓利娟：《当前台湾经济困境主因浅析》，《台湾研究》2004年第2期，第50页。)其他财经政策如“四年内不加税”、“国民年金制度”、“工时案”、“军公教免税案”、“国家安全捐”、“员工实价课税”等等，均是反反复复，前后不一，造成社会经济动荡不安。
2.政策短期取向，明显为选票服务
这是近4年来台湾财经决策缺乏理性与明智的另一突出表现。陈水扁上台后不久就面临了失业状况日益恶化的严峻问题。岛内失业率从2000年的2.99%逐年升至2002年的5.17%；失业人口则从29.3万人急增至51.5万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与深层次的，一方面，经济景气持续低迷，特别是由于台湾当局不当的政策造成投资环境恶化加剧，使岛内投资持续呈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台湾劳动市场人力结构不适应产业结构快速变迁的矛盾日益显现，所谓结构性失业明显增加。但是台湾当局应对失业问题的策略从“就业希望工程”、“紧急雇用方案”、“多元就业开发方案”到“公共服务扩大就业方案”，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行为，急功近利色彩浓厚。2002年年底，为了达到1年内将失业率降到4.5%以下的目标，台湾当局在财政已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继续以举债方式推动577亿元的“扩大公共建设方案”与200亿元的“公共服务扩大就业计划”，前者增加就业人数约4万人，后者提供7.5万个公共服务工作机会，以非技术工作为主、工作期限为半年至1年。这种提供临时性非技术工作机会的做法，除了短期内减少一些 失业人数，可作为政绩宣传外，对台湾失业问题的解决不但没有实质意义，还造成相当 大的资源浪费。
比“救失业”短期性政策更具“政策买票”性质的是陈水扁当局为选举而采取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方面的政策。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便开始设法兑现其在竞选时所开出的社会福利支票。如年满65岁以上，只要没有退休金或其它津贴，每人每月可领取3000元津贴。随着2004年大选的临近，2003年6月又通过修法，放宽敬老津贴发放的适用对象，即已领取劳保退休给付的65岁以上老人，也能每月领取3000元津贴。同时，为赢得被视为“2004年3月选举热身赛”的花莲县长补选之战，巩固中南部农民选票，民进党当局除了开出1440亿的总建设经费支票，还进一步提出老农津贴由每月3000元提升为4000元。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照顾老年人的生活，本是社会进步文明的举动，但是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竟将其变成了利用执政权力和公共资源对特定人群进行“政策买票”的行为。此外，一味扩大特定的社会福利支出，除了缺乏公平性外，还使已经陷入以债养债的台湾财政雪上加霜。
(四)经济管理体制运作效率低
“政府机制”是促进经济增长十分重要的因素。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东亚经济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所采用的政策，部分原因在于为执行这些政策所设立的机构和机制。”换言之，“政策执行所依赖的机构与制度框架对于政策的成败同样重要”。(注：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财政部世界银行业务司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2月，前言及第242页。)对照近4年来台湾情况，当局不仅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失去了以前所奉行的“务实主义”精神，而且其所谓“政府机制”的运作也有明显障碍，集中表现在行政部门经济管理的混乱与“立法院”议事效率的低下。
1.经济管理体制混乱
拥有一支独立性强的经济技术官僚队伍，可以确保制订、实施财经政策的有效性与稳定性，这是东亚经济成功的经验之一。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也明显得益于拥有较成熟的经济组织体系与一批素质较高的技术官僚。可是民进党首次上台执政后，一方面，不顾政治现实，坚持“少数政府”而不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这就难免不陷入没有执政经验，又缺乏财经人才的窘境；另一方面，陈水扁以个人意志治政，无论是重大决 策还是政府官员的任免均由其说了算。因此4年来台湾行政部门的财经队伍极其不稳定 ，财经官员一再走马换将。除了“行政院长”先后用了三位外，与经济直接相关的部门 ：“经济部长”用了三位，其中任期最短的仅1个多月；“财政部长”则是先后有四位；“经建会”主委也从陈博志换成了林信义。备受政治力介入并极其不稳定的财经行政部门体系当然无法有效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面对骤然衰退的经济局势更是束手无 策。陈水扁便另起炉灶，企图以建立体制外的机制来摆脱困境。2001年8月陈水扁越过 “经建会”等财经部门的职权，亲自主导召开由全台湾产、官、学及政党代表参加的“ 经发会”，制定振兴经济的对策。陈水扁自任“经发会”的主任委员，由“行政院”配 合执行各项决议与共识。2003年上半年受到SARS疫情的冲击，台湾经济衰退压力沉重， 陈水扁再次于既有行政体制之外，设立“总统经济顾问小组”，由“中经院”董事长萧 万长担任召集人。这种财经政策由体制外运作与决策的做法，姑且不论是违反所谓宪政 体制规范的越权行为，就其有效性而言也是极其有限。因为这些体制外机构不是法定机 构，它们的决议没有法律法规的约束力，相关政策的执行与落实往往要大打折扣。事实 上，如前所述，“经发会”的大部分共识至今没有真正落实执行，“总统经济顾问小组 ”成立以来，除了提供若干咨询性的建议外，也没有发挥任何实质性的作用。陈水扁如 此热衷于体制外的财经运作，不但没有达到“救经济”的目的，还陡增了经济管理体制 的混乱。
2.“立法院”议事效率低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政治逐步转型为多党政治后，“立法院”就日益成为各政党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许多财经议题的“立法”或“修法”被长期拖延或搁置。陈水扁上台后，由于一直无法摆脱“少数政府”的困境，“立法院”财经议事效率低下的问题更明显加剧。2000年陈水扁上台时，国民党在“立法院”仍占多数席位。2001年12月“立法院”选举之后民进党虽然成为第一大党，所占席次仍没有超过半数。在这种“朝小野大”的格局下，执政当局的施政纲领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与“立法院”间的互动关系。4年来，“行政院”与“立法院”之间、“立法院”内各党派之间，基于 不同的立场与利益，相关斗争持续不断，施政效率因而成了牺牲品，大量有关社会经济 发展与改革的法案迟迟无法通过“立法院”的审议。以2003年“立法院”第五届第三会 期为例，“行政院”送到“立法院”以“拼经济与大改革”为主轴的优先审议法案有10 6项，结果仅仅通过17项，通过率只达16%。在未通过的法案中包括所谓“财经六法”， 即“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 “农业金融法草案”、“不动产证券化条例草案”、“自由贸易港区设置管理条例草案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从经济层面而言，这6项法案对改革台湾经济结构 性的弊病、摆脱经济困境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与紧迫性。前4项是与金融相关的法案，事 关台湾金融制度的改革与金融的稳定；后2项则是属于开放经济性质的法案，关系到台 湾经贸自由化的发展、投资环境的改善以及竞争力的提升。在种种压力之下，“立法院 ”随后开加临时会审议“财经六法”等法案，经过各党的激烈争斗，总算通过了其中的 4个法案，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与“金融重建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案” 依旧未过关，前者直到2003年10月“立法院”第四会期时才通过，而后者则至今仍搁置 在“立法院”。
综上所述，陈水扁上台以来，由于台湾当局执政的中心工作是政治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因此，经济利益只能服从于政治利益，甚至成为政治利益的牺牲品。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制定的经济战略不切实际，经济政策的决策不理性，经济管理体系也陷于混乱无效状态。演化经济学所指出的政府干预经济有效性的四个前提基本都不存在，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以往的促进者变成了阻碍者。
三
持平而论，陈水扁当局执政期间对经济发展也非一事无成。如，推动金融改革，使金融机构总体逾期放款比率从2002年3月8.78%的高峰逐步下降到2003年底的5.00%；兴建 中部科学园区，形成科学园区北、中、南的格局等等。但是，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角 色的转折性改变，对台湾总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却是全面而深远的。
(一)政局动荡，严重恶化投资环境
台湾当局执政的中心工作由发展经济转向政治斗争，对台湾经济的冲击除了表现在对经济发展总体上的无作为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因激烈的政争所引发的政局动荡，使台湾的投资环境严重恶化。如前所述，2000年的选举导致台湾政治结构剧烈变化，4年来台湾岛内政争不断，政党恶斗无休止，台湾经济发展失去了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一必要条件，整个社会民心浮动，对台湾前途失去了信心。这种局面对台湾经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岛内民间投资意愿低落，产业加速外移，而岛外资本则对台湾裹足不前。1996-200 0年台湾民间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为9.77%。而2001年民间投资较2000年大幅减少29.17%， 2002年仅仅恢复增长2.50%。2003年民间投资增长率为-0.70%。(注：台湾“行政院主计 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新闻稿-最新主要结果附表”2004年2 月20日。)在岛内投资持续衰退的同时，台湾对外投资则呈大幅增加的趋势。1999年台 湾对外投资(含对大陆投资)为45.22亿美元，2000年骤增为76.84亿美元，2001年与2002 年略减为71.76亿与72.29亿美元，2003年又明显增加为85.62亿美元。(注：台湾“经济 部投审会”http//www.moeaic.gov.tw：“新闻稿”2004年1月19日。)投资环境的恶化 除了影响岛内资本流向外，也同样影响侨外商对台的投资。2001年侨外商对台投资51.2 9亿美元，较上年大幅减少32.58%；2002年持续减少为32.71亿美元，再衰退36.24%，20 03年稍微回升到35.75亿美元(注：台湾“经济部投审会”http//www.moeaic.gov.tw： “新闻稿”2004年1月19日。)。投资持续衰退使台湾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这是陈水扁 执政4年一直难以摆脱经济困境的一个关键性原因。
(二)阻碍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加剧台湾经济困境
众所周知，过去20多年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支撑台湾经济稳定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台湾当局采取限制性对大陆经贸政策，两岸经贸往来在总体上一直是在“间接、单向、民间”畸形格局下运行。这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台湾经济从两岸经贸关系中所能获得的利益。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加速，两岸先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日益加强；另一方面，国际经济不景气，台湾经济持续不振，大陆市场对台湾经济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但是陈水扁当局依旧不顾世界潮流及台湾经济的切实需要，尽量采取淡化两岸经贸关系的经济战略，继续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致使两岸至今不能实现全面直接“三通”，资本货物无法畅通双向流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迟迟没有建立。凡此种种，使已经深陷困境的台湾经济备受打击。具体表现如下：
1.使台湾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普遍陷于不景气之中，而中国大陆经济则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带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复苏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大陆在加入WTO后，积极加强与东亚各国经济联系，推进东亚经济区域化的进程。除了中、日、韩与东盟10国的合作框架机制(10 + 3机制)持续运作外，自2001年启动中国与东盟10国10年内组成自由贸易区的协议(10 + 1合作)。2003年大陆又先后与香港、澳门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面对新一轮以大陆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强劲发展态势，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均采取了积极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以便从本区域经济增长中分享更多的利益。台湾当局却基于政治立场，继续实行限制性的两岸经贸政策，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化。这就使台湾游离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潮流，在新的东亚政经秩序中被“边缘化”的危机日显突出，台湾经济的长远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2.削弱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
早在1996年初，台湾“经建会”就分析指出，若两岸经贸关系中断，台湾经济增长率将降低1.95个百分点，失业率也将随之上升。(注：台湾《经济日报》1996年1月17日。)这已充分显示了两岸经贸关系作为台湾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性。近4年来，两岸经贸关系规模更大，其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更大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不景气，政局动荡不安，陈水扁上台以来岛内民间消费及固定投资等各项内部需求均明显衰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缩减。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对外部需求，特别是大陆市场的依赖便更加突显。以2002年为例，台湾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负增长回升至3.59%，按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的综合统计，(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新闻稿-最新主要结果附表”2004年2月20日。)外部净需求对 经济增长贡献2.63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所占的比重为73.26%。而从外部需求构成 来看，2002年台湾对美国、日本及欧洲的出口均呈衰退局面，台湾对大陆出口则较上年 大幅增长37.4%，显然，大陆市场已经成为支撑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在此情况下 ，陈水扁当局继续阻碍两岸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阻碍两岸“三通”的实现，其直接的 经济效应便是削弱台湾经济增长的动力，使台湾经济无法从两岸经贸关系中获得本应有 的更大利益。
3.相关产业备受打击，失去竞争力。
两岸经贸关系迟迟无法正常化对台湾的相关产业如空运、海运、港口及金融业等的冲击十分直观明了。其中台湾最重要的港口高雄港的地位急剧下降就是个典型例证。高雄港港阔水深，港口区位优势突出，拥有东亚货柜枢纽港的地位，自1993年起在全球货柜 港排名第3位。受制于岛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及产业结构调整，高雄港自身进出口货柜 增长有限，转口货柜是其增长的主要动力。近年来大陆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 大货源，但由于两岸不能直接通航，高雄港难以参与到大陆货柜转口市场，许多国际海 运公司的越洋航线因此减少甚至取消弯靠台湾的航班，而台湾自己的航商也纷纷转移到 大陆沿海港口寻找航运商机。高雄港的竞争力明显削弱，所占地位逐年下滑。2000年被 韩国釜山港超过，降至第4名，2002年被上海港超过，下滑至第5位，2003年又再被深圳 港超过而退居第6位。台湾一位学者深刻地指出，“高雄港今天的困境就是因为两岸不 能直航所造成的”。(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http//www.npf.tw：高孔廉“ 不直航自由港区是空谈”2003年7月12日。)
(三)加深岛内需求衰退，拖累经济增长
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均证明，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部门有效扩大公共支出能够发挥调节景气的积极作用。但是，2000年以来台湾当局采取一系列缺乏理性的财经政策 ，使其财政功能的运用不但没有发挥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反而拖累经济增长。
陈水扁上台以来，总体经济增长放慢甚至衰退，对税收的增长已有极大压力，而新当 局为了兑现选举诺言及刺激景气需要，又采取一系列减税或免税政策，如土地增值税减 半2年、制造业新增投资免征5年营利事业所得税等。其结果税收连年减少。2001年全年 税收较上年减少6.8%。2002年再减少3.1%，税收占GNP的比率相应持续下降至12.3%。同 时在支出方面，当局既要承诺竞选时开出的社会福利“支票”，又要扩增预算用以采购 军备，以对应日益紧张的两岸关系，从而使财政支出扩张压力日增。财政入不敷出的局 面因此愈益严重。2000-2003年度“政府”收支差额均超过新台币3500亿元。财政持续 恶化的状况大大压缩了台湾当局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的空间，失去刺激景气复 苏的有效手段。2001年台湾当局实施“8100，台湾启动”等扩大内需方案，成效甚微； 2002年5月台湾当局又宣布推动规模新台币2.65万亿元的“六年发展重点计划”，同样 举步维艰，其关键性的原因即在当局财源的严重短缺。不仅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导致实 际公共支出的缩减，使低迷不振的岛内需求雪上加霜，直接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20 01-2003年，“政府”投资年年负增长，分别为-4.77%、-13.14%、-1.82%。公营事业投 资除2001年略有增加外，2002年与2003年均为负增长。“政府”消费支出部分，2001年 与2002年分别为负增长1.02%与0.20%，2003年才略回升至0.83%。(注：台湾“行政院主 计处”http//www.dgbasey.gov.tw：“国民所得统计新闻稿-最新主要结果附表”2004 年2月20日。)
(四)影响台湾在国际上的信誉及竞争力
台湾当局在经济发展中角色的转变，对外的影响就表现为使台湾在国际上的信誉及竞争力下降。首先是台湾当局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大大降低了台湾在国际上的信誉，影响内外资本对台湾的信心。2001年7月，国际标准普尔信评公司(S&P)将台湾“主权评等”由“AA + ”级降至“AA”级，2003年4月进一步由“AA”调降1级至“AA-”级，这是1989年4月标准普尔首度公布台湾评等以来最差的评等纪录。此外，惠誉公司(Fitch)及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等，近年来也多次对台湾的信用评等及财政状况发出类似的警语。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在公共部门种种不利经济发展的表现，明显削弱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调整评估方式后的全球竞争力指标，(注：“ 世界经济论坛”：http://www.weforum.org：“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各 年。“成长竞争力”指标系对一国或地区未来5年经济成长潜力的判断。)2001至2003年 台湾的成长竞争力(growth competitiveness)全球排名依次是第7、6、5名。这个数据 被台湾当局视为“拼经济”的政绩而经常大肆宣传。但实际上深入探究这个数据的内容 构成就会发现，台湾成长竞争力较高的原因主要来源于民间与企业的科技实力，而有关 当局施政的各项指标排名，却是拉低台湾全球竞争力的因素。WEF成长竞争力指标中分 类评比指标有三项，分别是科技指标、公共部门指标及总体经济环境指标。以2003年的 成长竞争力指标来看，(注：“世界经济论坛”：http://www.weforum.org：“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各年。“成长竞争力”指标系对一国或地区未来5年经济成 长潜力的判断。)台湾在102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第5位，其主要原因是科技指标名列第3 位(科技指标权数高达50%)，其下创新指标排名第2位、信息通讯指标第7位。相对于民 间部门的突出表现，当局的表现则十分逊色。公共部门指标排名第21位，其分项指标中 ，合约及法规指标为第24位，贪污指标第19位。总体经济环境指标排名第18位，其分项 指标中，政府浪费指标第20位、国家信评指标第24位。再观察其细项指标可进一步发现 ，政府财政排名第79位、政治家公共信用第24位、政府不当补贴的严重程度排名第21位 。
此外，WEF调查报告还指出，政策的不稳定、政治的不安定、劳工的限制规定、缺乏效率的官僚体制及不足的基础设施等五大问题是当前在台湾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台湾当局本身已成为台湾全球竞争力进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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