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季刊》与新旧词学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季刊论文,新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5－0208－03
1933年4月，在著名文献学家叶恭绰等人赞襄之下，由龙沐勋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发行，① 然“出至第三卷第四号，排版未竣而倭祸作，开明印刷所毁于火，遂致断绝”[1]。尽管历时仅三年余，版行仅11期，其影响却不容小觑，不但“每期发行千册，颇有流传域外者”[1]，亦且对现代词学之生成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兹以《词学季刊》的栏目、内容、作者队伍等编辑特征为观照点，管窥其于词学研究转型期的重要贡献。
一
新旧词学研究体系的转型与现代词学研究体系的生成完成于20世纪上半期，其间《词学季刊》之刊行堪称词学研究转型期标志性的转捩点“从发展进程来看，1932年以前，词学研究的年产量相当低下，年均不足15项。1933—1936年第一次出现快速增长之势，每年成果量平均达到近150项。之后，又急剧跌落，以至于1938年只有13项。1941年前后，一度小幅走高，1945年以后又转入低谷。1945—1955年，成果总量只有462项，年均42项。直到1956年，才有所回升，此后即平缓发展。”而“1933—193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第一次快速增长，得益于词坛领袖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2]数字或许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问题，而更能够显示山特征的则需着眼于栏目的设定和内容的择取等。
作为词学研究转型期的一种专门性的词学研究刊物，《词学季刊》在栏目的设定上明显体现出了对于传统的继承。传统的词学批评形式，自宋以来“大体有四类，词话仅是其中之一。另外三类，一是词集序跋”，“二是词集评点”，“三是论词绝句”[3]。《词学季刊》自创刊伊始，栏目即相对固定，主要的有“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话”、“词录”（包括“近人词录”和“近代女子词录”）、“词林文苑”与“通讯”等。其中“词话”和“词林文苑”以及“遗著”、“补白”等栏目中的相当多的内容即属于传统词学的范畴。自第一卷第二号起《词学季刊》10期“词话”栏目共载录汪瑔的《旅谭》、汪兆镛的《惾窗杂记》、夏敬观的《忍古楼词话》、潘飞声的《粤词雅》、张尔田的《近代词人逸事》等5种，其中夏敬观的《忍古楼词话》为作者的论词专著，在《词学季刊》分期连载达10次。除了“词话”这一专门栏目刊载传统词学批评内容之外，“杂俎”栏目所刊载的易大厂的《韦斋杂说》，“补白”栏目中龙沐勋所辑录或撰著的《彊村老人词评三则》、《沈梦叟先生手批词话三种》、《忍寒庐零拾》、《词林新语》，毕几庵的《芳菲菲堂词话》，“遗著”栏目所刊载的况周颐的《词学讲义》、陈锐的《词比》、失名的《词通》、钱斐仲的《雨华盦词话》，“辑佚”栏目中的《大鹤山人词话》等亦可阑入词话之范畴。词话总量为25种（条），在刊物所刊载文章总数中所占比重较大。
对于词集序跋的刊载，亦是《词学季刊》10余期中的重点所存。词集序跋主要刊发在“词林文苑”栏目中。据统计，11期“词林文苑”总共刊发了47篇词集序跋，平均每期近5篇，如创刊号即刊发了7篇，其中既有老一代学人如夏孙桐的《朱疆村先生行状》、张尔田的《彊村遗书序》、叶恭绰的《欸红楼词跋》、吴梅的《词源疏证序一》，也有新一代学人如龙沐勋的《新刊足本云谣集杂曲子跋》和《彊村语业跋》。
尽管《词学季刊》拿出了相当的篇幅用于刊载传统的词学批评文字，但《词学季刊》最为突出的亮点所在当然不是在于其对传统词话和词集序跋的刊发，而是在于其对词学研究系统理论文章的重点推介。传统词话的词学批评方式极其独特，零章短制，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然而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宏阔的理论构架和宏观的系统的把握。《词学季刊》自创刊伊始即努力寻求在系统理论上的突破。如果说胡云翼1926年出版的专著《宋词研究》“第一次以现代的眼光、新的文学观点概略描述宋词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宋词的特点和利病得失，颇具探索之功”[4]，那么以《词学季刊》为媒介的一系列颇具系统特征的理论文章的产生则昭示着新的词学研究格局的形成。就中以龙沐勋、夏承焘、唐圭璋、卢前等为代表的一批词学新生力量付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撰著理论文章，为新词学的奠基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词学季刊》对于新词学的开拓从其栏目的设置中亦可以略见一斑。在《词学季刊》创刊号的编辑凡例中，该刊将所刊载之内容规划为九项：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首当其冲的第一、二个栏目便定位于“论述”与“专著”，即“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论文”与“专载关于词学之新著专著”[5]，凸显出一个“新”字。三年多的时间里，《词学季刊》共刊发了龙沐勋的《词体之演进》、《选词标准论》、《词律质疑》、《研究词学之商榷》、《两宋词风转变论》、《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东坡乐府综论》、《清真词叙论》、《漱玉词叙论》、《南唐二主词叙论》、《论平仄四声》、《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王易的《学词目论》，卢前的《词曲文辨》、《令词引论》，詹安泰的《论寄托》等理论性的词学论文达十数篇，对词学研究进行形而上的认真思考与总结，尤其是主编龙沐勋先生躬任主笔，筚路蓝缕，功莫大焉。而大量的在“论述”和“专著”中出现的以考证见长的词人评传、词人年谱、词籍提要等，其规模与体系，亦可谓前无古人。主要的有夏承焘的《张予野年谱》、《贺方回年谱》、《白石歌曲旁谱辨校法》、《姜石帚非姜白石辨》、《韦端己年谱（附温飞卿）》、《晏同叔年谱》、《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令词出于酒令考》，唐圭璋的《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宋词互见考》、《蒋鹿潭评传》，李文郁的《大晟府考略》，查猛济的《刘子庚先生的词学》，杨铁夫的《石帚非白石之考证》，庄一拂的《檇李闺阁词人徵略》，赵尊岳的《蕙风词史》与其系列词籍提要，缪钺的《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等，总量在数十篇。其中尤以夏承焘先生的系列年谱考证影响最著，其于新词学奠基之功，诚可谓大矣。
二
《词学季刊》的特色不仅体现在栏目设定之新，也体现在内容上的新变和体系上的新建。现代词学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与朝代的更易相一致的，而总是要相对滞后于政治的变革，“以词体文学为专门对象的‘词史’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第一部专门的词史著作——胡云翼那本仅仅可称为简略的断代史的小书《宋词研究》，是1926年才出版的；略具通代词史规模的刘毓盘《词史》，直到1931年才由著者的弟子曹聚仁据其晚年定本予以付梓印行。”[6]因而，以现代词学体系的生成为观照点，可以发现，在清朝覆亡的近20年之后，才在真正意义上看到了现代词学体系建构的初具规模，这个时间即是在20世纪30年代。在此之前，“词学研究的对象含混不清，新旧观念并陈，‘词学’与‘学词’没有分清界限。‘学词’是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词学’是对词体文学进行学术研究。20世纪以前的词学批评，主要是立足于学词，即针对词的创作而提出相应的理论主张和具体作法（应为“做法”——编者注），为‘学词’指示门径。20世纪以来的‘词学’，则主要是着眼于词体文学的学术研究。但在20世纪的头30年，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词学’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学词’与‘词学’互相混淆。”[7]这在《词学季刊》中亦有明显的体现。
以《词学季刊》为阵地，龙沐勋先生在理论探讨和办刊实践上都在努力探索新词学的研究体系。其在《词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所刊发之《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即颇有一些为新词学张帜的意味。文中首次对现代意义的“词学”概念给予了规定，将其与传统的“填词”进行了区分，并将词学研究具体归纳为八个方面：“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依此而言，龙沐勋先生的这篇文章颇有一种为新词学研究立法的特征，其“总结与构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近代文艺学的意味”，“算是把旧学与新学、‘基础’与‘上层’都兼顾到了”[8]。
在龙沐勋先生所罗列的词学研究八“学”中，龙先生尤其强调后三种，即“声调之学”、“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以“批评之学”而论，尽管从宋代以迄清末民初，古今词话之多，“几如‘云蒸霞蔚’，然或述词人逸事，或率加品藻、未尝专以批评为职志”[9]，由此作者提出：“今欲于诸家词话之外，别立‘批评之学’，必须抱定客观念度，详考作家之身世关系与一时风尚之所趋，以推求其作风转变之由，其利病得失之所在。不容偏执‘我见’，以掩千人之真面目，而迷误来者”。其实，自《词学季刊》创刊伊始，该刊即在努力践行着这一理念，大量增加新词学的内容，尤其是“批评之学”与“目录之学”的内容。前所论列者如龙沐勋的《词体之演进》、《选词标准论》、《研究词学之商榷》、《两宋词风转变论》、《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东坡乐府综论》等诸多论文即是典型的“批评之学”的词学研究成果；至若“目录之学”，“所以示学者以从入之途，于事为至要”。《词学季刊》从创刊号即连续载录的赵尊岳为《词的》、《草堂嗣响》、《记红集》、《同情集词选》、《词轨》和《惜阴堂汇刊明词》等所作的词集提要，总数近120种，数量之大，亦非前此时期所可同日而语。赵尊岳而外，《词学季刊》所刊发的唐圭璋的《全宋词编辑凡例》与《全宋词初编目录》等亦当阑入“目录之学”的范畴。
三
新旧的交替与衔接，是20世纪30年代词学研究的主要时代特征，《词学季刊》亦然。这种新旧的承接从栏目的设定、所载录作品的内容等方面能够明显见出，而从作者队伍的构成中亦能得以证明。胡明先生将其时的词学研究队伍归纳为“两队人马各做各的”，即以胡适、王国维等人为代表的“体制外派”和以夏敬观、刘毓盘等人为代表的“体制内派”，“30年代的中国词坛正活跃着一个声势巨大的词学‘体制内派’，也即是《词综》、《词律》以来一直绵延到‘四印斋、‘双照楼’、‘彊村’门下的正宗传统派的词学队伍。这一派人马注重词的本体理论，词的内部深层结构，整理与研究工作多集中于词籍、词谱、词调、词韵、词史，也即是龙榆生提出过的词学八项中的三项：目录之学、声调之学与词史之学。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夏敬观、刘毓盘、梁启勋、吴梅、王易、汪东、顾随、任讷、陈匪石、刘永济、蔡桢、俞平伯、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赵万里等——集一时词学体制内精英，阵营壮阔，大将如云。他们的著作如《词调溯源》、《词学通论》、《词学》、《词史》、《词曲史》、《词学研究法》、《词源疏证》、《校辑宋金元人词》等等均是词的体制内研究的重要成果。唐圭璋的《全宋词》、《词话丛编》的编辑印行更是这一队人马中30年代最辉煌的硕果，于千年词业功德无量，而龙榆生创办并维持了三年五个月的《词学季刊》也是那段时期词学体制内派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10]的确，胡明先生所胪列之夏敬观等十余位“体制内派”的代表人物即有九位是《词学季刊》的长期作者，以此足见《词学季刊》之影响。
如果把《词学季刊》所刊载文章之作者队伍作一分类，《词学季刊》的作者队伍构成中明显体现出继往开来的显著特征，能够看出明显的两大群体。一是旧式的词学家，他们都是在民国建立之前已经成长起来的旧式学人，在词学的探讨中仍然持有旧式的词话等方式，这一批作者，或是故去，《词学季刊》就辟出专门的栏目——“遗著”对他们的作品予以刊载，如著名晚清四大家之一的况周颐，《词学季刊》创刊号即刊出其遗著《词学讲义》。除此而外，陈锐、沈增植、梁启超等人，或是词作，或是论词词话，或是词籍文献的笺校等，在《词学季刊》栏目中先后刊出。而旧式学人中，尚还健在的一批学人，如夏孙桐、张尔田或是在《词学季刊》上刊发词话，或是与后学书信来往（多有刊发在《词学季刊》“通讯”栏目之中者），切磋词艺，短文随札，虽未云长，然时有新见，功力十足，诚可为后学导夫先路，指引方向。尤须一书的是《词学季刊》自创刊伊始设立的“通讯”栏目，刊发的大都是吴梅、张尔田等词学前辈与龙沐勋等人的往来书札，总数在40通以上，俱为切磋词艺之往来信函，非等闲书信可比，亦可作学术短文观。
当然，承担《词学季刊》主导任务的，无疑是出生和成长于1900年前后的一批新式词学家。就中以龙沐勋、夏承焘和唐圭璋等人为代表。作为新一代学人，他们无疑是《词学季刊》的中坚与脊梁，他们多年当而立，如《词学季刊》创刊之时，龙沐勋31岁，唐圭璋32岁，夏承焘33岁，常为《词学季刊》撰写词籍提要的，在“目录之学”上颇有所得的赵尊岳，其时亦只有38岁。正是这批新式词学的拓荒者撑起了新词学研究的一片天空，筚路蓝缕，厥功甚伟。以1933－1936年词学研究最为活跃的十大作者及其成果统计看，龙沭勋、夏承焘、唐圭璋位列前三甲[2]。尤其是龙沐勋，在三年多的《词学季刊》中发表的成果多达29篇，平均每期近3篇。
《词学季刊》在创设上，尚还有一些突出的特征。如“词录”栏目的设立，不但为近代词人提供一个创作发表的阵地，同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近代女子词录”单列一栏，体现出明显的男女平等的时代气息。而“词坛消息”的推出，为新时代词学研究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如创刊号所刊发之“北平词坛近讯”：“《遁庵乐府》作者张孟劬尔田先生，近仍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文史讲座云。”[5]互通讯息，彼此交流，于词学研究之发展与推广，其功甚巨。由此观之，正是《词学季刊》这一阵地为新词学研究者提供了足够的展示空间，从而为词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
收稿日期：2011－06－21
注释：
① 龙沐勋（1902—1966），字榆生，晚年以字行世，号忍寒公、箨公等，江西万载人。新中国成立前历任上海暨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校教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博物馆编纂、研究员、资料室主任等职。平生于词学研究殊有建树，著有《东坡乐府笺》等，曾主编《词学季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