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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监督体制在党的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党内权力的有效运行和党内反腐败的顺利开展，近年来被理论界和学术界所广泛关注。专家学者们就建立健全党内监督体制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党内监督的重点、难点、原则、目标、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但总的来看，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探讨了现行体制存在的主要弊端：二是提出了关于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的各种对策建议。
一、关于目前党内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术界认为，目前党内监督体制、党内权力制衡方面的弊端主要有：
1.党内权力设置与配备不合理。学界认为，长期以来，由于权力体制设计的弊端和党内权力制衡机制建设的缺失，造成了在党组织当中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权力的过分集中，形成了所谓的“绝对权力”。由党员代表组成的党的代表大会没有被摆到应有的地位上，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只是在代表大会上按规定和程序履行一下手续，党代表参与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作用没有真正充分发挥。党员的批评权、检举权、控告权和罢免权等诸多民主权利在党内民主氛围不浓、民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流于形式，导致党内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
2.党内监督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党章规定的体制是：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基层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大家普遍认为，近年来虽然对这一监督体制进行了一些改进的尝试和完善，例如巡视制度加大了自上而下的监督；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加大了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中央掌握省级纪委提名权，加大了对地方纪委的监督权限；由党委副书记兼任纪委书记，提高纪委书记级别，等等，但这些没有从根本上克服现有体制性弊端。现行体制的致命弱点在于党内监督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权威性，将专门的监督机关置于监督对象的直接领导之下的管理体制，限制了他们监督的效能。目前，党的监督机构一般没有直接参与决策权，对被监督的同级领导干部没有直接的独立考察权，更没有对被监督对象的制约权。党内监督的核心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必须靠权力来进行。监督主体没有一种约束、监督客体的权力，就不可能对监督客体进行有效的监督。
3.现行体制内的党内监督尚未形成监督合力。名义上党内监督的形式有党的代表大会监督、党员和党组织的监督、专门机构的监督、党委会的监督等，实际上哪家都没管好。学界提出，在以往的监督实践中，存在过分倚重专门机关监督的倾向，制约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职责的履行，影响了其党内监督作用的发挥。同时由于党内监督渠道不畅，对重大决策、重大部署缺少必要的监督渠道，党员的监督职能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党的代表大会是最具监督力量的党内最高权力机关，但由于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相隔的时间较长，其监督职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对于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也由于现行体制的关系，其工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影响了监督职能的发挥。
4.党内监督的具体制度法规不健全。具体表现在：一是党的领导机构的设置、职权、运行以及党内的工作制度、议事规则、表决程序制度化、规范化程度不高。二是现有的制度法规大部分侧重于事后惩处，处罚替代了监督，一些具有预防功能的制度法规还没有建立起来。三是对抵制和干扰党内监督的行为缺少惩戒措施，现有的制度法规执行得很不够。四是党内监督制约制度缺乏刚性约束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失灵失效。五是党内监督制度大多是比较宏观的、原则性的、抽象的，操作性还不强。六是个别党内制度与国家层面的制度法规不协调不配套，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契合性不强，党内监督体制反应慢、程序繁冗。
与此相反，部分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却认为，党内监督本质上是一种同体监督，同体监督的效能取决于自觉性，而不是取决于制度的多少，党内监督要走出“制度迷信”。有的学者进一步举例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制定了2600多项规章制度，其中中纪委和监察部制定的就有100多项，然而党内腐败并未因此而减少，这说明制度反腐在党内并不起作用，相反制度越多越繁琐。还有的学者提出，党内监督最重要的是在于对现行制度的执行力，一厢情愿地认为制度越多，监督体制就越健全，腐败就会越少的观点是错误的。
5.对领导干部监督失效。很多学者认为，现在党内监督体制的最脆弱之处是，很多规章制度制定的监督与制衡，一旦遇到了领导手中的权力立刻效力不足。也就是在现行体制下，不同层次的“一把手”都在相应的范围拥有很大的、往往又不受监督的权力，监督之所以很难实现主要原因也在这里。因此，应是加强监督的“重点”，这也就是说，要加强监督，关键在于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却又寄希望于“一把手”对监督的重视和自觉。这是一个与前面所说把监督寄希望于被监督者的自觉相关联、而又有自身特殊性的问题。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难以解脱的悖论或死结：“一把手”由于处于关键地位而最需要监督，由于他们对监督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监督要靠他们的“贤明”。但是，“一把手”与其他权力的拥有者和行使者一样，往往不愿意接受监督，在客观上对“一把手”也最难监督。这样一来，真正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监督的一个盲点。如何走出这个困境，是在监督问题上面临的一个最大、最难的课题。
6.对普通党员的权利保障不力。有学者提出，虽然党章和党内其他条例法规都对普通党员的各种权利给予了各种规定，但实际上由于党内民主不足，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确立与尊重，普通党员的监督权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一是知情权、参与权不足，不了解党内事务，谈不上监督；二是选举权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党内事实上存在的委任制和任命制颠倒了党内权力的授受关系，甚至出现边腐败边提升现象，普通党员不想监督；党内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相互之间能否有效制衡的前提条件是党内选举权是否真正落实；三是党内监督体制缺乏对普通党员举报的有效保护，据有的学者统计，普通举报人有90％遭到了报复，普通党员不敢监督。党员权利受损时，申诉与处理放在同一部门，起不到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作用。因此党内民主程度不高，是导致党内权力难以真正实现有效制衡的根本原因。
据此，有的学者把当前党内监督体制的矛盾归纳为九大矛盾：多样化的社会与一元型监督的矛盾；监督的法治化和监督体制人为色彩较浓的矛盾；监管封闭原则与监督体制运行的“例外原则”的矛盾；自律强调过多与他律约束不严的矛盾；自上而下监督有力与自下而上监督乏力的矛盾；监督权的完整性与实际上监督权的分散状态的矛盾；监督关口前移与事实上监督关口后置的矛盾；监督的公开性与现行党内权力运行公开性不够的矛盾；监督的强制性与现行党内监督刚性不足的矛盾。
二、党内监督体制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对于为什么党内权力监督与制衡不力，理论界的主要观点是：我国目前民主和法治的整体程度仍不高、党内权力配置不合理与党内权力运行机制不畅是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我国目前民主和法治的实现程度仍不高。权力监督体系是整个政治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权力监督体系的现代化程度是与该国家整个政治体系的现代化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国家整个政治体系重要内容的党内监督体制与国家民主法治的实现程度密切相关。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家，背负着学自前苏联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包袱，民主和法治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改革开放后在民主和法治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我国的民主和法治的实现程度仍然不高，党内监督也必然受到影响与限制。
2.党内权力架构不合理。各级党委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中于同一个机构，缺乏对权力的合理分解和相互制约。“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体制，使党内的立法权、执行权集于党委一身，造成党内权力配置失衡，党内监督实难进行。三权合一的权力配置结构，使得对决策失误的外部监督无从进行，对执行权的监督也难以有效开展。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同一个机构和集中于同一个人一样，都是一种缺乏制衡的专断的权力，都会出现权力滥用的可能性。
3.党内权力监督的内部制约性因素。有的学者提出，党内权力监督弱化的内部制约性因素主要有：党内权力监督文化的社会化程度低使党内权力监督失去了强有力的思想、文化保障；党内权力监督的制度化程度低是造成党内监督弱化的关键性因素；党内权力监督体制的畅通化水平低和监督渠道的民主化程度低是党内监督弱化的两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改革完善党内监督体制、加强党内权力制衡的对策建议
1.重新构建党内监督体制的模式。有学者提出，不能离开分权谈监督，要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就必须调整和理顺领导机关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目前学术界关于监督体制构建的模式主要分为两派，一种变革派，另一种是维持派。
变革派提出的模式有：一是有人提出实行“平行式”监督体制，这种模式是列宁晚年为了限制权力过分集中而提出的，由党的代表大会选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时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不能无视分权来谈监督，要想党内监督有效，就要在党内实行权力分开。二是有人主张实行垂直领导方式，由现在的横向领导为主改为纵向领导为主，除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外，省级以下(包括省级)纪委实行垂直领导，提高纪检部门的权力和独立性。三是有人建议实行“制衡式”监督体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县级以上党的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三个党内的权力机构：即党代会行使决策权、党的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执行权、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在党内实行权力职权独立、各负其责。
维持派认为：党内应该维持现行的领导体制，但要赋予纪委更大的权力。如赋予他们对党内重要干部的立案执法自主权、质询权，赋予他们对同级党委重大决策的参与权和批评权，等等。主张维持现行的党内监督体制的学者认为要正确认识党内监督的独立性。首先，监督权是党组织的领导权的一部分，监督职能是党组织的职能的一部分。监督权的独立性是相对独立，而不是绝对独立，与其他职权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独立的监督权处于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权之下，与党组织的其他职权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党的任务。其次，独立的监督权应该包括独立的机构系统，独立的组织人事权，独立的职权范围，独立的经费使用权，独立承担的责任等。他们认为党内的三权制衡不同于国家政治层面的三权制衡，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在理论上可以分得开，在实际中是分不开的。
2.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全程监督。监督的本质是对权力进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而党的领导干部又是最有权的，最有机会腐败，腐败最严重的无疑是领导干部，因此必须把党内监督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身上。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要切实实行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对领导干部的全程式立体式监督。据此，在监督内容上，要以监督权力行使为重点；在监督的部位上，要把管钱、管物、管人和执法执纪等实权部门、岗位及其党员干部作为重点。要增强对权力监督的严密性。即，把好选拔任用干部的权力入口关；把好权力的运行关；把好权力的终结关。要做到权力行使到哪里，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监督就实行到哪里，贯穿于权力行使的全过程。
3.健全党内的制度法规。很多学者认为，党内监督的法规条文不可谓不多，但是真正管用的并不多，原因就在于制度的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配套性不够，因此改革和完善党内监督体制，还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内的制度法规，做到用制度管人、管钱、管事、管权。比如，很多学者提出，党中央要尽早下决心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这是国际通行的最有效、最廉价的反腐制度，当前推行这项制度不缺论证缺行动。
4.大力发展党内民主。不能离开民主谈监督，也不能离开权力谈监督。党内越民主，党内监督体制就越有效；普通党员的权利越受保障，党内监督就越有效。权利与权力是分不开的，要想对领导手中权力形成有效监督，就要对普通党员权利给予有效维护。要想真正落实普通党员的监督权，就必须先落实党员的选举权，要解决好权力的有效监督，首先要解决好权力的授受关系。当前最重要的是确立和尊重普通党员的主体地位，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选择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只有民主才能解决党内监督中存在的不愿监督、不能监督与不敢监督的难题。
5.要求党务活动公开透明。有人提出，公开透明是遏制腐败的良方，也是西方发达国家预防腐败的通用手段，党内应该借鉴。搞好党内监督，必须建立在对属于监督范围内的人和事有清楚了解的基础上。实行党内监督，需要党内生活和党务活动的公开性、透明度。我们党的党内监督，必须也只有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进行。因此，有必要强调以公开透明的信息方式，保证党内外群众和相关监督机构获得知情权。可以这样考虑，今后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采取一定的形式(如公报、通报、报告等)，定时地发布党的工作、党内生活和党务活动的情况。同时，定期举行党员民意测验，对党组织和领导的工作进行评定，供参考改进。
6.切实发挥好全委会的作用。有的学者提出党内腐败的本质是党内权力出现了异化，要从源头上制止领导干部腐败，就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手中权力的监督，甚至是直接减少领导手中的权力，采取切实措施以充分发挥全委会的作用。其一，健全全委会会议制度。其二，完善常委会向全委会、全委会向党代会逐级负责并报告工作制度。其三，将全委会发展成为制度化的组织。
7.纪检部门要建立责任追究制。按照监察权的独立性要求，党内监督机构必须能独立负责地行使监督权力。即党内监督机构在履行其职责过程中，应能按照党章和党规党法所赋予的权力，在规定范围内独立地开展工作。党内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仅享有独立的权力，也要独立地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党内监督机构中应建立两种责任追究制度：一是工作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二是案件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8.重视和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有学者提出，当前加强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对党内反腐败来说非常重要。一是注重吸收国外政党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促使党内反腐败体制与国际接轨；二是加强与国际反腐败机构和其他国家的协商与合作，加大对外逃贪官的追捕与引渡力度，让贪官无处可逃。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的学者提出，党内监督体制的有效性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党生存的整个国家政治环境，本质上党内监督的效果取决于党外而不是党内，即取决于群众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媒体监督(特别是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监督)，需要借助党外的监督来形成“倒逼”机制，来弥补党内同体监督动力不足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