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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题
作为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国际关系主要涉及国家间政治关系，即政府针对外国政府所采取的决策与行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又是跨学科的，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其他多种学科。即使是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也包含外交、战争、贸易、联盟、文化交流、参与国际组织等各种活动。这些特定领域的活动就构成了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问题领域(issue areas)。在国际关系的各个问题领域，一国的决策者或采取合作的态度(友好和互助的行为，如全球贸易谈判)，或采取冲突的态度(敌对和有害的行为，如印巴冲突和阿以冲突)。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实际上是各行为体在世界范围内围绕国家利益进行合作或发生冲突的过程。
因此,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就是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问题。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矛盾，贯穿国际关系
发展变化的全过程。对冲突与合作的研究就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中心问题。究其原因有
三：各国对外政策的中心任务是避免冲突发生、控制冲突的激化，争取通过国际合作实
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国家之间关系始终包含冲突与合作两个方面，冲突中有合作，合
作中有冲突；战争与和平实际上是冲突与合作的延伸[1](pp.15—16)。
上述问题领域从大的方面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安全和发展。因此，从国际关系的次域(subfield)来看，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包含两大内容：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y，ISS)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IPE)。传统上，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即国际安全研究。军事和外交活动、条约和结盟、领土争端等在过去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地位，并将继续占据国际安全领域的中心位置。但到了冷战后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安全研究已经从军事力量和大国军备竞争这些传统的重心扩展开来，地区冲突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种族冲突更加明显，经济安全的地位上升。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至
80年代，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国际政治经济学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除了国际安全以外的第二个研究领域。学者们研究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和金融关系，分析国家如何通过政治合作，建立和维持机构与规则来管理跨国经济和金融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关系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学者广泛讨论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债务、对外援助、技术转让等问题。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东西方对抗让位于南北冲突，南北关系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南北关系也从冷战时期的经济关系发展为主权、安全和发展等全面关系[2]。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把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者结合起来，安全事务中的经济问题越来越重要，反过来也是如此。“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概念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结合。事实上，许多原则和理论在两个领域都是适用的。此外，通过这种结合，不仅扩大了各自的研究视野，而且将大大深化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
二、方法
国际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levels)和四种取向(orientations)。
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方法（Level-of-Analysis Approach）最早是由肯尼斯·华尔兹
(Kenneth N.Waltz)在1959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的。在书中，华尔兹从
人性 、国家、国际体系三个“概念”(image)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开创了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方法(注：See: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1979年，华尔兹发表《国际政治理论
》，进 一步发展了《人、国家与战争》中的“三概念”，把“人—国家—体系”的层
次分析方法上升为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分析国际关系体系
的理论和方法,成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奠基人。1961年,大卫·辛格(J.David Singer)
在《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中详尽地阐发了国际系统和民族国家子系统的理
论内涵及其重要性。他把影响外交政策的影响划分为两大层次: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其中,
国际体系层次是最广泛的分析层次，它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观察国家的全
球性行为模式，以及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辛格把这两种分析层次的关系比喻为“鲜
花和花园、石块和采石场、树木和树林、房屋和街区、汽车和交通堵塞、罪犯与犯罪集
团、议员与议会”之间的关系[3]。后来，还有的学者提出六个层次的结构，即决策者
个人、决策者角色、政府结构、社会特点、国际关系、世界体系(注：See:James N.Ros
enau,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London:Pinter,1980,chap.6.)。
但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用的分析层次是个人层次(individual level)、民族国家层次(state level)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 level)三级。在个人层次上，主要分析政治领袖的领导风格和决策者的个性特点，以及个人的期望、选择和行动。个人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人类本性(考察人类的基本特征包括认知、心理、生物等因素)、组织化行为(研究角色行为，即人们在特定群体中如何行动)、特定个人的行为(分析领导人的个性、生理和精神状况、自尊和抱负、个人经历、期望等)。第二层次是最普遍的分析层次，注重民族国家的特征及其对外政策。它处于体系层次的宏观分析和个人层次的微观分析之间，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分析，把民族国家及其内部进程视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层次的分析方法主要研究国家在国际社会是如何行动的，以及如何作出决定。不同的政府类型、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行为角色对最终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体系层次的分析强调在全球社会—经济—政治—地理环境中国家和其他国际角色的互动，主要探讨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包括权威的组成，有哪些行为体，这些行为体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层次等；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hips)，即权力的分配或国际格局，包括极的数量、权力的集中、权力转换的原因和结果等；经济类型(economic patterns)，包括经济相互依赖、自然资源的分布和使用、发展不平衡等；行为规范(norms of behavior)，指被广泛接受的帮助规范行为体行为的准则和价值，从而使体系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4](pp.49—125)。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无论是传统学派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等，还是科学学派的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广泛运用这种层次分析方法。当然，随着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行为主义学派”的兴起，这种层次分析更加细化，出现一些中介性的分析单位和行为角色，正如美国两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个人被分解成自我、遗传基质、超我、角色等若干子单位；国家被分解成集团、阶级、党派、群体、组织、混杂团伙等等；国际体系被分解成为地区、选举集团、跨国运动或社团、国际组织、国际主义或革命性政党以及各种运动、跨国公司等等[5](p.41)。
对国际关系的不同看法和结论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这样的取向主要有：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理想主义(idealism)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战结束了欧洲百年和平，也打破了欧洲和平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力量均衡(balance of power)。一战结束后，人们探求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特别是一些学者和决策者继承了自康德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主张建立国际机构，通过国际合作，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以全球法治限制国家行为。在这些自由理想主义者(liberal idealists)眼里，最常用的词汇是正义、道德、法律和国际组织。他们把政治视为“一门出色的管理艺术”，而不是现实主义所认为的“可行性的艺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无疑是理想主义的最主要代表。理想主义对世界的主要看法有：人性是善的，通过理性和道德人们可以相互帮助和合作；人们对他人基本福利的关心使进步成为可能；人类的不良行为是由于不好的制度造成的；战争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加强机构和协议可以减少战争的发生；战争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集体和多边努力来控制它；通过对所有人的福利和安全的富有同情心的道德关心来改变人性；重新组织国际社会以便消除那些容易引起战争的制度，国家要改革他们的政治制度，使自治和民主政府帮助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6](pp.25—26)。
理想主义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建立国际机构代替无政府和均势，通过独立国家的联盟保护弱国免受侵略，这就是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二是强调利用调解和仲裁这样的法律程序解决争端和避免武装冲突；三是要求各国“化剑为犁”，进行裁军和军备控制。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但理想主义仍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理想主义在当代主要表现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跨国主义和全球主义等(注：理想主义的当代表现、与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关系、对现实主义的批评等，可参阅Charles W.Kegley,Jr.,The Neoliberal Challenge to Realist Theories of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in Kegley,ed.,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Realism and the Neoliberal Challenge[M],New York:St Martin,1995.)，特别是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前者强调民族国家之间的机构的协调作用，关注国际法的研究和发展，后者强调通过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实现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现实主义(realism)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特别是16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Niccola Machiavelli)和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是一种规范性研究方法，其核心概念有两个：权力和利益，并且视权力为政治的核心，视利益为国家的目标。现实主义把政治视为“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其经典表述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所阐明的“现实主义六原则”(注：这六项原则是：确信政治是由植根于人性的客观法则所支配的，要以此为出发点来构建理论；是权力规定了国家利益，应把人的动机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排除在外交战略之外；政治的本质是以利益为基础的权力斗争；不能把普遍的道德原则与具体的政治现实混同起来；不能把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与支配全世界的道德法则混为一谈；政治权力是独立的，要尊重和认识政治领域的独特性。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M],Knopf,1978.)。现实主义把国家视为国际关系惟一的最重要的行为体，把国家设想成单一的主体，追求民族利益这一成不变的目标，而不管他们的政府形式和经济类型的差别，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实主义强调的是对外交史的研究，即研究各国政府对外活动。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anthau)、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现实主义的优点是有助于我们解释国家之间的战争和冲突行为，但对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行为却缺乏有力和足够的说明，而这正是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的突出贡献。面对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学者开始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称为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其中最著名的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1979年)中他提出权力的结构而非权力本身是解释国际关系的关键，权力不是国家的最终目标，追求权力也不是人的本性，国家追求权力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因此新现实主义又称为“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西方学者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或立足点。两者的哲学基础和思想内容代表着两种思考方法和方向。“如果说现实主义是对理想主义未能控制纳粹德国的反动，跨国主义则是对过分强调强权政治和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反动。”[7](p.25)冷战结束后，许多西方学者试图在两者之间进行某种折衷，但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更多的依然是理想主义成分还是现实主义成分。
科学行为主义(scientific behaviorism)为我们研究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科学行为主义建立在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基础上，即认为有机体或其他各种组织的所有行为都是有规律的、可观察的、可计量的，甚至是可重复的。科学行为主义学者认为政治是由人们的行为所说明的，主张利用行为科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成果和方法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系统的、综合的考察。他们反对把人从政治上分为善的或恶的、冲突的或合作的、谨慎的或冒险的，相反，他们认为个人和集团的行为总是摇摆不定的。据此，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莫顿·卡普兰(Morton A.Kaplan)、詹姆士·罗森诺(James N.Rosenau)、布鲁斯·鲁塞特(Bruce M.Russett)、戴维·辛格(David J.Singer)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研究应该注重研究人和组织的行为，并使之计量化，从而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由主观定性到科学量化的转变。科学行为主义强调通过观察进行归纳，重视定量分析，建立模型，进行价值中立的纯学术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关系“科学化”。可见，科学行为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主要是方法论(methodological)意义上的，而不是理论上的(theoretical)。
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西方国际关系分析的主流学派，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却是最为深远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一切社会的前提，经济关系是我们理解一切社会与政治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基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扩张的本性、对资本家惟利是图的本质、对资产阶级的虚伪性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性的透彻分析，揭示了战争、不平等的必然性和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而成为当代西方激进派(radicals)的主要思想来源。激进派对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持一种批评态度，主张对国际社会进行改造，使之更加合理、公正和平等。
三、意义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卡尔·多伊奇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
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8](p.1)。研究国际关系，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安全是个人的基本需要，也是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生存发展的前提。安全问题，包括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国家安全、人民安全，始终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直接从思考如何防止战争，维护国际安全中产生的。几百年来，人们提出了各种安全思想和安全理论，如均势理论、集体安全、安全困境、威慑理论，最近20年来，人们又发展出机制理论、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等概念和理论。在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当今世界，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安全研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第二，世界发展(world development)。如果说安全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前提，那么发展可以说是国际社会的长远目标和持久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越来越意识到国际关系中的根本问题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又不是单纯的单个国家的事务，而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全球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发展中国家离不开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资金、技术、市场的主要提供者；发达国家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因为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原料、能源、劳动力。国际关系学者一直致力于探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安全与发展的共生。正如前文提到的，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成为国际关系学的两个基本领域。
第三，人权关注(human rights concerns)。人权在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流行词语，二战后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权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冷战结束后，人权更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争论焦点和冲突因素之一。国际关系研究表明，人权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在人权问题“国际化”的今天，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人权标准和“人权高于主权”观念，面对美国加紧推行人权外交，如何提出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人权标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权和主权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作出回答。这既是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
第四，全球沟通(global communication)。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多样化的世界。制度、文化、观念、利益的多样和权力、财富、地位、目标的差距必然会形成矛盾和冲突，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基本前提是进行沟通。这种沟通既有政治上的，更有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多样和差距的根源，寻求这些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之道。研究是为了沟通，沟通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解决。
第五，中国崛起(the China's rising)。中国持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引起世界的瞩目和重视。2001年是中国的“国际组织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主办亚太经合组织年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顺利打进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这些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和心态对外开放，寻求与世界融为一体。崛起的中国如何与周边国家相处、与世界共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如何把一个致力于和平和发展的中国客观地介绍给各国人民，同时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和复杂的国际关系完整地介绍给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