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质及解决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路径论文,本质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4-0060-07
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于当代世界的重要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表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将世界政治推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是，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一种警示，它唤醒人类不断找出摆脱困境的途径，为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新的希望。本文通过考察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世界政治的关联性，剖析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质，并就其解决路径提出一点想法。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人类社会发展困境
冷战后凸显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而言的，又称非传统安全威胁或新安全问题，主要是指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之外，对主权国家和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犹如传统的军事、政治安全地位下降意味着国家对抗的缓和，非传统安全的地位上升则意味着国家内部和跨国之间、国际间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了，世界进入新的矛盾发酵期。
传统安全问题本质上属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此相对应，非传统安全问题从根本上说属于发展与和谐的问题，既关乎国内各地区之间、国际各区域和国家之间的和谐发展，又涉及各国和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和谐发展。
从总体上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世界政治造成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安全观念的变化上。非传统安全的关注焦点从国家间较量、对抗转向国家间沟通、对话与合作，从军事、政治安全转向经济、社会、环境、公共安全等全部领域的安全，凸显国家之间的共同安全和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安全，国家与国际社会日益倾向于通过协调发展谋求安全，以国家安全服务于人的安全。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领域，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推进了世界政治的社会化。一方面，在国家行为体之外，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纷纷崛起并活跃于世界舞台，相对弱化了国家行为体传统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国家行为体之间、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广泛扩展到国际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合相互依赖网络。全世界因此联结、整合成命运攸关的共同体，并在国家主权、个人权利和社会道义上逐渐孕育出超越权力政治意识的共有价值取向。世界步入观念共同体的建构期。世界政治具有了实质性内涵。
其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相对于传统安全中的安全困境来说，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意味着发展的困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来源多样化、指涉对象多元化、涉及领域广泛性以及很强的流变性，使得安全问题几乎涵盖了当今世界上的全部难题，以致发展难以为继。这些难题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类。一类是人类社会机体上的重大问题，如恐怖主义、区域性暴力冲突、民族分离或分裂运动、金融和经济危机、毒品走私、有组织犯罪、非法劳工和移民、洗钱、黑客袭击等。这些问题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等领域。它们的发生、持续，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过度集中、治理不善、利益分配不公、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其根源在于人类群体的理想超出现实条件，或某些群体将自己的理想凌驾于另外一些群体之上，抑或人类群体的合理需求被忽视和受到压制。另一类是人类自然肌体上的重大问题，如传染性疾病、艾滋病、SARS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社会安全领域。它们在起源上与人类生活方式的缺陷、应对疾病的认识能力和技术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再一类是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如粮食供应不足、石油枯减、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大气层臭氧空洞、气候暖化、酸雨等。这一类问题涉及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石油安全、水资源安全等领域。它们的出现、蔓延，完全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不当利用、过度开发造成的。
人类的社会机体、自然肌体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出现如此重大问题，意味着人类和大自然都遇到了生存危机，从而提出了人类这个物种与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生物圈乃至整个地球能否存活的问题。加上各类具体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藕断丝连，或摁下葫芦起了瓢，使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全世界各个领域的发展日益相互关联。因此，非传统安全问题关乎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和全人类的安全，其症结在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失调，凸显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非传统安全本质上是人类自身本能与理性的平衡问题，是主体的人与其作用对象之间关系的协调问题，是人类各种群体之间和谐相处与合作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如何相互对待、如何对待大自然的古老命题。
二、权力政治的路径是行不通的
正因为非传统安全问题本质上属于和谐发展的问题，在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之时，考虑到它的无地域化、无疆域化特点，就不能仅仅依靠个别国家，而是需要不同行为体之间的认同与默契，需要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信任、不同地域或大或小单元之间的交流、不同国家和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需要全球共治；考虑到它的多领域化趋向，就不能像应对传统安全问题那样单纯依靠某一种力量或手段，如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而是需要多管齐下，亦即多种手段、多种途径相结合，需要综合治理。这不仅需要人类群体的友善相待、和睦相处，而且要求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
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等全球性生存危机凸显以来，各主要国家之间、东方与西方之间加强了对危机解决方略的探讨。其中，人类和平相处的问题作为结构性问题和发展难题的主要方面，尤其受到重视。许多人士向往东方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世界，希望从中国智慧里寻找到帮助人类脱困之道，因而掀起新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研究热。就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1]2008年春季，英国有人专门发表文章讨论古今中外哲人并评价其思想的长短，期望全世界能够从中汲取启示和慰藉，以有助于应对新的金融和经济危机。[2]可见，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世界治理的核心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肇始于权力政治运作的历史事实。世界性权力政治的弊端集中体现在其对国际关系的消极影响上。政治的核心目的是平衡和管理各种利益关系，根本目的是“治”即管治、治理。“政治的实质是各种人类群体合理权利的相互承认与相互协调。”[3]在国际社会中，由于不存在最高权威政府，政治的“治”就集中体现在对权力和利益关系的“平衡”上。这种平衡要求国家之间的关系对等与和平共处。国家对权力的追逐和运用只是政治运作的手段，谋求的是具有外显形式的利益。它应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的根本利益——安全与发展，其中首要的方面是公民福利。权力政治只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是低级层次上的政治运作。一国的权力追求应该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既符合国内发展目标，服务于国家安全和人民福利，又有益于国家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友好合作。如果一国片面、过度地追逐权力，就可能过度占用和消耗国家原本可以用于国计民生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结果反而会危害本国或者他国的安全与发展，尤其是危害各相关国家公民的福利。此种追逐权力的行为就会激起内部抗拒或者遭遇外部遏制，从而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宁。它既危害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的和谐发展，又助长了强权思想和行为，强化了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视为国际社会通用规范的错误知觉，导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毒害人类的心性和灵魂，进而严重冲击人类社会秩序，换句话说，过度地获取和运用权力，就会打破人类相互关系的平衡，进而导致矛盾、冲突。正如沃尔兹所说，“如果所有各方都热衷于追求权力，一种战争状态就出现了。如果所有国家都只是确保自己的安全，一种战争状态同样也会出现”。[4](P217)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卡普兰在进行“势力均衡”系统的电脑程序研究中发现，如果“其中一个行为体的行为规则改变为无限追求能力，整个系统就变得不稳定了”。[5]（序P4）同样道理，人类之所以遭遇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进而面临生存安全问题，就是因为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度攫取打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以致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传统的人类相互关系、人与自然关系，总是一方服务于另一方，本质上是主从关系，是不平等以致最终互损的关系。
在学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科的主流观点尤其是现实主义和一定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都持权力政治观，即认为国家是会无限地追逐权力和利益的①。这种权力政治观强调的是人的恶性，忽略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忽视了因善而生的对于恶性的克制。因此，这种分析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片面性的因子，很难接近真相，所以不可能、更不应该成为解决现代世界发展难题的路径选择。
从源头上看，权力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对于可以物化为权力之一切利益的追逐。这涉及人性的问题。人是兼具自然、社会属性的高等动物，人性中原本就是善、恶兼具且相互作用的。这是人既追求物质和本能享受、又有理性的基础。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物质化，对权力和利益的过度追逐扭曲了人的原初特性，以至于酿造出丑陋、矛盾、冲突和灾难。
因此，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键，是对人性之恶加以规制，在国际关系中对国家的权力追求施加约束。长期以来，政治家和学者们都在探讨和实践以理性主导社会生活。哲学、宗教人士更是从未停止呼吁人类以理性掌控本能。中国的孟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天赋人性始于“仁、义、礼、智”四端，积极扩充四端就会保持人性的善良。[6]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就认为：人包含三个组成部分即肉体之身、以呼吸为表征的生命和理智。照管前两部分是人的义务，前两部分属于人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只有第三部分才真正属于人。人只有使自己的理智不与另外两部分割裂开，才如此欢乐地度过余生：“不受烦扰、高贵、顺从自己的神（即在内心的神）”。[7](P199-200)这与基督教、佛教、道教的人论关于人由灵魂与肉体组成并以灵魂为主宰的观点是一致的②。德国一位心灵培训师埃克哈特·托尔(Eckhart Tolle)就曾体会到，当人透过小我（心智制造的自我，由思想和情绪组成）而活时，身份的基础是不可靠的，因为思想和情绪的本质是短暂而稍纵即逝的。概念上的“我”，如果没有一个概念上的“他”就无法存活。当“我”视“他”为敌人的时候，“他”与“我”分离度最大。这个无意识小我的天平有两端；一端是小我强迫性地责怪、埋怨别人；另一端是个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我”批评、责难或者攻击他人时，“我”就有优越感，觉得自己比较强大③。
在政治实践中，各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在想方设法约束对权力的追求，并且颇见成效。国家对和平、秩序的需求本身就是对权力追求的约束。在当代世界，武力使用的限制、物质消费的节制、和平的维系、协商的推进、合作机制的建构等一系列集体行为取向，都是国际社会约束权力追求的努力，闪耀着人类理性的光芒，是人性之善的果实，也是人性之善规制人性之恶的结果。它们都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并可以促成善与和平、和谐的循环生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权力政治观的反击。
国家、国际社会一直向往和平与秩序，这种向往本身就是对权力追求的基本约束。它源自人的社会性这一理性闸门。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是生活在规范世界里。人类社会的规范就是理性克制的具体落实。其根本途径是，以人性之善规范人性之恶，以社会整体的共同需求规范个体私欲，使二者调和起来。在国际社会，由于没有权威政府和强制性的制度、法律和规范，更需要回归原初理性并以之建构公认的规范。国际社会规范如同社会契约，必须既符合契约各方的角色期待、又照顾各方的利益需要，才能起到宏扬善性、规制恶性的预期作用。因此，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的角色应该是对等的，主体之间及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互利的。这在本质上是正义问题。与政治权威的正当性由正义决定一样，社会规范的可行性取决于规范的正义性，说到底，这种规范应该保证每一个体都能受到正确对待，每一个体又不会受到武断对待。[8](Justice)主体与主体之间应该如此，主体与客体之间也应该如此，无论这些主体或者客体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抑或自然物体。在此认知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互关系，才能互为对方服务，从而才能相生相克、循环不断。
正义性要求只能满足正当的需求。事实上，需求通常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客观需求意味着短缺，从安全意义上说是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无论在国际政治还是在国内政治中，一般规范都指认这种需求为正当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主观需求则是一种心理需求，更多是感性的目标。这种需求是无底洞，与现实中的生存和发展不具有实际关联性。国际、国内规范中都不存在必须满足这种需求的逻辑。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有其正当性的一面，即基于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需要。然而，无节制的权力追求，不可避免地会以牺牲他国利益、威胁他国安全为代价，显然就是不正当的、非正义的了。自古以来，世界上总是有极少数国家一味地扩大实力、追求权力，无疑是陷入了主观权力需求的黑洞，从而偏离了正当性需求的轨道。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学者理应全面、客观地分析权力政治问题，辩证地评断权力追求中正当性与非正义性的区别。切忌将权力追求的主观性当成客观性，进而错误地将作为“实然”的权力政治当成“应然”，甚至误导国际舆论乃至国家战略。
三、主体间对话的路径具有普适性
为应对非传统安全等全球性难题，世界上各种行为体纷纷登场，许多非国家行为体乘此迅速崛起，并日益广泛地参与国际性和全球性事务，推进了世界政治的社会化。因此，行为体的相互关系日益多元化、多层次化，于是就出现了多种行为体如何相处的问题，从而提出了建构国际新规范的问题。鉴于这些行为体的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社会交往的基础性，以交流和沟通为主要内涵的对话可以成为最根本的行为规范。
从逻辑上看，对话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和社会交往的根本形式，通常体现为话语一倾听的互动模式。社会交往的理性原则和对于对话效果的期待，要求对话具有自由、平等的特性。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对非传统安全跨国扩散的严峻形势，国际交往的复杂性空前增加。国际行为体间亟待加强沟通、增进了解以建构合作基础。因此，行为体之间的广泛对话日益显得必要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为迫切。由于非传统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和国际交往的复杂性，行为体之间的对话应该坚持开放、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对话的开放性意味着，任何行为体都可以成为对话的主体，任何问题都可以成为对话的主题；对话的自由性意味着，言语者可以畅所欲言，倾听者可以听信由自己；对话的平等性意味着，言语者与倾听者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如果就对话参与者和对话主题预设前提条件、划定界限的，对话时自说自话而拒绝倾听的，都不是真正的对话，结果就无法达成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直至相互认同的效果。
要想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就必须从打基础——良性沟通、理解、尊重和合作——入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间对话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相互交往的根本途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对话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可令对话者既保全、呈现自性，又了解他性，所有对话者完全自愿参与对话、进行的是对等的信息传递和知识共享。因此，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流更能尊重差异、弥合分歧进而达致相互了解和理解，更有可能建构起相互信任和相互认同。第二，全球化的推进为对话提供了主观动力和客观条件。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使世界上各种行为体相互联结成命运共同体，各行为体之间为了交流情况、寻求共识、提出对策、同舟共济，产生了迫切的对话需求。同时，由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的发展，通过计算机、互联网、电话、交通运输等信息化技术与手段以及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全世界在物质上连接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小村庄，各个角落之间可以不间断地即时传输和接受信息、共享集体知识、组装生产各种物质和文化产品。因此，国际行为体间集体对话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随时随地可以开展起来。
在应对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一类是在性质上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然而，无论是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次上看，根本不构成生存威胁，或者其威胁性仅仅是局部的、尚没有严重到危及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或发展。社会安全中的民族、宗教等问题往往因为指涉对象是规模巨大、能够不依赖国家而独立运行的“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而界限难定，其“存在性威胁”的判定需要特别敏锐和谨慎。比如，国内动乱、民族分裂、环境恶化、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甚至国际恐怖主义等，几乎从国家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很长时期未曾真正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然而一旦形成威胁就很容易迅速扩散而致尾大不掉。俄罗斯车臣分离主义活动和以中亚和中国新疆为中心的“东突”问题，就集合了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9·11”事件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与非西方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上的确有所显现。这种文明冲突有其客观性，但更有主观性，即人为制造的他者文明对自我文明的“威胁”认同，都是虚拟或者放大其“生存威胁”的现实进而借此要求获得某种优先权利。再例如，难民潮等问题在其发端国度多未达到威胁整个国家生存的程度，而且多半在其国家政局稳定之后会自行缓解；一些国家经常可见各种资源短缺问题，如石油短缺、粮食短缺、淡水资源短缺等，它们所带来的某种威胁性压力是暂时和有限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传统安全中的军事手段，但无法仅仅依靠军事手段，而必须既借助军事手段，又主要依靠非军事的各种手段包括政治和解、经济增长、贸易扩展、技术进步等。否则，我们对军事力量依赖得越多，就越是无法消除安全威胁，就越是缺乏安全感。[9](P15)
另一类需要特别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但对所指涉的对象因为牵扯程度不同和受牵涉者（如国家、民族、组织等）的安全顾虑不同，可能导致安全主体之间的相互竞争甚至对立。[10](P23-24)对于不同主体之间安全合作的要求主要源自这样的安全问题，它需要决策者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和果断处置。环境安全问题大多具有这样的特点。前文已经谈到，某些局部原因造成的问题具有全局性影响，如少数国家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引起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和海平面升高等，但其事实上的受害国家并非这些二氧化碳的排放国家，两类国家之间的安全需求明显相互矛盾甚至冲突；某些全局性原因造成的问题仅产生局部恶果，如工业垃圾或污水排放带来水污染，工业生产和汽车排放的废气造成南极上空大气臭氧空洞等。在诸如此类的环境安全问题中，从微观层面上不同类别的物种如老虎、巨鲸、人类，到中观层面上不同类型的生存环境（雨林、湖泊）等，再到宏观层面上地球气候异常、生物圈内生态平衡等，都可成为指涉对象，而且大多数都涉及人类与地球生物圈其他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它们面临的威胁是潜在的，但多被夸大了，等于是安全化了。[10](P30-32)由于环境退化已经对地球生态链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连锁的破坏，对人类自身乃至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环境本身日益变成一种安全指涉对象。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取得了一种指涉对象资格去处置环境灾难。这些问题具有多层次性和联动性，应对它们之时需要有宏大的战略视野、严谨的判别精神和娴熟的协调能力。
从冷战后的实践看，面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日益崛起，促使各种行为体之间加强对话，对话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1993年，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引发各国和国际社会深刻反思如何才能避免文明的冲突，从而推动文明的对话或文明间对话。各种形式的对话活动成为正式外交往来的重要补充，其中以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话活动最为突出。在双边舞台上，中国从1996年起与世界主要力量如俄、法、日、美、印度、澳等开启了一系列战略对话，成为最活跃的国家行为体间对话。在多边舞台上，每当正式的或者深层次的合作难以进行的时候，对话就成为合作的主要机制选择。这在缺乏政治互信或者主体众多、相互之间差异性比较大的区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东亚，如今东盟与中日韩的对话(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的对话(10+1)、中日韩三国合作对话（东北亚合作对话）等日益活跃；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在中国政府积极斡旋下，中、朝、美、韩、俄、日从2003年起举行了六方会谈。在欧洲，北约与俄罗斯1997年开始以双边永久性联合理事会的名义进行经常性对话，2002年升级为20机制即“平等的伙伴关系”；欧盟委员会2009年2月称将与俄开始战略对话。在南北国家之间，八国集团同主要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从2003年6月起开始高层对话会议，广泛讨论世界经济、气候变化、能源安全、传染病、非洲发展等全世界关注的重大问题。联合国为提倡和促进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联合国大会一致决定将2001年确定为“文明对话年”。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组织了一个文明对话小组，在世界各地区组织各种形式的文明对话活动，推动文明对话不断从跨国政府间社会日益走向跨国民间社会。这一切不仅说明人类对于对话的深切需要，而且印证了对话的广泛可行性。[11](P25-69)
行为体之间的对话对于参与对话的各方增进了解、弥合分歧、加深理解、达成认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对话使不同行为体向对方开放、展示自己，以致相互知悉对方的存在，从而体会到客观存在的多样化和主体的多元性，建构起认识世界的多维、立体结构。各种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相互体认，进而认识到世界是自他共有的，世界上的利好应由自他共享、问题应由自他协商解决，从而为下一步的平等交往奠定基础。其次，对话使行为体之间可以互为镜像，映照出自、他之间的差异和偏好，从而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借重、相互依存。再次，对话使各行为体得以抒发自己、相互倾听，在交流和碰撞中达成一定的理解、认同。另外，对话可以激发理性，唤醒人类共同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道义感。对话是一种公开化的交流、交往方式，要求文明、礼貌、相互尊重、开诚布公，其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理性。同时，它使对话者将情绪、思想和诉求都透明地呈现出来，对主体构成理性约束，将非理性的因素内隐于心，形成一种和谐的氛围、交流的习惯。如此循环反复，即产生使交流、磋商持久化而防止破裂的愿望，以致衍生出合作机制，或者与其他合作机制对接。因此，对话通常可促使陷入僵局的交往关系恢复正常。例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曾长期互不承认，造成严重的敌对和冲突，1993年签署和平协议相互承认虽未消解仇恨，但却在第三方的斡旋下开始对话，紧张气氛不断缓和。1996年李登辉访美，使中美关系陷入泥沼，两国高层交往全部冻结。1997年初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应邀以私人名义访美，成功开启了中美双方“第二轨道”对话即非官方会谈，进行了颇具建设性的探讨，为中美高层政治交往的恢复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在这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对话无疑促进了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反，因为无条件开展对话或拒绝对话，往往使行为主体走向对立或对抗。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东方反对资本主义，导致双方互不承认，无法对话，以致陷入冷战之中。同理，朝鲜核危机之所以长期未决，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与朝鲜互不信任，美国拒绝朝鲜的对话要求。
总而言之，个人、国家、民族、文明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和活力所在。非传统安全问题将世界推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使差异性成为问题甚至阻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想防止差异性演变为冲突、使差异性成为共同发展的动力，最佳途径就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相互体认，进行广泛、深入的对话，以实现沟通、理解、尊重和合作。[12]一切自我封闭、相互否认、互不尊重、弱肉强食的行为都是忤逆人性之善的，都是违背人的社会性的，因而是行不通的。世界政治的发展就是人类自身的社会性解放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这种解放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通过对话谋求理解与合作，以消除安全威胁、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过程，只是人类完全解放过程的一部分。
［收稿日期］2010-02-03
注释：
①詹姆斯·多尔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②《圣经·创世纪》；张爱林：《佛教看生命世界的构成》，载《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1期；陈霞：《形神俱妙——道教身体观的现代阐释》，载《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释心田：《图解佛教生死书：破解生命轮回的真相》，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
③埃克哈特·托尔：《新世界：灵性的觉醒(A New Earth)》，海口，南方出版社，2008。参见Echhart Tolle.A New Earth:Awakening to Your Life's Purpose,pp.39-40,http://res.allpdftools.com/allpdftools/pdf-download-resources/A_New_Earth.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