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应试主义的社会根源
戚务念
(南京大学 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 江西 上饶 334001；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江西 南昌 330038)
摘要 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与治理一直勉力前行却始终收效甚微。鉴于人们对于应试教育的概念认知偏差，本文借用应试主义这一概念以作汉语语境的界定。关于应试主义的根源，当前多从教学认识论、教学双基目标论等微观层面以及高等教育资源短缺论、高考惯习论、应试主义机制论、科举溯源论等中观层面出发进行探讨，然而这些视角多陷入明希豪森困境，并伴有决定论、宿命论色彩。应试环节是如何从教育诸环节中“脱嵌”出来并凌驾于教育之上的，需要考察其外部作用力。从社会不平等与社会流动、信任危机与分割的社会体制等视角考察应试主义的社会根源，可以作为一种尝试。应试教育的出现，是社会特征在教育体系的反映。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更多地表现为庇护性流动，重视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世纪之交以来高等教育扩张也增加了中下层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在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传导机制作用下，学生(及家庭)更主动地参与到升学竞争中来。评价标准的客观偏好使得应试教育的成绩效应强于素质教育，这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的组织化行动。这一客观偏好的出现，并非源于中国社会诚信中的“道德真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延续着的中国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与反映公共生活秩序的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冲突。当前的应试主义体制其实与中国社会组织特征是紧密相连的。应试教育的组织化链条在体制可控的范围内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施行，是对行政发包制与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各自为战的分割、封闭的社会组织特征的利用与反映。面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治理，呼唤一个适应中国的逻辑自恰的大理论框架。
关键词 应试主义(应试教育)； 明希豪森困境； 社会不平等； 社会流动； 社会信任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应试教育的治理一直勉力前行。1963年，教育部提出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1983年教育部又发布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十项规定。20世纪90年代初，“片追”上纲为“应试教育”并于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等国家层级的政策文本确认“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然而在现实中，应试教育却越来越恶劣，“高考指挥棒”在基础教育中的实际作用却越发突显，教育改革的观念(认知)、行动及其效果长期脱节。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在改造世界之前，首先需要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为了应试教育更加有效治理，我们需要更具想象力地去思考其基础性问题，如：何为应试教育，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教育治理的收效长期甚微甚至越发陷入恶性循环，或者说应试教育的根源究竟有哪些，其中什么根源才是最根本的？本文尝试在现有认识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思考。
二、必也正名：对应试教育概念的不同认知与应试主义的出场
关于何为应试教育，争议诸多，概括而言，主要有三种立场。
1.凡是有考试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
持这一主张者认为应该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水火不容①，应试教育也应当是素质教育的内容②。他们甚至反对应试教育这一提法，认为只要有考试的教育就是应试教育，而社会生活中考试无处不在，所以应试教育也是必需的。持这一立场者对于“应试教育”的态度较为温和，甚至认为“应试和应试教育并没有什么不好”。这种观点在学者与社会大众中均占有不小市场，其中不乏如王策三等知名学者：
偏爱油腻：长期高脂肪、高油腻食物摄入，容易增加患脂肪肝风险。肝脏周围逐渐堆积脂肪，可以改变肝脏正常形态以及代谢机能。
“哪种教育不是应试教育？升学是应试，就业也是应试，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充满了考试，人类和每个个人一生都在应试。再极而言之，应试和应试教育有什么不好？谁要是访问幼儿教育专家或亲自到幼儿园去观察就可知道，儿童在游戏时特别喜欢别人考他们，他们十分关心并要求知道自己的成绩以及在伙伴中所处的位置即名次。争强好胜，这正是美好人性的表现之一，我们哪能一般地反对考试、应试和应试教育？”③
2.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即应试教育
与标准设计组联系，提供了转子重量、磁拉力、转子最高转速、轴伸直径、铁心中心与轴伸端和非轴伸端轴承中心距离等有关资料，并与相关轴承制造商沟通，确定了最终的轴承型号。
柳斌，作为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首次提出“素质教育”概念，并将“应试教育”理解成“以考试得分为手段，以把少数人从多数人中选拔出来送上大学为唯一目的的、片面追求升学的教育”④。《教育管理辞典》也将“应试教育”定义为“在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实际存在的一种以提高升学率为目的、围绕‘应考’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⑤。“百度百科”的定义是：应试教育通常被视为一种以提升学生应试能力为主要目的且十分看重考试成绩、背诵与解题的教育制度。“百度百科”同时又将这一教育制度形象地称为“填鸭式教育”，即将知识一味灌输给学生，犹如填鸭般，就是在鸭子饲养的过程中养鸭者用含糖量高的饲料塞进鸭子嘴里使其快速增肥，而其他如鸭子划水生存的能耐等，不会是关注重点⑥。这些对于应试教育的界定，我们可以简化为：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应试为中心、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持这一认识者，大多对应试教育持批评立场。也即，这些应试教育的批评与反对者们并不是泛泛地反对教育中的应试，而是反对教育中“过多、过量”地注重应试。当然，应试教育的反对者中，也有与温和立场者一样持“凡是有考试的教育皆应试教育”的认识，但他们所持的立场是：“只要有考试成分、考试环节的教育皆反对。”
顾明远：《学习和解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高等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
3.应试主义的出场
为了厘清因为概念混乱而导致的纷争，“应试主义”(应试主义教育)的概念出场了⑦。如周序在其专著《应试主义》一书中认为：“应试”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的需求，因此“既有无须加以苛责的‘应试教育’，也有需要予以反对和改革的‘应试教育’”。为了做出区分，他将那种需要予以反对和改革的应试教育称作为“应试主义”。所谓“应试主义”，即：将“应试”作为整个教育的核心工作而不仅是考前行为，“应试”从考前的短时阶段变成了贯穿整个基础教育的主线，甚至还遮蔽了教育的其他目的。作者之所以用“主义”二字来命名，因为：在中文语境中，“主义”有时意味着过多、过量⑧。
如此看来，应试主义这一概念与柳斌等对应试教育的界定是大致相同的，即把应试教育看作把应试作为整个教育的核心工作，以片面追求升学率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制度。在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作者的博士生导师郑新蓉教授在《应试主义》一书的“序”中直接将“应试教育”和作者提出的“应试主义”相提并论。当然，“应试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也并非没有意义。他对王策三等温和学者“凡有应试即为应试教育”的认知做出了区分，而且也更契合于汉语语境。为此，本文在后续行文中将“应试主义”与“应试教育”两个概念等同使用。当然，在笔者的观察中，那种将只要存在应试成分、考试环节的教育就看作应试教育的认识并不在少数。基于此，本文沿用“应试主义”提法，以图能够使人认清两派拉锯纷争中的概念认知上的偏差，虽然应试主义的这一提法可能让人跳出教育领域而联想到科层体系的下层官员为应付上级检查、考核而进行的形式主义等做法。
三、明希豪森困境：应试主义根源的现有主张及其认识论检视
高晨：《报告称中国家庭基尼系数达0.61收入差距世所少见》，《京华时报》2012年12月10日。
探究应试主义的根源，有利于治理应试主义时对症下药。就应试主义的根源这一问题，目前学界较系统的探究主要从微观与中观视角进行分析。
教学认识论根源作为一种微观视角，多为课程与教学论者所采用。他们往往把矛头指向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教学认识论)以及主流教学法。如张华认为“教学认识论”将课堂教学的本质概括为学生对知识的认识过程，因此学生知识获得越多，就表明教学质量越高⑨。钟启泉认为教学认识论指导下的“双基”教学目标，基础知识处于核心地位，这意味着除了基础知识以外的东西都可以忽视⑩。其中，作为主要教学方法的讲授法又一直以知识灌输或者填鸭式教学的形象示人
。
1.3.3 气道阻力 采用德国耶格肺功能检测仪，通过阻断法，测定治疗组、对照组治疗前后气道阻力值，连续测定6次取平均值。
流行的高等教育资源短缺论是一种典型的中观视角。如郑若玲认为，从根本上说，应试教育是教育需求远大于供给所引起的畸形竞争的结果，并推断：“只要教育供求关系的失衡现象依然存在，则应试教育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陈彬莉也认为，应试体制是在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失衡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资源紧缺的条件下，中学在面对统一高考这一选拔形式时所采取的行为策略体系
。周序基于莲花池中学的田野调查，从学校组织视角揭开了应试主义运行机制这一黑箱，认为如今的学校偏离教育组织的本质而成为应试组织、“高考工厂”皆因应试主义运行机制所赐
。与之较近似的一个观点，王黎芳认为“县中现象”的实践逻辑就是高考惯习塑造机制的生产和再生产，其根源在于学校场域中不同主体在高考惯习的型塑上寻找到了利益结合点，从而通过规范与利益的统一、规范与认知的契合为高考惯习的塑造奠定了坚固基础
。钱林晓、王一涛通过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的建模分析认为，“在学生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应试教育的成绩效应显然要大于素质教育”
。
随着精英文化的衰落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以身体消费为中心的感官刺激和感性化追求逐渐成为大学生审美情趣的主流。同时，文化符号也开始由先前的文字、语言更多地被图形图像所替代。这就导致当今部分大学生在审美活动中过多地去注重体验，而不是去多加思考，使他们的审美价值观发生了严重错位，并始终处于被重构、被改革的过程中。而审美价值观与世界观中的社会观、政治观、文化观，与人生观中的自我观、道德观等是密切渗透、相互影响的。因此，这对当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关于应试主义的根源，还有一种历史的视角，从我国的教育史上寻找根源，认为科举时代就已产生了应试主义，并为此展开了科举制度与应试教育的比较
，以图寻找今日之出路
。周序认为应试主义的生成，绝非仅仅是一个“当代问题”，认为“片面应试”的问题是长期植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当中的，为此将如今“片面应试”的根源追溯到科举制度及那时的学校教育，“这一时期，无论是学校的教育还是考生自发的学习行为，都表现出浓烈的‘片面应试’的色彩”
。这一具有历史文化维度的视角貌似宏观关怀，但其结论将应试主义的根源归结于源远流长的科举制度与科举教育下应考方式的继承，这依然属于未跳出教育系统的中观视角。
2.认识论检视
近年来，高等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学者们感叹阶层固化
，寒门再难出贵子
，甚至“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
。即使寒门出了贵子，也是“进得去的名校，抹不掉的阶层烙印”，导致部分“知识精英”春节返乡因不如辍学打工者光鲜而心态失衡
。然而，现实即便如此，依然浇不灭寒门学子的升学热情，毕竟大学教育扮演着降低社会不平等的均衡器(equalizer)角色。笔者直观地认为，新旧世纪之交的高校大扩张之际，也是“高考工厂”、“县中现象”、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大兴之际，其核心原因是相对于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来说，下层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增多了，他们努努力也可以跳起来摘到桃子了。这一猜想得到2018年的一项经济学实证研究的印证：扩招以来家庭收入对于获得高水平高等教育机会的作用相对增强，但总体而言高校的不断扩招弱化了家庭收入对入学概率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子女相较而言进入高等院校的概率提升更快
，可以更多地获得进入一般水平高等院校的机会，进一步激发了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热情和动力。Brand& Xie 的“负向选择假设”认为，家庭背景越差，实际越不可能上大学的人，越有可能从上大学的行为中获益
。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学学历的收入回报率有大幅度增长
，王小军等利用三轮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发现，对于一个随机选择的个人而言，就读四年制大学的累计回报率从1988年的24.4%增长到1995年的42%，到2002年甚至达到165.1%
。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背景下，首要劳动力市场中“任人唯才”的选择机制占据主导地位，大学的“符号效应”要强于社会网络的影响
。有学者利用五期“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除了符号效应和选择效应之外，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对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特别是非认知能力方面的提高。在大学期间，贫困大学生在学业成绩、荣誉获得、社团活动参与、入党、实习兼职等方面的表现都要比非贫困大学生更为优秀，这有助于消除他们与其他家庭出身较好的大学生在个人能力和在之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上的差距
。
所谓明希豪森困境，出自一则典故。明希豪森，18世纪德国汉诺威的一位乡绅，早年在俄罗斯、土耳其参加过战争，退役后为家乡父老讲述其当兵、狩猎和运动时的一些逸闻趣事。其中有一则故事讲到他有一次行游时不幸掉进一个泥潭，四周旁无所依，于是用力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潭中拉了出来
。荒诞的故事为明希豪森赢得了“吹牛大王”的称号。但这则故事发人深省，明希豪森陷入困境，试图自己把自己从困境中拉出来，这种自救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这种自救是利用内部作用力，将自己看成一个整体，虽然发力了，但找不到外部的支点，自然无法把自己从泥潭中拉出来。
类似地，从教育(教学)内部探讨应试主义根源的微观、中观视角，最后都给人一种无能为力的决定论、宿命论感觉。其实这两层视角的两大局限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学者在探讨应试主义时表现出来的明希豪森困境又是教育生活世界中明希豪森困境的反映。如把教学特殊认识论(把教学的本质看作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当作一种具有自明性(self-evidence)的观点，紧接着以此为前提在教学实践中理性(逻辑)地推导出了“双基”政策，而为了实现“双基”目标又逻辑而真实地落实到以讲授、机械背诵、题海战术为主的教学法等具体行动上。反对者为了改善这一不归路，因此提出素质教育的主张，在国家政策上屡次颁布“减负令”，在教育学领域引入建构主义，并在教育一线倡导新课程改革以及“做中学”等教学法，然而，长期的实践表明这一内部用力的效果并不显著。
又如教育资源稀缺论(也有以“短缺论”名之者)。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研判。就市场结构而言，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就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了买方市场，延续了几十年的短缺经济宣告结束。而且，就在世纪之交，为拉动内需，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加速推进，一大批新建高校诞生与重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上升。然而怪异的是，与高等教育资源扩张相伴随，基础教育领域的应试教育也在这个时期越演越烈，“县中现象”、“高考工厂”正是在世纪之交蓬勃产生并持续至今的。也即，随着教育资源的扩充，应试教育并没有缓解，甚至同一时间段“巧合”地恶化了。
向历史要根源，溯源到科举制度及其文化，这一视角的中观向宏观层次的过渡意味呼之欲出，但当前依然还是局限在教育史的系统内，而且应试主义背负的千年沉重更让人感觉无处可逃。诚然，应试主义特征在历史上与当代的表现极其相似，但是，我们也需认识到，历史是丰富复杂的，历史与今天既有相连也有相异，有些历史文化长期传承至今，有些却可能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异。比如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与今天的学校教育，名同实异，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教育。引自西方的近现代学校教育与中国传统的科举教育趋向不同，功能相异。前者以全体社会成员为主体，目的在于通过不同层次的教育，发挥每一个人的潜能，使之找到各自的最佳社会位置，并培养其社会主体意识和国民精神。而后者则以统治者为中心，以造就少数出类拔萃的仕宦人才为目的，并教化民众接受统治。进而言之，科举制度其实是包裹着教育制度外衣的政治制度，也即科举制度首先是帝王时代的政治制度，其次才是教育制度。诚如历史学家秦晖所言，“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
。唐朝皇帝李世民曾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这句名言可以解释为：科举的政治功用在于控制天下之智力资源以及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一批可以服务政府的官员。这种受政府控制的教育，或者说学校教育对于官府的依附性影响深远，即使至晚清政府迫于压力引入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制度(热衷兴学“作育人才”)，其主要目的仍是维护和改善其统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入中国的所谓近现代意义的学校教育，其现代性之路比较漫长。
3.为了社会根源的展开
随着微观、中观研究(思考)的积累，跳出教育看教育的更为宏观更为远景的视角提上议事日程,而这才是解决明希豪森困境的必由之路。深刻地理解和探究应试教育的社会根源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的原因往往是一系列的，仅仅满足于直接原因的寻找是不够的，需要到因果链的源头去寻找根本原因
。“无论在什么时代，教育的器官都密切联系着社会体中的其他制度、习俗和信仰，以及重大的思想运动”
。借用波兰尼的“脱嵌”理论
，应试本是教育中的一个环节，也即应试本是“镶嵌”在教育之中的。所谓应试主义的日益盛行，指的是应试不断地从教育诸环节中“脱嵌”出来并凌驾于教育之上。这可能是某种巨大的若隐若现的外力对教育起作用的结果，这种外力可能是国家的制度设计，也可能是社会转型中发生了变化的结构。当然，并不是说目前学术界全然没有更宏观的关于社会根源的论述，只是在笔者的视野里，这些文献虽然从不同角度、程度不同地涉及了应试教育及其恶化的社会根源，但都没有专门地更加深入细致地关注与研究，而这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如一些研究高考的教育学者在谈及高考的功能时，也提及其社会功能(维护教育公平、社会秩序、社会稳定，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教育功能(提升教育水平、保障教育质量)等
。郑若玲认为高考是广大普通家庭子女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一座最为公平合理的“独木桥”
，高考的社会功能凌驾于教育功能之上，高校招生自主权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从而认为责任重大、千头万绪的高考改革是中国教育领域最大的难题，甚至是“无解题”
。其实这里有一个逻辑混淆：在高考难题与教育难题之间，高考究竟是原因(解释项)还是结果(被解释项)。从更宏观的因果链条来分析，可能是应试教育的治理无效，导致了高考问题的无解。而且，高考及其制度不等于教育的全部，诚如郑若玲曾经用文学修辞语言表述过：高考既与应试教育没有天然的“血缘”，不是应试教育的“罪魁祸首”，也并非素质教育的“绊脚石”
。笼统地谈论这些功能与社会责任，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仅仅将其作为一个前提是不够的，比如为什么这些功能就会以及如何导致了应试主义的产生，则需要进一步追问其机制与逻辑关系。这些文献在零星地提及社会责任或社会功能后，并没有分析社会责任或功能为何会影响到教育(包括高考)，并进而导致应试主义的出现。有高考捍卫者之称的刘海峰认为：人情与关系社会不改变，将高考送进坟墓也没用
。这些话语有利于警醒世人，然而，人情与关系社会被认为并非始自今日而是中国长期以来的社会特征，因此并不能有效解释为何应试主义在今天会越演越烈。当然，任何学者、任何视角的研究可能都是盲人摸象，再者，每个人所能够想到的视角(猜想、假设)远远多于有能力去解释、检验与论述的视角(猜想、假设)。对于治理应试教育的思考，既需要大的视野，同样需要小处着力，诚如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且，认识、解释与改造世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推进，期望某项研究或某人的思考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不必对一位学者苛责求全，如一项研究为我们打开了应试主义的机制这一“黑箱”，却在提及别的社会因素时语焉不详或流于大众见解，我们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一项研究的应有价值，况且一篇论文也不宜让问题过于分散。当然，对于有意加入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则有义务对其薄弱与忽疏之处做出力所能及的弥补。
以下两部分内容，笔者将分析哪些社会特征使得应试教育越趋恶劣，主要考察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为什么会让个体(学生或代表学生的家庭)参与或裹挟到应试教育当中来；社会转型背景下，教育评价中的客观化偏好为何依然强烈；又是什么社会特征使得应试主义的体制机制得以可能。
四、应试主义的社会根源之一：社会不平等与阶层流动
功能论的想象中，作为一个整合的系统，社会有一种高于其部分利益的整体需要，必须通过特定的社会结构(包括社会不平等)来满足。具体到社会不平等，一个社会为满足自身需求，把职位、报酬和人员撮合到一起，构造出一个恰当的职位系统以及相应的报酬系统，以激发社会成员为了这些报酬而去获取相应职位，从而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如果把整个社会视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不平等就是这样一种市场性配置过程的结果
。社会分化过程以及结果中的不同社会阶层，意味着其将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源、政治权力与生活方式、生活际遇等等。而教育体系作为社会分层过程中的“分类机”，使得社会各阶层(不仅仅是社会底层、弱者阶层)都必须对教育的这一功能机制作出应对。社会底层为实现社会向上流动，中上阶层为了维持社会地位并进而进一步向上流动，都必须通过教育
。在社会流动通道狭窄的背景下，随着教育人口的扩张、教育机会的变化、阶层地位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应试主义也日益加剧，尤其体现在以高考为代表的高利害选拔性考试中。也即应试主义的病征出在教育体系，但病因则在社会大系统。
不平等是中国乃甚世界历史中的一种现实状况。不同于西方历史上贵族和平民根本上的分隔状态，传统中国文官官僚制可以“学而优则仕”，且很难靠传代获得财富，对子孙的投资不是直接给予财产和世袭职位，更多的是让他去读书入仕升官发财。重视子女的教育，至今仍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不平等的增加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正经历着划时代的社会变迁，也正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相伴随的是，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增高。20世纪80年代，中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富裕和不平等程度增加。2000年，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达到0.412，被媒体渲染为达到“临界值(0.42)”
。2012年12月，甘犁发布报告称，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一般认为，全球最高的地方是南非，为0.64)。谢宇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北京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西南财大，甘犁版)与国家统计局数据放到一起考虑，认为，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应该在0.52左右
。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并非归因于个人层次，而是通过集体层次的中介体现出来，比如区域、户籍、工作单位、社会网络、村镇、家族、家庭等等
。因此，不平等的界限是结构性的而不是个人化的。这可以淡化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感，使得基尼系数的增长未必触发社会稳定问题，但对于社会(阶层)流动具有激化作用，而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极重要通道，其竞争的白热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学生参与到激烈的教育竞争与应试教育中，也是这种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传导机制下的真实后果，并非完全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停留在想象层面”
，他们对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的功效，有着成人世界不可忽视的感知，对于底层的孩子尤甚。2007年11月，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在成都市青羊区一所小学调研中就曾遇到“可笑又可悲”的一幕。一位小学生追问他说:“顾爷爷，你说讨厌奥数班，但我们不上奥数班就上不了好的初中，上不了好的初中就考不上好的高中，上不了好的高中就考不上好的大学，上不了好的大学将来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我们怎么养家糊口啊？”至于农村社会，通过打工群体、返乡群体等对农村与城市的连接
，让农村学子真实地看到“落后”“贫穷”“愚昧”“蛮荒”与“先进”“富裕”“文明”“发达”的城乡两极
。至于农村社会中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大多只是认为读书对眼前生活无用，比如割猪草、放牛、种地，看不到生活中的即时变化，不能缓解家庭当时的贫困，认为这是一种缺乏性价比的教育。也即更多的只是实用主义的体现，但他们深知要去城市找工作还是要有学历、有技术
。对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的农村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现代化进程中分得一点果实，几乎是唯一一条向上流动的可能路径。
综上，不难发现，微观、中观视角都带有一种决定论、宿命论色彩。微观研究带有指导思想决定论色彩。中观视角者体现出一种结构决定论色彩。如陈彬莉
、王黎芳
等都认为，通过利益动员的方式，统一高考将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各个行动者整合在应试体制之中，最终导致这一体制具有抵抗外部干预的能力。周序认为应试主义这种运行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从而让学校获得抵御各种改革理念的正当性，并终于完成了教育本质的解构
。再者，不管是微观视角还是中观视角的研究，目前都没有跳出教育系统，最多是大教育系统。也即两个层面的视角都是内部视角，就教育系统内部寻找教育顽疾中的病因并试图从内部寻找出路。笔者把这些局限归之为明希豪森困境。
有学者从社会控制的维度划分出两种社会阶层流动模式：庇护性流动(sponsored mobility，也译为赞助式流动)、竞争性流动(contested mobility，也译锦标赛式流动)
。根据周忆粟的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社会流动模式是庇护性流动，社会流动的规则和程序是预定的一套标准、一条路径，这种模式更强调个人对现有规则的适应，而不是鼓励每个人创造自己的游戏。相对比，美国社会被称作锦标赛式流动，如果把人生的目标、社会阶层的流动看作一场锦标赛，赢得锦标赛的方式是百花齐放的、各人可以走不同的路，教育只是其中一种，并没有很强的社会规范施加在人身上
。在此，再次回应为什么科举年代与今天都有着那么强烈的应试主义表征这一问题。李弘祺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在西方受到推崇，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像中国这样，把社会上极大的财富分配给极小的一群有功名的读书人
。施行现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今天，甚至高等教育大扩张后的新世纪，高考依然如科举考试那样是高利害考试。庇护式流动下，整个社会对于教育价值的认同具有趋同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成为文化潜意识，中国家庭投入到孩子教育之中的时间和资本是西方社会达不到的。相反，在西方的社会分层中，则体现出韦伯所言的多元分层特征。韦伯主张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项标准来进行社会分层。而且，经济标准——财富、政治标准——权力和社会标准——声望这三个标准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相互转化。可直到今天，教育几乎依然是中国社会底层上升的唯一通道。诚如有一线教师所言：“像我们这种学校的高中生，就算‘素质’再高，考不上大学，将来也只能出去给人打打工，或者回乡下去卖个菜之类的。而你一个大学生，就算你是靠死记硬背考上大学的，你出来也会高人一头啊!”
而西方社会的教师则要花大量精力告诉底层的孩子读书为什么有用。科举时代的学校与今天的学校，二者虽然属于性质不同的两种教育组织，其所施教育的应试主义表现形式背后有着共同的结构性因素，即社会上升通道的狭窄，以及是否获得了高教育地位对于个人命运关系极大。但不同的是，前者的社会不平等是基于冲突论视角(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后者则是基于功能论视角(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五、应试主义的社会根源之二：信任危机与分割的社会
在应试教育的议论中，一个常见的观点是：所谓高考指挥棒，指的是评价体系所具有的导向作用。所谓应试，应的是评价标准。评价标准不同，应试的方式和策略也跟着不同，但都不改应试的本质。如采用客观标准，则目标明确，考什么就学什么；如果将高考加分、推荐、保送等政策纳入考量，则应试方式中就将家庭背景及其资源运作能力纳入考察范围。如今社会大众的偏好是以客观分数为准绳，考试成绩以卷面成绩为依据，考试题目以客观试题为主，这样可以尽量地排除家庭背景因素以免引发主观纷争，以便利于学生全身心地投入纸笔测试。在这种大众流行的观念背景下，“阳光高考”、“阳光招生”成为官方政策。新世纪以来在部分高校试点自主招生考试，“由于自主招生的一个目的是要在公正的前提下招到那些有潜力有个性的学生，因此考试内容和形式从整体上说，相比普通高考，就显得更为不拘一格”
。但是在舆论压力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的考试命题也逐渐向客观的标准化靠拢。2016年，自主招生中被认为有操作空间的“校长实名推荐”的报名方式一律取消，全部由考生自主报名
。“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这种分数是以不易产生“猫腻”(金钱、人情、关系、权力)的客观、卷面试题为主的分数，这样在应试时也就有依据可以遵循。要获得这样的分数，应试教育的效果明显强于素质教育，因此应试教育一而再再而三地恶性循环，呈现出“剧场效应”
。这种对于客观的偏好，或者说“异化的公平观”(有别于承认相对公平的一种主张，也可称之为追求绝对平均的平均主义观)，对于应试主义的生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也即，这两种社会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然而，这依然是表面原因。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通过研究和探索西南铜业分公司党委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进程中，如何以“三抓三要”为焕发基层党组织活力的方法与途径，带领全体党组织与广大党员在融入中心、进入管理中发挥党委、党支部和党员的“三个作用”，为公司实现“打造一流铜冶炼企业”愿景目标提供智力支撑和组织保障。
异化的公平观或对于客观的偏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前的社会诚信状态正处于规范冲突阶段。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凸显，理论界多持“道德真空论”，认为信任危机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的“断裂”及其形成的“规范空白”
，并为此开出药方：或者重建传统道德，或者构建现代制度信任，或者双管齐下
。这一论断揭示了问题发生的社会转型背景，然而这种“旧皇退位，新皇未立”的归因未免有些简单，忽略了在社会转型期新旧道德规范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状态，因为转型时期并不必然导致“权力(道德)真空”，也可能导致“诸神纷争”的局面。也即，信任危机也可能根源于传统私人道德对现代公共生活秩序的破坏
，或者最起码是社会大众中的一种普遍担心。以高考为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延伸而并非传统道德退场，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对各种推荐、加分甚至自主招生等体现相对公平观的现代社会规则与政策表现得不信任。况且人们从媒体报道与身边口口相传中，也不时感觉这些政策在执行中的“猫腻”与潜规则是存在的，这又加剧大众对其特殊政策的信任危机。传统中国的信任是基于熟人社会的，呈现出以血缘、亲缘、邻里和交情纽带的“差序格局”
，这是一种根据私人关系远近而形成的差别化的特殊信任
，其信任的对象是具体的交往对象，与结构简单的传统社会相适应
，也即这种信任模式是传统道德观的延伸。现代社会的公共信任，是以规则为根据，指向一种制度、一个系统、一些媒介的普遍信任
，能够突破私人的隔绝和偏见，推动社会的理性化和现代化
。翟学伟主张“从关系向度看中国人的行为模式”
，认为“西方人拿个人的这一套到社会上去玩，中国人拿家的这一套到社会上去玩”。信任危机产生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以及特殊信任向普遍信任转变的过程中。随着血缘之“家”的消亡，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在传统社会发挥整合作用的私人道德(小共同体成员互相帮助、亲亲相隐、利用权力为情感服务等)一旦超出了私人生活领域，就会演变成为公共秩序的破坏者，失去了社会整合功能。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一对著名的概念：“公意”与“众意”
。二者有很大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它只着眼于私人的利益。应试教育受到学者的广泛质疑，也受到社会大众的不少质疑，可在实践中，应试教育却成为卢梭意义上的众意，在每个个体的有限理性下，加入应试教育洪流中可能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但这并非公意，而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在中国当下，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和普遍主义信任模式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们对于高考的“公平”诉求(区别于平均主义诉求)与“标准化”追求同时存在这一悖论了。
当前的应试主义体制其实与中国当前的社会组织特征是紧密相连的。前已述及，应试主义看似一个“主义”，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意义上的“主义”，而是一套学校内部日常实际运行着的机制。这种应试主义其实就是一条围绕获取考试分数及依附在分数上的利益为目的的作用链条。学校表面上是一个教学机构，从经济人假设上看，其从事着的应试教育活动实际上是从事着用学生的分数交换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在这个链条中的三个环节分别是学校、教师、学生。然而，学校并非孤岛，应试主义的作用范围并不只是在学校内部。综合现有文献及笔者观察，应试教育的作用链可以大致地勾划为：地市级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县级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学生。这一作用链条在体制可控的范围内以“分而治之”策略施行，是对各自为战的分割、封闭的社会组织特征的利用，同时也是这一社会组织特征的反映。不管是对于组织(学校、地方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对于个人(学生)而言，参与应试主义竞争，其目的在于争夺高考指标。这一作用链条之所以并未一直向省级层级延伸，其原因在于高考指标分省定额制，国家按照一定的原则给各省市分配招生名额，也即高考的招生指标是分配到省级层面的。这样在应试主义竞争中，省与省之间不需要竞争，因为对于一个省来说，高考招生指标是给定的(而不是竞争来的)，但对于省域内的地市以及其下的县级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来说，高考指标是需要竞争的。
作为作用链中的最终端，也是最底端，学生在主、客观作用力下“赚取”学业成绩，为自己将来获得更宽广的生存空间与更有优势的发展机会，同时承载着(下层、中层)家庭向上流动、维护(中上层)家庭社会地位的责任。因此，参与这一作用链条的，有时还包括家庭(家长)。此时的家庭，犹如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国家”
，给予个体(学生)衣食与温暖，又凭借自然权利行使着对学生的控制力。在个人主义和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对应)较健全的国度，学习更多的是个人的事情，是否爱好学习由个人兴趣使然，学生学业成绩及排名情况是不便打听的个人隐私，未经当事人(或监护人)同意不得公布于众。而在我国，儿童的学习成绩关乎家族、家庭的向上社会流动，且与学校、地方政绩挂钩，体现出较强的集体主义倾向。这里，笔者尝试从东西方的儿童观差异中分析学生作为作用链的终端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在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儿童首先属于国家，其次才属于家庭，如遇到家庭成人对于未成年人的虐待等不当教育方式，国家立即剥夺其监护权，而父母等成人要重新获得监护权，则必须先通过学习达到相应的监护素质与资格。而根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儿童首先属于家庭，其次才属于国家，虽然从法条上说监护权是法定的，但在大众观念中监护权是生而有之的。正是这种传统观念与规则阻碍着现代公共规则的有效实行，这也是“国权不下县”传统的延续，使得代表公权力的法令效力并没有完全落实于代表私领域的家庭。
一所学校为什么要参与(卷入)到升学率的追逐中，不排除有“为学生好”以及一所学校的升学率关系到市场声誉、生源保障的考虑，但上级考核(包括上级政府对市场工具的运用)的解释力也许更大，因为一所学校的升学率更决定着上级政府对于学校的综合考核、财政支持乃至领导的留任与升迁。其中，前者关系到学校的教育哲学，属于学校发展层面的品质追求，可后者关系到的却是学校的生存(综合考核、财政支持)以及校长能否留任与晋升。其实，这与中国特有的单位体制密切相关。“单位组织”和“单位体制”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组织与制度
，在这套社会制度安排下，单位成为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被纳入社会改造工程中成为事业单位组织，为巩固政权、稳定教育和社会秩序、培养符合新政权需要的人才服务。在单位体制下，上一级政府有权力决定所管辖学校的综合考核、财政支持乃至领导的留任与升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计划体制的社会机制和市场化的社会机制的新二元社会结构形成
，但单位社会的最核心特征(“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控制机制
)依然顽强运行，在体制内的单位组织中尤甚。在晋升锦标激励以及上级的人财控制下，学校领导将上级规定的或发包的应试业绩作为自身的工作职责。
但是，我们也发现，应试教育的运行链条也并非无限延伸。将应试教育的业绩(升学率、重点高校录取率等等)作为地方政治锦标赛中的考核指标，政绩竞争所涉及的组织往往是地市级与县级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学校。据笔者观察，政绩创新点较少的地方政府往往更有可能将教育(学生学业成绩、各学段升学率)纳入锦标赛的竞争指标中，甚至有的乡镇政府将应试教育竞争的学段下延到小学。地市以上的省级政府并没有如参与GDP等政绩竞赛那样参与到应试教育的锦标赛中，概因省级的高考招生计划是给定的，而不是靠竞争获得的。在国家层面、教育部甚至省级层面的政策与文本中，是旗帜鲜明地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据笔者及周边同事在工作中的观察，大多行政机关负责人声讨应试教育怪圈但苦无良策
。某省教育厅负责基础教育的领导担忧：“素质教育尽管已实施多年，但一直以来进展不大、成效不明显，基础教育正面临应试功利化的体制机制障碍。”省级及以上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是超越于这一应试主义作用链条的。2000年以来，各省的省级层面也在努力地执行着教育部制定的减负政策与实施素质教育。作为一个具有强政府传统的国度，只要集中力量就能办成大事而且也确实取得了诸多辉煌业绩，可为什么对于应试教育的改革(素质教育、新课程改革等)却一再失灵呢？国家面对这类问题的治理时，其强项与弱项究竟是什么，又由哪些因素决定？吊诡的是，不少教师、家长在观念上也反对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的治理上却鲜见家庭与教师力量的参与。甚至有研究认为，不少教学名师事实上就是应试教育的名师，他们的行为旨在顺应报酬系统的规则以确保个人利益，这一行为反而固化既有结构
。这些问题的普遍存在，提醒我们应试教育的背后还有更深刻的要素需要探究。
中国的央地关系长期呈现“行政发包制”特征。具体而言，中央把绝大多数行政和公共事务“包”给省一级政府，省一级又进一步把绝大部分事务发包给地级市，如此“层层转包”，直至县乡基层政府
。这一特征体现的是多层级政府之间的属地化管理模式，同级地方政府之间(根据现有应试教育的实证研究文献，类似策略甚至下延到学校、班级等)，地方官员面临晋升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或者说官场竞争，同一行政级别的属地承包人之间还处于晋升竞争之中因而呈现出“非合作”倾向。这种“非合作”倾向同样下延到学校、班级之间。当然，这种晋升锦标赛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技术前提：人事权力集中于上级政府，竞赛指标的客观可衡量，个人绩效的相对可分离可比较，参赛者对包干区的可控性
。晋升锦标赛理论在提出之初主要用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随着政绩创新点的逐渐发掘，为了出人头地，多快好省地出政绩，学生升学率、学业成绩也被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地方政府纳入到竞赛指标中来。教育职责是多维度多任务的，有些容易测量，有些不容易测量，其中学生全面发展等教育目标则因见效慢、官员任期限制等因素被以强激励见长的晋升锦标赛所搁置，即使有少数学校领导能够凭良心发展学生兴趣搞素质教育也不被鼓励。另外，教育管理在人事等核心资源要素上是属地化管理(“块块管理”)，中央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对于地方教育的管理主要是业务管理(“条条管理”)，高层教育行政部门虽三令五申但毕竟“县官不如县管”。况且，晋升锦标赛内在地鼓励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行为，其中不乏增长竞争中违规的博弈策略：希望别的地区服从中央和省级的“减负令”“禁补令”，而自己则增加应试教育的投资以提升升学率，从而获得更多晋升机会。这种博弈策略同样下延到学校、教师、班级、学生，从而出现所谓的“剧场效应”。
六、结语
关于事物本源的知识总是让人振奋的，因为知其所以然不仅可以加深对事物的理解，还可以就此找到控制事物的法杖，以及控制事物所带来的影响。对应试教育的批判与治理一直勉力前行却始终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在于仅仅着眼于系统内部(教育系统、教学系统)寻找根源。应试环节如何从教育诸环节中“脱嵌”出来并凌驾于教育之上，需要考察其外部作用力。应试主义之所以出现，是社会特征在教育体系的反映。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社会不平等的社会传导机制作用下，学生(及家庭)越趋主动地参与升学竞争。评价标准的客观偏好，并非源于社会转型背景中的“道德真空”，相反在于中国传统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的延续。客观偏好使得应试教育的成绩效应强于素质教育，这进一步强化了应试教育的组织化行动。当前的应试主义体制其实与中国社会组织特征是紧密相连的。应试教育的组织化链条在体制可控的范围内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施行，是行政发包制与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各自为战的分割、封闭的社会组织特征的反映。
谢宇：《中国的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https://www.douban.com/note/554308346/,2018年6月11日。
注释
①孙薇、郁钰：《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非水火不容》，《中国教育学刊》2016年第5期。
②王鹤坤：《应试教育应是中学素质教育的内容》,《教学与管理》2002年第34期。
(5) 大大减小内风路系统压力降，可增大内风路流量，表4就可清楚地看到，内风路设计温差为20 K，而表4温差仅12 K。说明合理匹配风机(原匹配22 kW风机，现只配15 kW风机)、改善系统流动状态、减小压力降等起到了行之有效的作用；
③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教育发展研究》2004年第10期。
④柳斌：《柳斌谈素质教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⑤李冀：《教育管理辞典》，海口:海南出版社,1989年，第202页。
⑥https://baike.baidu.com/item/应试教育/214308？fr=aladdin,2018年8月1日。
⑦周序：《“应试主义教育”的“应试规训”及其消解》，《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由于水量锐减，加上淤塞严重，垸内原本四通八达的水系被切断，造成水体流动性差，部分河湖、沟渠、塘堰大部分时间一潭死水，黑臭水体现象严重。部分内湖、河段爆发蓝藻水华生态灾害的几率增加，水生物多样性下降。因湖区特有的季节性水文节律发生变化和水位下降，过去10年间，洞庭湖区湿地面积减少了24万亩，湿地功能呈现退化、萎缩趋势。
⑧周序：《应试主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第5页，第28页，第151页，第6页，第34页。
⑨张华：《试论教学认识的本质》，《全球教育展望》2005年第6期。
⑩钟启泉：《“三维目标”论》，《教育研究》2011年第9期。
张华：《我国普遍主义教学方法论:反思与超越》，《全球教育展望》2009年第9期。
郑若玲：《考试与社会关系之研究——以科举、高考为例》，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胰岛素由胰岛素分泌颗粒以胞吐的形式进行释放，分为两相。一相分泌是由释放池的胰岛素分泌颗粒受到刺激（如注射精氨酸）后，无需进一步加工修饰即可释放；二相分泌则是由储备池的胰岛素分泌颗粒通过运动、停泊、融合以及最终的排空过程释放。本研究结果显示，T2DM 合并微血管病变患者的 AIR 指数、INSAUC、HOMA-IR 指数均高于对照组，提示胰岛素抵抗以及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与 T2DM 患者微血管病变的发生有关，这与Reaven[10]的研究结论一致。
C1={{4,5}}; C2={{1,2,4},{1,2,5},{1,3,4},{1,3,5},{2,3,4},{2,3,5}};
陈彬莉：《统一高考影响下应试体制的形成原因以及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近年来，云南电网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企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积极开展了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探索与实践，公司在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的层次和数量都在不断增加，科技创新、职工技术创新、QC活动等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好的成果。
王黎芳：《高考惯习的塑造与重塑:对县中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兼论对素质教育改革的启示》,《教育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2.执法的实践性和普法的生动性缺乏有机融合。各级各部门在开展“谁执法谁普法”具体工作中，没有充分认识到普法工作应当与执法实践相结合，普法贯穿于执法的全过程，执法实践就是普法过程，执法者就是普法者。多数单位存在执法人员侧重严格执法，宣传人员脱离执法工作单纯开展普法的情况。部分单位已针对普法与执法实践相结合作出了探索，但过程中仍偏重执法实践环节，普法环节有时仅是简单的条文列举，生动性不足，普法的生动性和执法的实践性缺乏有效的融合互补。
钱林晓、王一涛：《应试教育条件下的学生学习行为模型》,《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5年第3期。
凌宏伟:《〈儒林外史〉的启示：科举制度与应试教育的比较》,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童巧珍:《科举制度与应试教育之比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明希豪森三重困境/2974914？fr=aladdin,201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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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1-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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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峰：《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冯仕政：《重返阶级分析？——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在SPSS中，经KMO检验和Bartlett’s球形检验测定检验偏相关性，以确定样品是否适合于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数据KMO检验为0.779大于0.600，Bartlett’s球形检验卡方值为0.001小于0.050，做因子分析适合。
侯利明：《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山西省引黄工程施工I标的1号交通洞，进口段的施工区位于果树经济林地，地面附着物包括1路解裕乡农用电网线、1路解裕乡通讯电缆线、1路施工用10 kV电线、大量的坟墓（现场可见的坟墓有30座）及其他地面附着物，分布分散、影响范围广。
《中国官方首次公布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中国新闻网》，http://sh.qihoo.com/pc/968d85407f30855a5？cota=4&tj_url=so_rec&sign=360_e39369d1&refer_scene=so_1,2018年7月15日。
1.现有主要主张
如此看来，应试教育并非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亟待系统施策的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中的不平等往往是模拟社会中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应试教育的困局无法从教育内部获得解决，也不是技术性调整可以解决的。教育的社会功能承担着两个合理性考量，一是实质合理性，即选拔人才；一是程序合理性，以保证社会流动，实现公平正义。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这一问题有深入思考，中国人爱引用这一理论。可吊诡的是，这一在处理美国教育公平问题上有良好效果的理论，但用来解决中国问题时却捉襟见肘。概因罗尔斯的理论来自于西方文明，针对的是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面对中国的复杂情况，我们同样要有针对中国具体情况的大的公正理论框架。当然，跳出教育系统的整体性思维也需要相应的架构，如在教育外部，能否尝试从厘清上级政府(行政)与学校(教育)之间的事、权、责边界，增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逐渐实现人的解放，这体现在教育领域中更具体的是儿童立场的确立与落实；在社会信任建设中协调规范冲突，将各种特殊主义因素排除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之外，以缓解或解除公共信任危机；增加社会的整体平等，让弱势阶层不再感到被挤压；从就业和收入分配上来开拓其他的社会流通通道；等等。当然，宏观框架的寻求并不排斥甚至更需要微观、中观视角的进一步完善。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2010年第3期。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王策三等温和派与柳斌等反对者在论述应试教育时，是基于各自不同的概念认知，他们虽然使用着同一个词语(“应试教育”)互相论战，但却对这个词汇进行了不同的界定：前者将凡是有考试的教育认定为应试教育，后者则认为以应试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才是应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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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启示得益于2018年5月17日与江西省首批美国注册正面管教导师丁娟、2018年6月8日与德籍教育专家熊火金、2018年6月17日与法学博士、拉丁语古希腊语教师陈庆的聊天。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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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Roots of Examination -Oriented Education
Qi Wunian
(Jiangxi Branch for History of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University, Shangrao 334001;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Nanchang 330038)
Abstract : The criticizing and governing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are underway， but with little success， which elicit the academia’s questioning on the roots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n consideration of people’s cognitive biases about the concept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this paper borrows the concept of examinationism in Chinese context to define it. At present， the discussions of the roots of examinationism are mostly based on the micro-views， such as teaching epistemology， teaching double-base goal theory， as well as the meso-view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habitus theory about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the mechanism of examinationism， and the traceability theory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However， these perspectives are mostly tumbling in Münchhausen Trilemma， accompanied by determinism and fat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its external forces to “detach” education-oriented link from other various links of education and take precedence over education. It can be an attempt to examine the social roots of examina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crisis of trust， and divided social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mode of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is manifested mainly as asylum mobility. Emphasis on education is a cultural produc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has increas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lower- and middle-class children to go to university. The social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social inequality involves students (and families) more actively in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The objective preference of evaluation criteria makes the results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better than those of quality education， which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The emergence of objective preference is not rooted in the “moral vacuum” of social integrity in China， but l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versalist trust model reflecting the order of public life 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rticularist trust model in the transform of society. In fact， the current examinationism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s.The organizational chain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s the utilizat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features of the separated and closed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ntract system and promotion tournament system. In view of the governance of this complex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up a big theoretical framework with logical consistency adapting to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 ：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Münchhausen Trilemma; social inequality; social mobility; social trust
收稿日期 2018-08-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大学生就业制度改革机制研究(1950-2015)”(17FSH008)
责任编辑曾新
标签：应试主义(应试教育)论文; 明希豪森困境论文; 社会不平等论文; 社会流动论文; 社会信任论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论文;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