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与启示_国际竞争力论文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经验与启示_国际竞争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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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与启示

从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经历了战后以来最深刻的结构性调整,高技术工业长足发展,使美国不仅占据了21世纪产业国际竞争起跑线上的有利位置,而且促进了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的改造,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美国迎来了20世纪末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

一、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

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调整是在国际竞争力下降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况历时已久,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日本、联邦德国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下,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1.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竞争受挫,处境恶化

汽车工业是美国工业的骄傲,与钢铁工业、建筑业并称为三大支柱产业,美国大约1/6的就业与这个部门有关,自本世纪20年代起美国车就主宰着世界汽车市场。然而,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超过1000万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国,而美国仅生产800万辆。同时, 日本车大量进入美国市场。1980年进口轿车已经占领美国市场的28.6%,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亏损40亿美元,克莱斯勒濒于破产。

美国经济的另一根支柱——钢铁工业,到70年代末也陷入了危机。1979年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关闭16个钢铁厂,解雇1.3万名工人。1982年和1983年美国钢铁工业共亏损67亿美元。 1986年美国第二家最大的钢铁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倒闭,许多大公司放弃钢铁业。100多年来,钢铁工业一直是美国力量的象征, 它衰落的严重影响远远超过钢铁工业本身。

2.美国部分高技术产业的竞争优势也遭到明显削弱

从70年代末开始,美国半导体工业的领先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公司从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退居到次要角色。1978年美国公司还拥有全球半导体交易总收入的55%,而日本公司只有28%,到1986年美国公司仅获得全球半导体收入的40%,而日本的比例则上升到46%。半导体工业的衰落直接导致美国电子工业的滑坡。80年代中期, 美国市场出售的3/4以上的收音机、2/3的黑白电视机和15 %左右的彩电都是外国生产的。美国另一项高技术工业领域——民用飞机工业也受到了欧洲公司的强大竞争。1982年和1983年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夺得了宽机身客机世界市场销售额的一半以上和美国国内市场的1/3,美国独霸世界民用飞机市场的时代结束了。

3.美国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1979年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1.2%,1980年再下降0.3%。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涉及美国经济一系列根本性的和结构性的问题,它对美国对外竞争力的影响是深远的,为此必须作出长远安排。

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对象

80年代初美国经济实力的急剧衰落,引起了美国各界的极大忧虑和不安,国内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评论,大讨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经济的衰落本质上反映了美国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因此,摆脱衰落、调整结构的目标必须指向能够提高美国国际竞争力的相关举措。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成立了工业竞争能力总统委员会,1985年该委员会经过一年半的调查研究,提出一个题为《全球竞争:新的现实》的报告,报告把美国遇到的国际竞争称为“无声的挑战”,并同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对美国形成的挑战相比拟。

美国之所以把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指向提高国际竞争力,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为了保持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二战以后,美国经济以绝对优势取得了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正是凭借经济优势而称霸世界。80年代以来经济实力的衰落威胁着其霸主地位,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须以结构调整为契机,重新树立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拉开与追赶者的距离。

第二,全球竞争的现实迫使美国把提高国际竞争力作为结构调整的总纲。80年代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是在全球竞争激化的环境下暴露出来的。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说明美国的经济结构已经不能适应国际竞争的新挑战。因此,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就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的高级化来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第三,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标来调整结构,有助于实现美国一些至关重要的国家目标。这些目标包括:保持或扩大美国世界市场份额;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保证资本获得日益增加的利润;保证美国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制度;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

围绕着加强国际竞争力的调整目标,美国各界普遍认为重振美国经济的关键在于确保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为了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美国致力于以下三方面的结构调整:第一,协调各方力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二,重新树立钢铁、汽车等传统工业的竞争优势;第三,适应国际竞争全球化趋势,通过兼并改组把更多的产业拓展为全球性产业。

三、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做法

美国政府一向提倡自由市场经济,对于国家同私人企业的关系,它强调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反对采用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所以它虽然早已实行单个的或隐蔽的工业政策,如对军事工业、石油工业的支持,但一直反对实行全面统一的工业政策。理由是:第一,工业政策必须对不同工业部门和不同的垄断公司实行差别待遇,才容易把它们的利益摆平;第二,政府的直接干预可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美国政府在总结60年代末开始对钢铁工业实施的保护政策的经验时,认为有三点教训必须吸取:首先,保护主义政策始终没能阻止钢铁工业竞争能力的下降,实际上保护了落后的工业企业;其次,对钢铁工业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提高了钢材消费部门,如汽车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成本,削弱了这些部门的对外竞争力;再次,保护主义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美国竞争对手的实力,促使西欧、日本发展那些在技术上和增值程度上层次更高的产品。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是从制定工业政策或产业政策入手,而在贸易政策、科技政策上大做文章,推动企业兼并改组、加强管理,并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机制。从而,不但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国内外市场环境,而且为传统工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增加研究与开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90 年代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主要来自高技术工业的强大支撑。 1993年高新技术工业占美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7.7%,1994年占制造业增加值的24.2%。高新技术工业是美国经济盛衰所系的核心部门,也是这次结构调整中重点扶持的对象和中心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80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本质是把美国的竞争优势从传统工业转向高新技术产业。

美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主要体现在对教育、科技长期而高度的重视上。美国政府明确宣称,加强科技实力的目的是要保证美国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一直具有竞争优势。

(1)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为经济竞争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80年代起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在1982年~1986年间,联邦政府仅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提供的资金就增长86.9%。1988年初美国政府提出实施一项国家科学基金5年倍增计划。1985年~1987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些大学主持建立了14个工程研究中心,专门从事高新技术的基础研究。

(2)大力开展应用科学研究,促进科研成果商品化。1987 年美国商务部发表一份研究报告,选定17项需要加速商品化的新技术,其中包括超导材料、遗传工程、新一代计算机等。1989年国防部和能源部又提出了22项重点开发的高新技术,如微电子电路、半导体材料、计算机软件、机器人等,并提供特别经费。1990年美国政府又提出了著名的“美国先进技术计划”,以促进民用技术的商业化。该计划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计划总目标是资助能为国家带来巨大潜在经济利益的科技成果的商业化;第二,具体项目先由产业界提交建议书,然后根据社会影响、技术水平、产业界参与程度、独创性等标准通过公开竞争确定下来;第三,每个项目的投入都是由政府和产业界分担,原则是各承担一半开发费用。

(3)加强企业与大学的科研合作。从80年代中期开始, 在美国政府的促进下,企业与大学科研合作迅速增加。这种合作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第一,大学在原有的教学和研究计划之外,制定一种附加性的科学计划与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企业向大学交付一定的费用,从而获得进入大学开展科研活动的条件。第二,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主持建立的十几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为基地,企业与大学建立联系,开展科研活动。第三,大学建立校办企业,向私人企业转让技术成果。

(4)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加快信息产业发展。

2.加强对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

随着电子工业的飞速发展,美国各传统工业部门纷纷提出要用电子技术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钢铁工业通过计算机控制和使用新的铸勺技术,来加强钢产品的扩张强度,减少杂质含量,提高电炉炼钢法和连续铸钢法的比重;汽车工业普遍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辅助制造,以及及时适量供应制度等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方法,更多地使用电子部件,提高车的自动控制性能和信息反馈能力。

3.以兼并促发展,实现产业组织的合理化

从8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企业掀起了本世纪以来第四次(1982 年~1988年)和第五次(1993年以来)兼并浪潮。1986年美国企业间的兼并事件发生了4000多起,兼并资产额达到1900亿美元;1988年兼并额又创新纪录,达2263亿美元。1993 年以来企业兼并潮再次席卷美国各地, 1995年兼并资产额上升到5180亿美元,1996年又达到5370亿美元。在这两次兼并浪潮中,热点行业有通讯、交通、金融、零售、娱乐、医疗保健和国防工业等。近年来著名的兼并案例有:1995年8月, 美国排名第4的化学银行与排名第6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合并,组成新大通银行,取代花旗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1996年迪斯尼公司以190 亿美元兼并了大都会/美国广播公司,一举取得传媒界的头把交椅;1996年12月波音公司以138亿美元兼并麦道公司, 实现全球航空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次结构调整。

与并购行为相结合,美国企业实行了内部经营结构的整顿,甩掉一些赢利欠佳的工厂,集中经营那些赢利较多和富有发展前途的部门。通用电器公司在1981年~1986年,花费111亿美元, 收买了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内的338家公司,砍掉价值59亿美元的232家企业,关闭73家工厂和办事处,压缩照明设备、动力系统设备等传统业务,从而使来自金融、广播、航空与航天、医疗诊断和工程塑料制品等营业活动的净收入从50%提高到70%。整个80年代在美国《幸福》杂志列出的1000家最大公司中,有一半以上进行过某种形式的改组,美国最大的500 家工业公司共关闭了数以千计的过时工厂。

4.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保护国内市场与开拓国外市场并举

80年代以来,面对美国经济的颓势,美国历届政府,虽然表面上仍奉行自由贸易的原则,但保护主义色彩不断加重,以减轻国内产业的竞争压力,并采取更富有进攻性的措施为美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1985年里根政府宣布“贸易政策行动计划”,开始了外贸政策的全面调整,其核心内容是变自由贸易为“自由和公平贸易”。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授权总统对贸易对手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可单方面采取制裁措施,这就是所谓的“特别301条款”。 1989年布什政府制定了“国家贸易政策纲要”,并单方面宣布有关国家为“重点观察国家”,迫使对方向美国开放市场。克林顿执政后,不但对前政府的这一贸易政策进行了引申和发挥,实施保护色彩更浓、更富有进攻性、更加强硬的战略贸易政策,而且把外贸政策放在对外政策的第一位。前商业部长布朗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贸易政策是建立一个高技术经济及创造千百个新就业机会的双管齐下办法的一部分。我们一方面为打开海外市场而战,另一方面致力于使美国工业更有竞争力”。

克林顿政府的战略贸易政策主要内容是指运用出口补贴、优惠税收、进口壁垒等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措施,扶持本国战略性产业(主要指信息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生物技术工业、半导体工业、新材料工业等高新技术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效益,并借机劫掠他人的市场份额和工业利润。这一政策在实施中具有如下特点:

(1)运用单边、双边和地区多边主义政策, 强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克林顿政府除继续采取自愿出口限制、市场准入等前政府惯用的贸易压力措施外,更加积极主动地开拓国外市场,实施以谋求他国具体市场份额为导向的贸易谈判。1993年上半年美日贸易谈判中,美国要求日本在三年内减少日美贸易顺差的一半,增加1/3的外国制成品进口量,在电子计算机、汽车、电子产品等市场承诺一个具体的进口份额的数值指标,并要求日本在未来4~5年内将其贸易顺差削减到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5%~2%。

(2)强化针对具体部门的谈判策略。 通过选择本国不具竞争优势难以扩大出口的部门,或有竞争优势但因外国贸易保护存在市场准入问题的部门,与贸易对手举行部门对部门、产品对产品的谈判,以寻求与美日半导体协议相类似的结果,以迅速扩大出口。如美欧间关于电讯、能源、运输和建筑等部门的政府采购合同的争夺,美日间在飞机、通讯、计算机、汽车及零部件等5 个部门及产品上达成的一揽子协议的谈判。

(3)制定国家出口战略,促进出口增长。1993年9月制定了一项国家出口战略,主要内容有:取消美国制造的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70%的出口限制;在进出口银行设立一个1.5亿美元的基金, 为美国出口商提供长期、低息贷款;美国每年向外国提供援助时,要求受援国必须用援款中的6亿美元购买美国产品和服务;要求美国19 个与贸易有关的政府机构协同合作,以促进贸易;在不减少农产品出口开支经费的同时,增加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开支经费;在全国各地设立地方贸易促进机构。

(4)把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结合起来, 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干预。战略贸易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政府运用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灵活组合,可以发展该国经济的动态比较优势,凭借特定的补贴行为来增强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受其影响,克林顿十分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经济未来成长的作用。他一方面要求政府促进高新科技的投资,支持能在未来提供更多高工资就业机会和出口的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放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将科技转换为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5.依靠风险资本和小企业开发高新技术

美国风险资本和中小企业在开发新技术中的作用,在发达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美国至今仍能在高新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这项优势。70年代末美国放宽了金融管制,1981年和1982年又连续两次降低资本增值税,刺激风险资本急剧增加。风险资本投资对象总是选择那些从事新技术开发、风险较大但资本增益最多的创业公司。当前美国许多有名的高新技术公司,如数据设备公司、苹果计算机公司、生物技术公司等都是依靠风险资本投资建立起来的。创业公司或风险公司大多是小企业。风险资本、小企业与高新技术密切相关。美国一经济学家研究表明,1982年在美国362种行业的8074项创新中, 由小企业创造的占55%。近年来,美国高新技术小企业迅速发展,一些不景气的行业因此得以振兴,同时创造了许多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美国高新技术小企业对于推动科技革命、加强经济竞争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持续不懈的结构调整,不仅使美国率先走出90年代初的周期性衰退,而且扭转了困扰美国经济多年的颓势,重新确立了在全球经济中不可动摇的领先地位。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当前结构调整的借鉴意义

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后,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结构调整已成为牵动经济全局的关键,在向什么方向调整和如何调整方面,美国的经验有着借鉴和启发意义。

1.把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作为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国内外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是我国经济日趋深刻地融入国际市场;二是随着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迅猛增加,国内竞争国际化悄然来临。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迫使我们必须面对全球竞争的挑战,提高国际竞争力以保证我国国家利益不断增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大幅度提高。如果说我国以往几次结构调整的目的是理顺结构、发展能够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产业,那么这次调整的目的还要加上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个目标,立足于国内经济现实矛盾,着眼于国际经济长远竞争,以这次结构调整为契机,抓住当前发达国家结构调整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有利条件,树立我国在汽车、钢铁、化工、电子、服装等产业的竞争优势,促进国际竞争力的全面提高。

2.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国际竞争的发展趋势,确定我国当前结构调整的对象。美国在深入分析国内外竞争环境的基础上,把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并获得了初步成功。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与美国差距甚大,同时工业化也需要一些传统工业支撑,因此,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象美国一样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只能定位于改造传统产业以增强竞争力,同时跟踪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动向,适当加大投入,以确保差距不至于扩大。

3.在促进重要产业的发展上,贸易保护政策和产业扶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两者缺一不可。90年代以来,美国在半导体工业、民用飞机工业、计算机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上的长足发展,是克林顿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出的丰硕成果。如前所述,战略贸易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把贸易保护政策与产业扶持政策结合起来,促使本国产业在全球市场上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说明三点事实:第一,当前即使在美国这样的最发达的国家,也仍然存在着强大的保护主义势力,与我们相比,只不过它的手段更为隐蔽,保护的产业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罢了;第二,美国政府在产业发展上的政策取向已从只保护不扶持转向保护与扶持并重;第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倡导的自由竞争,也仅仅限于它要淘汰或转出的产业,对于触及竞争力希望所在的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的是政府补贴、其它国家的自愿出口限制和自愿扩大进口等干预。因此,目前我国一方面要顺应国际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的潮流,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地创造条件,运用各种非关税壁垒等措施,适当地保护国内具有潜在竞争优势的产业,并辅之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出口市场干预等产业扶持政策。

4.产业整合是当前结构调整的重点。美国企业通过80年代以来的两次兼并潮,迅速提高了国际竞争力。1994年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中, 美国有151家,日本有149家,美国企业虽只比日本多2家, 但前者得到的利润总额是后者的5倍,1994年全球获利最高的10家企业中有8家是美国公司。1995年我国煤、水泥、棉布、电视机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钢、发电量、化肥、化学纤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我国没有一家工业企业能够挤入世界500强。大产业小企业状况不改, 将从根本上窒息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活力。因此,应加大力度推进以兼并收购为手段、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目的的结构重组,培育一大批世界级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

5.充分发挥中小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优势。80年代前期关于美国经济前途的大论战中,乐观派认为美国的风险资本和中小企业的创新精神,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凭借于此,美国经济不但富有活力,而且将能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如今回过头来看美国近10多年来的成长历程,乐观派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证实,中小企业不但孕育了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而且用高新技术反哺了传统产业。当前我国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提出了“抓大放小”思路,这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但对于小企业来说,仅仅“放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相应的扶持或引导政策。在企业规模方面,“大”有“大”的长处,“小”有“小”的优势,不可厚此薄彼。小企业简便的决策程序和职工较强的参与意识都有利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近年来我国国内一批急速成长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如联想公司、北大方正公司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目前我国在“抓大”、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方面已有很大的政策投入,但对于如何“放小”,缺乏得力的、富有长远战略的措施,而日本和韩国这两个以大型企业集团起家的经济发展“样板”,当前所遇到的困难也值得我们从反面深思。

6.实施科教立国战略。美国80年代的结构调整紧紧抓住发展科技的这根主线。我国从80年代起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技术基础薄弱的大问题,教育经费紧张、科研资金匮乏、企业技术研究机构涣散无力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根本改观。当前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一场科技实力的竞争,如果我国在科技实力及其基础——国民素质教育方面的颓势得不到彻底扭转,那么我国在下个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将很难赢得有利的国际地位。与“科教兴国”相比,“科教立国”提法具有更高的认识水准和更强的政策导向,通过实施科教立国战略必将迅速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在素质,并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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