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理想对郊区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中产阶级论文,试论论文,理想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庭理想既是英国中产阶级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产阶级价值体系的核心，它隐含着构成中产阶级的那部分人的生活重心从外部世界转向了私人世界。鲁尔(John Rule)在谈到中产阶级时指出，“家庭生活”(domesticity)的理想是中产阶级的特征①。达维多夫(Leonore Davidoff)和霍尔(Catherine Hall)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认为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有助于他们的联结，并使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②。具体说来，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包括家庭与工作的分离、隐私观念和情感联系的加强以及妇女家庭地位变化这三个方面，它们对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城市郊区化的强大动因，导致中产阶级向郊区地区迁移。国内外学术界在探讨中产阶级的郊区化时更多地强调经济的因素③，但对这种家庭理想与英国城市郊区化的关系，则涉猎不多。本文从英国中产阶级上述家庭理想的三个表征入手，探讨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理想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一
家庭与工作的分离，是18世纪后期逐渐出现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当中的一种现象，这种分离实际上是指家庭从多样性、混杂性的功能逐渐转变为单一性的功能，也就是说，从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以及从事贸易或生产活动的工作场所，转变为其成员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
在传统社会，家庭除了是一个父母、孩子、仆人和亲戚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外，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其主要目标是直接满足家庭内部的消费需要，换句话说，家庭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农村家庭是如此，在城市中经营商业或手工业的家庭也是如此。自中世纪以来，大多数商人和工匠将家庭住所和工作场所合而为一。典型的作坊都是前面为制造和出售货物的店铺，而后面或楼上则是家庭成员以及学徒、帮工共同居住的地方。富有商人在家里地下室存放货物，银行家、医生和律师在家里的客厅中处理事务、接待顾客。即使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当中，家庭也是一个重要的——或许更应该说是主要的——工作场所。索罗尔德(Peter Thorold)指出，近代早期的英国商人有一种“居住在店铺之上”的习惯，并举17世纪伦敦一位商人兼市议员的住宅为例：地下室是保险库，朝向街道的一楼前面是店铺，二楼是餐厅、小客厅和厨房，三楼是两个供男女主人居住的大卧室，四楼和阁楼还有五个供佣人和学徒居住的房间④。在这种既作为生活场所同时又作为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不仅男主人而且妻子和孩子也要帮忙照看店铺、记录交易账目，甚至仆人在作为家庭成员帮忙做家务活之外，也需要兼顾店铺里的经营事务。在分析了18世纪中叶以前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状况之后，利奥诺·达维多夫得出结论说：“中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都依赖于某种经济营生，而家庭中所有成员包括佣人、店员和其他人都需要为这一营生付出劳动……家庭，从广义上而言，是最重要的商业结构。”⑤即使对最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来说，家庭也不仅仅是（甚至可能不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联结，至少在同等重要的程度上它还是一个生产单位或工作场所。由于家庭和工作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和相互重叠，几乎可以说，在近代的家庭住宅中，每一个地方都具有一定的“市场开放性”，每一个房间都有一部分生产功能和一部分家庭生活功能。
到了18世纪后期，这种中产阶级家庭中工作和生活重叠，店铺和家庭住宅合二为一的状况有了转变，逐渐显现与其他家庭生活模式并存的另一种家庭生活模式⑥，这就是以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私人生活为主导，与生产活动或商业贸易没有太大联系的纯粹家庭生活模式。
劳伦斯·斯通在《1500-1800年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一书中指出，从17世纪后期开始，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到18世纪，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模式即所谓“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closed domesticated nuclear family)已经形成。斯通认为，与这种“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相比，此前的家庭有着强烈的“外在导向性”，可以被称为一个“多孔体”(porosity)⑦，这种导向性使家庭与外部包括教区、邻居和亲属的联系，远比家庭内部的联系要紧密得多。到17世纪末和18世纪，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国家主义的兴起以及亲属集团重要性的日益削弱等等，中产阶级的“封闭的注重家庭生活的核心家庭”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在这种家庭中，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它要求排除一切与生活无关的生产事务，而集中在夫妻感情的交流和对孩子的精心抚养之上。
随着新的家庭生活模式的出现，家庭的功能有了较大的变化，从原先私人生活、生产活动和贸易活动的混合功能，逐渐转变为单一的私人生活功能，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生活和生产单位逐渐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私人生活单位，从主要向外开放逐渐转变为主要向内封闭。到19世纪时，这种转变更为明显。勃里格斯(Asa Briggs)在讨论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时指出，“中产阶级的家庭出现了一种避难所的色彩，即从工作以及对工作的关注中脱离出来。”⑧赖因哈德·西德尔在考察家庭的社会演变时，也注意到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他指出：“18世纪后半期，第一次出现了一种市民家庭生活的希望与理想能够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结构。银行家、大商人、最早的企业家、高级官员、中学老师、法官、牧师、从事自由知识职业的人，总之，所有这些以完全不同职业和工作方式为生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越来越彻底地把自己的生活住所同他们获取收入的场所相分离，逐渐创造了一个私人的领地”⑨。
上述家庭功能转变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特定房间有了特定的作用。在18世纪以前甚至18世纪早期，人们还很少对住宅内的各个房间作功能上的区分，一般都统称为“房间”(room)。1739年，建筑师吉布斯(James Gibbs)在《建筑之书》中在谈到住宅内部的结构时，只是重复使用“房间”一词，而未提到这种房间有什么特殊用途⑩。但此后的一些相关书籍则开始区分不同房间的不同作用，在18世纪末建筑师们设计住宅时，将房间分为“图书室”、“书房”、“早餐室”、“艺术室”和“育婴室”等已经成为一种惯例(11)。将各房间划定为用餐、阅读、欣赏艺术等不同的活动区域，恰恰说明了人们开始将家庭作为私人生活的纯粹空间，而不再将它们当作存储货物、商谈买卖或制造手工艺品的生产或工作场所。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并不是城市中产阶级所特有的现象。18世纪后期，随着工厂制的到来，以及劳动变成一种组织化和时间化的行为，城市的下层劳动者日益将工作地点转移到家庭范围之外，他们被要求在特定时间在特定的工厂中完成工作。不过，工人阶级的这种变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分离，因为他们的成年男性和女性以及孩子都需要外出工作以赚取家用，对他们来说，家庭很难完全成为一个惬意的、充满温情的私人空间。比较而言，中产阶级商人、银行家和专业人士既在城市中心工作，又在另一个地方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生活空间，因此，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场所才是一种完全的分离。
二
18世纪时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除了与工作场所的日益分离，还出现了另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家庭隐私观念和家庭情感联系的加强。
“隐私”(privacy)一词从拉丁语中的“剥夺”、“解除”以及“单独”等含义发展而来，在《牛津英语大辞典》中，“隐私”有“与公共领域相分离；隐匿于公众视野和关注之外；不被人们所普遍认知；仅限于某些特定的人所使用和享受如私人房间”等含义，强调的是与政治权力、市民公共生活的区别(12)。“隐私”一词在英语中最早出现于1652年，当时主要指一种独处状态。直到1759年，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漫步者》(The Idler)第51期中提到有些人“沉浸在家庭隐私生活当中”(13)，“家庭隐私”(domestic privacy)一词才第一次出现，这说明到18世纪中后期，家庭隐私已经成为一部分人认可的观念。
法国学者阿利埃斯和杜比在他们所著的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中，叙述了从古罗马到当代私人生活的发展，在第三卷《激情》中，作者指出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后期开始，家庭“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单位……它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东西：避难所”，一个保护隐私、避开外人窥探的地方。作者进一步指出，家庭隐私观念的出现应该归因于当时西方社会的三个基本变化，即政府新职能的发展、新教运动以及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影响(14)。本文认为，除此以外，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隐私观念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17世纪末一些思想家尤其是洛克(John Locke)的财产私有理论的影响。正是随着私有财产观念的深入人心，家庭隐私观念到18世纪时才逐渐成为政治、法律以及家庭生活领域中的重要观念。
1690年，洛克为了驳斥王权论者菲尔默(Robert Filmer)的君权神授和专制主义理论，出版了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政府论》，提出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学说。洛克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15)。这里所谓的“财产”，实际上意味着人所应有的自然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健康，当然还有私有财产权。那么，这种私有财产权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洛克认为，人们是由于自己的劳动而对自然的共有物产生了所有权。他指出，最初“土地和其中的一切，都是给人们用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舒适生活的”，也就是说，这些物品都是公共的财产，没有个人的财产权可言。但洛克随之又提出，当某个人对一部分公有财产施加了劳动之后，这部分财产就属于他私人所有，用他的话来说，“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洛克还特别强调对土地的私人占有也是如此，土地也是一种可供个人占有、使用、转让的资源，个人可以通过劳动或是资本投资的形式来开发土地，将其变为私人财产，并与其他所有利益——无论是公共的还是集体的利益——分离开来。洛克强调，这种私有财产权是一个社会之所以建立的最主要目标，即使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因为“既然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这就必然假定而且要求人民应该享有财产权。”(16)通过这些论述，洛克确立了私人财产权的至高地位。
洛克在论述政治社会时，提出最早的社会是由婚姻所缔结的夫妻家庭(17)，并认为人们组建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保护业已存在的财产权。换言之，在洛克这里，人类社会两种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表述这两种关系的结构即家庭和财产所有权，都是先于社会和政府而存在，并以个人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互相对立的(18)：一边是政治的、商业贸易的以及大众娱乐的公共领域，另一边则是家庭作为私人财产的主体所形成的私人领域。到18世纪时，这种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日益明显，这可以从作为家庭载体的住宅看出来，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时的住宅是与经营活动和共同社区联系在一起的，而18世纪的住宅则是与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世界的排斥联系在一起的。”(19)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截然两分，无疑推动了家庭隐私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而后者又导致18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对住宅本质理解的变化，推动了家庭居住方式的转变。在此之前，住宅是主人与下属、学徒或帮工一起生活、共同经营事务的开放场所；在此之后，住宅则日益成为私人领域的核心。至少对于那些较为殷实的中产阶级人士来说，住宅建筑日益变成家庭私人化的重要工具，在家庭隐私观念的影响下，他们越来越注重使家庭从公共视野和外界的干扰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住宅内部结构的创新、主人和仆佣活动空间的隔离以及对身体隐私的强调等。这一系列创新主要始于18世纪，因此阿彻(John Archer)认为，“18世纪是英美家庭建筑演变史上的分水岭……中产阶级家庭住宅成为一个退居的地方，一个与城市生活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相隔绝的领域”(20)。
随着家庭的日益隐私化和内向化，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内部情感也日益加强。劳伦斯·斯通指出，从17世纪末开始，家庭成员之间发展起一种更为亲密的情感联系，主要表现在男性和女性在浪漫感情的基础上，有了选择伴侣的更大机会，丈夫和妻子变得更加亲密和更加平等，出现了所谓的“友爱婚姻”(Companionate Marriage)(21)。中产阶级家庭内部情感联系增强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夫妻双方对彼此称呼方式的改变。在17世纪很多情况下，丈夫和妻子称呼彼此为“夫人”和“先生”，虽正式却疏远，而到18世纪时，夫妻之间更为平等的关系使他们更倾向于直接称呼对方的名字或者昵称。一位名叫理查德·斯迪尔的男子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称她为“可爱的小东西”、“我所爱的人”、“我亲爱的”，其中表现出浓厚的感情(22)。同时，中产阶级家庭内部情感的加强还表现在亲子之间的情感有所增强，因为随着中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提高和家庭功能的变化，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既不会像贵族上层那样忙于社交和政治以至忽略了对孩子的照顾，又不会像下层阶级那样因忙于求生存而无力对孩子付出奢侈的感情。
在18世纪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家庭内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情感联系日益加强，尤其是在那些有着显著地位的富有的中产阶级人士当中，情况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在道德观念方面也比较积极，因此更加重视婚姻情感的培养和孩子的成长。保罗·兰福德把这种亲密情感视作中产阶级的特征之一，认为这种感情“能形成‘自然的’风格……成为衡量高贵与否的真正标准”，而且，这种感情“也能促进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使其强调家庭生活并忠诚于加尔文主义的道德观念”(23)。利奥诺·达维多夫认为，18世纪中叶是家庭理想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之前只要家庭生活的公共形象得到维持，那么性与感情的问题就成为人们的私事；然而从18世纪中叶起，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部分中产阶级人士“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家庭化的、更为有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们从公共世界中退却出来而鼓励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充满感情的联系，热衷于家庭炉火边的休闲活动。”(24)贝克尔(Marvin B.Becker)在讨论18世纪市民社会的兴起时也指出，“在大多数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当中，一种不那么严厉却又更加亲密的家庭生活方式，正日益显现……他们从冰冷的大理石大厅和接待室中退离出来，回到更温暖的、有家具的房间，有壁橱的卧室，在那里享受亲情和舒适，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25)由此可见，注重家庭生活和内部情感，成为中产阶级的一种新的却是日益受到重视的价值理念。
三
在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中，我们不能不提到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有关这一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妇女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近年来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问题的争论(26)。前文已述，洛克的财产私有权思想导致公共和私人财产之间的划分，同时也带来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隔离以及家庭隐私观念的兴起。实际上，公共和私人领域是以男性和女性的活动范围来划分的，公共领域指男性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而私人领域则主要指女性管理仆佣、照顾孩子以及为男性提供家庭温馨的空间。
虽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具体形成的时间上有所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是不争的事实，并强调其后果之一是女性逐渐被局限于家庭领域当中。休梅克(Robert B.Shoemaker)认为在1650-1850年间公私领域完全形成，虽然这两个分离的领域之间有部分重叠，但无疑女性越来越被局限于家庭领域当中(27)。埃格尔(Elizabeth Eger)等人在论述英国妇女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时，也认为“严格区分的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出现是以18世纪为重要的转折点，即从一个女性拥有相对自由的时代转变为一个领域分离的时代，在后一个时代，男性主宰着工作的公共世界，而女性则越来越退却到家庭的私人空间之中。”(28)
18世纪到19世纪前期，公私领域的划分以及由此产生的妇女局限于家庭中的状况，是与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英国上层的贵族妇女虽然远离工作和劳动，但她们并没有完全局限于家庭领域，而是将她们的主要精力投诸于社交和娱乐，有时也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柯利(Linda Colley)对18世纪公私领域的明确划分表示怀疑，其论据之一就是当时也有不少女性卷入到政治选举当中，但作者所观察的这些人都是贵族妇女(29)，这正好说明了公私领域的划分是与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下层妇女，她们需要从事各种体力劳动，不可能完全投身于家庭领域，去营造一种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家庭氛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维克利(Amanda Vickery)直接得出结论说：“家庭生活的女性化既是中产阶级兴起的结果，也是中产阶级集体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30)。从中可以看出，强调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作用正是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一个特征。
在近代早期，甚至直到18世纪中叶，许多商人的妻子在丈夫的商业活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妻子每天在店铺中帮忙，对于商店的经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即使那些最成功的商人，他们的生产活动也离不开妻子的帮助。正如笛福(Daniel Defoe)在《英国商人》一书中批评了那些“愚蠢地自负地使妻子成为淑女”(31)并使其远离经济事务的商人，认为夫妻之间应该建立最紧密的生产协作关系。女性之所以在商业活动中起到这种积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商人、店主的经济活动仍然处于原始积累的阶段，规模较小，帮工和学徒不多，需要家庭中成年女性共同承担经营事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到18世纪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方面，财富的积累使英国中产阶级人士能够雇佣较多佣人帮助完成家务劳动，由此女性从经营活动中退却出来在物质条件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城市的迅速发展使一些道德家们开始担心城市生活会对女性道德和行为举止产生消极影响。利奥诺·达维多夫和凯瑟琳·霍尔考察了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的中产阶级，他指出：“随着时代的推进，人们越来越期望中产阶级妇女不从事营利性的工作，能够退离到她们位于郊区别墅和花园中的家庭世界中来。人们认为这种家庭能够在一个不安、危险的世界中，提供维持纯洁道德的基础。”(32)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中产阶级妇女日益局限于家庭各种事务，虽然她们仍然从事一些社交活动，例如拜亲访友或参加慈善活动，但她们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越来越成为她们自己以及她们丈夫高贵身份的一种象征。M.J.丹顿(M.J.Daunton)在分析了18、19世纪家庭对于中产阶级人士的意义后指出：“家庭住宅被理解为一个避难所或者圣殿，在这里，男性家长可以在工作压力之余得以放松，而女性和孩子则直接逃离外部的工作世界……”(33)。作为中产阶级的一种家庭理想，这种女性被局限于家庭空间之中的状况日益为中产阶级人士所认同。
当然，要使中产阶级女性完全局限于家庭角色，很多情况下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女性仍然从事一些经营或政治性活动。但从总体上而言，中产阶级女性的日益家庭化是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的一个显著现象。虽然格丽达(Kathryn Gleadle)指出在许多中产阶级家庭中，女性完全远离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格丽达在结论中仍然承认，“家庭生活的女性化成为维多利亚早期的一个主要特征。”(34)尽管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是一种社会建构，代表了社会成员对理想世界的看法，而不是社会整体的现实反映，但这一划分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自我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导致中产阶级女性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变化，她们开始从各种经营活动中退却出来，日益局限在家庭领域之中，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就成为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
四
中产阶级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家庭理想，具体表现为家庭与工作的分离、隐私观念和情感联系的加强以及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等几个方面。中产阶级的这种家庭理想对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为英国城市的郊区化提供了推动力。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汤普森(F.M.L.Thompson)直接把郊区居住方式称为“中产阶级的家庭梦想”(35)，施瓦布(William A.Schwab)在分析城市和郊区时，强调“与郊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是……一种以家庭和孩子为中心的生活态度”(36)。丹顿在分析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形成时，更是认为家庭理想的产生“是与从城市中心退离出来而迁移到郊区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37)。马什(Margaret S.Marsh)甚至认为郊区生活方式和家庭理想是同一个价值体系的两个层面，“从最早的郊区开始，家庭齐聚的理想就是与郊区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大致出现于同一时期，都是对城市化进程、商业经济以及随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应，“郊区理想和家庭理想实际上是同一个价值体系的两个部分。”(38)从中可以看到，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与城市郊区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具体说来，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城市郊区化提供了动力：
1.家庭和工作的分离为郊区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功能逐渐发生了变化，从私人生活的场所以及从事贸易或生产活动的工作场所，转变为纯粹的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私人场所。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人士需要在地理空间上使家庭和工作场所保持一定距离，换言之，居住在一个地方而工作在另一个地方。城市中的工商业活动是中产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人需要在城市中心从事贸易、金融业务，在市里的咖啡馆和酒馆交换信息，从码头进出口各种商品，因此他们的工作场所必然以城市为主。在居住地方面，城市固然是一种选择，但由于城市土地日益成为商业用地，再加上住房紧张，人口拥挤，市区作为居住场所日益失去其吸引力。较远的乡村能够为中产阶级人士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但乡村远离中产阶级的经营场所和信息来源地，削弱他们的商贸竞争力，也不是合适的居住地区。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商人、银行家和店主更好的选择是邻近城市的郊区地带，他们在这里既能够保持与城市经营活动的密切联系，又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干扰，所以大多数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向郊区迁移。居住在郊区，一方面有利于男性家长每天通勤往返于城市中心和郊区的居住地，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划出恰当的距离；另一方面则使妇女和孩子可以在远离工作和公共世界的领域中，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和舒适。
上述可知，郊区化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家庭和工作的分离。利奥诺·达维多夫和凯瑟琳·霍尔认为，这一分离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要求在家庭生活领域中将生产性的功能甚至是烹饪、用餐、洗浴、睡觉以及其他“后台性质的功能”都剔除出去；二是以郊区别墅的发展为标志，从物理空间和社会联系上使家庭与商业事务的经营相分离。达维多夫和霍尔把这种分离看作人们向郊区迁移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能够生活在远离生产场所噪音和混乱的地方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种迁移。”(39)到18世纪后期，英国一些城市中极为富有的商人、店主和银行家，即有能力负担得起私人马车的中产阶级上层，开始选择在郊区乡村中居住、在城市中心工作的生活方式，他们日益将自己的家庭住所和工作场所区分开来。到19世纪，随着城市经济和交通的发展，他们又将这种生活方式逐渐传布到中产阶级中下层，由此为城市郊区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2.家庭隐私的发展和家庭情感的加强促使中产阶级追求郊区的合适环境和氛围
隐私与“自我”的发展密切相关，正如利文(Morton H.Levine)对隐私所下的定义，隐私指“一种个人状态的保持”，在某种特定的空间中，“个人有机会成其为个人，运用并体验其独特自我。”(40)这种隐私和自我的要求促使人们首先在物理空间上从充斥着政治事件、商业经营和社交礼仪的外部世界和公共领域中抽离出来，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住宅中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个人身份。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在家庭住宅内部，必须划分各个不同的功能区，使主人的活动区域和仆人的服务区域分隔开来；在家庭住宅外部环境中，要求住所周围有比较大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保护隐私、实现自我。因此，家庭隐私观念的增强，不仅导致18世纪的建筑商和设计师们开始重新定义家庭住宅空间，每个人的住家是他遮风避雨的居住场所和保护自己不受干扰的私人领域，而且也导致建筑样式的变化，他们开始修建适合中产阶级的独户住宅即单个家庭居住的住宅，这种住宅与贵族的大庄园、大城堡不同，并不是以对周围土地的占有为基础，而只是拥有一所小巧精致的别墅，通常屋前和屋后都有花园或草地，并隔绝了外人的窥视和干扰。郊区的建筑样式使中产阶级的家庭领域逐渐地隐私化和个人化，家庭住宅日益成为保护主人个性、自我和隐私，并且与其他人和其他领域相隔离的场所。正是中产阶级隐私观念的发展才导致中产阶级成员日益以郊区的住宅作为主要居住地。
由于这种郊区住宅一般只有中产阶级家庭成员及其佣人居住，而房屋周围都是自己家的花园或草地，与其他家庭的房屋相隔较远，无疑能够更好地保护家庭隐私。英国散文作家兼评论家兰姆(Charles Lamb)报怨住在伦敦市使他缺少自己的隐私生活：“当我住在伦敦市时，我的住宅就像是大臣的接见室，我的熟人（就像他们所称的那样）越来越多”，因此，兰姆希望拥有一所能够保证自己私人空间的住宅，“在那里——我可以拥有完全的隐私，可以在任何我希望与自己的不朽心灵进行自由对话的时候，将我的朋友们拒之门外”(41)。后来，兰姆幸运地在伦敦伊斯林顿郊区找到了这样一所住宅，他在另一封信中形容自己在这里就像是一位伟大君主住在自己的宫殿中一样，自由而愉快(42)。从兰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18、19世纪时英国中产阶级日益注重家庭隐私，而这在城市中心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他们开始向城市外寻求解决之道，最终，他们选择郊区住宅作为保持私人生活空间的场所。
如果说中产阶级对隐私的强调使他们选择郊区作为居住地的话，那么，中产阶级家庭中情感联系的日趋紧密，也对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产生了影响，因为这种情感联系的加强对居住的外部环境提出了要求，而郊区的田园风景及其与城市生活相对隔离的环境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
家庭情感的产生和培养需要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而18、19世纪的英国城市难以提供这样的环境，因为这一时期是英国城市问题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不仅人口拥挤、污染严重，而且罪犯猖獗。在烟雾弥漫的空气中和在喧嚣嘈杂的街道旁，中产阶级家庭难以安静惬意地从事各种培养和加强家庭温馨情感的娱乐活动。相形之下，城市周围的乡村具有宽阔的场地和优美的风景，有利于家庭成员共同进行户外和户内的各种活动，有利于家庭情感的培养。此外，在父母与孩子的互动中，郊区住宅的花园和草地也为孩子提供了合适的玩乐场所。因此，有能力购买乡村住宅的中产阶级人士，在日益浓厚的家庭情感推动下，越来越钟情于能够提供更好居住环境的郊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家庭情感联系的增强包括夫妻感情的加深和亲子关系的密切，也是城市郊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动因。
3.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推动了郊区化进程
在许多中产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上层的家庭当中，女性逐渐远离生产领域，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操持家务、管理佣人、抚养孩子等活动，其中不少女性还成为凡勃伦所谓的“代理休闲”阶层(43)。女性家庭地位的这种变化，使她们和郊区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今天许多学者都把郊区看做是“带有女性色彩的”(feminine)。美国学者保罗·诺克斯和史蒂文·平奇指出，“郊区通常被表述成社会均质的、相对安全的、女性主导的家庭和私人空间。”(44)伊恩·P.瓦特也认为，郊区不仅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且其“本质是女性的”，因为它适应了中产阶级那种“视女性的羞怯为极端的脆弱，因此需要防御性隐居的日益明显的倾向”(45)。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男性把女性看做是脆弱的，需要保护的，而保护她们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她们隐藏在郊区的家庭中，以避免城市社会的险恶和堕落。
如果说中产阶级女性家庭地位的变化促使她们日益从外部世界退缩到家庭住宅之中，那么中产阶级男性的经济角色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倾向。中产阶级家庭的收益和前途依赖于城市所提供的国内外贸易、手工业、专业职位等，不可能做到与城市社会的完全脱离。既然男性不能离开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那么就应该由女性在远离城市的家庭当中，建立起一个逃避城市问题的避难所，提供对抗城市道德堕落的个人空间，这种意图使越来越多的富有中产阶级人士试图在城市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寻求一个平衡点，而郊区就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郊区处在大自然的田园环境中，与城市相比，郊区更加纯净更加健康，可以使女性不受城市各种不道德现象的侵扰。因此，中产阶级妇女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使人们更倾向于居住在郊区，妇女可以在这里全心操持家务、抚养孩子，间或做些编织、刺绣等手工活，中产阶级妇女也因此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46)的原始形象。
结语
英国城市的郊区化是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导致这些城市开始郊区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客观原因，如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拥挤、交通的改善和城市问题等，但常常忽视了郊区化的主体——中产阶级及其家庭在郊区化进程中的作用。我们认为，经济、人口、交通和城市问题确实是导致英国城市郊区化的重要因素，但仅仅这些因素很难解释某些同样具备这些因素的地区为何没有开始郊区化进程，因为前者只是提供了一种外在的可能性，除此之外，郊区化的主观原因即中产阶级的意愿也不可或缺。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随着中产阶级家庭理想的形成，他们逐渐开始有向郊区迁移的意愿。到这一时期，英国城市郊区化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基本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城市郊区化进程才缓缓拉开了帷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中产阶级的家庭理想，即家庭和工作的分离，隐私观念和情感联系的加强，妇女家庭地位的变化，推动了英国城市的郊区化。
注释：
①John Rule,Albion's People:English Society,1714-1815,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 UK Ltd.,1992,p.96.
②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The architectur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English middle-class society in a provincial town 1780 to 1850",in Derek Fraser and Anthony Sutcliffe (eds.),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London:Edward Arnold,1983,pp.327-328.
③参见F.M.L.Thompson,The Rise of Suburbia,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2; H.J.Dyos,Victorian Suburb:A Study of the Growth of Camberwell,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6。
④Peter Thorold,The London Rich:The Creation of a Great City,from 1666 to the Presen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p.19.
⑤Leonore Davidoff,'The family in Britain',in F.M.L.Thompson(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II),p.78.
⑥家庭功能的转变并不是截然的，不是一种状态被另一种状态完全取代。正如斯通(Lawrence Stone)所说，“与其说是一种家庭模式超越另一种家庭模式成为主导，还不如说是产生了更多不同的模式而得以并存。”参见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79,p.23。
⑦(21)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p.69,p.217.
⑧Asa Briggs,"Victorian values",in Eric M.Sigsworth (ed.),In Search of Victorian Values:Aspects of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 and Society,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8,p.22.
⑨［奥地利］赖因哈德·西德尔：《家庭的社会演变》，王志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5页。
⑩James Gibbs,A Book of Architecture,Containing Designs of Buildings and Ornaments,London:Printed for W.Innys,1739,pp.xi-xix.
(11)(19)(20)John Archer,Architecture and Suburbia:From English Villa to American Dream House,1690-2000,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p.51,p.27,p.51.
(12)J.A.Simpson and E.S.C.Weiner (eds.),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Volume XII),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515.
(13)Samuel Johnson,Arthur Murphy (ed.),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LL.D (Vol.I),New York:Alexander V.Blake,Publisher,1843,p.405.
(14)［法］菲利浦·阿利埃斯、［法］乔治·杜比主编：《私人生活史》（第三卷：激情），杨家勤等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8、15-19页。
(15)(16)(17)［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7、18、20、86、46-47页。
(18)关于洛克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划分所作出的理论贡献，参见John Archer,Architecture and Suburbia:From English Villa to American Dream House,1690-2000,p.24; Mary B.Walsh,"Locke and feminism on private and public realms of activitie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57,No.2,1995,pp.251-277。
(22)参见Lawrence 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p.220。
(23)［英］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414页。
(24)Leonore Davidoff,"The family in Britain",in F.M.L.Thompson (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II),p.75.
(25)Marvin B.Becker,The 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 Privileged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Scotland,and Franc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4,p.61.
(26)参见Elizabeth Eger,et al.,Women,Writing and the Public Sphere 1700-18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18.
(27)Robert B.Shoemaker,Gender in English Society,1650-1850: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Spheres?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8,p.10.
(28)Elizabeth Eger,et al.,Women,Writing and the Public Sphere 1700-1830,2001,p.1.
(29)Linda Colley,Britons: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p.241-248.
(30)Amanda Vickery,"Golden age to separate spheres? A review of the categories and chronology of English women's history",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36 (Jun.,1993),p.384.
(31)Daniel Defoe,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Dublin:Printed for George Ewing,1726,p.230.
(32)(39)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Family Fortunes,London and New York:St.Edmundsbury Press,2002,p.16,p.359,p.251.
(33)(37)M.J.Daunton,"Housing",in F.M.L.Thompson (ed.),The Cambridge Social History of Britain 1750-1950 (Vol.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13,p.211.
(34)Kathryn Gleadle,British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asingstoke:Palgrave,2001,p.91.
(35)F.M.L.Thompson,The Rise of Respectable Society:A Social History of Victorian Britain 1830-1900,London:Fontana Press,1988,pp.174-175.
(36)William A.Schwab,The Sociology of Citie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92,p.318.
(38)Margaret S.Marsh,Suburban Live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0,p.XIII.
(40)Morton H.Levine,"Privacy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western world",in William Christian Bier (ed.),Privacy,a Vanishing Value? 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80,p.19.
(41)Charles Lamb,Thomas Noon Talfourd (eds.),The Works of Charles Lamb,Complete in Five Volumes (Vol.IV:Life and Letters),Philadelphia:Willis p.Hazard,1854,p.110.
(42)Charles Lamb,Thomas Noon Talfourd (ed.),The Letters of Charles Lamb,with a Sketch of His Life (Vol.II),p.107.
(43)凡勃伦认为，在中产阶级家庭当中男性家长主要从事生产性工作，而他们的妻子能够以适当的方式执行所谓代理有闲，显示家庭和家长的荣耀。参见［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2-63页。
(44)［美］保罗·诺克斯、史蒂文·平奇：《城市社会地理学导论》，柴彦威、张景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页。
(45)［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210页。
(46)“家庭天使”是维多利亚时期理想的中产阶级妇女形象，源于英国诗人帕特默(Coventry Patmore)于19世纪中叶发表的长诗。参见Coventry Patmore,"The angel in the house",in Alison Twells (ed.),British Women's History: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World War I,London:I.B.Tauris & Co Ltd.,2007,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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