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然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整体性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6)03-0052-08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思既往研究中重宏观化和整体性的叙事方式同时，十分强调研究的微观性、局部性等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然而，近一个时期以来，这种重抽丝剥茧而轻提纲挈领，重精雕细刻而轻总体把握，重管窥蠡测轻纵横寰宇的倾向，已经成为了学界的一种研究时尚。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微观的研究方式，相反，却承认这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和研究视角，对于克服先前那种凿空蹈虚的研究方式和玄虚空幻的研究结论，对于从思维的抽象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对于从多维视角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貌，对于从辩证的具象看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不仅价值明显而且功不可没。但是，物极必反，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由偏重个别而走向否认整体、强调微观而走向否定宏观的极端，则将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难免陷入重支节而漠视整体，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误区。因此，如何在看清树木的基础上，进而提炼出具有全局性、宏观性的问题，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宏观视野中知微见著，在微观视野中把握全貌，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亟需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重微轻宏：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问题 考察当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理论研究的领域，还是在理论研究的范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微观轻宏观、重个别轻整体的现象。 (一)理论研究领域中的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 1.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中，除了表现在一个时期以来，基本理论的整体阐释仍然相对薄弱并且呈现泛本体论的倾向，更表现在以马克思哲学的某一方面或个别概念为基点，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部。因此，如何在否定先前“凿空蹈虚式”研究，即离开文本语境、历史线索的空洞原理研究的同时，避免而今的走向“以史代论”，即以文本考证、历史梳理，代替和消解基础理论研究和构建理论体系的必要性的另一极？如何在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解读途径，深化其本体论研究的同时，避免泛本体论的理论倾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集中表现为虽然成果不断涌现，但却呈现出史论分离的状况，即或者离开“文本”谈马克思，或者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的现象。因此如何在借助近年来马克思文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而解决概念框架和叙述范式中的“重写马克思”，以获得新的历史逻辑？如何在这种“重写马克思”的个性化研究中，避免将马克思置于现代哲学范式，而将包括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邓小平等置于近代哲学范式，从而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理论逻辑？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3.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虽然繁花似锦、多姿多彩，但过多关注人物而缺乏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纵横结合的思考维度；过多关注文本复述而缺乏现实关怀的维度；过于热衷“求新”而缺乏对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深度探究；过多借助西方哲学的主客体统一、主体性思维范式，而忽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能否超越、在何种领域与范围的超越；简单地以唯物史观为批判工具，而缺乏将批判置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相交织的坐标中，资本逻辑批判与形而上学的批判等等问题的存在，不能不成为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瓶颈。因此，如何在提升“问题意识”的转变中，突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超越化”的“重围”，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如何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客观性，以避免背离其基本理论质性？便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亟须重视的问题。 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中，主要体现为研究中的分层次研究与立体性研究相结合的不足，即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本的探讨、国外相关成果的批判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吸取、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验教训等融为一体。而在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的研究上，又存在分化有余而综合不足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如何在正确处理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关系中，进一步提高其学术含量？马克思主义应用哲学的研究，如何在分化、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各学科之间的通融与综合？是相关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范式中的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 1.“文本研究”①。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基于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所在及其价值的思考，提出回到马克思哲学“特殊语境”的要求以来，重读马克思文本的呼声和尝试从未间断。对于这类尝试，有学者以理论依据的不同，归结为“五种模式”论②；有学者以基本趋向的不同，得出了“三个支流”说③。尽管对于这类“以马解马”的文本解读尝试，学界存在不同评价，如认为这种“从马克思的原本中找出一句半句话，然后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所谓的重构重建”，将“既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很难在哲学上有所建树”，因此“不赞赏‘以马解马’的方法”④；有着诸如在“能否‘回到马克思’”的问题上的“客观马克思”和“主观马克思”之争；有着在“‘回到马克思’的价值”问题上的“文本的深度解读”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弱化”之辩，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对马克思文本的深度解读，无论对于正确认识何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对于规范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都意义重大而且影响深远。 然而，在这类“文本研究”中，也仍然存在着“重宏轻微”的问题。例如，在文本方面，限于马克思而忽略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语境方面，重视国外马克思主义而忽略历史上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语境，等等。即便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研究，也有因过于注重微观层面而漠视宏观视角而产生两个极端倾向：或者以量化的自然科学标准去认识理论，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为凭借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运作方式，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不过是充满实证分析色彩的经验理论而已；或者以预设的价值理想去规范现实，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吁求，视为如同基督教的天国理想，而人类解放的目标，不过是个人从迷失的“世界体验”异乡之中，返归至上价值之旅的灵知主义⑤。因此，“文本研究”中，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回归”的对象仅限于马克思本人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未来”对象，能否仅仅聚焦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哲学的文本解读，能否摆脱经验性的或者规范性的两极？文本解读的范式究竟有哪些，怎样才能达到相对合理的解读效果？等等，便是学界深化“文本研究”中，需要进而思考的问题。 2.“对话研究”⑦。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基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渴望，要求在引进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本基础上，对之比较分析的探索从未中断。这类探索在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⑧中，从现当代西方哲学对实践智慧的存在论升华的吸取；从微观视角对人的心理、精神、文化层面(各种意识论、心理学)的独特关注；从语境化方法(语言学与逻辑分析)的强调；从对人类意识的始源境遇(现象学与诠释学)的把握中，为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之门，实现两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以及在吸取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然而，在这类“对话研究”中，也仍然存在着“重宏轻微”的问题。如在对话进路上，作为“对话对象”的，主要限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缺位；在对话内容上，笼统强调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价值而缺乏辩证反思和具体分析。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中，能否真正实现“视界融合”？“中、西、马”哲学之间能否真正实现“对话”？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能否通过所谓“对话”解决？等等，便是学界推进“对话研究”中，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3.“问题研究”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基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功能的需要，致力于在直面现实实践中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课题的风气日浓。这类研究在淡化和消解先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理论与实践、观念与问题、具体与抽象之间隔膜，“现实化”还是“思辨化”的纠结中，因其抓住了中国、世界的发展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因其从具体问题中抽象和提炼出涉及人类根本命运的哲学问题，因其从回答这类问题中形成了哲学层面的观念和理论的共识，使得以“问题研究”为主导的研究范式，出源于“问题”又高于“问题”，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特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焕发时代生命力，展示了新的研究路径。 然而，在这类“问题研究”，也仍然有着“重宏轻微”的问题。如在问题域上，存在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即应以“以中国问题为重”还是应以“以世界问题为重”的疑问和诘难；在问题探讨中，存在无论是关注中国问题还是关注国际社会问题，都相对缺乏纵与横的比较维度，以及侧重于现象性描述而轻视学理性抽象等等问题。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研究”中，能否在强调“中国问题”研究价值的同时，承认“外国问题”的研究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对比分析的重要性？能否在强化中国“模式、道路、文化、意识”的形而上探讨同时，肯定和重视“全球意识”，便是学界推进“问题研究”中，不能不关注的问题。 4.“形态研究”⑩。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针对既往盛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表述形态中，流行的“以恩解马”、“以苏解马”教科书模式，以及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成史、发展史，简单抽取某一观点的“以偏概全”，一直在致力于通过“回归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实现超越传统教科书模式，并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形态的尝试。不可否认，学界的这类尝试，在借助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原典，从而克服传统教科书模式的片面性，构建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如实践唯物主义等)方面，硕果累累且为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新形态，打通了深入之径。 然而，在这类“形态研究”中，也仍然有着“重宏轻微”的问题。例如，在话语的表述方面，抽象思辨有余而具体形象不足；体系的构建方面，重范式创新而轻传统的传承，等等。因此，在形态研究中，能否因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而完全否定“传统教科书”模式的价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中，视域的转换和拓展，究竟包括哪些范围和领域(1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构建，学者与学界当有怎样的自觉和担当？就仍然是学界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直面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重个别轻整体、重微观轻宏观的研究偏向，有必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体性”原则。 二、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维度 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和哲学研究方法，“整体性”是西方概念论哲学长期发展之果。古希腊哲学虽然因其将世界的本源本质，归于某一抽象概念，而难以避免消解异质性的理论困境，因其强调“存在”的“没有过去和未来”(12)而具有静止性局限，因其强调“存在物是不动地局限在无始无终的巨大锁链之内”(13)而具有封闭性局限，更重要的，是这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因其过于强调观念的同质性，而将复杂性与异质性的思维方式，排除在对理解丰富多彩的世界万象的危险，从而易在由对抽象概念的绝对推崇中，落入以整体消解部分、由宏观代替微观的陷阱，然而，却又因其强调存在的“完整、唯一”性和“整个联系”性(14)(如巴门尼德)，因其强调理念是原型而具体事物是摹本、个体勇敢离不开整体美德、整体正义与公民正义是统一的(如柏拉图)，因其主张“整体又不同于部分的东西”(15)，认为国家高于个人、家庭、村社，而个人只有在国家之中并作为国家的一部分才能发展他的能力(如亚里士多德)(16)，而以极其抽象的形式从方法论维度，提出和凸显了整体性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对于系统把握研究对象的极端重要性。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则在以“绝对精神”延续古希腊哲学的“整体性”理路中，将其提炼为辩证思维方法的重要方面。在黑格尔看来，尽管整体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与自我认识，但整体又是在涵盖具体与杂多并在其演化过程中，与具体与杂多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整体与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部分中蕴含整体，部分即是整体，而整体，不过是高度分化并表现为世界万物的有机综合体；由于“真理作为具体的，它必定是在自身中展开其自身，而且必定是联系在一起和保持在一起的同一性，换言之，真理就是全体”(17)，因此，认识事物的本质，即是从个性、异质中，把握其共性和同质性，同时又从普遍性与整体性中，获得认识事物特殊性、偶然性的理性根基。不仅如此，黑格尔还从规律的角度，论证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是具有过程的整体性、统一性的问题。这样，尽管黑格尔的整体性思想深陷思辨哲学的窠臼，然而，他却从本体论、历史观的维度，阐明了“整体性”为一种认识方法的辩证性，以及这一方法对于系统把握研究对象的重要性。 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真正变成了赫尔岑所说的‘革命代数学’”(18)的马克思，则不仅通过维护辩证法的本质“总体的观点”，即“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19)，而且通过运用这一方法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具体结构、形态变迁，以及在这种结构与变迁中，所体现的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才真正破译了“历史之谜”。这一点，我们无论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何通过历史科学的哲学概括，在对历史上的不同社会形态演变逻辑的宏观阐释，而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动力、本质、规律的揭示，还是在马克思哲学的成熟期，在《资本论》中如何通过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的纵横剖析，而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基础、动力、本质、规律的论证，都可以得到证明。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离开整体与宏观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不可能发现唯物史观，也不可能创立并构建自己具有独特性的新哲学理论。 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因各不相同的马克思哲学解读而形成了“千面马克思”的研究现实。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却是无论人本派还是科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哲学“整体性”(又称为总体性)的方法论价值，相反却对这一理论欣赏有加。这一点，我们无论从人本派的代表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萨特，还是从科学派代表阿尔都塞的相关理论中，都能得到证实。至于当下西方的各种后马克思、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基于后现代主义的非逻各斯、非中心、非本质的研究趋向，虽然既肢解了马克思又提供了马克思研究的多元视角，但却从反向表明，从整体维度重构“立体”马克思，无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形象，还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作为研究重要原则之一的“整体性”，要求对于研究对象的把握，应当立足于宏观与微观、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强调部分构成整体，部分体现整体。应当看到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是由各个学者的个性化研究实现的，哲学作为当下之思，“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之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新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20)，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中，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观点、方法、语言表述、研究范式、思维逻辑而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化、个性化的研究风格，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之时，将哲学研究的整体性与个体性、宏观性与微观性、“哲学的创造性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21)。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无疑需要种类繁多、异彩纷呈、多维角度的研究视角。 另一方面，整体统摄部分，整体高于部分。应当看到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又是通过“一总多分”(22)体现出来的。“一总”即作为指导思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多分”即在这一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指导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社会哲学、人的哲学、全球化哲学等等分支哲学或应用哲学的研究。然而，无论何种具体研究，都存在着如何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提炼出带有全局性、本质性、基础性的问题，把握了这些基于整体性的问题，无论对于认识该研究的全貌，还是对于深化和拓展研究的内容与形式，都有着“寻路入境”的作用。 三、微宏并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然之径 从“整体性”的研究维度着眼，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主体与客体、对象与环境等复杂关系和多重结构中，从逻辑与历史、微观与宏观相统一的视域进行考察，以得出相对客观、全面的解答和评价。 就理论领域而言，应当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发展着的有机整体的理念，从系统的、综合的角度从事研究：1.整体视域上，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融通，注重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主义理论等要素，并揭示要素之间内在联系的同时，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2.基本方向上，强调不同内容的互补，注重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历史、发展过程、文献版本、中国化等方面，并揭示相互之间内在关系的同时，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3.现实关照中，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注重在提出和阐释理论问题时，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4.历史追溯中，强调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注重在阐述理论发展的历史时，在理论与历史的相互映照(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理论本身的历史逻辑(如马克思思想、文本的早期、中期、晚期之间的联系)关系的分析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 就理论范式而言，应当借助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反思创新意识的强化，注重研究的个性化、多样性与整体性的统一。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需要实现由相对“主观化”向相对“客观化”的转变，即以更为严谨的科学态度，在破除不合理学科疆界中，更多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做出更加接近历史真相的重新翻译和重新解读。为此，需要力求在对马克思的文本解读中，注重结合其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本人经历、理论来源、理论起点、理论逻辑、理论内涵，以图最大限度地还原文本、抓住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实质；需要将朴素式阅读、征候式阅读、互文式阅读(23)相结合，在凸显解释活动复杂性的同时，坚持阅读的客观性；需要在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中，强调二者的“结合”对于合理解读的重要性(24)；需要在扬弃一边倒的“以西解马”模式同时，肯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模式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以便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研究，更为客观也更有科学依据。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研究”，需要实现由相对“向外”(强调与国际，实则与西方的接轨)向相对“对内”的转变，即在注重吸取西方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借鉴其研究方法的同时，注重吸取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的理论精华，如对人生尤其是内在生命的价值安顿、道德自觉、心性修养，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等的关照，对于除却物欲化、功利化、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等现代化之魅的价值，对于重塑中华民族“哲学自我”(25)之魂的价值。同时，需要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强调“对话”而缺乏对于“对话”的反思(26)之不足，因为没有反思的“对话”，除了可能陷入仅以其某一流派的观点、方法、框架“套用”或“反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陷阱，还有可能落入惟西方观点为真的窠臼。由此，得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研究，更接地气也更有吸引力。 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研究”，既需要实现由相对“学院化”向相对“现实化”的转变，又需要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原典，从而既通过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资源和基本理论，体现其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论价值，又紧扣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在集中展开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即在对比分析中国问题与外国问题、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西方哲学文化的差异原因、原脉、当代影响中，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在更有方向感和脚踏实地的同时，更具有国际视域。 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研究”，要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和话语方式，但不能因为传统教科书在模式上的某些缺陷，而完全否定其模式的价值，更不能因为模式的问题，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物质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基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理论、价值理论、文化理论、社会发展理论之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内在联系，在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内蕴同时，承认它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特质(27)同时，看到它与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研究，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研究范式上，都实现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转型为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推进这一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站在包容与自信的新研究平台，从整体性与个体性、宏观与微观相统一的维度继续这一研究，将为我们从学科对象、内在结构、功能方法的整体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①主要为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所倡导和从事。 ②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道派“人本主义异化论”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派的“结构断裂论”模式、传统的列宁与前苏联“量变进化说”模式，以及诸如国内学者的“两次转变论”、“两次逻辑论”模式，等等。(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重读马克思”，并提出诸如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问题；“重塑马克思”即重新考察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重新思考其出场路径问题：“反观马克思”，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的考察中，反观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以确定其理论属性。(赵剑英、孙正聿主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④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代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⑤孙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一个批判性建构》，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81～82页。 ⑥尽管近年来也有学者强调需要注重恩格斯哲学原著的研究，但较之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偏重，显得十分苍白乏力。而且，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的影响，这种研究也往往将关注点，置于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上。 ⑦主要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所倡导和从事。 ⑧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⑨主要为一些部门哲学、应用哲学的研究者所倡导和从事。 ⑩主要为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所倡导和从事。 (11)对此，有从历史的角度，强调国际共运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近现代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世界文化史、中国文化史等等，对于这一构建的作用；有从中国社会的实际角度，强调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自身文化传统对于这一构建必要性；有从特点的角度，强调时代性、民族性、人类性、全球性对于这一构建的价值。 (12)(13)(14)(1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52、53、52、263页。 (16)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1页。 (17)[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6页。 (18)(1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8、78页。 (20)[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页。 (21)孙正聿、杨晓：《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北京：《哲学研究》，2011年第3期。 (22)陈章亮主编：《六十年：现时代与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23)张立波：《阅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广州：《现代哲学》，2002年第3期。 (24)丰子义：《如何看待文本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上海：《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 (25)贺来：《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26)针对新世纪以来学界流行的“中、西、马”哲学之间的“对话”时尚，有学者指出，它仍然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自信，显示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为“他者”，因为既是“对话”，当然只能是在“他者”之间进行，而这恰恰明确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经过了近百年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解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必须实现研究视域的大转换，即从20世纪中国哲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思潮，这三者之间关系研究的转换。(参见李维武：《从20世纪中国哲学的视域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上海：《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形态、问题与思潮：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9期；“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上海：《学术月刊》2006年第3期。)当然，也有学者明确反对“不能对话”的观点，认为“对话”是哲学“家族内部”不同形态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其所揭示的，是整个人类的真理。(参见张曙光：《开显“天地之大德”——中、西、马哲学对话旨趣之我见》，上海：《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 (27)如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等。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部分与整体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