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疆界的求索：《时务报》和哈葛德小说She，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疆界论文,时务论文,小说论文,哈葛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英国通俗小说家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是晚清译介最多的域外作家之一(陈平原52)，哈氏著有57部小说，以冒险、爱情、鬼怪为主要题材。晚清译介的哈氏作品有34种，含37种不同译本，①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包天笑、周廋鹃、周桂笙等人均译介过哈氏作品。②对哈氏小说译介最多的是林纾及其口译者：林纾译介的第一部哈氏小说是1904年和魏易合译的《埃司兰情侠传》(Eric Birghteyes)，译介的最后一部哈氏小说是1921年和陈家麟合译的《炸鬼记》(Queen Sheba's Ring)，17年间共译哈氏小说23种。然而，晚清第一位将哈氏小说译入中国的却并非林纾，而是时任大清驻英使署三等参赞曾广铨。1898年，曾广铨编译哈氏小说She，以《长生术》为书名，连载于《时务报》第60至69册附编，最后一集刊于《昌言报》第1册附编。③1901年，曾译《长生术》单行本由素腾书屋出版。1910年，林纾和曾宗巩合译哈氏小说She，书名为《三千年艳尸记》，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首先译介哈氏的《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创刊于上海，是晚清维新改良派的舆论阵地，也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份刊物。《时务报》的主要读者是当时“同情变法的官吏，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汉奇78)。哈氏小说《长生术》以连载方式出现在这本政论性刊物上，引发了学者的误读；④然而，哈氏小说在晚清民族危亡时刻被译入中国，出现在中国人自己办的政治刊物上，绝非偶然。本文从哈氏原著She的话语意义切入，追溯晚清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探究《时务报》编译西文的真正动因，诠释《时务报》这份政论性刊物刊载哈氏小说的历史意义。 一、哈葛德小说She的话语意义 1.“他者”和“自我”：文明对立和世界秩序 哈葛德小说She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剑桥大学教授的同事临死前将幼子“立我”(Leo)和记载着祖先爱情故事的一枚陶片托付给教授，陶片文字记载：祭师凯利克雷特违反祭师不能结婚的誓约，和埃及公主私奔，在非洲遇船难被当地土著救起，统治土著的是浴火永生的白人女王阿霞(Ayesha)。阿霞向凯利克雷特示爱遭拒绝，出于嫉妒和占有欲把他杀死，公主受魔法保护得以逃脱，将此事记于陶片代代相传，希望后人为她报仇。立我长大后随教授到非洲寻宝，遇船难被土著救起，见到了传说中的阿霞。两千多年来，阿霞苦守恋人尸体等其转世复生。而立我正是凯利克雷特的转世，阿霞为和他长相厮守，带他去沐永生之火。为消除立我对浴火的恐惧，阿霞再次踏入火中，但却迅速干枯萎缩，临死前，阿霞让立我等待她转世再生。 She于1886年10月2日至1887年1月8日在英国《插图杂志》(The Graphic)上连载(第34-35卷，879-893册)，随即出版单行本。1869年创刊的英国《插图杂志》是面向大众的一份畅销周刊，创刊人威廉·托马斯(William L.Thomas)是一位热衷于社会改革的刻印家，他认为栩栩如生的插图可以增加时政文章的感染力，对公众舆论产生积极影响。小说She在这样一份具有政治抱负的周刊上连载，这本身就赋予了这部小说大众娱乐之外的社会意义。She受到当时读者的热烈追捧，成为哈氏最著名的小说，此后哈氏还出版了两个续集：1905年的《阿霞转世》(Ayesha：The Return of She)和1923年的《智者之女》(Wisdom's Daughter)。 哈氏写作时期正是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版图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曾服务于南非英国殖民政府的哈氏亲历殖民战争，对非洲文明有着独到的思考和见解。⑤随着大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扩张，面对不同的生存空间、不同的种族和文明、不同的价值理念和道德体系，哈氏以文学方式探求文明冲突下新的世界秩序：社会进化过程中强弱之间的秩序、男性和女性的权力秩序等，这些正是小说She所涵盖的主题，也是晚清曾广铨选择译介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技术高速发展，殖民扩张欲望膨胀，认为强者之强本身就证明了强者有权掠夺弱者。⑥于是，大英帝国的版图扩张到了世界各地，以白人文明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逐步形成。尽管哈氏本人崇尚非洲祖鲁文化，对受奴役的非洲土著充满了同情，⑦但哈氏小说有着鲜明的帝国殖民元素，展示了以英国为代表的白人对他者文明的蔑视。小说中的阿霞女王是阿拉伯族裔，但叙述者反复强调其是“白人”(小说中white一词共出现111次，其中描写阿霞之“白”有25处)，所指涉的正是欧洲白人文明。阿霞以残酷手段统治非洲“阿玛哈格”土著，土著畏其威力，称其为“不可违抗的她”(She-Who-Must-Be-Obeyed)。阿霞的弱肉强食逻辑在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确：“在这个世界上，惟强者生存，弱者必亡，世界属于强者，树之果实同属强者。结果之树终将枯萎，终将被强枝所替代……你说罪恶滋生邪恶，那是你缺乏经验，罪恶也会滋生好事，而好事却会滋生罪恶。暴君的残忍可能会有益于成千上万的后人，而圣人的慈善却可能让人沦为奴隶。”⑧在这里，读者仿佛听到了达尔文进化思想的回音——世界文明进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高级文明终将取代低级文明：“各个民族国家进行竞争，所由取胜的因素不一，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似乎就是文明所已达成的等级，越高就越有利。”(达尔文284)欧洲白人自诩的“高等文明”，将欧洲之外的“野蛮”和“半开化”种族排除在文明体系的秩序之外：“不多几个世纪以前，欧洲还深怕东方半开化人的入侵，如今如果还有人怕，那就成杞人忧天了，”(达尔文284)并断言“在某个不很远的未来的时期里，大概用不了几百年，各个文明的族类几乎可以肯定地会把全世界野蛮人的族类消灭干净而取代他们的地位”(达尔文244)。在殖民意识形态中，人类的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把人沦为奴隶或一般对别人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犯罪行为，然而，直到不久以前，即便在最称文明的民族国家里，人们不是这样看待他的。而由于当奴隶的人一般和奴隶主不属于同一个种族，或不属于人种中的同一个亚种，情况尤其是如此，就是，更不以犯罪行为论。”(达尔文177)因此，阿霞以强权征服者的姿态宣告了这样一种秩序：“律法!你难道不知道我高于一切律法!”⑨ 小说中，土著族长带英国教授去觐见阿霞女王，族长一路爬行而入，教授却趾高气扬，认为大英帝国的绅士不能在异族面前失去尊严，两人不同的行进姿态代表了不同的种族和文化身份，表征了不同文明所处的不同秩序等级。阿霞对土著的专制基于这样的逻辑：“别跟我谈什么我的臣民，这些奴隶不是我的什么臣民，他们只是受我差遣的狗奴才，在我得以解脱之前臣服于我。”⑩统治和被统治者的这种“主奴”关系，体现了强烈的种族主义人伦关系，作为其时盛行的欧洲意识形态成为欧洲殖民扩张的合法人伦前提，正如汤恩比反思欧洲殖民历史时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西方人把别人唤作‘土著’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我们的观念里把他们的文化特色暗中抹杀了。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充斥当地的野兽，我们只是碰上了他们，同碰上了当地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是同我们一样具有感情的人。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土著’来看，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或是(在今天也许更可能这样)驯化他们……”(46) 欧洲白人的文明观念和族群秩序，就是在这样的殖民征服和霸权意识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白人通过对他们眼中的“野蛮”、“半开化”族群的奴役，构建出一个对立于欧洲文明的“他者”。然而，“野蛮”和“文明”这个二元对立的概念是相互构建的，欧洲殖民主义者在言说“他者”文明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欧洲的“自我”——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殖民意识形态。正如巴柔所说：“‘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这个‘我’想说他者(最常见的是出于诸多迫切、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这个‘我’却趋向于否定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157) 哈氏笔下阿霞的生命跨越两千多年，过去和现时交错融合，隐喻了人类进化、生命轮回和文明交替过程中强者生存的不变逻辑。哈氏小说She的话语意义也正在于此。 2.“他者”和“自我”：男权统治和性别秩序 英国历史上女性的传统角色是“家庭天使”(angel of the house)，但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传统上男性专属的社会领域开始崩溃：女性开始步入社会独立谋生，进入工业、教育、医学、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而小说She出版的1887年正是维多利亚女王加冕五十周年之时……面对女性的崛起，女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带着焦虑寻求自我身份，探求男女两性新的社会秩序。 对小说She的创作动机，哈氏在自传中陈述是为了“不朽女性的不朽爱情”(Haggard，The Days of My Life 246)。小说女主角的名字“阿霞”(Ayesha)有着丰富的蕴含：这个借自阿拉伯语的名字，原本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一个妻子的名字，哈氏曾专门注解说明其读音为“Assha”(阿霞)。(11)在穆罕默德的多个妻子中，阿霞是最受宠爱的一个，她聪颖美丽、知识渊博，知晓《古兰经》，被视为伊斯兰女性的典范。穆罕默德死后，她成为理解穆罕默德思想的可靠来源，对伊斯兰教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她还参与政治和立法辩论，创办了第一个穆斯林妇女学校。因此，“阿霞”这一名字隐喻了女性潜在的非凡能力和女性不朽的历史意义。哈氏小说中的阿霞女王通晓历史，充满睿智，对爱情执着坚贞，为等待其情人转世不惜在非洲地穴苦候两千余年，哈氏所谓“不朽女性的不朽爱情”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哈氏对女性力量的肯定，但同时，阿霞的强权和残忍也表征了极端女权的恐怖后果。 小说中失落的科尔文明崇拜真理女神。在古城废墟上，玉石雕塑的真理女神洁白无瑕、双翅半展、薄纱遮面，塑像座基上的古老铭文揭示了科尔人对真理的认知：尽管真理女神召唤人们揭开其面纱，但几千年来人们追寻真理却难识其貌，真理的真正面目惟有在死亡中才能得以揭示。小说中美艳绝伦的阿霞终日以纱遮面，隐喻着女性力量的神秘，也蕴含了真相一旦揭开可能带来的死亡。阿霞所表征的女权力量不仅来自于阿霞的神秘巫术和残忍的统治手段，也来自于阿霞通古识今的学识和睿智，更来自其美艳无比的女性诱惑。阿霞之美使代表着理性和智慧的剑桥教授为之倾倒，而代表着男性之美的“立我”见到阿霞后即放弃善良臣服于她的残忍意愿。统治着土著的阿霞还有着征服英国、成为英国女王的野心，象征着女性最终获得统治权的强烈欲望。小说中的两个男主角均排斥女性(misogynistic)，可一旦当他们面对美艳的阿霞，却都无法抗拒其魅力，甘心服从其意愿。以阿霞为象征的女性魅力成为激发男性欲望、诱惑男性走向毁灭的致命力量。阿霞这一形象表征了女性之美，也表征了女性之恶：盘缠在阿霞腰间的双蛇头皮带、阿霞如蛇一般轻盈的举止，围绕阿霞反复出现的蛇意象，引发了读者对《圣经》中最原始的女性形象夏娃的联想，夏娃屈服于化身为蛇的撒旦，成为导致亚当堕落的致命原因。因此，哈氏以女性第三人称She为小说题目，在特指“不可违抗的她”(She-Who-Must-Be-Obeyed)——阿霞女王的同时，也具有了泛指所有女性的意义，这正是这部小说独特的主题表现之处。 尽管阿霞女王令土著闻风丧胆，但阿霞统治的“阿玛哈格”族群仍然是男权社会。这一族群表面看来有着母系社会的特点，女性被看作生命之源——女性所承担的生育繁衍族群的重任把她推到了社会的中心，但实际上，“阿玛哈格”族群的组织形态依然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女性的生存和生命为男性所主宰：尽管男性以更高的姿态迁就女性，但当族群中年长的女性倚老抗衡男权时，就遭杀戮，族群中男女权利就获得了新的平衡。 波伏娃认为，女性被定位在和男性对立的“他者”地位：“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11)在男权压迫为核心的社会秩序中，女性被动而又无奈，只能依附于男性的主体地位。哈氏的女性观充满了矛盾，哈氏刻画的阿霞，正如其名字所指涉的历史人物，独立于一般女性之上，美艳而又智慧；阿霞之不朽，不仅在于其不朽的爱情等待，也在于其两千余年不朽的统治权力。但阿霞狭隘自私、专横暴戾、充满野心，象征了极端女权主义的灾难。 小说She所蕴含的这些话语意义，是《时务报》译介《长生术》的一个重要动因。 二、《时务报》对She的译介 1.《时务报》办刊宗旨的背后：借洋人之文言维新变法 《时务报》创刊时，中国正遭列强凌辱，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189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人民深受奴役，清政府举借外债，西方列强通过贷款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急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在古老帝国的传统思想意识中，中国自封世界中心，尽管甲午战争前已多次遭受西方列强入侵，但随着战争硝烟的平息，一切又歌舞升平，内忧外患未能警醒这个麻木的封建帝国。《马关条约》的签订改变了这种状态：“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1)为挽救民族危亡，晚清爱国志士向西方借鉴强国之道。 《时务报》创刊号首篇刊登了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阐述报刊的社会功能，说明《时务报》的办刊宗旨：“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径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1)《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试图通过译编西方时文，探讨“万国强弱之原”，启民智、兴民权、倡导政治变革，达到救国保种的目的。 《时务报》栏目有：论说、谕旨奏章、京外近事、域外报译(后细分为英文报译、东文报译、法文报译、俄文报译)、西电照译等，译报来源是其时域外报刊和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外文报刊。据统计有92种不同的报纸，以英文和日文报纸为主。(12)译报宗旨是：“主于使吾华士夫周知中外情事，故于西报之陈说中国利病者则详译之。于西政之事可为吾华法戒者亦兼译之。”(13)只要是对中国有借鉴的西政之事均为译编的重点。 实际上，《时务报》以译编域外时文为主还有着更深层的目的——在晚清查禁维新言论的历史语境下，《时务报》借域外时文传播维新思想。1895年，康有为、陈炽、梁启超、麦孟华等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创办《万国公报》(该报名与林乐知所办的传教士报相同，后更名为《中外纪闻》)。维新派的活动引起保守势力的恐惧，朝政保守势力纷纷上书弹劾，称该报蛊惑人心，图谋不轨，光绪皇帝于1896年1月20日下令封闭强学会，《中外纪闻》(仅发刊一个月零五天)和仅发行5天的《强学报》被迫停刊。1896年8月，创办《时务报》的维新志士深知在专制体制下不能慷慨陈词，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轰轰烈烈必有阻之者，甚或招祸，芸阁是也。身且不保，又何有于开风气?”(14)在这样的局势下，维新派创办译报实质是借洋人之文言维新变法——以外来形式出现的新思想不仅更易受到接受，而且还有了一种政治豁免权：即使审查出现问题，也可托名译作而将罪名归咎于原著，因此，翻译成为维新派政治宣传的工具。可见，《时务报》译文选材并非盲目，而是均有其喻指，对所选原文的话语意义均有其深层的考虑，曾广铨对哈氏小说She的编译也并非出于随意。 2.曾广铨编译《长生术》：启蒙民众，推进民权 曾广铨为曾国藩次子曾纪鸿之子，过继给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为嗣。曾广铨家学渊源，其祖父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其父曾纪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曾纪泽用英文所作的“中国之沉睡和觉醒(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以爱国凛然之辞引发西方关注，发表于1898年4月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曾广铨少年时随父在英、法、俄等国接受教育，后子承父业，1893至1899年被派充大清驻英使署三等参赞。 曾广铨精通英、法等语言，从《时务报》第46册起担任“英文编译”栏目主译，注“湘乡曾广铨译”，所译内容包括：“中国时务”、“外国时务”、“中外杂志”和“路透电音”(第63册起改为“中外电音”)。此时的曾广铨正在英国履职，所译《长生术》连载在《时务报》“附编”栏下，而“附编”的设立是为了及时把西洋的新书传递给中国读者。(15)《时务报》以编译各国报章时论文章为主，但也编译文学作品(均译自西洋报刊)，创刊第1册编译福尔摩斯侦探小说，1-11册编译《华盛顿传》。自第49册起还刊载林纾创作的《新乐府：小脚妇》，鼓动民众摒除缠足陋习，倡导女性权力。曾广铨对《长生术》的翻译不是“他任职期间的游戏笔墨”(郝岚72)，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社会关怀意图。 追溯晚清历史语境，曾广铨属于晚清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由晚清驻外使领、参赞及其随员和出使归国人员组成的新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群体在戊戌维新时期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撰写文章、翻译西书西报，以他们丰富的域外知识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对戊戌维新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时务报》上的很多译文都出自这一群体之手：“第1至13册连载的《华盛顿传》为原驻日本横滨兼筑地领事黎汝谦及随员蔡国昭旧译。第13至15册连载的《奥斯加马国铁路商办条例》及第17册刊登的《法国印花税章程》等则由原驻西班牙使馆参赞兼代办公使黄致尧翻译。第31册、32册的‘英文报译’一栏由曾经随使英国、日本的李维格翻译，后面各卷虽由他人翻译，但均由其勘定。第31册至33册刊登的《西悉毕利亚铁路考略》由原驻英、法、意。比等国公使馆参赞钱恂翻译……”(郭双林84)这些翻译远不止是向国人介绍域外知识，而是为了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以思想启蒙推进政治变革。 《时务报》作者群所撰写的政论文和编译的西方时政要闻和小说，从思想和内容上相互呼应，创建了一个交流维新思想、传播政治舆论的强大平台，(16)为有着新思想的官僚和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群聚方式。曾广铨是这一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在担任《时务报》、《昌言报》英文编译期间，编译了大量的国际时政要闻和西方政治学说，和章太炎合译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文集，连载于《昌言报》第1、2、3、4、6、8册。1897年，曾广铨和汪康年等在上海创立蒙学公会并创办《蒙学报》，曾广铨翻译的《舆地启蒙》专供11-13岁儿童使用。可以说，“启蒙”是曾广铨翻译的主要目的。 诚然，在英国热销的哈氏小说引发驻英参赞曾广铨的关注是在情理之中，冒险小说的趣味性和异国情调也是吸引晚清读者的一个原因，但在具有国际视野的驻外爱国使领眼中，关注更多的是所选翻译材料隐含的思想意识形态——《时务报》译介西洋小说的目的是启蒙民众、推进维新变法。哈氏小说She所承载的种族和国家观念、世界文明关系和秩序，是晚清民族危亡之际作为驻英参赞的曾广铨切实关注的焦点，曾译《长生术》中反复出现的“国家”、“民权”、“君主”、“共和”、“律法”等体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词汇，正是曾广铨参与“探讨万国强弱之原”、宣传西方民主、推进政治变革的有力武器。而“女神”、“妻子”、“爱情”、“互定婚嫁”以及译者擅自在译文中增加的“益服女主见识过人”等充满现代色彩的词汇，成为其时“兴女权”话语的关键词，倡导了新的男女社会秩序。因此，《长生术》出现在《时务报》上并非偶然，译者借小说发表政见，把小说当作启蒙思想的载体，教化民众，谋求文化更新、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 译介文本的选择和文本的历史语境、文本的深层话语意义紧密相关。晚清民族危亡之际，面对积弱积贫深受列强奴役的悲惨命运，开明的爱国志士跨越历史和地域的疆界，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通过译介西方民主思想打开了千年自闭的封建帝国心理，为后代民主政治的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铺垫。《时务报》跨越了文学和政治的疆界，连载译介西方小说，为灾难深重的古老民族提供新的思想源泉，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代代相传。曾广铨编译的《长生术》虽然作为文学翻译在后代“无人喝彩”，但在晚清从愚昧走向启蒙、从封建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了一代士人为民族利益抗争的精彩。 注释： ①笔者根据日本学者樽本照雄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对晚清和民国期间译入中国的哈葛德小说进行了统计，共计林译23种，其他译者所译14种，其中有3种是不同译者对同一小说的译介，因此这一时期译介的哈氏小说总数为34种。 ②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红星佚史》，包天笑和杨紫麟合译《迦因小传》，周廋鹃翻译《红楼翠幙》，周桂笙翻译了《神女再世奇缘》。 ③1898年8月17日，戊戌政变发生，《时务报》改版为《昌言报》，册次另起。 ④有学者认为《时务报》连载《长生术》是“作为一个奇谈怪想，当成是给读者的调味剂”、“出现在一个不恰当的地点——首译阴错阳差地刊载在一张严肃的政论性报纸上；不恰当的时间——中国国势衰微民族危亡之时”(郝岚73)。 ⑤1875年，哈葛德义务承担南非殖民地纳塔尔省副总督秘书助理一职，1876年任南非德兰士瓦特别专员。1877年4月，英国正式宣布吞并布尔德兰士瓦省(the Boer Republic of the Transvaal)，哈葛德代替因病失声的官员宣读了宣言并司职升英国国旗。1882年，哈葛德出版了《祖鲁国王塞奇瓦约和他的白人邻居》(Cetywayo And His White Neighbours)，这本书以南非殖民政府“蓝皮书”为第一手资料，以事实呈示了英国殖民政府对祖鲁族的奴役，表达了哈氏对白人在非洲殖民的怀疑态度。 ⑥“…encouraged the strong to think that their strength was in itself a proof that they were morally entitled to take over the territory of the weak.”See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1558-1983(New York:Oxford UP,1996)197. ⑦在哈氏的《所罗门宝藏》中，非洲首领宣称：“即使有白人活着越过山岭，也绝不允许他们进入族群的领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哈氏对殖民主义的看法：“Let all white men know my words.No white man shall cross the mountains,even if any live to come so far.I will see no traders with their guns and rum”(Haggard,King Solomon's Mines 306)，并参见注⑤。 ⑧“Then is our life one long crime,my Holly,since day by day we destroy that we may live,since in this world none save the strongest can endure.Those who are weak must perish; the earth is to the strong,and the fruits thereof.For every tree that grows a score shall wither,that the strong one may take their share”(Haggard,She 202). ⑨⑩“…the law! Canst thou not understand,oh Holly,that I am above the law…”;“My people! speak not tome of my people…these slaves are no people of mine,they are but dogs to do my bidding till the day of my deliverance comes…”(Haggard,She 255,153). (11)See Haggard,She 149; Rider Haggard,Ayesha:The Return of She(New York:Grosset & Dunlap,1905)7. (12)宋素红：“《时务报》的译报工作初探”，《新闻与传播研究》2(2001)：79-83。 (13)《时务报》第38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三辑·时务报》，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2621。 (14)上海图书馆编：“邹代钧第19通”，《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649。 (15)《时务报》创刊前，汪康年等人在1896年6月22日的《申报》上刊登“新开时务报馆”广告：“今风会方开，人思发愤。宜广译录，以资采择。本馆拟专发明政学要理，及翻各国报章，卷末并附新书……” (16)“《时务报》初创的时候，每期只销四千份左右，半年后增加至七千份，一年后达到一万三千份，最多时曾经销达一万七千份，创造了当时国内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方汉奇78)标签：时务报论文; 阿霞论文; 小说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他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