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炎[1]2003年在《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1964—1968）》文中研究指明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属于美国冷战战略的一部分。FRUS Laos 1964—1968 Volume ⅩⅩⅧ是研究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的原始档案，它们包含了美国对老挝政策的形成过程、基本原则、态度和内容。本文以这些原始材料为中心，深入全面地分析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既主要考察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的起源、内容，又注重研究美国对老挝政策的演变和影响。希望为我国史学界关于美国对老挝政策的深入研究略尽微薄之力。 本文分为叁个部分： 引言：阐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国外学者涉及这一问题的专着也寥寥无几，他们大多在研究美国对越南政策时，附带提及与老挝有关的一些问题；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在整体上研究美国在老挝进行的战争。本文主要通过运用国务院的档案材料，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 第一部分论述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的起源，即1945—1968年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以及艾森豪威尔时期、肯尼迪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 第二部分主要以FRUS Laos 1964—1968 Volume ⅩⅩⅧ系列档案材料为中心，系统分析美国这一时期对老挝政治、军事政策的主要内容。 第叁部分分析了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的影响并进行评价。从尼克松时期美国对东南亚政策调整的角度反映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的影响。同时从约翰逊政府干涉老挝政策的根源、与前任政府政策的异同、政策执行的结果等方面对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进行评价。 结论归纳全文。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受美国全球战略和东南亚政策的影响，是美国推行遏制战略的结果，多米诺骨牌理论是约翰逊政府干涉老挝政策的理论根源。约翰逊时期美国对老挝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并对尼克松时期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产生了影响，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对老挝政策既有内在连续性又有所不同。
孙阳华[2]2015年在《越南战争与美国老挝政策研究》文中提出冷战时期,美国对于老挝这个东南亚内陆小国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漠视、注视到重视的关注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直至军事入侵并深陷其中。而这一过程,恰好与美国在越南的逐步介入以至发动战争的足迹相吻合,并对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原委值得探讨。从中也可以一窥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东南亚外交决策的过程及特点。本文论述过程分为绪论、结论和四个主要章节。绪论包含了本论文选题的依据、所具有的理论及现实意义,论题的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以及论文整体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等总括性内容。第一章介绍美国对老挝政策的缘起。概述了老挝独立前的国家状况,包括法国及日本统治时期的老挝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的老挝叁个时期。二战后,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的发展势头,美国对东南亚地区毗邻中国的各个国家日益关注。法国在战后国力衰弱,对包括老挝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殖民统治松弛。因此,在法国力量撤离老挝之际,美国便开始通过多方努力试图填补该地区出现的力量真空。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问,美国初步介入老挝。随着越南局势日渐失控,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东南亚特别是老挝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并由此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从而开始了对老挝的进一步干涉,包括提供援助、策动政变等手段对老挝内战进行操纵,欲通过扶植亲美政权来控制老挝局势。第二章论述了肯尼迪政府对老挝的政策。肯尼迪总统执政虽然仅叁年时间,却经历了种种危机事件,其中包括了几乎与其当政时期相始终的老挝危机。为防止共产党在老挝掌权,肯尼迪总统在刚刚宣誓就职后不久,便开始组织人力针对老挝危机的解决方案进行分析研究。因忌惮于朝鲜战争的教训,肯尼迪不敢贸然选择武装干涉,遂积极促成了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此时,苏联正由赫鲁晓夫执政,开始改变原来斯大林一贯坚持的强硬路线。于是,双方共同促成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并据此建立了老挝联合政府。但重建的老挝政府因缺乏稳定基础而很快解体。美国为保证其在老挝的地位和影响,又做出种种努力重建亲美政权,但在肯尼迪任内终未遂愿。第叁章论述了约翰逊政府的美国对老挝政策。由于越南局势紧张,北越又与老挝的共产党势力联系紧密,美国认为巴特寮在老挝攻势的猛烈和不可遏制与越共密不可分。为打击老挝的共产主义势力、切断巴特寮为北越运送物资的胡志明小道,约翰逊政府终于决定对老挝进行军事介入。美国首先利用老挝的国内政变扶植亲美政权,以实现对老挝的控制。同时,开始利用秘密空袭对巴特寮势力进行摧毁,特别是针对胡志明小道及周边地区。在约翰逊政府对老挝的军事行动中,秘密战争和隐蔽行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越南战场上北越春节攻势的初步告捷以及美国国内的经济危机和反战情绪,约翰逊政府的老挝政策陷入困境,不得不对现有政策加以调整。第四章论述了尼克松—福特时期美国的老挝政策。这一时期美国在美苏竞争中势衰,同时又深陷越战泥沼,因此,尼克松总统上台伊始便提出了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政策,即后来的“尼克松主义”,这一政策指向在美国对老挝政策中有明显体现。这一时期美国亚洲政策的焦点是越南,其对老挝政策的制定更显出对越战的从属地位。为了配合“战争越南化”政策,在老挝相应实施了战争“泰国化”措施,意欲以由美军训练的泰国军队完成美国军队的战争使命。与此同时,为了在越战停火谈判中赚取政治筹码,尼克松政府继续在老挝从事秘密战争。最终,老挝各方力量在越南实现停火后也签订了和平协议。后因失去美国支持的老挝右派力量治国不力,由老挝人民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建立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结论部分总结得出越南战争对美国老挝政策产生的影响及美国对老挝政策的主要特点,同时分析了美国对老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以及取得最终结果的原因,便于以此为基础分析判断当今美国对外政策的趋势和走向。
付奋奎[3]2005年在《1961-1975年美国对老挝政策研究》文中指出老挝地处东南亚的中心,是印度支那半岛上的一个内陆小国,与中、越、柬、缅、泰诸国接壤。朝鲜战争后,由于美国、日本、南朝鲜等西方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经济来往,将遏制中国、包围中国、阻止中国式的共产主义革命迅速向东南亚蔓延,作为自己在亚洲的头等战略利益,东南亚成为维持日本和南朝鲜经济支撑的主要贸易和原料市场。因此,印度支那在美国的遏制战略中变得尤为重要。老挝作为其盟友泰国和中国、北越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其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凸现出来。美国高层认为,假使共产党控制该地区,世界将被它们隔成两半,而老挝又在该地区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被称为东南亚的“瓶塞”,如果这个瓶塞被拔掉,共产主义运动就会扩散到其他东南亚国家,这一地区就将落入共产党之手。 因此,冷战期间,老挝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同样被卷进了诡谲多变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对冷战期间特别是1961-1975年美国对老政策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和认识冷战后的当今世界,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由前言、正文和结论组成,其中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 主要回顾了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取代法国填补了印度支那的权力真空,对老挝内政的干预以及所采取的双重遏制政策。艾森豪威尔不但要遏制共产主义在老挝的扩张,而且敌视老挝走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道路,他认为中立就是亲共。该政策不但遭到了盟国的反对,而且将美国在老挝迅速推到冷战的最前沿。 第二部分 主要论述了肯尼迪政府的老挝中立化政策。在冷战激烈对抗的六十年代初,肯尼迪政府关注的重点是柏林问题、古巴问题、刚果问题和越南问题,并不视老挝为与共产主义进行对抗的重要国家。日内瓦会议出台老挝中立化政策,并不意味着肯尼迪政府放弃了老挝,也不意味着肯尼迪政府纵容老挝被共产主义吞噬。肯尼迪高喊支持并理解老挝实现所谓的真正中立,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敌视中立主义相比,中立化政策的实质只是手段温和了一点,同样是为了追求一个亲西方的老挝,防止老挝由中立倒向亲共,隐蔽行动是其实现上述目标的辅助手段。 第叁部分 主要论述了约翰逊政府在老挝的隐蔽行动政策及其决策。随着美国直接卷入越战,以及人力、财力的缺乏,美国在老挝实施隐蔽行动政策,后来进
刘子奎[4]2004年在《遏制与孤立：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文中指出6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国仍然奉行遏制与孤立的政策，只是策略更灵活，手段更隐蔽。 为应对美国的核威胁，中国决心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在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一直试图联合苏联或单方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迟滞中国核计划的发展与实施，即使在中国成功实现第一次核爆炸后，美国仍没有放弃这一想法。 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政府意识到明确支持或反对都是不利的，因而从肯尼迪到约翰逊政府前期，美国政府采取了模糊立场，一方面同意向国民党提供一定水平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发动规模较大的进攻，以使事态始终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这使美台关系一直处于一种适度的紧张之中，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了很大压力。随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政府开始明确反对国民党“反攻”大陆，但对于台湾小规模的袭击，美国认为它不会导致大规模的冲突，因而并不表示反对或支持。 对大使级会谈，美国政府早就决定了参加会谈但不解决任何问题的方针。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参加会谈的考虑是：平息美国国内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批评、把中美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和作为两国联系的渠道。 在对待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在坚决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前提下，其目标和手段都具有灵活性。 美国一直视苏联为战略对手，视中苏联盟为心腹之患，但随中苏分裂的发展，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更好战、更危险和更具有侵略性。因此采取了对苏缓和、而对中国更严厉也是更敌视的政策，甚至多次试图联合苏联共同对付中国。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与具体政策之间出现了不协调。 本文认为：遏制与孤立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遏制就是孤立，孤立也是遏制，孤立是为了更好的遏制，是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明确的让非军事的孤立手段承担起遏制的责任，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这一政策。肯尼迪本人根本不愿改善对华关系，他的一些被认为是改善对华关系的言行的动机是不纯的，他根本没有、也不愿意做出真正的努力纠正对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他也没有准备向公众表明对中国应采取更为合理的和现实的政策。 本文认为：美国在奉行对华遏制与孤立的政策时，对中国既没有挑战美国的能力、也没有挑战美国的意愿是相当清楚的。中国并不像美国认定的那样更好战、更危险和更具有侵略性。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当美国没有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和行动时，中国采取主动措施是没有用的，是不能改善中美关系的。中国的行为只是对美国的一种反应；美国在实行遏制与孤立政策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其意不在改善中美关系，而是意在通过展示灵活性，把不能改善关系的责任推给中国；1966年以后，美国并没有实施遏制而不孤立的对华政策。
汪伟民[5]2004年在《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1964—1968)——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文中指出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军事上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其核选择(指使用战术核武器)被美国军政高级官员日益严肃考虑并几度欲付诸实战的过程。依据有关解密文件及当事人回忆录，考察了越战时期约翰逊政府进行核决策的过程，认为致使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核选择而宁愿承受很高人员伤亡的因素，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苏联可能的核报复的忌惮，还有美国军政双方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中一直存有严重分歧；核禁忌观自朝鲜战争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产生日益持久的政治和伦理制约；美国考虑到单方面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仅缺乏足够的军事功效，其所带来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灾难性后果可能远远大于越南战争失败所付出的军事政治代价。
姚百慧[6]2005年在《约翰逊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64-1968）》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包括两章一个结论。 第一章主要考察约翰逊政府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演变。1964年,在经历中法建交的冲击以后,约翰逊政府实现了对该问题的初步政策定位,仍试图“保蒋”、“阻我”并推行潜在的“两个中国”政策。但这一定位不久便遇到考验。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第一枚原子弹,随之而来的是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这种局面引起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争议。从1964年10月到1967年,共有四次争论。虽然每次争论具体内容各有差异,但“两个中国”的主线明确可见。 第二章重在分析约翰逊政府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原因。本文认为,面对中国的稳定发展,美国不得不考虑让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问题,但它又认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威胁,所以短期内不能让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国内舆论具有两重性;国际上也有许多国家主张“两个中国”政策。所有这些,正是美国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原因。 结论就是:60年代,美国并未放弃“两个中国”思想;这种思想,既有策略思考,也有政策考虑;约翰逊政府在对待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仍然是要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中国未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对中美关系和联合国的效能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意识形态因素不应占据对外关系的主要位置。
陈海宏[7]2015年在《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回顾与总结》文中研究指明从军事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印度支那战争可分为五个时期,即美国扶植越老傀儡集团时期(1955—1960)、美国开始直接卷入的"特种战争时期"(1961—1964)、"局部战争"时期(1964—1969)、"战争越南化"时期(1969—1973)、印度支那人民总反攻时期(1973—1975)。印度支那战争暂时刺激了美国经济的畸型发展,但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成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和滞胀的重要潜在因素。
耿昕[8]2015年在《台湾当局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研究（1949-1971）》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1945年6月26日颁布的《联合国宪章》标明,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战结束后,中国国共两党陷入内战。在冷战的影响下,美苏成为中国国共两党内争的外部影响因素。最终,美国支持的中国国民党势力1949年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向联合国提出取代中国国民政府(台湾“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要求。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不承认立场,极力阻挠新中国取代“中国国民政府”在联合国的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台湾当局从1949年至1971年得以维系了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此间,台湾当局经历了从“加强在联合国地位”到“全力确保在联合国地位”,再到“坚决阻止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直到最终选择退出联合国的政策演变过程。论文内容除引言和附录之外包括五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考察和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与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阐释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包括:二战的结束与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美苏英大国的意图与雅尔塔体系的构建;雅尔塔体系与中国“利益得失”分析。第二章,论述了联合国的建立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确立,探究了中国在世界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揭示美苏远东利益的争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探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产生。该内容包括:冷战的爆发与中国内战;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终结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论述了新中国的成立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建立:包括国民党退守台湾;新中国成立与美国遏制中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产生与在联合国大会的正式提出;苏联与美国对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不同立场。第叁章,探究了台湾当局维系在联合国代表权政策的演变过程。阐释了台湾当局坚持“台湾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揭示了台湾当局维系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政策经历了如下转变:驳斥苏联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为“加强在联合国的地位”,力促美国推动联合国搁置讨论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将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延缓10年。第四章,探讨了台湾当局关于联合国代表权政策的转变及被迫退出联合国的过程。内容包括:为“全力确保在联合国地位”,“坚决阻止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因而接受“重要问题案”。在“重要问题案”无法保证支持台湾当局的票数超过叁分之二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因无法维系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的地位,而最终选择退出联合国。结论部分探析了台湾当局维系联合国代表权政策的实施及其最终走向失败的过程;揭示了台湾当局维系中国联合国代表权政策的特点及其失败的原因。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产生及演变无不与冷战背景息息相关,美苏的利益争夺是该问题发展轨迹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联合国内部支持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因素都使台湾当局无力维系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随着阻止“双重代表权案”的失败,台湾当局决定退出联合国。台湾当局从极力维系到被迫退出联合国的过程一直处于被动、调整状态。台湾当局选择退出联合国既是冷战背景下与美国博弈的无奈选择,也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围绕“正统主权”之争的必然结果。
刘洪丰[9]2004年在《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年》文中研究表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长期目标一直是谋求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和政治上亲西方的政权，以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东亚安全利益。为达到目的，自军事占领时期起，美国政府便开始利用包括提供援助在内的诸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手段，稳定南朝鲜局势，影响朝鲜半岛事务。韩国正式建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其提供援助突出地成为美国对韩政策、朝鲜半岛政策、乃至整个东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 凭借援助手段，美国对韩国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其按照自己的战略构想不断发生变化，最终成功地把韩国打造成在东北亚与苏共阵营对抗的一座“自由堡垒”和保卫美国东亚重要盟友日本安全的“防波堤”；此外，借助援助手段维持韩国的独立与生存，促进韩国经济的恢复、重建乃至繁荣，美国不但为亚洲其它非共产党国家树立起一个通过接受大量美援实现发展的国家典范，也向自由世界的所有盟友或其正竭力争取的潜在盟友表明，它会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作出的承诺，从而有效地巩固并加强了自由世界阵营在与苏联集团对抗过程中的团结与合作。由此可见，战后美国对韩援助作为美国总体外援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具体个案，不仅直接推动、影响了美韩关系的发展变化，也是美国利用援助手段为其外交政策目标和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毫无疑问，研究战后美国援韩政策，对于我们认识美国对外援助总体政策的发展变化、认识美国如何利用对外援助手段为其东亚乃至全球战略服务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对外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角度，以美国在战后二十多年间对韩国提供的官方援助为研究对象，以史料考证与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述这段时期美国援韩政策由不规范到规范、由救济到复兴、由“战略援助”向“开发援助”转轨的总体发展趋势，结合不同时期美国全球政策、东亚政策和朝鲜半岛政策的发展变化，分析影响美国援韩政策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考察这些变化对于美国全球、东亚政策的反作用和影响，进而从美苏全球冷战高度认识美国援韩政策制订过程中主要的国家利益取向，剖析隐藏在援韩政策背后的种种真实动机。 概言之，军政府时期，美国对南朝鲜的援助只具有临时性、权宜性特点，韩国正式成立后才逐渐步入政策性轨道。总体看，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以经济援助为主，军事援助为辅；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军事援助比例上升、经济援助退居次席；直至60年代之前，美国对韩援助体现出鲜明的“战略援助”色彩。肯尼迪总统上台之后，随着“罗斯托主义”出台，“开发援助”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主流，以往无偿、赠与性援助逐渐被有偿、长期性开发贷款取代，美国对韩援助政策亦出现相应调整。至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完成上述叁个阶段的调整。 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5章： 作为必要的政策铺垫，第一章简要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总体发展情况，以及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和杜鲁门政府的东亚政策。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后文阐述的美国对韩援助政策正是该政策的一个子系统。以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发展的主脉作为考察的基本尺度，可以验证对韩援助对于美国总体援外政策的实践和超越。 第二章论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的第一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之前(1948一1950)的对韩援助。军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朝鲜采取了各种临时性救济性活动;韩国正式成立后，美国对韩援助逐步转向经济恢复与重建方面，但朝战的爆发中断了这种努力。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美国对韩援助以赠与为主，基本属于救济性质，拘泥于一种零星、不充分方式，较之于美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有限的。促成这种有限性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既有朝鲜半岛局势发展变化的因素，也受到美国国内政局变幻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它与美国全球和东亚战略格局密不可分，主要取决于这一时期南朝鲜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模糊定位。 第叁章论述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的第二阶段: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1953一1960)的对韩援助。作为对韩援助政策转变中的一个过渡，朝鲜战争时期(1950一1953)的对韩援助也被纳入到本章范畴之内。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对韩援助在美国对韩援助政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就政策特点而言，它带有鲜明的“防务中心主义和军援优先”色彩，显示出军事、经济援助计划之间鲜明的“一体性”，而且一以贯之，纵观始终，未见根本性转变;就总量而言，对韩援助堪称是美国当时最大的援外计划;就政策背景而言，这一时期的对韩援助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大力构建西太平洋集体防务体系的总体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必然被打上强烈的“战略安全”印记。与杜鲁门时期带有一定有限性和临时性特点的对韩援助政策相比，艾氏政府的对韩援助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稳定性与长期性。这种稳定性与长期性根源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长期化和制度化，不仅体现在对韩军援优先原则始终适用这一点上，也体现在以防务支持形式出现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
李云逸[10]2017年在《法美关系中的越南因素——以戴高乐“越南中立化”倡议为中心的考察(1961—1965)》文中研究指明1960年代,在解决了阿尔及利亚危机之后,戴高乐开始以“重返印度支那”为先导,着手参与亚洲事务。戴高乐为此提出了“越南中立化”倡议来化解此时的越南危机,并限制美国在该区域的扩张。但是,在全球冷战的背景下,虽然该倡议在第叁世界塑造了法国独立于美国的形象,有利于法国日后在第叁世界外交行动的开展,但是“越南中立化”最终以失败告终。该倡议的失败不仅加深了法美矛盾,还影响了两国关系的走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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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越南战争与美国老挝政策研究[D]. 孙阳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3]. 1961-1975年美国对老挝政策研究[D]. 付奋奎.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4]. 遏制与孤立：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D]. 刘子奎. 复旦大学. 2004
[5]. 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1964—1968)——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J]. 汪伟民.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 约翰逊政府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964-1968）[D]. 姚百慧.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7]. 关于印度支那战争的回顾与总结[J]. 陈海宏. 理论学刊. 2015
[8]. 台湾当局与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研究（1949-1971）[D]. 耿昕.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9]. 美国对韩国援助政策研究1948—1968年[D]. 刘洪丰.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10]. 法美关系中的越南因素——以戴高乐“越南中立化”倡议为中心的考察(1961—1965)[J]. 李云逸. 历史教学问题.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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