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科学与非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论文,与非论文,鉴定论文,原则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读了一些哲学家，甚至是科学家的大作之后，心中似乎总有这样一种感觉：由于他们对科学的本质、特征、科学的真理观、进步观、价值观、科学发现的方法、辩护的方法、科学理论的检验、评价等问题缺乏理论上的认识，只有一种朴素的理解和界定，以致对科学的总体把握相当的传统，既未认识到科学本身的可错性，也未认识到仅通过一两次实验就给某种“假说”判处死刑，显然带有一种过时的科学沙文主义。这不仅违背科学的自由创造本性，也不利于科学人格的形成。科学的人格总是要求人们头脑开放，思想敏捷，不因袭传统，敢向陈旧知识挑战。科学中，除了蔑视那些有意识进行欺诈和行骗的科学骗子外，更多的是要鼓励人们去大胆地冒险、创新和想象，以便更有效地唤醒人的悟性，开启人的智慧，培养人的创造力，铸造人的主体性。
众所周知，欧洲历史上有三位伟人令世人难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路德找到新的宗教道路；哥白尼则发现了宇宙之迷的新答案。这三个人的成功都是立足于独立的人格、勇于探讨真理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未知领域的冒险与挑战。此后的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也都是思维的自由遐想者，传统的离经叛道者，然而正是这些梦想家的神思遐想在人类史上做出重大的科学发现，展现人类智慧的光辉。正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的，“越轨”、“错误”常常是进步的前提；它允许知识在复杂的困惑中存在。没有“混沌”就没有知识；没有理性的经常丧失，就没有科学进步。因此“即使在科学内部，理性也不能是广泛的，必须常常克服它和除去它；这有利于其他动力。”（注：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英文版，伦敦1979年，第179页。 ）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却一直推崇圣人之道；对“小人之言”动辄就扣上“异端邪说”或“伪科学”的帽子。这样怎么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呢？
因此当一个科学家集团在否定某项发明创造、假说或理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决不要轻易漏掉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更何况迄今为止，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一种可靠方法能够对某种理论的好坏真伪一锤子定音。即便伟大的爱因斯坦在论及“相对论”时也谦虚地承认：“所有的物理学理论，不仅牛顿的、而且他自己的，都是尝试性的猜测。它们总会被更好的猜测所取代。”（注：G.J.怀特劳编：《爱因斯坦——人和他的成就》，英文版，纽约，第26页。）所以在理论检验上，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的“判决性实验”早已被批驳得体无完肤。然而今天这种陈旧的检验方法却出现在中国的“高层鉴定”领域，并以一次实验的失败与否来作为判定理论真伪的标准。如果科学史就是如此简单和粗暴地随意撰写的，就既不会有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诸多放射着真理光华的科学理论。
那么究竟如何才能有效地弘扬科学，格除迷信，戳穿伪科学的虚假面纱，同时又不至于把那些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潜科学”当作伪科学而残酷地扼杀在襁褓之中呢？这显然既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特别是在伪科学、潜科学和成熟科学之间的严格界限难以划分的时候，就更使“科学划界”构成当代科学哲学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好在迄今的各种科学哲学流派已经在科学划界的原则、方法和标准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此为借鉴，必有很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从“经验证实”到“实用原则”
“经验证实原则”是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在继承经验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说：“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地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注：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7页。）划分科学与伪科学或真理与谬误的唯一依据就是依赖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实，凡是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或理论就是科学，就是真理；反之就不是科学，不是真理。而且一切科学和真理都只能局限在经验的范围以内，不能超越经验之外；经验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科学知识的真理性界限。否则，知识就失去根据。
孔德的这一“原则”对于科学划界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其缺陷：一是绝对化和固定化；二是认为人的认识不能超越经验范围而达到普遍。这就使其划界原则从绝对的经验证实跌入形而上学。实际上，这种以归纳法为基础的证实原则，早自休谟起就遭受怀疑。他怀疑人的感觉的可靠性，怀疑经验事实的科学性和充分性，怀疑归纳逻辑的有效性，当然也就怀疑这种划界原则的局限性。于是罗素在数理逻辑基础上，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检验和划界标准。对此，他一方面坚持真理“符合论”，认为科学真理就是语言与事实的“符合”；确定一个原子命题是否为真，方法就是把它与原子事实相比较，两者一致就为真，否则就是假。另一方面又认为分子命题及其构成的复合命题无需根据事实，只需根据逻辑法则就可以确定真假，即凡符合逻辑法则的就为真；反之就为假。他说，“纯粹逻辑和原子事实是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先天的，一个是完全经验的。”（注：洪谦：《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237页。 ）正是先天的逻辑法则的必然性决定了经验世界的构成形式的必然性。
维特根斯坦基于“证实原则”，主要从语言角度论述了科学划限。他说，语言的唯一恰当的任务就是描述现实，而一切自然科学命题都是对现实的描述，因此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说的。相反，哲学、逻辑、宗教等都不是对现实的描述，都不具有经验内容，因此它们都是不可说的，只能用某种符号或形式表明。对于能说的东西，判断其意义和真假，需要遵循两条法则：一是符合逻辑法则；二是经验上可以证实；两者缺一不可。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上述观点，一方面打起“证实原则”的大旗，坚持科学依赖经验。正象石里克所说，“没有一种理解意义的办法不需要最终涉及实指定义，这就是说，显然是全都要涉及‘经验’或‘证实的可能性’。”（注：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页。）另一方面，由于看到“证实原则”太拘泥于“眼见为实”，在实际中并非只有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科学。如果这样，就会把许多因人的检验手段的局限性暂不能证实的命题排除在科学真理之外，于是他们又提出逻辑上的“可证实原则”作为对经验“证实原则”的补充。指出，一个命题只要逻辑上可证实，具有证实的可能性，就是有意义的和科学的。至于其真假则只有通过试验来断定，而试验的任务需要由科学家完成；哲学的职责是从逻辑句法的角度来判定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所以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的任务需要由哲学家和科学家共同完成。
逻辑实证主义虽然通过逻辑使人的认识超越经验构筑的雷池，但由于强调人类观察的直接性和经验的中立性，致使其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依然沉溺在老的“证实原则”的泥沼中，没有解决经验究竟能否最终证实命题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问题。所以他们遇到的挑战仍然是来自对经验和归纳法的怀疑。并迫使他们继续退让，直到抛弃“实证”概念。于是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从经验“证实原则”退到“确证原则”，提出用“确证”替换“证实”。他说，“如果把证实了解为对真理的完全和确定的公认，那么一个全称语句，例如物理学或生物学的一个所谓规律，决不能够被证实。”不过尽管“我们不能够证实这个规律，但能够通过检验它的单一例子来检验它，……如果在这种检验性实验的连续系列中没有发现否定的例子，而肯定例子的数目却增加起来，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规律的信心就将逐步地增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该规律的确证在逐渐增长，而不说它的证实。”（注：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5页。）此外，卡尔纳普还利用“逻辑加经验”的双重标准对“证实原则”作了修正；提出约定主义的容忍原则和两重真理观来为证实原则的合理性辩护。
这一派的赖欣巴哈为强化卡尔纳普的经验“确认”概念，又提出“概率确认原则”，认为经验与真理之间只存在或然的概率蕴含关系，即“概率联结”。任何科学命题只有在人们有可能权衡其概率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一切科学知识实质上都是概率知识，只能在假定的意义上被确认”。“一个知道绝对真理的理想的科学家是一去不复返了。自然中的事件与其说象运行着的星体，不如说是象滚动着的骰子；这些事件为概率所控制，而不是为因果性所控制，科学家与其说象先知，不如说象是赌博者。他只能告诉你他的最好的假定，他绝对不能事先知道这些假定是否将是真的。”（注：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48—249页。）因此经验归纳只是概率归纳，归纳出的科学理论只是假设、概率性知识、或然真理和相对真理。
既然经验“证实原则”在科学划界上遇到麻烦，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确实性，这就迫使哲学家寻找新出路。本世纪初，实用主义者另辟蹊径。詹姆士、杜威等人既不坚持逻辑的崇高和坚实，也不固守外在的感觉经验，“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为此，他们提出实用主义观点以发展和替代经验“证实原则”。在詹姆士看来，理论的真理性并不存在于人的心灵和原型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中，相反只要人们能够把经验材料联系起来，不自相矛盾，并能在应付环境的过程中取得效果，那就是科学和真理。他说，“如果有一个概念，我们能用它很顺利地从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妥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真的。”（注：威廉.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3年， 第58页。）杜威则从工具主义角度论述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指出，过去的经验主义者将经验死死地钳制在固定的范畴和必然的概念底下，依靠超乎经验的固定原理和不能以实验证明的独断论证据，使科学和真理常常表现为一种支离破碎的分析或强硬的综合。唯理主义则常常出于鲁莽和呆板，给科学装上一个统一和普遍的外表，替真理铺设了一条虚构的安逸通路，使科学和真理陷于绝对论。而实际上，所有的概念、理论不管是如何的精致和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和工具，视为对一定环境的适应和改造。它们和一切工具一样，其价值不在于自身而在于功效。如果成功，它们就是可靠、健全、好的和真的。如果不能排除纷乱，免脱谬误和祸患，它们便是虚妄或伪科学。
美国科学哲学家W.蒯因在批判、继承经验“证实原则”和“实用原则”的基础上，提出逻辑实用主义的划界原则。尤其在验证对象上，他认为判定科学意义的最小单位不是命题，而是整个科学系统。他说，“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不应该是句子，而应该是科学的整体。”（注：W.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0页。）这个有关知识和信念的整体，从最偶然的地理和历史事件的知识，到最深刻的原子物理学规律，乃至最纯粹的数学和逻辑，共同组成一个人造的大网络。这个网络的边缘与经验紧密接触。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人们无法判定是该命题或理论错了，还是周围的其它命题或理论错了。因为对命题体系中的其他命题作些调整，就能够抵消这种反证。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陈述都可以认为是真的，如果我们在系统的其他部分作出足够剧烈的调整的话。即使一个很靠近外围的陈述，面对着顽强不屈的经验，也可以借口发生幻觉或者修改被称为逻辑规律的那一类的某些陈述而被认为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样原因，没有任何陈述可以免于修改。”（注：W.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二、从“否证论”到“权威约定”
由于“实用原则”既缺乏逻辑根据，又没有认识到一切理论的真和善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以至他们在科学划界和真理判定上同样的陷入困境。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反对以前的归纳传统、证实原则、概率确认和实用主义，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上提出“经验否证论”。指出，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而有限的经验所能证实的只是个别或单称命题，但个别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归纳上升为一般，因而经验也不能通过证明个别而证实一般，所以经验“证实原则”对于理论的检验和辩护来说，是一种缺乏逻辑根据而毫无意义的原则；它永远不能使科学理论摆脱假说或猜测的命运。
但是波普尔认为：人们虽然不能利用经验来证实科学理论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却可以通过经验否证个别命题来否证理论的普遍性和真理性。只要人们在反驳理论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个经验事实与已有理论发生矛盾，就可以证明理论为假，从而否证了它。所以理论验证不是逻辑证实，而是一个不断反驳和否证的过程。任何证实都是暂时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证实；只存在暂时经受住严峻检验的确认。“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就在于它的可否证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注：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7页。）检验的结果也不是达到真理，至多是无限增大其逼真度。再一方面，就是真理降到人们的鼻子尖上，也不能从逻辑上证明它。换句话说，“一种理论即使没有人相信，即使我们没有理论承认它或相信它是真的，也可以是真的；另一种理论尽管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相信并接受它，也可以是假的。”（注：K.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所以，理论检验中只存在可否证性， 不存在证实性；只存在真理的无限逼近，不存在终极真理。客观真理对于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来说，可望不可及。为此，波普尔提出经验“否证原则”作为科学划界的原则和方法。其中心思想就是：一个理论或命题的科学性标准在于可否证性。一个不能为任何可想象的事件所否证的理论是非科学的。反过来，凡属于科学的理论，原则上都可以反驳和否证。按照这一划界原则，凡是在逻辑上具有可否证性的命题都是科学的，即便是猜测和想象，只要具有可否证性，就是科学。反过来，数学命题、形而上学命题等都是非科学。只是在他看来，非科学也同样可能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可以作为科学发现的指导：数学和逻辑是科学的表达和推理的主要工具；至于神话则是科学的源泉，因为科学“既不是始于观察的集合，也不是始于发明实验，而是始于对神话、对巫术技巧和实践的批判讨论”。
波普尔的经验“否证原则”，当然也存在着许多逻辑和验证上的困难。这主要表现在：否证原则只适用于全称命题，不适用于或然命题；当经验和理论发生矛盾时，单一的否证事例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错误很可能不是理论，而是事例本身；科学史上许多被否证的理论常常东山再起；在大量反常的经验事实面前，科学理论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可以通过修改该理论的某些辅助部分使其继续得以生存；再者，经验本身也有主观性，既然观察渗透着理论，要确认谁的观察正确，必然要陷入无穷回归的荒谬境地。所以波普尔的“否证原则”不久就受到科学整体论和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在继承朴素否证论的基础上，拉卡托斯建立一种精致否证论。在理论检验对象上，他赞成奎因的整体论，认为不应该把单个命题看作理论检验或评价的对象，应该把一切科学理论都置于一定的科学研究纲领中。任何理论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理论、背景知识、初始条件三者的组合与实践发生冲突时，科学家可以通过调整背景知识来拒绝对理论的反驳，所以实验不能简单地推翻理论，科学理论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被经验否证。在理论检验的方式、方法上，他赞成杜恒的逻辑上有可能无限多的方式调整理论背景使用理论不能被反驳的观点。但必须以非特设方式进行调整。经过几次调整后，所获得的理论Tn，若成功地消除了理论T所遭受的反驳，预言了新事实， 并获得实验的证实，那就可以说理论T被否证了。但不是被实验单独否证的， 而是被理论和实验共同否证的。为此，他提出“经验预见原则”，认为任何理论只要拥有较多的经验内容和较大的预见性，就能确证自己的“真”，并否证一个经验内容较少、预见性较小的退化的研究纲领。这是方法论否证主义检验科学研究纲领的真与伪的经验基础。“它与独断主义的否证是很不相同的。对独断主义来说，如果一个理论被否证，它就被证明是假的；对于方法论否证主义来说，如果它被否证，它也许仍是真的。”（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在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看来，波普尔的否证论原则，只注重理性分析，忽视了社会、历史和人的心理因素在科学划界和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一切科学理论都处于一定的科学范式之中，而任何科学范式的形成和抛弃都决定于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心理信念，结果是：不同范式的拥护者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各自的事业。他们从相同的方向，看相同的问题，所取得的结果却是不同的。“双方都是看这个世界，看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没有变化，但是由于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看这些东西，他们所看到的却是不一样的。”（注：T.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年英文版，第150页。 ）因此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的过程，实质上是科学共同体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和范式进行选择的过程。选择的标准是一切科学理论所拥有的五个基本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如果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形成了一种科学范式，那么这个科学共同体所从事的某一领域的研究就从前科学时期进入常规科学时期，也即标志着这研究领域的科学的成熟。
费耶阿本德从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和多元方法论的原则出发，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问题上也坚持了库恩的自由选择原则。他说，一种理论的某些最重要的性质是通过不同理论、不同观点的比较发现的，而不是通过分析。一位科学家通常所接受的知识不是一种集中于理想见解的自身一致的理论，宁可说是一个互不相容的、可供决择的日益增加着的知识海洋。在这个海洋中，每一种理论和故事都通过竞争和选择对人类意识的发展作出贡献。为此他倡导一种“增多原则”，反对否证论的“一致原则”。他认为“一致性原则”与科学实践是不一致的。它消除了许多可供选择的事实和有价值的试验，大大减少了理论的经验内容和事实总量；只有借助选择才能使许多事实变得有利，使许多证明或反驳理论的事实不被排除。所以选择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理论和事实的总量。既然每一种理论和故事都是人类知识海洋的一个分子，因此在科学与非科学、真理与谬误、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也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这些界限都是理性人为设置的障碍。相对主义要以平等的权利来对待宗教、神话、非理性、非科学，以消除理性的愚蠢顽固、孤陋寡闻；以铲除在真理和实在概念周围存在的一个浩如烟海的无知领域。
三、从“经验符合论”到“经验建构论”
科学实在论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上，一反以前的科学哲学传统，坚持科学理论的客观真理性。比如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就针对历史主义学派的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维护“真理符合论”，强调科学的任务就是表述外部世界；决定科学陈述的真假，不是人的主观感觉、内心结构或语言，而是外部事物。同时人们也不能一下子到达客观真理，只能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趋向真理。究竟何种科学理论更接近真理，既要看它对经验真实的解释，所作的预言的范围和精确性的程度；也要看它是否维护了先前的理论关系和明显的指谓对象，以及它是否能够解释先前理论为什么在一定范围内曾经是成功的理由。除此之外，普特南还提出一条“合理可接受性标准”作为检验和评判科学理论的依据。所谓“合理可接受性标准”指的是：科学家在对科学理论进行分析、评价和选择的过程中采用的形而上学理论、在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论准则，以及评判科学理论的标准等。这一标准的重要作用是：一方面利用它可以建立一个“经验世界的理论图景”；另一方面真理本身可以从这一标准中获取生命。因为这一标准不是纯主观的，而是包含着客观性的，因此科学和真理也有客观性。但是由于在人类中可能存在着许多种合理的可接受性标准，这就可能产生多种科学理论和真理。
夏皮尔针对哲学史上提出的三种真理观：符合论、一致论和实用论各自的认识论意义指出：这三种真理观都有错误，也都有合理性，一种正确的真理观应该去除其缺陷，汲取其优点，使真理同时符合三种条件：成功性、无怀疑性和相关性。在理论的综合检验过程中，凡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信念或命题就可说是真的，科学由此所获得的知识就具有客观性。反之，就可能是假的，伪科学的，必须被修改或抛弃。
科学实在论针对历史主义学派的工具论、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问题上，突出了客观性、实在性和逻辑性，恢复了被拒斥的本体论观点，以至在科学实在论者M.本格看来，“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哲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合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上出现的，都可以称作科学的。”（注：M.本格：《基础哲学论》第三卷，英文版，第24页。）
反科学实在论的代表L.劳丹既批判了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权威标准，也批判了拉卜托斯的“马后炮”和相对主义。在劳丹看来，人们不论是接受还是拒绝一种科学理论，都是通过选择最高程度地解决了适合度问题而实现的。换句话说，只有选择那些比竞争对手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的传统才是积极的接收。一般说来，新的研究传统都具有较高的解题效力，较快的进步速率与更多的合理性：它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与一个旧的研究传统及其构成理论之间的关系相比，总具有更大的适合度。所以科学进步的标志之一是把反常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对所有的理论，都必须问，它解决了多少问题，以及遇到多少反常。一切科学理论和研究传统“作为在科学上适当的或合理的主要方式是与我们究竟能最大限度地把科学研究传统的进步扩展到什么程度有关。”（注：L.劳丹：《进步及其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
范弗拉森在劳丹的观点上，提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反科学实在论。他从建构经验论出发，就科学理论与真理的关系问题指出：“科学只旨在给予我们经验上是适合的理论；而接受一种理论涉及的信念也只在于经验是适合的。”所谓一种理论是经验适合的，当且仅当其“拯救了现象”。更准确地说，“这种理论至少有一个模型使所有实际现象都内在地与其相适合。不只是那些实际观察到的，也不只是那些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某个时刻所观察到的现象。”因此经验适合的理论不一定反映实存的外部世界。科学只能描述时空的局部，不能描述时空的整体；只能测量可观察现象，不能测量观察极限之外的对象。“我们不能得到所有测量的结果，也不能知道所有的表象。虽然可以说，一个理论是经验适合的，也就是所有表象将符合其模型（的子结构），但是我们却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只能是基于经验适合性产生的一种信念。所以相信一理论是真的，或它是经验适合的，并不意味着相信对该理论的充分接受将被证明为正确。”（注：B.C.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纽约1980年英文版，第13页。）科学的目的是产生一个关于世界字面上真的故事，提供经验适合的理论，不是追求一个提供普遍的认识对象的真理。在一切科学理论的模型中，除了经验子结构外，其它成分，如公理系统、理论假设等都无客观性可言；“我们虽然可以用语言编织一个丰富多采的织锦来描绘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编织而成的肖像，但其结果一定是将自身描绘为完全无知所编织的图像为真的条件。”（注：B.C.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纽约1980年英文版，第21页。）因此一种理论不一定是才是好的，它只起着助描述作用。
尽管科学哲学中，从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到实用主义的“有用即真理”，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容忍原则”、“概率联结”到波普尔的“经验否证”、拉卡托斯的“经验适合度”、普特南的“真理符合论”，从夏皮尔的“复合真理观”到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已经充分显示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复杂性与全面性，但并没有终极真理。因为在科学划界问题上由最初的经验和逻辑的绝对主义到对绝对主义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极端相对主义，这就自然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给予足够重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和人都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而且只有用感性直观来规定自身、修正自身的思维，才是真实的、客观的。所以人作为思维主体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在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和相互关系中才能够认识自然与人本身。一切理论离开实践就是“纯粹的经院哲学”。因为不论自然概念还是社会概念，都首先不是从思辨或物理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规定的。比如各种对立理论之间的矛盾解决，只有通过实践，借助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有效地将构成人类认识的诸要素统一起来，并作为它们相互转化的中介。所以无论是人的局部性经验概括，还是特殊领域的理论认识，或最普遍的世界观的形成都是在人类的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并不断地将实践对象统摄在自己的目的之下，从对存在着的现实进行解释转向对它进行变革，致使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也创造客观世界。所以实践既是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也是检验哲学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标志。
再一方面，尽管任何科学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都不是终极真理。但它作为外部世界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现象和规律的概念体系，却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提供有效的预见和可观的变革。所以，科学的本质无论从认识来源还是认识效用上讲，实践都是最基本的划界原则。而且恰到好处地反映了科学的真、善、美相统一的本性和划界标准。
事实上，从当代科学哲学中的组合主义、重组主义到整体论都从科学的的真善美角度，即从精确性、简单性、系统性、和谐性以及确定性等方面规定了科学的本质。既然真善美共同构成科学的本质，那么我们只要能够严格地坚持这种划界的原则和标准，就能够区分出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真正达到弘扬科学，破除迷信和彻底粉碎伪科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