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种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秩序论文,常规论文,文明论文,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在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后，在世界各国学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回应。对亨氏的这一国际政治的文明视野，褒扬者有之，贬斥者有之。时至今日，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议论之声仍然余音未绝。亨廷顿本人针对各国学者的反应，于1996 年写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以系统地阐述其文明冲突理论。
在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各种评介中，学者们主要是围绕亨氏理论与现实的印证来作文章，无论是从国际政治层面还是从文明（文化）层面分析，莫不如出一辙。各式议论，皆无法逃出“亨氏‘文明冲突论’是什么”和“亨氏‘文明冲突论’合理与否”这两大类，而对亨氏如何研究国际政治问题即“怎么谈‘文明冲突’”，却着墨了了，所见稀疏。笔者认为，完整准确地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不仅要了解亨氏理论到底预测了什么，而且还要从中发见亨氏的研究方法。一个新方法的创建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理论的形成。比起具体内容，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的研究方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它更多地触及了国际政治的运行规律，从而也更有助于人们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在乃至将来。相形之下，具体内容无非是方法的一种具象和表现，它体现的仅是现在以及相邻不远的将来。
分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有这么两点是应该引起注意的：1、亨氏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不意味着冷战后的一切冲突皆源于文明认同上的差异。但不少人在评介亨氏理论时，却有意无意把它当作了亨氏理论的一个方面。2、 亨氏之“文明冲突论”勿庸置疑地意味着：文明认同上的差异导致的冲突将是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它将决定新型世界秩序的形成。如何理解亨氏“文明冲突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摇摆呢？依笔者之见，清楚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就理解了亨氏用以建构“文明冲突论”的研究方法。
在谈论亨氏“文明冲突论”时，有一个细节被许多人忽略了，那就是亨氏提出的“文明范式”概念。实际上，亨氏“文明冲突论”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基于他的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范式观念，而这一观念又和上文提到的问题紧密相联，要回答后者，就必须搞清楚前者。
什么是亨廷顿所云的“文明范式”？它的架构形式是什么？在探讨亨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内涵时，我们应该从“范式”概念的原初含义入手，看一看它的原本面目，只有这样，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亨廷顿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范式”这个词语的。
“范式”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库恩在研究科学发展的机理时提出：在一般情况下，科学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总是为一个支配性的理论所指导，它使科学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科学的这种状态称作“常规科学”，而这个“支配性理论”就是范式。当科学革命发生时，往往是从一种范式转换到另一种范式，而科学整体在经历一个较短时间的突变后，也将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保持新的稳定（注：库恩：《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9、97、95页。）。库恩50、60年代研究科学发展时提出的“范式”概念，已为大多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认同，并被推广应用于科学研究活动的各个领域。范式的内涵，也在原有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从库恩的原意看，“范式”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含义：1、 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总会存在一定的范式，正是范式规范了一定时期的科学活动。2、科学范式具有时间上的规定性， 即：在科学发展中不存在一种可以“置之百世而不惑”的永久性普适范式，科学是不断发展的，范式也处在周期性的变化之中，一种科学范式只能适用于一定的时期。3、科学范式具有内容上的非全包容性， 范式规定的是科学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和主导方面，这个主要和主导方面对一定时期的科学发展来说是常规的，但常规之外仍有作为异态形式的非主流科学活动的存在，即库恩所说的多范式和双范式问题（注：库恩：《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按照笔者的理解，库恩的意思是说除了范式之外，科学活动中同时还存在着作为异态的次范式，它们规范了科学活动的细节，其中的某一个还有可能在下一步发展中跃迁为范式。）。正是由于存在非常规，科学发展才会有革命现象的发生，否则，科学活动的面貌将始终如一。4、科学范式具有转换性， 即：范式是可转换的。库恩认为，科学进步的动力来自范式转换，当旧范式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够说明新事物的新范式就将取而代之，从而使得科学活动一直保持活力。
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概念明显脱胎于库恩的“科学范式”概念，对此亨氏作了说明（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9页。）。 范式作为一种具体的“看的方式”（注：库恩：《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33、39、97、95页。），对客观复杂的现实所起的是简化作用，即帮助人们在繁多中把握主要。用“范式”概念来“看”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图景，亨氏在“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页。）之后， “看”出了一幅国际政治的新图景，即“文明冲突”的图景，这一图景构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所决定的范式。这一国际政治的新范式实际上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范式构成：一是国际政治的冲突范式，即文明间的冲突；二是国际政治的秩序范式，即由文明的冲突和合作所决定的新型国际秩序——文明多极秩序。实际上，泛泛而言的“文明范式”应该是“国际政治的文明范式”的简化。
概略说来，与库恩的“科学范式”一脉相承的亨廷顿的“文明范式”所叙说着的是：冷战结束以后，文明和文化认同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来源和常见形态，文明的冲突规范了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基本性质。新型世界秩序的建立又由新的占主导地位的冲突所决定。在此前提下，重建世界秩序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主导冲突的来临将决定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它在通常情况下表现为文明多极秩序。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在常规秩序之外，亨廷顿并不讳言：仍然存在着亚层次的冲突类型和亚层次的国际秩序，但这些冲突在所有冲突中占据的比重是微弱的，它对重建新型世界秩序的作用也极其有限。正如亨廷顿在分析冷战范式时所说的那样，范式展示的是世界政治的简化图景，在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范式是冷战范式，但是，“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注：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9页。）。与此同时， 他又强调：“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够说明更重要的现象”（注：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0页。）。亨氏对文明范式的认识大体也作如是观。比如，他在分析波黑内战时说，美国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支持就可能无法用文明范式来解释，“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注：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321页。）”
破例的存在是对文明范式的反动，但一两个破例并不足以否定文明范式。亨氏的“文明冲突论”进一步可概括为：在世界冲突和世界秩序的主层次上，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冲突（常规冲突）决定着后冷战时代的文明多极秩序（常规秩序），但除了文明冲突之外，仍存在其他冲突类型（异态冲突），它们对国际政治产生次要影响。这一文明范式的结构可表达如下：
┌
主层次：常规冲突决定常规秩序
世界冲突
│ （范式）
和类型 ┤
世界秩序
│ 亚层次：异态冲突决定异态秩序（注：本文中所
│ 使用的“常规秩序”、“常规冲突”、“异态秩序
│ ”、“异态冲突”等概念是从库恩的“常规科学”
│ 、“非常科学”等概念引申而来。）
└（次范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能否解释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在探讨亨氏的文明范式时，笔者认为，亨氏文明范式的理论意义，不仅仅体现在解释现实的国际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套观察国际政治的方法和手段，并且揭示了国际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运动规律，尽管不够明确。把握亨氏文明范式的方法论意义，有助于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帮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和认识人类现在乃至将来的国际政治行为。亨氏文明范式对现今国际政治理论至少有以下两点启示。
启示之一：亨氏为我们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和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即把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过程简化为范式及其转换的思想方法。
研究国际政治，有两个问题是必须搞清楚的：1、 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现状及其基本特征；2、 国际政治的历史进程究竟是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展开？虽然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会也不应该有统一而标准化的答案，但不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明确解答，所谓国际政治理论就是空中楼阁，不能帮助人们解决具体问题。
国际政治在一定时期的图景尽管可能是复杂而纷繁的，但是，因为图景繁复就放弃对国际政治的归纳和总结，显然是不可取的。无论在什么时候，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都要给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理出一个头绪来，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人们较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对这一问题，亨廷顿毫无疑问是注意到了，他采取的方法是简化，即把表面看来复杂纷繁的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过程简化为某些国际政治范式的生长和运动。他说：“简化的范式和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0页。）”显而易见，将国际政治进行简化是有必要的，当然，这种简化的图景从功能上说必须能够大致地对国际政治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亨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是对国际政治的一个简化，这种简化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是没有太大的疑问，虽然“范式”概念原本只是一个科学哲学的用语，但人类的国际政治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是存在类似运动规律的。
按照亨廷顿的国际政治范式逻辑，要把握国际政治的现实，就要想方设法去发现一定时期国际政治的范式。这一范式包含冲突和秩序两个方面。在亨廷顿看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无非就是国际政治共同体（注：这一概念套用卡尔·波普和库恩等人的“科学共同体”之概念，意为共同参与国际政治活动的诸国际行为主体。）为协调冲突而建立秩序，恰如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书名所表明的那样。秩序又是从冲突中创生的，世界秩序是由于国际政治共同体为协调冲突的需要而被迫合作的结果；要认识世界秩序，首先要认识世界常规冲突，冲突的范式决定了国际政治的范式。因此，发见国际政治的范式又可表达为：要想方设法发见国际冲突范式。
国际政治不是静止不变的事物，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有时还会发生结构性的大变化。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有效的国际政治范式，并不能保证在其他时期同样有效。亨廷顿用“范式”来解释国际政治还意味着：国际政治的过程究其本质来说是范式的运动，即国际政治活动如同科学活动一样，在一般情况下表现为稳定有序的常规状态，但在一定的时期又可能会经历短暂的失范和混乱，并很快进入另一种常规，国际政治的范式同时也发生变化。因此，要分析国际政治的过程，就必然要去分析范式的转换机理，而从根本上说，就要分析国际冲突范式的转换机理。国际冲突范式又是如何转换的呢？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库恩。库恩认为，科学发展其实是“常规科学—非常科学—常规科学”的循环，科学由一种常规步入另一种常规必然要发生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是在非常科学阶段完成的。在这一阶段，一个新范式的确立是多个范式相竞争的结果（注：库恩：《批判与知识的增长》，第33、39、97、95页。）。非常科学阶段的多个范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我们不能设想它们是突然生成的。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孕含在常规科学当中，不过，它们所规范的仅仅是科学整体中的一些细节而已。相应于范式，笔者认为，它们应该称作次范式（如前文所提出的）。据此，所谓范式转换，无非是旧范式与新范式间的消长运动，某一种次范式由于更易于解释新事实而成为新范式，一种新常规科学便由此而来。
把这一原理应用于国际冲突的范式转换，道理是一样的。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冲突常规中，作为整体景观的常规冲突和作为局部景观的异态冲突是并存的，它们分别由范式和次范式支配。在范式转换期，次范式地位将日益上升，而其中的某一个又将由解释局部变为解释全局的新范式。这一运动的循环即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历史发展。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应用了这种国际冲突机理。客观地说，即使在以意识形态对峙为主要特征的两极时代，世界冲突也并非完全以两极对抗为全部模式。任何范式都是非全包容的。在冷战时代，文明冲突、领土主权之争、经济利益争夺等等也同时存在，只不过它们未对作为常规的意识形态范式构成挑战。冷战结束后，在亨廷顿看来，作为次范式的文明冲突无疑已经上升为世界冲突的新范式。
启示之二：亨氏的国际政治范式概念还告诉人们，在观照现实国际政治图景时，一方面要把握住主导性事物，另一方面又要建立起多维视野，从不同角度透视国际政治，以形成对国际政治的全面综合认识。
复杂纷繁的人类国际政治活动，是无法用一个简化的范式完全说明的，没有一个国际政治范式是全能的范式。以亨氏之文明范式而论，它并不是所向披糜的。亨氏也承认，国际政治中存在的一些破例，无法用它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对这些破例，又该如何处理呢？对于研究国际政治的人来说，破例当然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支配着破例（异态）的是次范式。显然，观照国际政治，必须把范式和次范式结合起来，既要以范式来把握整体，又要以次范式来把握细节。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政治活动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观照国际政治的合理方式应该是把范式观念和次范式观念相结合。为解释其必要性，下面借用量子力学大师玻尔的“互补理论”加以说明。
玻尔的“互补理论”表达如下：
设A、B代表两个概念，A和B是互补的，则意味A和B满足下列条件：
1、A和B具有某些互相反对的性质和行为；
2、A和B不能按照人们习惯了的逻辑法则来结合成一个唯一的、 统一的、无矛盾的图象和体系；
3、为了对研究对象做完备的描述，A和B是同样不可缺少的， 只能按照当时（或所选的）的条件分别利用A和B，而不可以一劳永逸地抛掉A或B。
对立即互补。玻尔的“互补理论”告诉人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描述都有存在的理由，要完整准确地把握某一研究对象，就要用“互补”思维来看待问题。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亨廷顿认为，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列举的4 种互相矛盾的国际政治范式（注：即：1、一个世界范式，2、两个世界范式，3、 国家主义范式，4、无政府范式。 ）不能真正成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范式，即使亨氏之文明范式真能成立，也并不意味着其他4 种范式全无用处。作为对文明范式的补充，它们可以充当国际政治的次范式而发挥作用，并且是不可或缺的。况且，对未来国际政治的展望又必须寓于对现实国际政治次范式的观察，或者说，对国际政治现实（比如：冲突范式）的把握离不开对已往国际政治次范式的考察。
异态也有存在的理由。当我们以“互补”思维看待人类国际政治行为时，应该意识到，指望以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统揽天下的想法是不足取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有必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多种多样的视野。由此又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政治理论中看起来不可通约的传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相互依存理论等等皆能在相互批评中大行其道，并各有其坚持者。显而易见，“互补”型的国际政治理论格局比起单一型的国际政治理论更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地观察理解这个世界，尽管某一种理论可能会比其他理论更合理地解释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