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竹内好与鲁迅及中国文学研究”笔谈——2.思想是如何成为自身的——解读“竹内鲁迅”的一种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笔谈论文,媒介论文,线索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日本老一辈学者丸山升的论文集《鲁迅·革命·历史》在国内出版。①我在读其中的《日本的鲁迅研究》时，对他解释“竹内鲁迅”的一段话印象深刻。这段话意在解释为什么竹内好放弃对鲁迅思想“变化”的研究，转而探求鲁迅身上“不变”的因素。他指出竹内好用“回心之轴”、“文学者的自觉”等语言所表现的东西，是鲁迅身上几乎性格化、气质化了的某种因素，因此很难用语言定义、说明，甚至这种定义、说明本身是做不到的。那么，探求这种难以证实的东西的“行为”（方法）背后指向什么？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之所以执意去探求鲁迅（表面变化的）思想背后不变的因素是因为他深刻体验到“‘思想’是多么脆弱的东西，或者换言之，将‘思想’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是多么困难”。[1](P345)所以竹内好面对的问题是：“对于人来说，最后留下的是什么？人靠什么而得以生存？”[1](P345)这是竹内好把握鲁迅的出发点。在丸山升看来，竹内好能够深刻感觉到这种“思想”的外在和“脆弱”，并形成写作《鲁迅》的动力，是因为他目睹了“当时的日本，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许多‘思想家’们，不仅政治上败北，思想也很容易变化，倒向了军国主义、国家主义”。[1](P345)丸山升以这种明白而准确的方式把握了竹内好写作《鲁迅》的立意及其得以产生的现实历史脉络。
竹内好自己把20世纪把三四十年代发生在日本思想界的“转向”视为思想上无抵抗的结果，并将其扩展为日本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所谓“优等生文化”。事实上，对“转向”现象进行批判以及对日本现代进程的挫败（以战败为标志）进行批判可以有不同的路径，而竹内好选择了非常特殊的一种：那就是以个体主体为对象观察主体获取思想的方式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从而对现代思想的存在方式和现代个体获得思想的方式给予根本质疑，并转而寻求真正的思想得以成立的更本源的东西（所谓“我之为我”的东西）。正如伊藤虎丸间接概括的：竹内好等人是“将世界观之所以成为世界观的东西从‘理论—思想体系—立场’剥离而在具体人的生存方式中追求它”。②但是，这个可以衡量思想之真伪的内在本源无论称之为“性格”、“气质”抑或“生存方式”似乎都有所不足。较为准确的说法大概也只能称之为“主体”，竹内好所说的作为“文学者”的鲁迅就是指向一种主体的存在方式。
所谓“主体”指“事物本身的状态”以对立于“事物被呈现在意识之前的状态”（客观），同时它也指“主动的心灵或思考的原动力”。[2](P475-476)从根本而言，主体指向自己之所以成为自己的原因。竹内好所要探求的鲁迅之为鲁迅的“本源”，正是与此相对应的。之所以说将其对应于“性格”、“气质”、“生存方式”均有不足，就是因为“主体”的意义是超出个体的，“主体”也许在内部完成，但它的构成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识，对“主体”的认识有展开为客观的可能。竹内好之塑造鲁迅是在超出了个体的意义上去把握的，因此《鲁迅》一书虽以作家研究的面貌出现而能延展成为对现代进程根本逻辑的把握和批评。③
摸索、描述现代“主体”的困难之处在于，现代社会已打破了人的本质规定性，自我之成为自我的保障已不存在。个人无法通过他所处的阶层自然获得本质规定，这个本质要自我建构出来。④现代思想与承载思想的主体的生存状态之间往往存在着落差，即前者不是从后者的身上自然地生发出来的，由此造成两者外在结合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所谓“思想的脆弱”恰恰是现代思想在现代主体身上必然引发的危机，特别是当这种主体和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历史维度时，现代主体的建构很容易被描述成因为接受现代思想而获得“自觉”的过程。但竹内好恰恰在超出一般历史理解的意义上理解现代的主体状态，那就是真正的构成后发展国家主体的因素往往外在于现代逻辑。鲁迅正是代表了这种在现代逻辑之外形成的现代主体，竹内好曾描述鲁迅式人格产生的条件：
使鲁迅这样的人物得以诞生的，一定是以激烈的抵抗为条件的社会。只有在欧洲历史学家所谓的亚洲之停滞（！）的社会中才能诞生鲁迅这样的类型。……当所有通向进步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时候，才能积淀起鲁迅那样的人格吧。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3](P209)
“抵抗”指向的不是“进步”而是与“停滞”、“旧面貌”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在竹内好那里，它们不是矛盾的，而是都指向一种保存“自我”的努力，这个“自我”不是近代的“自我”，而是在近代的过程中失掉的“自我”，与其说它在“新的”到来前即自足地存在，不如说它是在“新的”到来后与“新的”对抗中成为必要并显现出来的。这个“自我”其实是“无”的“有”，即，它是借助寻找那个以前没有意识到的主体而形成的，但它并不是现代的派生物，而确乎是已有的，不是外来的。
不难看出，作者理想的主体具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在《鲁迅》中竹内好将这种理想的主体状态称为“文学者”的态度，其本质在于“不依赖任何人，不把任何他者作为自己的支撑点，它必须通过这个方式，使一切都变成自己的内在组成部分”。正因为它自己的原有是一个“无”，而又“不把任何他者作为自己的支撑点”，所以首先，这一保存不是封闭的保存，它并没有实在、固化的东西可保存；其次，它不是拒斥式的保存，反而要将外在的对立的因素纳入到内部，在矛盾中完成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舍弃虚假的自我。这就是竹内好说的：“我即是我亦非我。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我，那么，我是我这件事亦不能成立。为了我之为我，我必须成为我之外者……”这种通过“成为我之外者”确立自我的过程就个人而言是“回心”，就历史而言是“革命”。⑤无论“回心”，无论“革命”都是为了“我之为我”的行为，通过个体考察的构建主体的过程与历史层面构建主体的过程是同构的。
事实上，竹内好设定的主体的乌托邦性与他在摸索现代个人主体和政治主体的过程中一直避免落入现代叙述互为表里。这使得他的描述格外曲折、晦涩，而这种描述方法也最能说明他在现代体系之外建构主体的意图。比如他对鲁迅“回心”时期的判断和定位就很典型。其实，他通过“回心之轴”（“文学者的自觉”）所呈现的结构已足够说明鲁迅的精神特质，那么，他为什么一直强调存在一个获得“自觉”的决定时刻？而且要把这一时刻定位于辛亥之后的“不明了”的时期？⑥恰如一些学者已指出的，鲁迅的“挣扎”的特质在“回心”之前的晚清时期就已经具备，并非一定是“回心”后的产物。当然，首先应该明确“回心”是一个理论的设定，不是历史研究的成果，这一点在竹内好的行文中已经表露得很清楚。⑦其次，要明确的是竹内好通过“回心”不是意在揭示鲁迅的“思想”演变或“思想”结构，他恰恰要追问的是思想背后的精神机制，所谓“生命的、原理的鲁迅”。一切有迹可寻的都是思想，而思想背后的精神机制是注定不能直视的，一旦诉诸直接的概念把握就会落入现代思想的窠臼，于是，只能通过用语言填充其周围以表述它的位置。因此，他之所以强调存在一个决定时刻并将其设定在一个没有言论的晦暗时期，就是因为其他时期的言论都是有迹可寻、有理论脉络可以解释的。进一步讲，既然获得主体的决定因素不在获取思想，那么主体内在的矛盾、搏斗、自我否定以及持续的“决意”就成为更重要的脉络。作为“现役文学家”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始终的鲁迅唯独在这一时期远离舆论，这恰恰构成其自我挣扎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竹内好意图通过鲁迅把握一种反现代的现代方式，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在于，为什么竹内好对西方的现代思想乃至“现代”的方式如此不信任？在《何为近代——以日本与中国为例》的一个段落中我找到一些线索。他在其中谈到自己因为不习惯哲学性的思考而无法深入探究抵抗的意义——“我只是在此感到了有这样一种东西的存在，却不能取出来进行逻辑的建构。”他一再称这种“不能”是出于能力的不足，但在随即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不单是能力的问题：
我站在它的面前感到了某种恐惧，而对感到恐惧的我又有一种心虚之感。对我来说，那种所有一切都可以抽取出来的理性主义信念是令人恐惧的。或者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信念，毋宁说是使这种信念得以成立的理性主义背后的那个非理性主义之意志的压力是可怕的。而且，我觉得这信念正是欧洲式的。[3](P195)
在此，我们可以摸索到竹内好宣扬的“挣扎”、“抵抗”背后的指向：欧洲式的理性主义信念。此信念之所以可怕，不仅在于它相信“一切都可以抽取出来”，更在于背后支撑它的其实是一种“非理性主义之意志”。面对这种“非理性主义之意志”，能够对抗它的绝不是复制的理性或政治，而只能是相称的意志，即。竹内好强调的“自我保存”的欲望。虽然这“保存”有时表面看上去是落后、停滞的，但非此则不能抵御来自西方的“非理性主义之意志”。在竹内好自己的叙述中，正是他意识到这种理性主义背后的非理性的时刻，他与鲁迅相遇了，鲁迅对他的触动在于：“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3](P196)支持鲁迅的不是思想、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直面矛盾的洞察力和看破（理性主义）虚伪后的决意。这是只能作为“态度”去把握的东西，它看上去无法还原，其实是更根本、有力的东西。
在《鲁迅》中，可以读到竹内好把握鲁迅的契机和切入点是打动了他的鲁迅的“严峻”：“现在我越发觉得鲁迅的严峻并非简单的严峻。我想知道这种严峻是怎么来的。”[4](P39)这种严峻显然非观念的产物，鲁迅的严峻来自于他“是一个强烈的生活者，是一个彻底到骨髓的文学者”。“生活者”意味着他的挣扎是基于“生”的欲望，也只有从“生”的根底才能看透理性主义背后非理性意志的压迫；而“文学者”意味着他不依靠任何外在的东西而真实地看待自身，看待容纳了所有矛盾的自身。
竹内好对鲁迅的理解无疑是政治性的，但其特殊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政治的基础安放在政治行为或观念的基础上，而是直接将政治的基础安放在真实地生活的主体的基础上。丸山升曾概括鲁迅对革命的立场是“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5](P37)这也代表了他自己对革命的理解。而竹内好则揭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面，即扎根于生活的个人主体的建立不是从属于政治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的基础和目标。这一理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一系列认识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在经历了革命的成功、挫折和消退之后，我们如何重新反思革命与政治、与个人主体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寻找抵抗的资源？我们还有构建一种特殊的、从自己的生活中真实地生发出来的“现代”的可能吗？这是我从竹内好身上看到的“严峻”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5-07-07
注释：
①据说，丸山升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竹内好研究方法的反拨，即引入“实证科学方法”而“将包括鲁迅在内的研究对象重新真正地置于历史中”。同时，这种实证的方法亦是在继承竹内好问题的思路上建立的。“固守着一向过于强大的‘正统和异端’的想法，终于对异端的盲目再评价，离开具体历史条件而陷于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的议论并无意义。新的研究能不能将包括鲁迅在内的研究对象重新真正地置于历史中，从历史中解明为何有些可能性即便考虑到了却仍无法实现？能不能考察个人的个性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以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也必须要有更为明确的方法意识，而这种方法意识的产生，则需要以具体问题为媒介的讨论。”（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革命·历史》第3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②出自伊腾虎丸文章《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转引于2005年11月北京大学“‘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尾崎文昭论文《竹内鲁迅与丸山鲁迅》。
③“鲁迅的孤独以其具体形态超越了鲁迅本人而与中国现代史的性质相关联。”（孙歌：《近代的超克·导言》，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4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④“借用梅因的著名观点来说，古代社会是一种身份政治，而现代社会则是一种契约政治。在身份政治的情况下，人的政治身份与人格认同是合一的；而在契约政治的情况下，政治身份与人格认同是分离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冲突最后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身份的同一性的无法形成，或者说可以归结为人的自身所是的被分裂与被扭曲。”（唐文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中国学术》第19、20合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⑤“我只能走我自己的路。不过，走路本身也即是自我改变，是以坚持自己的方式进行的自我改变（不发生变化的就不是自我）。我即是我亦非我。如果我只是单纯的我，那么，我是我这件事亦不能成立。为了我之为我，我必须成为我之外者，而这一改变的时机一定是有的吧。这大概是旧的东西变为新的东西的时机，也可能是反基督教者变成基督教徒的时机，表现在个人身上则是回心，表现在历史上则是革命。”（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212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⑥丸山升就曾针对竹内好所说鲁迅在民初的生活为“他一生中最不为人了解的阶段”而特别对鲁迅这一时期的生活、思想详加考察，从而对竹内好“回心”的说法构成潜在的质疑。（丸山升：《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⑦“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所谓黑暗，意思是我解释不了。这个时期不像其他时期那么了然。……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竹内好：《鲁迅》，竹内好：《近代的超克》第4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