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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3)02-0070-07
先谈谈中古汉语的断代问题。吕叔湘先生曾说：“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1][p1]秦汉以前归属古代汉语，宋元以后归属近代汉语，那么，魏晋南北朝隋唐这一阶段自然应当有个归属，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另外，汉魏六朝时期文献不仅有“一鳞半爪”的口语成分，而且已经有“口语充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如任昉《奏弹刘整》，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贾思勰《齐民要术》，某些史书传记中大段大段生动俚俗的对话描写，翻译佛经中十分通俗浅显的小故事等，这些都说明它与上古文言比起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所以应当独立出来。日本学者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认为：“‘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2][p63]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中古汉语应当独立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从上古汉语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与前后两个时期的语言有明显区别，时间上也有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这样长的历史跨度，将其独立出来，对深入研究汉语史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六朝是其核心部分，这是最基本的。为什么这样分呢？太田辰夫认为：“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2][p10]笔者以为“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的说法是极有道理的，文言与白话的分离，大量口语词汇的产生，是这一时期语言的主要标志。参考前辈时贤的意见，我们把中古汉语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
中古汉语的语料与词汇特征。关于中古汉语词汇的特征，蒋礼鸿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表述：“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语汇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小说、书简等方面。因为书简（如二王的‘杂帖’）称心而谈，不借藻饰；佛经译语和小说则要适应一般市民的领受能力，需要采用通俗的语言：这都是很自然的。即使如此，有些高文典册如‘正史’当中，也渗透一些通俗的成份，足资印证。……所谓‘中古汉语’，其语汇来源大致是这样的。”[3][p1]可见，所谓中古汉语研究，主要体现在俗语词的研究上。
人们对俗语使用的看法与俗字相类似。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谈到俗字使用时曾说：“若文章著述，犹择微相影响者行之；官曹文书，世间尺牍，幸不违俗也。”人们在使用方言俗语时也持此类观点。作者不同，对象不同，内容不同，行文用词自然会有所区别。唐代颜元孙在《干禄字书·自序》中说得更细致：“所谓俗者，例皆浅近，唯籍帐文案、券契药方，非涉雅言，用亦无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谓通者，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所谓正者，并有凭据，可以施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将为允当。”这既是人们通常理解的所谓“俗字”、“通字”、“正字”的使用范围，也是俗语与雅言等语汇的大致使用情形。也不尽然，俗语源于民间，有强大的渗透性，生命力极强，在各种文献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比如汉魏六朝诗歌就具有极高的语言研究价值。或许有人会说，诗歌用语典雅，不能反映当时的口语实际。事实上，不仅乐府诗，就是文人诗也同样包含许多当时的口语或习用语。如《隋诗》卷一卢思道《春夕经行留侯墓》：“少小期黄石，晚年游赤松。应成羽人去，何忽掩高封。”“何忽”是为何义，见于《魏书·献文六王·北海王详传》及《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等各类六朝作品中。《晋诗》卷七左思《娇女》：“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与杖”本是动词词组，已凝固成词，为挨打、受杖刑义，《世说新语》的《方正》、《规箴》及《古小说钩沉》辑《妒记》等皆有此词。一般情况下，一个时代的语言会在当时的各类体裁文献中程度不同地反映出来，也就是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常用词汇是不受文学样式限制的。
颇受中古汉语研究者青睐的文人作品《世说新语》中就有大量生动的俗语和浅显的行文表达方式。如《纰漏》：“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读《尔雅》不熟”口语化很强，现代汉语中仍用“不熟”表示掌握不透。“委顿”言精神不振或身体很差，犹“委靡”，亦当时习语。清郝懿行《晋宋书故》云：“阿堵音者，即今人言者個。阿，发语词，堵从者声，义得相通。《说文》云：‘者，别事词也。’故指其物而别之曰者個。浅人不晓，书作這個，不知這字音彦，以這为者，其谬甚矣。凡言者個，随其所指，理俱可通。《晋书·王衍传》：‘口未尝言钱，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谓钱也。《世说·巧艺篇》：‘顾长康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谓眼也。《文学篇》：‘殷中军见佛经云：理亦应阿堵上。’谓经也。《雅量篇》注：‘谢安目卫士谓温曰：明公何用壁间著阿堵辈。’谓兵也。益知此语为晋代方言。”所有例证，都是对话中用“阿堵”，可见其口语性，而且多出现在《世说新语》中。初唐《寒山诗》、《王梵志诗》也见“阿堵”用例，反映了极强的俗语特色。（注：“堵”音者，还有另外的证据。《汉书·张释之传》：“张释之字季，南阳堵阳人也。”颜师古注：“堵音者。”）
高文典册如正史中也往往有生动俚俗的口语资料。如《后汉书·逸民传·韩康》：“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守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乎？’”“那”是句尾语气词。《晋书·愍怀太子传》：“陈舞复传语曰：‘不孝那！天与汝酒饮，不肯饮，中有恶物邪？’”亦其例，不同的是前者表示疑问语气，后者表示感叹语气。现代汉语中仍有此用法。
当然，口语性极强的语料对反映中古语言实际有更加重要的价值。比如北魏时期的代表作《齐民要术》就有十分丰富的口语方言，记录了当时活的语言，弥足珍贵。卷九《作
、奥、糟、苞》：“以两小板挟之，急束两头，悬井水中。经一日许，方得。”“得”犹言“可以”、“成”，至今仍是俗语词；“急”是“紧”的意思。卷八《作酱法》：“空著白盐，令小倚咸。”谓独放盐，使稍微偏咸。“空”是“独、单”义，“小”即稍稍，“倚”谓偏。现代汉语中的某些方言词也来源于中古汉语。《齐民要术》卷七《笨曲并洒》：“其杀米多少，与春酒曲同。但不中为春酒，喜动。”“不中”犹言不堪、不可，在现代汉语中也只是方言词，而没有进入通语中。
医书中往往俗语词特别多。比如《齐民要术》中还多见“不用”一词，谓不要、不愿意或不能。此词已见于汉代医书：《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用闻食臭时。”后一句言或有不愿意闻饭味的时候。又：“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变成”也是现代汉语常用词。又《疟病脉证并治第四》：“病疟，以月一日发，当以十五日愈。设不差，当月尽解。”“当月”即本月。又有当年、当天、当地等，“当”皆谓“本”。
乐府民歌中俚俗语言更是俯拾即是。六朝诗歌中有《捉搦郎》，《朝野佥载》卷一有“捉搦”一词：“神武皇帝七月即位，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自后捉搦僧尼严急，令拜父母等。”《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子胥告令军兵，大须存心捉搦。”可见此词延续很久。《梁诗》卷二十九《横吹曲辞·折杨柳枝歌》：“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比较同卷《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可知“拗”即“折”，为口语词。《说文新附·手部》：“拗，手拉也。”《玉篇·手部》：“拗，拗折也。”唐温庭筠《达摩支曲》：“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绝。”现代口语仍保留此用法。
“查”有抓义，是六朝俗语词。《宋诗》卷十一《清商曲辞·读曲歌》：“念日行不遇，道逢播掿郎。查灭衣服坏，白肉亦黯疮。”梁任昉《奏弹刘整》是一篇审讯调查的实录，反映了当时下层百姓所用的实际语言，是相当宝贵的口语资料，对话是口语的实录，记录者的记叙之词也俚俗而浅近，如言：“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来至范屋中，高声大骂，婢采音举手查范臂。”“整语采音：‘其道汝偷车校具，汝何不进里骂之。’既进争口，举手误查范臂。”亦用“查”字。徐复先生说“查”是当时俗语，《说文》作“皻”，云“叉取也”。又作“揸”。引《释名·释姿容》：“揸，叉也。五指俱往叉取也。”并云：“从手与从又同。今字通以揸字为之。”[4]
汉魏六朝人的注释往往是十分珍贵的口语资料，富含大量生动的俚俗语言。因为作注与著书不同，为了让人明白，注释通常是用当时流行的语词，浅显而易懂。
如东汉郑玄注《礼记·内则》“大夫七十而有阁”曰：“阁，以板为之，庋食物也。”“庋”为搁置义，当为汉时俗语。“庋”又可作名词，犹“阁”、“架”。《世说新语·贤媛》：“王家见二谢，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是其例。
《礼记·月令》：“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郑玄注：“行犹赐也。”《汉书·高帝纪》：“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三国魏苏林注：“行音行酒之行，犹付与也。”是“赐”、“付与”是更常见的说法，“行”的按人依次分发义，相对少见。
《吕氏春秋·长攻》：“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东汉高诱注：“一成，一下也。”动作一次称为“一下”，（注：称为“一下”，最初可能是此动作是由上至下，由举起到落下。而现代汉语中有“唱一下”、“说一下”，“一下”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是当时产生并流传至今的口语词。《汉书·王莽传》：“莽立载行视，亲举筑三下。”《朝野佥载》卷六：“天宝中，万年主簿韩朝宗尝追一人，来迟，决五下。将过县令，令又决十下。”《云溪友议》卷下《金仙指》：“（李）翱《断僧通状》云：‘七岁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道，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皆其例。
后代的注释也往往用当时的口语词作注。《汉书·韦贤传》：“玄成……尤谦逊下士。出遇知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颜师古注：“辍从者之车马也。”“辍”是让出、让给的意思，为六朝、唐宋的常见用法。《世说新语·德行》：“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是其证。
唐宋人的笔记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北齐书·李浑传附弟绘传》：“绘，字敬文。年六岁，便自愿入学，家人偶以年俗忌，约而弗许。伺其伯姊笔牍之间，而辄窃用，未几遂通《急就章》。内外异之，以为非常儿也。”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此标点，校曰：“家人偶以年俗忌，《北史》卷三三及《册府》卷七七五第9206页‘偶以’倒作‘以偶’。按《册府》此条出《北齐书》，却与《北史》同。‘偶年’是指双数的年龄，或当时忌偶年上学，后人不解，乙作‘偶以’。”按：此推断是。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已言之：“今世男子初入学，多用五岁或七岁。盖俗有‘男忌双，女忌只’之说，以至笄冠亦然。”并引《北齐书》此文曰：“则其来久矣。”且其引文正作“偶年”。可见，重视利用唐宋的学术笔记，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不少中古汉语中的问题。
关于中古汉语研究的历史。中古汉语主要研究方俗语词，但方俗语词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因为历朝、历代都有方言俗语，也都有与之对应的通语雅言，都需要研究。《尔雅》是解释雅言的词典，《方言》则是第一部研究方俗语词的专书，意在沟通通行语言与地方语言，打消隔膜，架起桥梁。因此，可以说，早在汉代，就已经有方俗语词的研究专著了，扬雄就是第一个研究方言俗语的学者。但中古时期，俗语词的势力变得愈来愈强，许多作品中俗语词占了很大比重，而历来的汉语史研究对俗语词不够重视，对汉魏六朝阶段语言不够重视，这样，整个中古汉语研究就显得相当薄弱了。
王力先生在谈到“中国历代学者对汉语史的贡献”时曾概括说：“历代学者们的汉语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初（公元前三世纪）到东晋末（五世纪），是语义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南北朝初（五世纪）到明末（十七世纪），是语音研究的阶段；第三阶段从清初（十七世纪）到现在，是全面发展的阶段。”[5][p6]当然这是一个大致的说法，任何阶段都有语义研究和语音研究，只是哪一项更突出罢了。语义研究阶段主要指汉代的《尔雅》、《说文》、《方言》、《释名》，以研究先秦语义为主。在语音研究阶段更缺少专门研究语义的著作，韵书如陆法言《切韵》等本质上也是研究词义的（或者说是字义），是按音编排的字典，但十分简略；《一切经音义》是对佛经音义的简单注释，远不是对中古汉语的系统研究。全面发展阶段主要指清代，其代表人物如段玉裁、王念孙父子等主要研究秦汉文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从许慎《说文解字》入手研究解释先秦古词古义，并能注意语义发展过程；王念孙《读书杂志》主要研究先秦和汉代经典著作的语词含义，“《广雅疏证》实际上是上古名物之学”；[5][p10]中国第一部语法研究专著《马氏文通》“所分析的材料来自《论语》、《系辞》、《左传》、《檀弓》、《庄子》、《孟子》、《国语》、《国策》、《史记》、《汉书》等书，汉以后只引用了韩愈一个人的文章”。[5][p13]由此看来，“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中国历代学者没有能从历史发展的全程上来看汉语的历史，他们只着眼在先秦两汉；他们没有企图探寻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5][p13]所以系统研究中古汉语是二十世纪的事情，确切地说，是现当代的事情。
当然，认真追溯起来，较早措意于汉魏六朝语词的，有唐宋以来历代关于这一时期作品的注释、考据笔记；还有清代学者所编的《通俗编》、《恒言录》等资料性质的书；清代学者郝懿行撰《晋宋书故》、《证俗文》，是研究水平比较高的著作；清代学者王念孙《读书杂志》中有《读〈文选〉杂志》。清末学者孙诒让《札迻》则是先秦典籍的注释，（注：主要是六朝唐宋人所作的注释。）《盐铁论》等汉魏六朝作品，包括《水经注》等地理著作、《抱朴子》等道教典籍、《司马法》等兵书、《夏侯阳算经》等算学、《西京杂记》等杂著、笔记，都在探讨、征引之列，中古、近代的字书和其他韵书等都在利用之列，这是相当难得的。如《盐铁论·错幣》：“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孙诒让认为：“吏近”，义不可通。“近”，当为“匠”，谓铸泉之工匠也。《千禄字书》“匠”俗作“近”，与“近”相似，因而致误，并注明“近”的写法亦见唐易州御注《道德经》及僧定太等《造像记》。[6][p237]所说十分精彩。
但从总体上看，中古汉语这门学科在科学意义上的起步比较晚。兴盛于二十世纪，发生突飞猛进性进展则是近十几年的事情。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不但是近代汉语学科的奠基人，也是中古汉语研究的拓荒者。早在三、四十年代，吕叔湘就曾考释《三国志》中的词语。（注：参见吕叔湘《语文杂记·读〈三国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周一良也曾对六朝佛典中的词汇、语法作过研究，开了佛典研究风气之先。（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论佛典翻译文学》，中华书局，1963年。）徐复《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是从语词运用等方面考察中古作品年代的成功范例，（注：《学术月刊》1958年第2期。另外，收于《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意义深远。徐震堮《〈世说新语〉词语简释》，（注：载1979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对《世说新语》中许多“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作了解释，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古汉语词汇领域一篇有影响的论文。二十世纪近十几年来，中古汉语研究的队伍较以往更加壮大，研究也更为深入，专门性研究成果源源不断，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中古文献的整理也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以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为例，五六十年代即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以后又都再版。两部著作都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精确的校释为《洛阳伽蓝记》语词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条件。王利器先生是古籍整理的大家，功绩卓著，（注：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新语校注》等也都是相当出色的古籍整理著作。）他的《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资料丰厚而翔实，为《颜氏家训》和其他六朝文献语言的研究都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中古汉语研究的现状与任务。回首百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与具有悠久研究历史的上古汉语研究比起来，中古汉语研究还相当幼稚；即使与同样兴起于本世纪的近代汉语研究比起来，也还有些年轻，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起步比近代汉语要迟些，明确提出“中古汉语”分期主张更要迟些，而本世纪二十年代黎锦熙先生《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中国近代语研究法》等文中就已经提出“近代语”这一观点了；二是中古汉语研究缺少像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有分量的里程碑式的词汇研究著作。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主要谈谈中古汉语研究领域的拓展问题，包括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等的拓展。
研究对象应当广泛，视野应当开阔。魏晋南北朝小说、史乘、诗文、佛经、道藏、科技书、杂著、金石碑帖、出土文书等，都应在挖掘、利用之列，采撷的范围应更加广泛，不要眼睛只盯着几种著名典籍。比如我们对久负盛名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研究颇多，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徐震堮就发表了研究《世说新语》语词的考释性文章——《〈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注：载《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3期。）六十年代末，香港学者杨勇出版了《世说新语校笺》。近二十年来，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书语词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八十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
《世说新语校笺》等早期的研究整理著作之外，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就有如下多种成果：词典编纂类如张永言等《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3）；语词考释类如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安徽教育，1995）；整理译注类如许绍早、王万庄《世说新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1月）、张之《世说新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8月），其他《世说新语》译注类著作无虑一、二十种。《世说新语》词语考释类文章就更不计其数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有利于中古汉语研究的深入。但是我们能否对其他典籍，比如产生于东汉的第一部道教典籍《太平经》、首次从病候学的角度系统论述疾病症候、根源的隋代医书《诸病源候论》等多加青睐呢？徐复先生是中古汉语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对《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对《陶渊明集》、《颜氏家训》等文人作品，对《文心雕龙》、《诗品》等文学评论类典籍，都给予高度重视，对医书等也不例外。如扬雄《方言》卷二：“憡，痛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憡。”郭璞注：“憯憡，小痛也。音策。”徐复先生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发现了用例，卷一《风痉候》：“其重者，耳中策策痛。”从而指出：“戴震疏证《方言》，王念孙疏证《广雅》，均未征引巢元方书，嫌未致密。”[7][p343]《诸病源候论》中有相当丰富的当时俗语，尤以状情貌的叠音词多见，仅“策策”一词就多处出现，是研究中古俗语的重要语料，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徐复先生就措意此书，是难能可贵的，而至今我们仍没有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此书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人们有普遍的从众心理，历来受重视的典籍倍受关注，历来遭冷落的典籍被人遗忘。当然，这一现象已在逐步克服，如以往对佛经语料注意不够，徐震堮的《〈世说新语〉词语简释》基本上只征引小说、史书等作品为证，至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已经利用了一些佛典材料，《魏晋南北朝词语汇释》、《中古汉语语词例释》等推而广之。胡竹安、张锡德《〈法显传〉词语札记》（《语文研究》，1986.4）、张联荣《汉魏六朝佛经释词》（《北大学报》，1988.5）、太田辰夫、江蓝生《〈生经·舅甥经〉语词札记》（《语言研究》，1989.1）等是较早考释佛典词语的单篇论文。近十多年来研究者颇多，专著迭出，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1992）、李维琦《佛经释词》（岳麓书社，1993）、《佛经续释词》（岳麓书社，1999）、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巴蜀书社，1993）、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1994）、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中古佛教词汇研究》（杭州大学，1997）都是佛经语言研究的专门性著作。但比起众多的汉魏六朝典籍来说，我们研究的范围还是太窄了，还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精力。因为越是无人研究的典籍可以参考借鉴的成果越少，研究难度也就越大。
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为例，应当有专书语词研究，专类体裁语词研究，专题语词研究，断代语词研究，通代语词研究，断代词汇史研究。如果将成果用词典的形式展现出来，就应当有专书语言词典，专类体裁语言词典，断代语言词典，通代语言词典等。另外，也可以用专书译注的形式表现出来。
1.专书语词研究。黎锦熙先生在旧版《辞海》序中曾针对近代汉语文献研究现状指出：研究工作“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奇文，以惠学子”。中古汉语的研究也应如此。吴金华《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1990）、冯春田《〈文心雕龙〉语词通释》（明天出版社，1990）、周日健、王小莘《〈颜氏家训〉词汇语法研究》（广东人民，1998）等是以某一专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另外，《论衡》、《齐民要术》、《搜神记》等都有专门研究，只是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2.专类体裁语词研究。江蓝生先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类体裁语词研究专著，有开风气之功。王云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陕西人民教育，1997）、《六朝诗歌语词研究》（黑龙江教育，1999）等是对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的专门研究；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陕西师大，1993）、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等是史书类语词的研究专著。如果往前追溯，周一良先生在其史学专著中就曾以大量篇幅解释一些特殊语词，如《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中就有约百条是考释六朝词语的，可以说周一良先生是二十世纪六朝史书语词研究的开拓者。
3.专题语词研究。中古汉语研究中此项成果不多，比如有程湘清《〈论衡〉复音词研究》、张万起《〈世说新语〉复音词研究》，还有《抱朴子》等的复音词研究文章，但缺少系统的专书或整个中古时期的复音词研究专著；有关于构词法研究的论文，但缺少系统的专书或整个中古时期的构词法研究专著；有附加式复音词研究的论文，包括附加式副词等的研究，但这一专题专书的或系统的研究就少了。这是相对薄弱的一个研究方面。比较而言，近代汉语专题研究成果要比中古汉语丰富得多，如有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95）、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等。
4.断代语词研究和通代语词研究。东汉魏晋南北朝隋有四、五百年的历史，可以分朝代研究，也可以作通代语词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不少，如语词研究有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1990）、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1992）等。通释这一时期虚词或对语法问题作全面研究的，有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1992）、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吉林教育，1994）等。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读本》（吉林教育，1993）也可以看作通代语词研究的一种形式。专著之外，还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如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山东教育，1992）等断代汉语史论文集。
5.断代词汇史研究。汉语词汇史研究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先有通史研究的成果，后有断代研究的成果。我们有贯通整个古代的汉语词汇史专著，其中许多专著都以大量篇幅论述中古汉语词汇问题，而断代的中古词汇史研究专著还没有见到。王力先生发表于五十年代的《汉语史稿》中即有“词汇的发展”一章，后来扩充成《汉语词汇史》（1990，山东教育出版社，又载《王力文集》），其中就有很大篇幅论述中古汉语词汇，尤其是中古常用词的发展。舒化龙《汉语发展史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中的主要内容是“汉语词汇的发展”。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上海古籍，1989），对包括汉魏六朝词汇在内的许多词汇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华东师大，1989），有关章节讨论了汉魏六朝的词汇问题。向熹《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1993）分上、中、下三编，对汉语的历史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中编《中古汉语词汇的发展》论述中古汉语词汇的内容与特色，颇见功力。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概论式著作近些年成果也不少，如《近代汉语研究概况》、《近代汉语史纲》、《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等。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成果，其特点是大都兼跨中古和近代。而从研究规律看，总是先局部后整体，先微观后宏观，先搞好各个历史时期断代的词汇史研究，再进行整体的研究会更好。现在，随着中古时期单个词语、专书词语、专类词语、断代词语研究的不断增多和深入，随着研究方法的逐步提高和完善，词汇的整体面貌及其演变轨迹已较为清晰，因而，进行中古汉语词汇史的整体研究，撰写《中古汉语词汇史》，已经成为必然和可行的了。
相应的语言词典也是研究的一种形式，是研究成果的反映。近些年来，中古文献的专书词典已经出版了几种，但还远远不够，需要一部书一部书认真去研究，要编纂专书词典。当然，有的文献虽然没有专书语言词典，但单篇论文和其他形式的研究著作已经非常透彻了。在此基础上，应当进行断代词典的编纂。近些年来，已有学者在努力做这一工作，我们希望高质量的《中古汉语词典》早日问世。
中古汉语研究还要做好有关语料的整理工作。梅祖麟曾将整理白话资料的原因说得明明白白：“一则是古代白话资料太分散，有些书不易看到，能看到的也往往要翻检一大本书才能读到几十页白话资料。二则是找到书后还要做标点、校对、考订年代等工作。”[8][p1]中古汉语的口语资料有相对集中者，也有比较分散者，将比较零散的语料汇集到一起，对有疑问的作者、年代、地域等问题加以鉴别考察，对文字、标点、版本等加以整理校勘，都是方便学人研究的有益工作。八十年代中期，吕叔湘先生就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就要做好资料工作，编写文献解题目录，辑印重要的文献资料。在吕叔湘先生的倡导下，近代汉语已经作了一些资料整理工作，如已有《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分为唐五代、宋代、元明三卷。中古汉语也该有相应的资料汇编。
整理语料，还包括语料的鉴别分析和综合运用问题。语料鉴别应该成为研究工作的必要环节。如译经的作者与年代，史书内容的时代甄别，都有学者展开讨论，并且日益受到重视，这是可喜的进步。因为运用校勘学、版本学等知识去整理语料，运用方言学、历史学、文学等知识从语体（或者体裁）、地域、时代特征等加以分析鉴别，可以使语料的运用更得当，其结论也会更可靠。以史书为例，东汉至唐前的正史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等十三种，但真正属于六朝人编撰的只有《三国志》、《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五种，其余大致上只能算作唐代文献，或者说准六朝文献。对史书材料的断代问题，过去有一些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应根据史书所记载的年代判定，有学者认为应根据作者写作的年代判定，还有学者提出“应将史料分为记言与记事两个部分，记事部分可以断为成书时代，记言部分则应断为说话人所处的时代”。其实，把“记言部分断为说话人所处的时代”的语料来对待也是不够严密和可靠的。因为记言部分也并非实录，而是经过了史书作者的抄录、润色，而这种修改往往是不经意的，自然而然的。“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注：语见《世说新语》书后南宋广川人董弅题跋。）此类情形很多。《后汉书·孔融传》：“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一篇谈“了”字用法的文章把此例当作东汉的用例，“来考察‘了’字出现的最早年代”。实际上，此例原出自《续汉书》，《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世说新语·言语》及刘孝标注引《融别传》，“聪了”均作“了了”，可见此例已经过作者范晔的改写，应该视为南朝宋的用例，而非东汉。这篇文章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列为两汉文献，把唐修史书《晋书》、《北齐书》、《南史》列为魏晋南北朝文献，都是不够妥当的。因为即便是人物对话和言论，也往往经过了作者之手，很难保证不走样。同样是孔融那段话，《世说新语·言语》的记载是：“炜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刘孝标注引《融别传》：“炜曰：‘人小时了了，长大未必能奇。’融应声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时，岂实慧乎？’”再如《世说新语·方正》：“（王）蓝田爱念文度，虽长大，犹抱著膝上。文度因言桓（温）求己女婚。蓝田大怒，排文度下膝，曰：‘恶见！文度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晋书·王述传》的记载是：“温欲为子求婚于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痴邪！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可见记言之词未必完全实录。笔者以为，史书语料应该分为原始资料和成书年代资料两大类，皇上的诏书、臣子的上疏、奏折或书信、文章等，在史书中直接引用，可以看作原始资料，属于这些资料所产生的年代；其他内容应当归于史书作者的年代，即属于成书年代的资料。一般情况下，可以把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列为准东汉文献，把唐修史书《晋书》、《北齐书》、《南史》列为准魏晋南北朝文献，是重要的参考资料，但在作为某一词语出现年代的证据时应当谨慎。
中古汉语研究领域与方法的拓展。中古汉语研究内容应逐步扩展。早期研究中古汉语词汇者，大都集中在具体语词，尤其特殊语词、疑难语词的考释上，很少有人探讨语词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很少考虑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很少考虑词义系统等理论问题。后来在一些学者的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带动下，中古汉语研究者开始注意语言的系统性，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都有了很大提高。二十世纪后半叶明确提出汉语词汇研究应当注意的方向问题并加以引导的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张相在《诗词曲语辞汇释·叙言》中提出：“字面生涩而义晦”与“字面普通而义别者”，“皆在探讨之列”，这一主张是具有科学性的。汉语词汇中占绝大多数的是基本词汇和常用词汇，而特殊语词，尤其字面特殊的语词毕竟不多。我们披阅古书，每页除开几个具有特殊面孔的新词外，触目皆是普通而常见的词语。这些词语中，很大一部分是先秦即已出现的，有些意思逐渐发生变化，有些则从古至今没有一丝改变。人们逐渐认识到字面平常而含义有别的词语是我们认识中古、近代汉语的一个潜在障碍，因为这一时期的词语往往与现代汉语字面相同，但在意义上有或轻或重，即或细微或明显的差别，从而开始留心那些普通语词。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对断代词汇系统和词汇史的研究都大有益处。
第二次是九十年代中期，张永言先生提出了加强汉语词汇史研究，特别是加强常用词研究的主张。他指出：“目前在语言学界还存在着一种模糊认识，有意无意地把训诂学和词汇史混为一谈，以为考释疑难词语和抉发新词新义就是词汇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这种认识对词汇史研究的开展是不利的。”“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从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从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9]这些论述对词汇史研究，尤其是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无疑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事实上，蒋绍愚先生早在1989年出版的《古汉语词汇纲要》一书中就提出，研究汉语词汇应重视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研究，应当重视常用词演变的研究，其正确性会在以后的语言研究实践中逐步显示出来。再往上追溯，王力先生写于五十年代的《汉语史稿·词汇的发展》一章在全面论述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时，即对若干汉魏六朝词语，主要是常用词的演变等作了垦荒式的研究，有导夫先路之功。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5月）、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已经出版。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相信会对中古汉语常用词研究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新词给一个时代的词汇注入生机与活力，新义给一个时代的词汇增加内涵与表现力，而最持久、最有生命力的词汇是那些人们习见的、普通的词语——常用词。它生命力旺盛，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具有持久性，可以历经久远而不消失，即词语含义相对持久稳固。（二）具有广泛性，其含义和用法可以被普遍接受，在不同的地域方言中流传，而且使用频率高。（三）具有能产性，构词能力强，成为其他新词产生的基础和要素。因而可以说，常用词在汉语词汇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研究常用词的变化过程应当成为汉语词汇史的基本内容之一。
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语言是一个系统，语言的词汇也不例外。但是，较之音韵学、语法学、文字学、方言学等学科领域的发展而言，古代词汇系统的研究是很不够的。王力先生曾说：“一种语言的语音的系统性和语法的系统性都是容易体会到的，唯有词汇的系统性往往被人们忽略了，以为词汇里面一个个的词好像是一盘散沙。其实词与词之间是密切联系着的。”[5][p636]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不但要探讨单个词语的语源和变化，看清它们在早期是什么形态，之后有什么发展，延续到什么时代，在不同地域有什么各自的形态，还要发现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词族与词族之间的联系，发现某类词语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在词义研究的模式上，不能只对词语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要对一组词、一类词或相似类型的词语作整体考察，要有俯瞰全局的本领，善于概括出同类词语的本质特色。每一类词语的演变方式、规律搞清楚了，整个中古词语演变的规律也就容易把握了。真正做好这一工作还是具有相当难度的，需要中古汉语研究者共同努力。总之，我们应当从史的角度考察词义的发展演变，从整体上系统探讨词汇构成、变化的规律和内部机制，使语汇研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我们相信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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