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稿论文,作者论文,春柳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春柳堂诗稿》是一本清代人的诗集，署名“宜泉先生”著。约刊于光绪己丑（1889）。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社曾予影印，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为重印。因其中有四首诗与“曹雪芹”有关，故甚受现代红学家的重视，认为是研究曹雪芹生平的重要资料。然而，“从五十年代起，红学界的许多朋友曾经多次使用它，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重要性，甚至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注：刘世德：《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页121。）1992年欧阳健先生首次公开质疑此诗集的可信性。（注：欧阳健：《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页43； 亦载《中国古典散文赏析与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页423。）随后，魏子云先生（注：魏子云：《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 页32。）和笔者（注：刘广定：《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3期，页5。）（注：刘广定：《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页6。）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刘世德先生则驳斥欧阳健的说法，（注：刘世德：《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页121。）欧阳先生又为文辩解，（注：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7—55。）迄无定论。现拟从目前已收集到具体可信的资料，试探《春柳堂诗稿》的作者与其相关问题，前因所据资料不足而有的错误，现一并更正。
二、宜泉先生即兴廉？
据王利器先生的报道，影印本《春柳堂诗稿》的原本是杨钟羲先生的旧藏。1952年由王先生介绍，杨家所藏的一大批书包括《春柳堂诗稿》均为大陆的“文化艺术局”全部购下。（注：王利器：《耐雪堂集》（台北：贯雅文化公司，1991年），页375—376。）王先生考出其作者为兴廉，他的根据是：（注：王利器，《耐雪堂集》（台北：贯雅文化公司，1991年），页384。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1期，1955年7月3日。）
据蒙古巴噜特恩华《八旗艺文编目》别集五：春柳堂诗稿，汉军兴廉著。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隶镶黄旗，嘉庆己卯（一八一九）举人，官侯官知县，鹿港同知。恩华关于兴廉的简单介绍，是本之于杨钟羲。杨钟羲的《白山词介》卷三写道：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举人，官侯官令，升鹿港同知，工画。
因为《春柳堂诗稿》里有一首五言律诗题为《怀雪芹溪》，三首七言近体题为《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题芹溪居士》和《怀芹溪居士》。王先生认为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关。他相信曹雪芹是卒于乾隆壬午年（1763），故又推测：“由1763年曹雪芹之卒年至1819年兴廉中举，相隔为五十六年，则兴廉当是年十五六岁左右便已作曹雪芹的忘年之交了。”（注：王利器，《耐雪堂集》（台北：贯雅文化公司，1991年），页384。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61期，1955年7月3日。）但《春柳堂诗稿》影印出版时，其“内容提要”对“作者”之介绍却是：（注：《春柳堂诗稿》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4年），页3。）
《春柳堂诗稿》，清张宜泉撰。宜泉汉军旗人。他的一生经历，还有待查考。
唯据笔者所知，除周汝昌先生（注：周汝昌：《曹雪芹》（北京：作家出版社，1964年），页166—171。）和徐恭时先生（注：徐恭时：《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页423—431（1979年）。）曾就《春柳堂诗稿》内容，推测了“张宜泉”的一些生平外，直到1992年似无更多的“查考”结果问世。然吴恩裕先生在读过《春柳堂诗稿》后曾说：（注：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页126。）
细审全书，知作者为张宜泉，不必名兴廉，终身无功名，晚年以教馆课徒为生。
刘世德先生则认为（注：刘世德：《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页121。）
杨钟羲是现代人，而兴廉是嘉庆年间人，他们二人并不同时，杨钟羲在断定兴廉为《春柳堂诗稿》一书的作者的同时，没有向读者出示任何证据。后来，《八旗艺文编目》的编者恩华沿袭了杨钟羲的说法，以讹传讹。到了王利器先生，他又在论文《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中完全接受了杨钟羲、恩华两家那种无根无据、错误的结论。
故“宜泉先生”究竟是否即是“兴廉”应加探讨。
如果只是《春柳堂诗稿》的内容来看，作者的确不似曾任侯官县令、鹿港同知的兴廉。但若此诗稿是作者五十岁时仍在北方时所编，而任官闽、台在五十岁之后，则无冲突。据笔者所查知的记载，兴廉中举在嘉庆二十四年而任福建光泽县县令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相距二十五年（详下节“三”），若二十五至三十岁间中举，则南下任县令恰在五十岁之后，吴先生的疑虑，可以化解。
那么，杨钟羲之言是否为“无根无据、错误的结论”呢？浅见以为其可能率极低。杨钟羲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隶正黄旗汉军，生于清同治四年（1865），光绪十五年（1889）己丑科二甲一百零六名进士（榜名钟广），（注：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0年），页2847。）曾入翰林，历任乡试、会试考官，襄阳、安陆、江宁知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佐盛昱辑成《八旗文经》及撰成《八旗文经作者考》三卷。（注：《八旗文经》（沈阳：辽沈书社，1988年）。）鼎革后除于民国十二年曾与王国维等入值废帝之南书房，一直潜心著作。从民国元年到十一年完成《雪桥诗话》初集、续集、三集和馀集共四十卷，都一百馀万言，嘉业堂主人吴兴刘承幹为刻入“求恕斋”丛书。（注：见（一）《丛书集成续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年），（二）《历代诗史长编》第十七种（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除缪荃孙、沈曾植、孙德谦、刘承幹、陈三立、金蓉镜、陈宝琛诸名士序言中赞扬的各点外，近人杨家骆先生更以“书中所叙事，皆极珍贵之史料，非他记事所可及”。（注：《历代诗史长编》第十七种（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第二册《影印雪桥诗话序》。）石继昌先生也说：“钟羲治学严谨，博览多闻，服膺大兴朱珪‘翰林以读书为职业’之语，身体力行。不论居官或是作幕，都能不受俗务干扰，专心致力于学。先后与当代名流学者缪荃孙……等人交往，切磋学问，谈艺论文。”并以这部诗话“是研究清史、北京史，尤其是研究八旗人物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注：《雪桥诗话·出版说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故知，如无充分证据，不宜轻以杨钟羲先生之言有误。（注：李知其先生在其所著《红楼梦谜·二续》（自印本，1990年），页872—891，表示怀疑《雪桥诗话》中有关“曹雪芹”之记载系杨钟羲故意作伪。姑备一说。）
现拟举一例说明杨钟羲为文之有据。《雪桥诗话》中两度提及曹雪芹，其一在（初集）卷六：
懋斋名敦敏，字子明，其《赠曹雪芹》云：“寻诗人去留僧壁，卖画钱来付酒家。
由于杨先生未见过《懋斋诗抄》，此条所用“诗名”及一些用字系依《熙朝雅颂集》。（注：《懋斋诗抄》诗题作《赠芹圃》，诗中“僧壁”作“僧舍”。）虽未注明出处，但实有据。
故知杨钟羲以“宜泉先生”为兴廉应有所依据。有一种可能是他与为《春柳堂诗稿》作序的贵贤、延茂，作跋的济澂，甚或“宜泉先生”之孙张介卿都相识。贵贤是镶黄旗汉军，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同进士。延茂为正白旗汉军，同治二年（1863）癸亥恩科同进士，而济澂为镶黄旗满州，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进士（榜名济中），（注：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1980年）。）张介卿也可能是旗人（见“五”节）。他们都是同时期的人，均隶旗籍，而济澂也曾是“翰林院庶吉士”，与杨钟羲相识之机会很大。
然而，“宜泉先生”于编成《春柳堂诗稿》之后是否仍续有诗？《春柳堂诗稿》的内容是否可以表现兴廉之特长（如“工画”）？详见下文。
三、兴廉的生平
目前笔者所能查知有关兴廉最早，也为最完整的记载是光绪二十一年的《台湾通志》：（注：《台湾通志》（台湾文献丛刊第130 种）（台北：台湾银行，1962年），页434。）
兴廉，字宜泉，汉军旗举人。咸丰八年，由闽县擢任鹿港同知。教士如师，爱民如子。比三年颂声载路。同治三年，复来任；值戴万生乱后，鹿港兵防未撤，月饷费数万金。兴廉广为设法，义输不足，则以廉俸弥补之。如是三年，军无乏用；而善后事宜，亦无不办。以实心行实政，民受其益，商旅无怨言。皆兴廉之力也（《采访册》）。
此段属于“列传”之“政绩”。《彰化县志稿》之“人物志，名宦”，除在咸丰八年之下加注（公元1858年）外，馀全同《台湾通志》。（注：《彰化县志稿》（彰化市：彰化县文献委员会，1961年）卷10，页56。）《台湾省通志》则稍简化，其“人物志，宦绩”有：（注：《台湾省通志》（台北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0年）卷7第2册，页114。）
兴廉，字宜泉，汉军旗举人。咸丰八年，由闽县擢任鹿港同知。教士如师，爱民如子。同治三年，复来任；值戴潮春役后，鹿港兵防未撤，月饷费以数万金；经费不足，藉义输以为挹注；再不足，则廉捐俸银以弥补之。如是三年，军用赖以无乏；而善后事宜，亦次第举办；商民感之（据《光绪台湾通志》）。
但此记载不甚完整，且稍有误。据《福建通志》（注：《福建通志》（同治十年重刊本，台北：华文书局影印）卷114。 ）“光泽县知县”项下有：“兴廉，内务府镶黄旗，举人，道光二十四年任”及“刘钊，江西新昌监生，二十六年任”之记载。而《闽侯县志》的“侯官知县”项下则有：（注：《福建省闽侯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卷60。）
兴廉汉军镶黄旗人，举人，道光二十九年任。
娄浩浙江会稽人，监生，咸丰二年以政和知县署。
秦煦江苏无锡人，监生，咸丰九年署。
至於“闽县知县”项下，并无兴廉之名（注：《福建省闽侯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卷59。）故知《台湾通志》所谓“由闽县擢任鹿港同知”系“闽”、“侯”混淆之误，而杨钟羲“官侯官令”的说法（见上“一”节）是不错的。
在“鹿港同知”的部分，《台湾通志》等地方志所载也不完整，并有错误。1980年出版的《台湾地理及历史》的“官师志，文职表”，其“台湾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盗同知”项下为：（注：《台湾地理及历史》（南投市：台湾省文教委员会，1980年）卷9“官师志”第一册，页53。）
兴廉
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人，举人，咸丰八年由闽县知县升任
许凤翔 字恂堂，安徽庐江，道光二十五年乙已巳进士，咸丰八年以后署
姚（佚名） 署（咸丰十年十一月在任，咸丰十一年五月在任）
殷绍光 （同治元年三月在任）
兴廉
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举人， 回任（同治二年四月在任，同治三年十月在任）
故知“复来任”是“同治二年”非“同治三年”，而此事有他种资料可以佐证。
兴廉任侯官县令和鹿港同知时恰好逢遇我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一是清季福建首桩“教案”——神光寺事件，（注：（一）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页1—4，（二）酈永庆，《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页73。 ）一是清末台湾一次大“民变”——戴潮春之役。（注：（一）蔡青筠：《戴案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206种）（台北：台湾银行，1964年），（二）吴德功：《戴施两案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47种）（台北：台湾银行，1959年）。）
“神光寺事件”是鸦片战后，英国人来华居住所引发的冲突问题。道光二十四年曾与英人立下协定，在福州地方“唯领事夷官，准租城内房屋，其馀夷商俱遵条约，住城外港口。并令将房屋租约，送地方官用印，不准私租”。（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2，页17上。）道光三十年， 有二英国传教士到福州，英领事之翻译金执尔“即在城内乌石山下之神光寺，代向寺僧租屋两间，将租约送侯官县用印，该县兴廉因上年曾有夷官租赁城内寺屋，收存行李之案，误为同一事件即于租约内用印交给。”（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2，页17下。）但绅民群起反对。由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畲负责交涉。刘、徐两人之上奏云：（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2，页18下至页19上。）
侯官县知县兴廉办理错误，咎有应得，若遽因此撤任，转使置身事外，并恐启外夷轻视之心，臣等先行饬司记过，仍责成该县从容布置，务令该夷人等，自愿搬移，如或不知愧奋，办理始终失当，即当从严参办，以示惩儆。
兴廉处理此事之经过为：（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4，页22上。）
夷于道光三十年五月间，搬入神光寺居住之后，该前任侯官县知县兴廉，自知用印错误，欲设法催令搬移，因传谕各项匠人，不许夷人修理寺屋，嗣有林姓木匠，私自受雇，经兴廉查明，将该匠人传案责释，夷目星察理闻知其事，即以地方官禁止工匠不许受雇夷人，系属有意背约，坚欲兴廉谕示工匠不得勒掯，兴廉恐启端，不得已允为出示晓谕。
而后，（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3，页44上。）
九月间，连日阴雨，两夷所住之房，渗漏不堪，遍觅瓦匠，无敢往者。夷目星察理，屡向该员兴廉恳觅匠人。该员答以百姓不愿，断难相强，且神光寺无人收租，白住房屋，亦伤体面，不如搬去为妥。该夷目无可如何，始称租屋原系小事，既系士民不愿，官府为难，若不搬移，恐伤和好。惟城外一时难得住处，应先搬至伊国翻译官所租赁之道山观暂住，即将神光寺交还，以免口舌。
徐继畲又奏：（注：《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本）卷4，页1上。）
臣仍责成已革侯官县知县兴廉催促两夷人搬移，兹于十一月二十九、十二月二十等日，两夷人先后搬至该夷目租赁年久之道山观居住，将神光寺房屋交还，误用印之租约，亦缴还塗销，臣随饬该县，将神光寺僧人传案，出具切结，以后永远不准将房屋租与夷人居住。
故知兴廉虽因此案而遭革职，仍力图解决难题。
戴潮春之役起自同治元年三月，台湾八卦会党首领戴潮春（字万生）率众数万人与林日成在彰化掀起反清战争，响应太平天国，二年底戴潮春死，三年正月林日成亦死，但馀众直到同治年四年三、四月时才全遭消灭。兴廉在此役中，有不少功绩，按《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所载奏折中所述计有：（注：《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一）》（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4）。）
（一）同治二年九月“鹿港同知兴廉激劝局绅等接济铅药，俾无缺误”（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丁曰健奏）
（二）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一，“鹿港同知兴廉所派局勇三百名出剿诏安厝。”（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玉明，丁曰健奏）
（三）同治二年十一月初三，“同知兴廉，知县凌定国报称督同绅团转连剿竹子脚、海峰仑等庄，彰邑至斗六之路已通。”（同治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徐宗幹奏）
（四）同治二年十一月初十、十一日，“鹿港同知兴廉前赴宝斗，传谕七十二庄乡民出堵官地厅地方，以断斗六溃党逃入番地之路”（同治三年正月廿七日，丁曰健奏）
（五）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飞调鹿港同知兴廉就近派勇入城，协同防守”（同治三年六月初三日，丁曰健奏）
（六）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同知兴廉，义首廪生洪钟英、贡生陈如璧、吴联辉，拟保守备陈云龙等调集番屯，堵截龟仔头通番要路”（同治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丁曰健奏）
因此，丁曰健在“剿灭台湾彰化内山北势湳全股踞逆暨前曾屡著劳绩钦奉恩旨记奖兹复攻剿出力之文武员弁绅团人等相应分别并案择尤酌保”（同治四年二月十九日奏）清单中，对兴廉的升赏建议是“请赏戴蓝翎花翎侯选知府”，理由为：
鹿港同知兴廉，该员率勇带番屯堵截要路斩杀甚多。且该员前值戴逆窜陷彰化另股迫扰鹿港，乃能力保全境，筹济各路军火。在事日久，勤苦异常，今复劳绩昭著，洵属始终夺奋勉尤为出力之员。应予并案奖叙，拟请以海疆繁缺知府留闽遇缺即补。
惜兴廉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初八日（1866年1月24日）在任病故， （注：《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4）。）未能补上知府。
至于兴廉在任光泽县令之前，及道光26年到29年间在何处任官之记载，现尚未查到。而于侯官县令遭革后，及未就鹿港理番同知之间，只知其咸丰五年曾在邵武县任县丞。详下节。
四、兴廉之艺文造诣
兴廉擅倚声，杨钟羲《白山词介》选“蝶恋花”、“风入松”、“苏幕遮”、“祝英台近”及“金缕曲”五阙。（注：李澍田：《白山诗话》（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白山词介”，页85。）近人张佳生之《清代满族诗词十论》对兴廉也特别有介绍，并以其为《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现引述于下：（注：张佳生：《清代满族诗词十论》（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页273—274。）
兴廉，原名兴义，字宜泉，汉军镶黄旗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举人，官鹿港同知，有《春柳堂诗稿》。
兴廉的词以题画的内容为最多，而且写得也很好，一些是题自己的画。《祝英台近·自题〈待月图〉》云：“隙中驹，石中火。斜日又西堕。似水年华，生计不须左。算来媚佛求仙，都无凭准。且消受、片时清坐。早觑破。任他颠倒荣枯，休把两眉锁。大好园林，容得眼前我。莫嫌影只形孤，举头邀月，便凑上、影儿三个。”此词藉李白《月下独酌》诗之意抒发内心的烦闷。不过李自己是“举头邀明月”，而词人却还在“待月”。月既未出，词人的愁苦也就无法排遣了。从这个角度看，词人的痛苦要比李白更深一层。从词中看，他的痛苦与愤懑似乎主要来自仕途经历的坎坷，“任他颠倒荣枯”一句已经透露了其中的消息。这种情绪在其他一些词也多有流露，如《金缕曲·题陈少香〈鸥汀鱼隐图〉》便藉题发挥，唱出了“人生难得休官早”，“身外事，任颠倒”的不平之声。在《风入松·写〈春明与梦图〉》中，也有“把笔几回惆怅，天涯飘泊年年”的慨叹。兴廉的风格上主要表现为哀婉清凄，这与他的思想情绪直接关联。他的词能够在凄凉的情调中产生一种感人的艺术力量，表现出词人的写作水平。如《蝶恋花·画蝶》云：“一抹平芜春几许。芳草纤绵，烟雨迷南浦。点地落花谁是主。多情凤子殷勤护。惆怅园林三月暮。绿瘦红稀，兀自蹁跹舞。却怪留春春不住。随春飞向天涯去。”这首词名为题画，实际是咏物，词中有我，故能感人。
据笔者目前所知，最早记述有关兴廉艺文造诣的是丁绍仪所著《听秋声馆词话》。该书成于同治八年秋九日。（注：丁绍议：《听秋声馆词话》二十卷，收入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版）。）其“宜兴廉词”条云：（注：丁绍议：《听秋声馆词话》二十卷，收入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版），页2592—2592（《听秋声馆词话》卷二）。）
岁乙卯，（注：即咸丰五年。）道出邵武，铁岭宜泉司马兴廉觞余丞廨，出示所藏书画，辨认真膺甚确，余实懵然不解。……宜泉原名兴义，隶旗籍、嘉庆已卯孝廉，任侯官令，蹶而复起，升鹿港同知，卒于任。闻余辑补词综，由海外寄词数十阕，嘱为点定。《自题待月图·祝英台近》云：“……”。《写春明与梦图，送吴伯钧明府入都·风入松》云：“软红尘外策征鞍。凉夜正漫漫。长堤月色平桥水，泼清光、一片澄鲜。浓绿万家拖柳，暗香十里吹莲。春明景物想依然。空惹梦魂牵。扁舟也拟谋归棹，恐归时，不似从前。把笔几加惆怅，天涯飘泊年年。”《题陈少香大令〈鸥汀渔隐图〉·金缕曲》云：“烟水浮家好。棹扁舟、载将笭箸，证盟沙乌。半世名场酣战罢，赢得诗囊画稿。又携个、素心同调。海上更无苏叔党，只朝云、长伴东坡老。看问字，凤雏小。人生难得休官早。忆华年、吴山楚水，恣情游眺。嫩去红尘寻旧梦，都为邯战睡饱。且料理、笔床茶灶。莫向丛芦深处泊，怕花飞，霑鬓愁难扫。身外事，任颠倒”。宜泉工画，喜为词，精音律，弹丝擫竹，斤斤不失分刌，今不复闻矣。
又“谢元淮词”条云：（注：丁绍议：《听秋声馆词话》二十卷，收入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版），页2791（《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七）。）
丁酉秋，余以先君疾请急归。适松溪谢默卿观察元淮令吾邑，承以《碎金词谱》相赠，每字谱以今之四上工尺，云自姜石帚词旁注谱中寻究而出，实得古来不传之秘。余不能歌，询之善歌者，则只堪协以笙笛。后质之宜泉司马，言近时所行昆腔，与古歌迥殊。古歌多和声，似今之高腔，然与高腔又有别。声音之道，与世递迁，执今合古词，终不免宫凌羽替。即如井田封建、学校辟举，与西北之水田、秦陇之蚕桑，泥古之士，每以为可行，而卒不能行，天时地利限之，有非人力所能强者，不独歌词—端而已。
丁酉乃道光十七年（1837）。但《碎金词谱》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不知是丁氏误记年代，抑其所见为早期初稿。丁绍仪与兴廉谈曲必在道光十七年或道光二十七年之后。由此两段记载可知兴廉为“铁岭”人，熟于音律，长短句之意境颇高，并能画，又知鉴识，是位甚有艺文造诣的举人。故应亦能为诗。
虽兴廉应能为诗，但迄未见其任官闽台后署名之诗传世。是公务烦忙，无暇吟诵？抑晚年专事填词，不复为诗？尚有待证明。惟上引《听秋声馆词话》所谓“闻余辑补词综，由海外寄词数十阕，嘱为点定”，似表示乃赴台湾任鹿港同知后汇集之旧作。惜未窥全豹，难下结论。笔者曾试图寻觅兴廉在台任官时之诗词未果，但不知闽省尚有遗章否？
五、兴廉是《春柳堂诗稿》作者的可能性
虽兴廉字宜泉，《春柳堂诗稿》的作者也名为“宜泉先生”，故应亦字宜泉。清末民初，与兴廉时代相近的杨钟羲、恩华都以为兴廉就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宜泉”。此一说法，据刘世德先生说：“始终没有获得红学界的大多数人士的认同。”（注：刘世德：《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页131。）然而，研究诗词的“非红学界人士”如上述的张佳山先生，就未怀疑善填词的兴廉不是《春柳堂诗稿》的作者。现暂不考虑究是赞成者多，还是反对者多，因为学术的讨论不是可藉“人数”来决定是非的。以下将作一些分析讨论。
（一）《春柳堂诗稿》的作者是“宜泉”，自称“先世曾累受国恩”。虽其孙名“张介卿”、但“宜泉”本人不必有张姓。从这本诗稿的“序”者、“跋”者都是旗下文士，而由“副护军参领衔内务府会计司主稿笔政德贵”来“敬刊”，可推测张介卿也是旗人，应和内务府有关，只是已冠了汉姓。就如《雪桥诗话》的作者杨钟羲，“原名钟广，至光绪己亥改外，始冠姓易今名。”（注：《历代诗史长编》第十七种（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第二册《影印雪桥诗话序》。《雪桥自订年谱》，页15。）他的高祖名“虔礼宝”并非杨姓，而实属满州汉军“尼堪氏”。（注：《雪桥诗话·出版说明》（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 ）因此，《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宜泉”可能也是“内务府汉军”不一定有“张”姓。根据《福建通志》，兴廉隶“内务府镶黄旗”（注：《福建通志》（同治十年重刊本，台北：华文书局影印）卷114。）二者似可相合。
（二）从诗稿的序、跋可知此三人均与“宜泉先生”未相遇。光绪二年中进士的贵贤在序中说：“余虽知先生大名，所恨未获亲炙”。同治二年中进士的延茂也说：“余生也晚，不获亲其杖履”。表示他们年轻或年幼时，宜泉已逝世。（注：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7—55。）已知兴廉逝于同治四年（1866），故以兴廉为“宜泉先生”的说法并非不合理。
（三）前文（“二”节）已约略估计过兴廉的年龄，如果五十岁之后才任光泽县令（1844），则1866年初去世时享年七十馀。再看张介卿的年龄，笔者赞同欧阳健先生的观点：光绪己丑年（1899）“张介卿其时正处青壮年”（注：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7—55。）。也就是说，他是延茂、贵贤等的“晚辈”，大约二、三十岁。假定是二十五岁，则同治四年时约仍在襁褓中。《春柳堂诗稿》显示宜泉原有一子因痘而丧，后有之子（春儿？）大约是续弦后约五十岁时所生，因“五十自警”诗有“晚年无别望，有子喜呼麟”句。若此子成年之后得孙，则宜泉七十馀岁时，此孙才出世不久。换言之，以兴廉为张介卿之祖父，在年龄上亦无矛盾。
（四）从《春柳堂诗稿》的内容是否可以证明作者是“布衣张宜泉”（注：刘世德：《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辑，页121。）呢？魏子云、欧阳健两先生都认为其中一诗句表示宜泉做过官，但可能只是不得志的小官。（注：欧阳健：《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1期， 页43；亦载《中国古典散文赏析与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93 年 ），页423。魏子云：《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页32。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7—55。）笔者对诗句的体会虽然肤浅，却可同意两位的看法。且以为“宜泉”曾在京参加过考试，可能做过小京官，或也在顺天府一带做过其他小官，另也任过教馆。一般而言，中举后不一定即能派官，即使派官也不见得就可实授。在任知县前，常先做“教谕”、“训导”、“县丞”多年。中举后逾二十年才派任知县之例很多。故宜泉五十岁后编定《春柳堂诗稿》，再受派为县令的可能性不小。也就是说，作者不一定以布衣终老。
（五）《春柳堂诗稿》有“咏鸟啼竹丛明月图”（五律）及“题芹溪居士”（七律）等，与前（“四”节）所引兴廉之咏画词相类。故不必否定二者之共通性，也不宜因诗稿里没有题咏自己的画而怀疑“宜泉”是否“工画”。
根据以上五点，以及前“二”及“四”节所推测诗集中未涉闽台风物原因，均不排除《春柳堂诗稿》可能为兴廉所作。但是，作者自序中明言：
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钦定乡会小考增设五言排律八韵……
周汝昌先生早已查出，此乃乾隆二十二年正月之事，（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页722。 ）则此诗稿完成于乾隆年间，将不可能为兴廉之作。浅见之为这牵涉到《春柳堂诗稿》本身的一些疑问，将于下节讨论。另在贵贤等人的序跋中，均未言及“宜泉”之生平。是就诗论诗，不涉其他？抑另有别解，现尚不能有所结论。
六、《春柳堂诗稿》的一些疑问
《春柳堂诗稿》的年代，是其一大问题。如果写作、编辑都在乾隆年间，则决非同治四年去世的兴廉所作。但是究竟是否确在乾隆年代，则可商榷，现分两点讨论：
第一，假使宜泉本人参加过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礼部试则至少已有十六、七岁，若他生于乾隆五年，则约在乾隆五十五、五十六年编定《春柳堂诗稿》，写序文亦在此后不久，仍是乾隆在位时，序中“我皇上”的称谓可以说明。然若宜泉生于乾隆五年（1740），则其子约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其孙张介卿委人写序跋、刊印是书系光绪十五年（1889），距乾隆五十五年已约一百年。也就是说张介卿应已是白首老翁，宜泉先生应已逝世八、九十年，与贵贤等人序跋中语气不符。（注：欧阳健：《红学辨伪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47—55。）若依徐恭时所推测“（宜泉）”约乾隆三十五年春后卒，存年五十一岁”，（注：徐恭时：《红楼梦研究集刊》第1辑，页423—431 （1979）。）则距其孙委人写序跋已约一百二十年！更为不可能。由于宜泉的自序并未纪年，是否序中有误？值得思考。
第二，假使宜泉在乾隆年间写作，乾隆五十五年左右编定诗稿，则定稿时在遣词用字上必会特别小心，魏子云先生已说过：（注：魏子云：《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页32。）
在诗稿中，有一首《游太阳宫有感》，其中有句“庙破非今日，萧条已有年，当沾临照普，得仰大明悬。”此一诗句中的“得仰大明悬”，绝难出现在乾隆年间。
这是由于乾隆二十年起大兴文字狱。据统计有清一代96件“笔祸”案中，70件发生在乾隆二十年到乾隆五十三年，且乾隆四十年后特多。（注：金性尧：《清代笔祸录》（香港：中华书局，1989年）。）即使宜泉早期稿中有“得仰大明悬”之句，晚年编定诗稿时也会删除。以《红楼梦》小说为例，各抄本五十三回都有“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的写法。“大明角灯”原指“大”的“明角灯”，但乾隆五十六年（1791）萃文书屋的程高排印本中，则删去了“大明”，只剩“角灯”两字以免惹祸。故《春柳堂诗稿》是否在乾隆年间写成编写，应加检讨。
《春柳堂诗稿》之受人重视，主要原因是其中有四首诗一般认为与“曹雪芹”有关。实际上，这也不是没有疑问的。这四首诗分别是《怀曹芹溪》（五言近体），《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题芹溪居士》和《伤芹溪居士》（七言近体）。拙见以为其问题至少有三：
（一）从《春柳堂诗稿》来看，“曹雪芹”与“芹溪居士”似非同一人。因其集中之诗，极多题有人名，且与同一人有关的诗，除五言近体中《题李四兄书舍壁》（页21下）与《哭李四兄》（页29上）相隔七页外，其他都是相联的。如七言近体有：
“见冷公舍壁夏先生诗，字极工，及会其人，亦复大雅，归后寄题有作”（页38下）
“戏题寄夏公先生”（页38下）
“喜夏公先生枉访，宠锡瑶章，因成惭谢”（页39上）
“再次夏公先生赐诗原韵”（页39上）
“清泰轩观剧有感，用夏先生赐诗韵”（页39下）
其他有关“叶肯堂”之两首，“刘桂岩”之三首，“穆县令”之两首及“卜云庵”之两首，也都是连续的。但连续两首《芹溪居士》的（页47上）却与《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页46上）不相连而隔了一首。可说明在宜泉的心目中二者并非同一人，虽有人认为中间所隔的《为过友家陪诸宗室阻雪城西借宿恩三张秀书馆作》一首也是咏曹雪芹的，（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页722。737页。）但是只是猜测，无可证明。
（二）“曹雪芹”与“芹溪居士”是否为同一人亦可疑处。若二者为同一人，何以不在先出现的《怀曹雪芹溪》诗下加注，反在后出的《题芹溪居士》及《伤芹溪居士》两诗下均加注呢？再检讨此二诗下题注的内容，也会出现一些疑问：因在《题芹溪居士》下为：“姓曹名霑，（注：注意此处原刻是名“霑”而非“霑”，和《雪桥诗话》卷六“敬亭家有西园”条中注曹雪芹名用的“霑”相同。）字梦阮，号芹溪居士，其人工诗善画。”并未言其另有“雪芹”之名。在《伤芹溪居士》之下为“其人素性放达，好饮，又善诗画，年未五旬而卒。”则似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盖其诗为：
谢草池边晓露香，怀人不见泪成行，北风图冷魂难返，白雪歌残梦正长。琴里坏囊声漠漠，剑横破匣影铓铓，多情再问藏修地，翠叠空山晚照凉。
既不及“素性放达”，又未言“好饮”，更无与“善诗画”相关的描述。甚是奇特。
（三）乾隆四、五十年代，《红楼梦》（或《石头记》）小说已大流行。如“宜泉”笔下的“曹雪芹”、“芹溪居士”或“曹芹溪”为其作者，何以未见《春柳堂诗稿》有所提及？若云恐小说有“碍语”而忌讳不提，对“宜泉”而言似无必要。假设“宜泉”不知此事，更不合理。
浅见以为这些疑点，均不可忽视。因何而致，目前亦难解释。有可能是从“宜泉”编成诗稿到其孙请人作序、刊印，已历多年。原稿颇有漶漫残破处，张介卿辑补时未能完全复原且有错误。但此说亦乏确证，仅备一格而已。
七、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春柳堂诗稿》之疑点颇多。在未能确定其作者“宜泉先生”究竟是不是“汉军兴廉，字宜泉”，未能确定其写作时代究竟是不是“乾隆年代”，及未能确定诗中的“曹雪芹”、“曹芹溪”与“芹溪居士”究竟是不是同一人或是否即为《红楼梦》作者之前，似不宜据《春柳堂诗稿》以解释有关《红楼梦》之问题。现阶段大家试来欣赏其中的一些好诗，或较为是。
[附]转载后记兼答蔡义江先生
（本文原载《国家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2期 309─321页）
《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三辑有蔡义江先生大作《此曹雪芹即彼曹雪芹》，其中对《红楼》杂志所载的拙文《春柳堂诗稿的作者问题试探》有所指教。按《红楼》刊出者为笔者1998年应王畅先生之邀，向“红楼梦文化学术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初稿。由于这研讨会未依预定在八月中下旬举行，故未参加。后将初稿修正后向台北《国家图书馆馆刊》投稿而刊于该年第2期309—321页。 红楼梦研究所张庆善所长拟将修正之文转载于《红楼梦学刊》，乃藉此机会以此短文说明，并敬答蔡先生。
1989年在香港购得上海古籍社影印的《春柳堂诗稿》。读后对作者是谁，是何时代人，诗中所言之“曹雪芹”是否就是《红楼梦》小说中提及之“曹雪芹先生”等都觉得可疑。 公馀收集一些材料于1993 年及1994年应欧阳健先生之邀，在《明清小说研究》发表了一些管见。近年来又查得一些资料，得到两个初步结论：（1 ）《春柳堂诗稿》的作者“宜泉先生”即王利器先生所考出“兴廉”的可能性不可排除。（2 ）未确定几项疑点之前，似不宜据此诗稿本解释《红楼梦》有关的问题。现再就蔡先生的论点略陈浅见。
（一）蔡先生认为宜泉“是汉人，不是旗人。”但是写序的贵贤、延茂都是汉军，作跋的济澂则是镶黄旗满州人。而且是由“副护军参领衔内务府会计主稿笔政德贵敬刊。”若张介卿不是满人或汉军，为何内务府的德贵会为他刊印《春柳堂诗稿》？宜泉有“陪饮诸宗室”诗，是否也可说明身分？
（二）蔡先生以宜泉世居北京，曾祖灵柩在张家湾，“旁人是否会以铁岭宜泉司马兴廉相称，似乎也大有问题。”但中国人习惯以祖籍自称。曹振彦已从龙入关，其孙仍自称“千山曹寅”即是一例。（注：笔者远祖明初随军由河北龙山（后隶昌黎县）入闽，后人定居今福州市一带，迄今仍称“龙山刘氏”。）
（三）根据《春柳堂诗稿》的自序，“想昔丁丑礼部试，我皇上…”蔡先生乃定“张宜泉是乾隆时人”。拙文也提到这问题，怀疑“是否序中有误？值得思考。”这是因为如果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宜泉参加乡试，则已约十六、七岁。到光绪十五年（1889）其孙才请人刊印诗稿，相隔一百三十年，可能吗？再者，蔡先生认为诗稿中“次仰山韵”的“仰山”极可能是指乾隆举人汪廷榜。但号“仰山”的人应不只汪廷榜一人。除非能找出他的诗集中有和宜泉诗同韵者，否则不能确定。
（四）蔡先生举兴廉《金缕曲》词句“忆华年，吴山楚水，恣情远眺”指其年轻时曾宦游江南多处。管见以为只要作者曾游过江南都可以如此写。宜泉先生曾游历天台山，故无矛盾。
（五）上引《金缕曲》中有“人生难得休官早”之句，蔡先生认为是“表示对历时已久的官宦生活的厌倦”。但若以兴廉任侯官令时因神光寺事件贬官后的“牢骚语”来解释是否也说的通呢？
（六）关于《春柳堂诗稿》与兴廉词风格是否“截然不同”？浅见以为颇难断言。《白山词介》卷三选兴廉词五首均是题画之作，而《春柳堂诗稿》题画诗只有五律《咏鸟啼竹丛明月图》一首，彼此似乎差别不大。而诗稿中吟咏时期、对象、地点不同，其诗之风格、意境也有不同。不宜只选一二首遽定其诗风如何。
（七）笔者从《春柳堂诗稿》有关的四首诗怀疑“曹雪芹”与“芹溪居士”似非同一人，也以“曹芹溪”与“芹溪居士”是否为同一人有疑。蔡先生不考虑笔者怀疑的理由，只一再强调必是同一人，不能令人信服。另一疑问是中国古时人的号字，他人是否可以添加“居士”二字？
（八）另有一项不见于拙作初稿，而见于正式稿的是《春柳堂诗稿》言及曹雪芹或芹溪居士时没有提到《红楼梦》，蔡先生问“为什么容许敦氏兄弟不提而唯独对张宜泉作如此要求呢？由于笔者行文一向不喜枝蔓问题，因此前文中未讨论有关二敦诗中的疑问。管见以为可能是如《延芬室集》中弘旿的批语所说，一些宗室以其中有“碍语”而避讳，故二敦诗不言其著《红楼梦》事。
此外，对于蔡先生的大作有几点浅见：
（一）蔡先生认为“张介卿自己弄错了张宜泉的辈份”。但这在近六十年来是可能的，在旧时代则不可能。盖旧时凡考试、求官都必须报父祖三代，无论张介卿学问如何，他不可能不知道谁是他的祖父。
（二）蔡先生赞同周汝昌先生的说法，以为宜泉是个“具有叛逆性格、反抗思想的人物”。然而他何以用“颂圣”性质的五言排律冠于卷首，又有“表功辉烈日，述德肇遗风”（题祖先堂画轴），“早知投笔好，今或得封侯”（闲兴四体），“怀国浑忘苦，勤王岂惮劬”（雨雪载途）等诗句呢？拙见以为他实是一位“传统”读书人，一旦有了适当的官职，就会“勤王岂惮劬”，就如兴廉任侯官县令处理神光寺事件和任鹿港同知时参与平定戴潮春之役的表现一般。
（三）蔡先生认为张宜泉“与曹雪芹有很深的友谊”。然若这位曹雪芹（曹芹溪、芹溪居士）即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则甚不可能。魏子云先生曾提醒笔者：《春柳堂诗稿》的“自序”已说明乾隆二十二年之后是宜泉“垂髫之年”，才“学文艺兼为吟咏”。浅见以为魏先生的说法正确，故在乾隆二十七或二十八年之前，宜泉至多十馀岁，不可能写出《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和《题芹溪居士》那样的诗，也不可能有《怀曹雪芹溪》中“似历三秋阔，同君一别时”那样久不见面而“扫径张筵久，封书
雁迟”的句子。若是“宜泉先生”在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才出世，自序之言仍无矛盾，则诗中的“曹雪芹”更不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了。
虽然不能认同蔡先生的种种说法，但笔者仍感谢他不厌其烦地解释了“谢草池边晓露香”和“北风图冷魂难返”这两个典故的涵义。笔者不学无文，因自中学时代即喜《红楼》，近年公馀就一些问题深入探讨，每有所得则不揣简陋公开向红学专家请教，所得回响常能增益见识，蔡先生此篇大作示知二典故所指即为一例。因盼蔡先生及《学刊》读者诸君不吝赐正是幸。
〔注：笔者远祖明初随军由洒北龙山（后隶昌黎县）入闽，后人定居今福州市一带，迄今仍称“龙山刘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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