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奥托邦：现代人心灵的自我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人论文,奥托论文,走向论文,自我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化进程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趋近理性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其两面性，在现代化甚至高度现代化社会业已到来的今天，人们在尽情享受现代社会种种福利的同时，却也深深陷入都市生活的压抑与藩篱之中。或许正因为如此，现代人内心深处对山水田园、对故土他乡、对异域世界、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与迷恋，不仅未曾泯灭，反而更为强烈。 一、理性化悖论：物质丰裕与精神压抑 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人类带进了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社会。马克思（1997：32）曾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标榜技术、效率的工具理性迅速取代宗教走上神坛，转而成为理性之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敏锐地指出，科学技术理性虽然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走上神坛的理性却导致了社会的倒退和非理性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经济中、科层体制中以及文化工业中的社会统治的制度化，导致了工具理性之霸权地位的扶摇直上。因此，科学和工具理性已经变成了神话，重复了从前为宗教所特有的对至上权力的盲目依从和膜拜（凯尔纳、贝斯特，1999：284）。资产阶级理性启蒙的根本目标是帮助人们摆脱恐惧，掌握自身命运，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霍克海默、阿多诺，2006：1）。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理性导向的科层组织控制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宏大叙事逐渐湮没了个人的价值存在。列斐伏尔（1983：196）将之形象地描述为一张巨大无比的网，它笼罩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其控制。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的本性越来越堕落于工具式的物化规定性之中，成为物化世界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了纯粹性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利益的计算逐渐取代了情感的积淀。 从人的主体性角度讲，被理性所异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精神压抑的世界。作为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身体与心灵的统一体，人不仅生活在物质世界，更需要一个精神的世界。然而，工具理性控制下的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社会”，它把一切经济的、工具的和技术性的东西置于首位，而把任何涉及文学、艺术、客体以及一切诗意的存在驱逐得无影无踪（吉登斯，2007：87）。随着精神世界的抽离化、荒漠化，人的本体意识、反思意识、审美意识、道德意识随之逐渐趋于消解。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福柯直言“人之死”，在他看来，人作为认知的主体、作为伦理的主体正在走向死亡（汪民安，2003）。 现代社会以宣扬自由进步和人性解放起家，却最终演化出一个异化身体、限制自由的失控世界，这是绝大多数启蒙者所始料未及的。或许正因为如此，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质疑社会理性化（工业化、技术化和科层化）的种种声音。重视精神感受、自由体验，张扬艺术理性、审美理性成为一些理论家的共同心声。以规训社会、消费社会的批判为代表，福柯、鲍德里亚等人在揭露现代社会异化本质的同时也是在力图唤醒人们的感性意识、审美体验和精神存在。马尔库塞（1987：127-143）更是明确强调幻想（phantasy）的革命功能与审美理性的力量，他宣扬爱欲（eros）的解放，号召发起一场解放本能的革命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随着人们对感性生活、精神世界和审美体验的日渐重视，现代社会的背后正隐藏着一股反叛现实、摆脱压抑、解放自我的巨大暗流。 二、从精神性压抑到本体性安全 （一）作为日常生活体验的无力感与焦虑 生活于高度理性化的现代都市社会之中，人们所体验到的往往是一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无力感和焦虑。吉登斯（1998：225）曾言：“如果说存在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几乎能够把所有写过有关现代社会中自我的作者都联系起来，那么这个主题便是个体在联系到一个差异性和宽泛的社会世界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无力的感觉。”本质上讲，无力感是人与外部环境互动过程中所累积的受挫经历和压抑体验在人的内心深处的投射。“当人们在他的现象世界的主要领域感到受一种无力感重压时，这是一种吞噬的过程。个体感受到外在的侵蚀力的支配，而这是他所不能反抗或超越的。他常常感受到的要么是受夺去他所有的自主性的强制力所纠缠，要么是处在一种大动荡中为一种无助所缠绕。”（吉登斯，1998：227-228）就此可见，人们力图控制生活却反被生活所控制，似乎充满选择却往往没有选择。 与无力感相伴而生的另一精神现象，是从微观个体到整体社会的普遍性焦虑。精神分析学者认为，当人类感到无助之时，便会产生焦虑，面对焦虑，个体会使用各种自我防御机制来处理，从而使自我得到保护（陆丽青，2010）。现代社会生活的高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毫无疑问成为人们内心焦虑的重要根源。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紧张，使得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焦虑，并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与之共处（罗洛·梅，2010：1）。正是在此意义上，吉登斯提出了“本体性安全”的概念，用以描述现代人所普遍具有的一种“本体性焦虑”或“存在性焦虑”（寇东亮，2014）。这种本体性安全“是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无助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吉登斯，2000：80）。然而，在一个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社会之中找寻本体性的安全感，对于普通人而言并非易事，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抉择范围和行动能力往往极其有限。 （二）本体性安全的寻解 个体的无力感与焦虑来源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压抑与压迫。一般而言，现代人应对压抑与压迫，摆脱无力感与焦虑的策略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区分为积极行动与消极行动两大类。积极行动是一种主动抗争性行动，旨在通过集体性的抗争以挑战现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往往导向一种局部性或者整体性的社会革命。积极行动必然与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相联结，后者为前者描绘了一幅近乎完美的理性蓝图，指明了行动的方向和最终归宿。在现代全景监狱式社会中，积极行动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获得预期回报的可能性也较低。于是，在公开的、集体性的反抗存在过大风险与障碍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更为保守的、相对隐蔽的行动策略，即消极行动。最为常见的如容忍、自我增能、顺从与顺应、转泄乃至自杀等。詹姆斯·C.斯科特（2007）在《弱者的武器》中所揭示的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即属此列。消极行动虽则在具体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都是一种非联结、非公开的抗争行为。 然而，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由早期现代性向晚期现代性的过渡，无论是积极行动还是消极行动实际上都遭遇极大阻碍。在积极行动方面，一方面，日益精细化的社会控制机器使得各种类型的积极行动往往还未兴起便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大约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以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新社会思潮快速兴起，他们主张与现代理性彻底决裂，反对和拒斥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主张。乌托邦被等同于一种思想形式——集体思想，它被有效地推到了人们（政治）无意识的下面（王逢振，1999）。也是在这一时期，乌托邦运动步入“终结时代”。①乌托邦的终结或受挫直接带来了现代政治生活的范式变迁。吉登斯（1998：251-252）认为，进入高度现代性社会之后，解放政治已经让渡于生活政治。生活政治在一种后传统秩序中提出有关“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这样的问题，因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然而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即便是生活政治行动也仍然被一套严密的控制体系所监控和压制。在此背景下，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总体压抑，以挑战现存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为核心诉求的抗争性积极行动策略，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搁置或者抛弃。 在消极行动策略方面，容忍的策略实际上是将外在的社会压抑进行“内卷”，不仅不会消除压抑，反而会形成压抑的累积效应，进而引致严重后果。自我增能虽然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行动策略，但是在一个总体性压抑的社会之中，这种行动策略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抗逆能力的提高虽然有助于个体应对生活中的一般性困难，但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压抑社会的本质与现状。顺从与顺应作为一种非反思、非解放策略，是对现有社会压抑的默认和接受，这种策略类似于汉娜·阿伦特所批判的“平庸之恶”，事实上成为了社会压抑的帮凶。转泄虽然可以实现个体内心暂时性的平衡，但却容易导向一种恶性循环，将无力感与焦虑蔓延和扩大化。自杀则是任何时候也不应倡导的行动选择，自杀看似实现了个体自身的解脱，实则是放弃了自我解放的权力，成为了社会压抑的牺牲品。可见，相比积极行动而言，消极行动的策略实际上无法真正实现个体对社会压抑的反叛与超越。 总而言之，在整个社会业已高度理性化的今天，人们反叛压抑、解放自我的两类行动策略都已遭遇极大障碍。一方面，随着政治乌托邦走向终结，积极行动的策略逐渐被人们所搁置；另一方面，反叛压抑的消极行动策略作用有限，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内心深处的无力感与焦虑。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社会中，源于体制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无力感与焦虑感已经常态化、普遍化。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重新去探寻摆脱压抑、解放自我的可行途径。 三、走向奥托邦：在真实与想象之间 现代社会的压抑体验决定了自由与解放仍然是现代人的根本追求。事实上，现代人对于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在感性被理性、精神被物质、身体被社会、理想被现实所压抑的情境下，现代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将内心深处那些美好愿景寄托于虚幻的、难以实现的乌托邦之中，而是做出了一种更为灵活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即走向我们身边那些易触可及的“奥托邦”。 （一）“奥托邦”：我们身边的另一片地方 “奥托邦”一词是本文在对比“乌托邦”概念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众所周知，“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莫尔于1516年发表了《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②一书。在该书中，莫尔将两个希腊词语ou（没有）和topos（地方）进行拼接而创造出Utopia一词，意为“世间无有之地”（no place or nowhere）（杨巨平，2003）。 与之相应，“奥托邦”一词在词源上是由单词“other”（其它的）与“topos”（地方）构造而成，可构词“ot-topia”或“Ottopia”，意为“另一片地方”。与乌托邦的虚幻性相比，奥托邦指称一种在现实世界中易触可及的地域或场所，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进入的。奥托邦寄托着个体心灵深处长期被压抑的美好期望和愿景，这些期望和愿景是个体在其当下的生活场所中所极度缺失或难以获致的，故而需要到另一片地方去寻找。对于特定个体来说，其心灵深处渴望什么、极缺什么，那么他所期冀的奥托邦就会有什么。在生活高度现代化的今天，奥托邦已成为现代人的灵魂寄托之所、精神期冀之地。 （二）走向奥托邦：“西藏热”的另一种解读 如果以心灵解压、灵魂救赎作为一类奥托邦的判定标准，那么西藏无疑是奥托邦的典型代表。提起西藏，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形象往往是直插云霄的皑皑雪山、一尘不染的蓝天白云、自由盘旋的矫健雄鹰、古朴凝重的布达拉宫、充满神秘的寺庙僧侣以及慈祥朴素的藏族老人，等等，这一系列形象对于生活于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人而言，无疑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近些年，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西藏地区旅游人数呈急遽增长趋势，2003年西藏旅游接待量为92.9万人次，随后的2005年、2007年、2011年、2014年，西藏地区旅游接待量已经连续四次翻倍，达到1553.1万人次。③西藏旅游的“爆发式”、“井喷式”热潮，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现象、消费现象，它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人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代人内心深处对于西藏的美好期冀和独特情怀。对于很多生活在现代都市社会中的人来说，西藏是一片令人神往的信仰之地，也是他们渴望身临其境以释放身心、摆脱压抑、救赎灵魂的奥托邦。 西藏缘何成为现代人的奥托邦？这是首先需要讨论的话题。从整体形态来看，西藏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一些要素和特质正是现代都市社会、发达地区所缺失的，同时也是生活在都市社会、发达地区的现代人内心深处所极需的。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宗教在现代都市社会中早已世俗化、商品化，宗教场所成为旅游景点，宗教团体成为象征符号，宗教人士成为现代职员。宗教在世俗化、商品化的同时却也逐步抽离了自身的神圣性，在现代化的大都市之中，已经很难找寻到具有纯粹意义的神圣宗教。 然而商品经济虽然抽离了宗教的神圣性，但却并未抽离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神圣性的渴求。在现代人于都市生活之外寻找神圣性的同时，西藏走入了他们的视野。西藏因其相对传统的社会形态、封闭的地理空间、神秘的宗教文化、独特的民族风俗而受到现代都市人的疯狂迷恋，特别是其所独有的宗教神秘特性，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现代人的灵魂渴求和猎奇心理，并很快被冠以“神圣”、“圣洁”、“净土”、“淳朴”、“宁静”的光环，成为了这些特质的代名词（易婷婷，2013；甘露等，2013）。人们似乎发现，在都市生活中早已失落的东西，正完好无损地存放在西藏这个我们身边的“另一片地方（Ottopia）”。④去西藏旅行由此成为一场富有灵性意涵的朝圣之旅（崔庆明等，2014）。 （三）真实与非真实 作为奥托邦的西藏是否真实？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无论是艺术作品、影视传媒还是大众话语，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将西藏刻画为一个显著不同于我们生活、我们文化的异域世界，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他者。在很多都市人的心里，西藏无疑是一片圣洁的、神秘的土地。在西藏，可以远离尘世的喧嚣，可以摆脱都市的压抑。去西藏，人们所迷失的灵魂、精神能够得到一次彻底的洗礼。 然而，人们所认为的奥托邦西藏并不等于真实的西藏，至少不是西藏的全部。一个客观真实的西藏事实上远不是现代都市人所看到和听到的那样美妙和令人神往。正如一些研究或报道所揭示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来衡量，西藏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生活习惯、健康医疗以及经济发展等，都远远不及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社会。而西藏所具有的宗教神秘性和神圣性也正在被汹涌而至的市场化、商品化大潮所一步步消解。事实上，这才是西藏更为真实的一面。就此来讲，对于西藏，人们面临着想象的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的选择。 然而，面对这样的选择，很多时候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所想象的那个西藏，而忽略掉那个更为真实的西藏。从内心深处来讲，人们所期冀和需要的并不是那个真实的西藏，而是作为奥托邦的那个西藏。一旦假以奥托邦的形式出现，那么西藏就成为了基于某些特质而被人们主观不断反复建构出来的东西。简而言之，作为奥托邦的西藏，主要由两部分特质构成，一部分是西藏真实具有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另一部分则是人们主观臆造的、想象出来的东西。对于追寻奥托邦的都市人来讲，构造出来的西藏要比那个真实的西藏更加真实、更加重要。实际上，当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奥托邦的西藏时，西藏是否确为一个真实的他者已经并不重要，因为，心灵上的他者已经建构起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借用鲍德里亚的话来讲，超真实已经比真实更真实。 总之，奥托邦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相信它真实。正是这种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事实与想象的交织最终制造出了一个个令人神往的现代奥托邦。既真实又虚假，有事实有想象，这就是现代奥托邦的典型特质。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社会的拟像化、景观化，奥托邦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生活、我们世界之外的另一片地方，更是逐渐进入到我们生活的世界之中，成为我们世界的组成部分，如都市之中出现的童话迪斯尼乐园、人造世外桃源、高仿历史古城，等等。虽然这些人造景观与真正的他者性奥托邦还有一些差异，但不可否认，随着人类制造能力的日渐提升，一旦心灵上的他者性被建构起来，这些高仿的景观也终将越来越接近甚至被等同为那些“另一片地方”的奥托邦。在此意义上，奥托邦既可以被制造，又可以被仿造。 四、理解奥托邦：自我解放的心灵归所 （一）我们时代的奥托邦 “西藏热”毫无疑问是现代人走向奥托邦的典型代表。基于“西藏热”的解读，这里有必要对奥托邦概念的内涵与意义作出进一步阐释。如果将个体心理因素与现实社会因素结合起来分析，那么现代人所追寻的奥托邦大体有如下一些基本特质： 其一，奥托邦是现实存在的地域或场所。如果说乌托邦是“乌有之乡”，是现实社会当中所不存在的，是人们想去实现的美好愿望，那么对比而言，奥托邦却并非全然是虚幻的、臆造的，它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地域或场所。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它是人们现下生活场所之外的另一处场所。只要它寄托着我们心灵深处的美好期望和美好愿景，并且是我们渴望身临其境的地方，那么它就是我们的奥托邦。这一特质成为奥托邦区别于乌托邦的根本标志之一。 其二，奥托邦是一种文化\心灵上的他者。相对于人们现下的生活场所而言，作为“另一片地方”的奥托邦首先是一种文化上的他者。这种文化他者因为具有某些特定的属性而深深牵系着现下场所中人们的心弦。换句话讲，在现代人的心灵深处，奥托邦世界拥有一些我们世界所急需但却极缺甚至于没有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奥托邦又是一种心灵上的他者。奥托邦是否有意义，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内心深处的意义界定，没有心灵与灵魂上的渴求，也就无所谓奥托邦的存在。就此来讲，心灵的他者相比文化的他者显得更为重要。奥托邦的实质就是一种心灵的他者、灵魂的彼岸。 其三，奥托邦是可触及的、可进入的世界。与乌托邦类似，奥托邦是美好愿景的寄托之所，自然也是人们渴望进入的地方。与乌托邦的“非可及性”所不同，奥托邦的现实存在特性决定了人们进入奥托邦的客观可能性。奥托邦存在于我们的邻邦，甚至存在于我们世界之中（只要它是心灵上的他者），故而它是可触及的，也是可进入的。只要人们具备某些基本的条件，譬如金钱、交通工具、时间等，那么进入奥托邦是相对容易的。 其四，处处可在，时时可有的奥托邦。作为一种寄托着人们心灵深处美好期望、美好愿景的现实场所，奥托邦可以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角落。小到一座寺庙、一片山林、一处村庄，大到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颗星球。就此而言，奥托邦又是每个历史时期都普遍存在的心灵现象。中世纪时期，远在东方的中国对于欧洲社会那些充满美好幻想的人来讲就是一种奥托邦。众多伊斯兰教信徒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前往麦加朝觐或生活，那么对于他们来讲，麦加就是他们的奥托邦。在此意义上，奥托邦可以存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二）走向奥托邦的超越性意义 走向奥托邦一定程度上是现代人追求乌托邦破灭之后的替代选择。与反叛压抑的积极行动和消极行动两种策略相比，走向奥托邦的行为是一种无害的策略选择，这种策略选择对于反叛理性压抑、追求自由解放的目标而言，有着超越性意义。将奥托邦与乌托邦进行对比，或许有助于把握其深层次意涵。 首先，奥托邦与乌托邦一样寄托着人们心灵深处的美好期望和美好愿景，但是从外显图景来看，乌托邦所呈现的往往是一幅自由、平等、富足、祥和的整体性画面，不同的乌托邦图景虽有细节上的差异，但却存在高度的统一性和相似性。相比而言，奥托邦所呈现的图景却是形态多样、因人而异的。特别是在张扬个性、差异、碎片与断裂的后现代社会，不同人心目中的奥托邦图景极有可能完全不同。可见，奥托邦所体现的更多是特殊性和差异性。 其次，从产生的根源来看，乌托邦的产生根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境遇的不满与反叛。曼海姆（2000：196）特别强调乌托邦超越现实、反叛现实的特性，他认为乌托邦“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占优势的事物的秩序”。与乌托邦不同，奥托邦虽然也有逃离与反叛现实境遇的意味，但却并不主张打破现有的社会秩序，而是在现有秩序下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策略。 再次，正如曼海姆所揭示的那样，乌托邦往往导向一种挑战现存秩序和结构的理性革命，而奥托邦则更多展现为一种个体的或群体的非意识行为。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奥托邦所彰显的是个别性和特异性，走向奥托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感性实践，是区别于理性行动同时反对理性压抑的个体实践。 最后，在乌托邦走向终结的时代，奥托邦继替了一部分乌托邦的功能，为人们的精神世界、心灵家园、感性生活提供了新的寄托之所。可以说，面对都市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理性压抑，奥托邦在消解或缓释现代人的无力感与焦虑的同时，也为现代人提供了获致本体性安全的客观可能性。 正是基由这些特质，在现代性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乌托邦式的个体解放策略，转而走向身边那些易触可及的奥托邦。人们将日常生活中的压抑情绪，将难以摆脱的无力感与焦虑，将几近迷失的精神世界，将都市社会中难以找寻的灵魂处所全部投向奥托邦。人们相信并且愿意相信，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力感都能够在奥托邦找寻到疗解的办法或者至少能够寻得片刻的安宁。正是在此意义上，奥托邦成为了现代人的情绪释放器、身体避难所、精神减压剂和灵魂置放地。走向奥托邦逐渐成为了现代人未经预谋却又不谋而合的行为选择。 五、延伸讨论：走向奥托邦的审美意涵 在现代性发展的新近阶段，奥托邦已经承载了越来越多现代人对于“美”的无限追求与祈盼，这种“美”不仅仅是一种景观之美、符号之美，更是一种精神体验之美、自由超脱之美。在此意义上，走向奥托邦不仅是一种行为选择，更是一种基于生命体验的审美情怀。这种审美情怀或许可以称之为现代人的“奥托邦情怀”。它类似于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笔下的“异域情调”，是一种欣赏他者之美和认知自我的眼观（林秋烨，2014），在欣赏他者之美的过程中，行动者得以重新认知自我、反思自我。当人们以审美的眼观、审美的情怀体味奥托邦之时，便进入了一个身、心、灵相统一的过程，进而使得摆脱压抑、洗涤灵魂、解放自我成为可能。“美”的形态是丰富多彩的，因而奥托邦的类型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审美维度出发也就体味出不同类型的奥托邦。 走向奥托邦是张扬感性、个性和差异的旅行，但这种行为选择并非完全排斥理性，它肯定并张扬人的审美理性。这种寻“美”的审美理性是启蒙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审美理性日渐被求“真”的工具技术理性、所排挤和湮没。虽然审美理性受到压抑，但人们内心深处寻“美”的情怀却从未溟灭，这也正是马尔库塞等人高举艺术理性，呼唤审美之维的现实基础。在走向奥托邦的过程中，人的感性与审美理性高度融合，成为反抗压抑社会的基本力量。在审美理性的导向下，人的感性体验、感性行为、感性生活在得到进一步彰显的同时也找到了更为清晰的前进方向。 感谢郭星华教授为“奥托邦”概念的提出给予的建议，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中肯而宝贵的意见，文责自负。 ①对于20世纪以来乌托邦是否终结或者在何种意义上终结，理论界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然而从世界范围内看，作为政治运动与社会革命的乌托邦主义正在走入低谷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保守一点，或许可称之为乌托邦的“受挫时代”。 ②详见（英）托马斯·莫尔，1982，《乌托邦》，戴镏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③数据来源：根据2003—2014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整理。 ④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西藏并非是所有现代都市人的奥托邦，也并非是唯一的奥托邦。西藏仅是那些向往神圣、神秘、高洁、古朴、凝重以及宗教生活体验之人的奥托邦，是他们释放压力、摆脱压抑、皈依神圣、洗涤灵魂的圣地，也即自我解放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