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明代书院讲会的兴盛及制度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盛论文,明代论文,书院论文,明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讲会是书院讲学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① 其开端可以追溯到南宋中期。② 朱熹就曾在白鹿洞书院举行讲会，并留下了《白鹿洞讲会次卜韵》之诗。但就整体而言，宋代的讲会活动并不多见。明初出现了一些讲会活动③，但仍然属于个别学者的行为，规模很小，影响也不大。然而，到明代中期，书院讲会非常兴盛，各种讲会活动声势浩大，影响广泛，引人瞩目。据《明史》记载，明中叶以后书院讲会活动遍地开花，风靡一时：“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④ 当时学者也留下了许多描述书院讲会盛况的文字。如著名学者钱德洪谈到，当时书院讲会非常普遍，甚至渗透到了社会的最下层：“穷乡邃谷，虽田夫野老皆知有会。”⑤
为何在明代中后期书院讲会如此兴盛？我们固然可以从很多方面探究其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书院是儒家士人从事儒学创造、积累、传播的基地，其讲会活动无疑与当时儒学发展的状况密切相关。那么，作为崛起于明中叶、兴盛于明代中后期的主流学术形态，阳明心学的兴起究竟对明代书院讲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 王阳明对书院讲会的倚重
阳明心学的产生，是学术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是宋明理学内部补偏救弊的结果。明中叶的种种社会乱象，使王阳明逐渐产生了对处于主流地位的程朱理学的怀疑与偏离。他认为，社会百弊丛生、人心陷溺、风俗浇漓，其根本原因在于学术不明、教化不行，程朱理学已经不能有效地安顿人心，范导士风，发挥整合社会的功能。为此，王阳明努力在学术上寻求突破与更新，积极倡扬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学术：“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⑥ 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之下，王阳明在经历百死千难的艰苦努力之后，创立了以“致良知”为宗旨的心学理论。
王阳明致良知之学的基本思路与特点是在反思、批判程朱理学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试图改变天理外在于人心的状况，将“正人心”作为重整生活秩序、重建社会秩序的入手处与着力点。阳明心学的本体论与功夫论，也正是围绕如何将天理安插于人心，唤起人们内在的道德自觉这一主旨展开的。在王阳明看来，他的致良知之学，是对治社会弊病、挽救世道人心、重建生活秩序的良方。因此，倡扬、传播致良知之学，使人们注重从心上用工夫，使道德本心自然呈现，是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转盛的关键：“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⑦
王阳明对学术与当时社会治乱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使他特别关注思想学术的社会化问题。在他看来，学术不是少数士人掌握、垄断的专利品，而是要尽可能地通俗化、平民化。这种通俗化、平民化是衡量儒家学术的基本要求：“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⑧ 正是基于此，王阳明重视思想学术的传播，将讲学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在谪居之所、边徼之地，还是在戎马倥偬的平乱征途中，王阳明都热衷于聚众讲学，以指点良知、倡行心学为务。当时有人认为，古人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阳明能够兼而有之，如果“除却讲学一节，即全人也。”王阳明对此回答说：“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⑨ 阳明对于学术的传播与倡扬活动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甚至当有人于嘉靖二年（1523年）借南宫试士之际诋毁、攻讦心学时，王阳明也毫不在乎，反而庆幸其良知之学因此能够被更多人所了解。也就是说，即使心学是以负面形象为人所知，王阳明也为这种传播而感到欣慰，⑩ 可见王阳明对于心学传衍、流布的渴望。
然而，由于阳明心学反思、批判的对象是处于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其倡扬、传播难以依托体制内的官学机构进行。当时，官学已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官学教育的内容，也是用于应付科举考试的程朱理学。王学在理论路径上迥异于朱学而以补偏救弊面目出现，很难在官学教育体系中取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及其弟子、后学在传播其思想学术时，往往选择处于社会意识形态网络相对边缘地位、思想学术环境略为宽松的书院作为依托。他认为：“书院之建，譬如于军伍中择其精锐者别为一营耳。”(11) 将书院作为萃聚儒学力量进行儒学建构与传播活动的阵地。
长期以来，程朱理学对士人学子的思想造成了很大束缚，士人们谨守矩矱，思想僵化，一切以朱子之是非为转移而不敢稍有逾越。在这种环境下，要使士人学子接受心学思想理论，绝非易事。因为程朱理学的长期灌输，已经使许多士人蔽锢很深，形成难以改变的先入之见，甚至这种先入之见已进入其潜意识之中，使之对新思想的吸收、接受产生一种不自觉的抗拒。这一问题，在阳明心学传播之初就已凸现。正德初年王阳明在贵阳龙场最初提出其“知行合一”学说时，士大夫们就“纷纷同异”，“多扦格不入”。(12) 直到嘉靖元年（1522年），阳明心学仍受排斥：“时阳明公论学与朱文公异，诵习文公者颇抵牾之”。(13)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寻求一种有效的方式使学者易于接受、践行良知之学。而心学重视的不是博学多闻，积累对于外物的知识，而是对内在良知的证悟，主体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心学关注的是主体内心的思想意识问题。因此，师生友朋之间思想的交流、融汇，不同观点的碰撞、激荡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探讨、辨析，都会产生互相诱掖鼓励、互相发明印证、互相切磋砥砺的效果，使学者对良知本体有更加深刻理解与领悟，达到共进于道的目的。有鉴于此，王阳明非常重视以师友之间交流论辩为主要交流方式的、有可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书院讲会活动。在贵阳，在南赣，在越中，在广西思、田，王阳明一生所到之处都重视创书院、兴讲会。(14) 其讲学活动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阳明弟子黄以方曾叙及阳明居越讲学时门庭兴盛的情形：“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至有在侍更岁，不能遍记其姓名者。”(15) 这种情形，可谓声势浩大、盛况空前。正是从王阳明开始，书院讲会活动初步呈现出兴盛之势。
王阳明不仅自己兴办讲会，还大力倡导讲会之风。他在越中时，门人刘邦采创建惜阴会于安福，定期讲会。王阳明对此举颇为赞赏，为之作《惜阴说》，阐述讲会与致良知的关系：“离群而索居，志不能无少懈，故五日之会，所以相稽切焉耳。呜呼！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知良知之运无一息之或停者，则知惜阴矣；知惜阴者，则知致其良知矣。”(16) 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在给刘邦采的信中也对惜阴会的成就大加称颂：“诸友始为惜阴之会，当时惟恐只成虚语。迩来乃闻远近豪杰闻风而至者以百数，此可以见良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几，于此亦可以卜之矣。”(17) 以讲会为“斯道大明”之端倪，可见王阳明对讲会的殷殷期望。
王阳明对书院讲会的态度，对后来的心学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万历年间心学士人萧良斡论及书院讲会在士人为学进德过程中的作用时就说到，人的良心，不触则不发，良心发用之后，不聚则不凝。朋友的一番点拨，就会有一番觉悟；朋友间一番聚会，就会有一番警惕。个人在为学修德过程中需要朋友的提携与鞭策，因此古人非常重视讲会。(18) 王畿门人查铎在《水西会条》中也谈到：“故学也者，所以存此几希。学矣而有会也者，正求与朋友合并讲明此几希而求存之也。此会之不可以已也。”(19) 显然，在他们看来，讲会是促使学者良心发露呈现、心体觉悟、思想警惕专一而进入心学修养境界的手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阳明后学往往热衷于建书院、立讲会，使明代书院讲会趋于鼎盛。
二 心学学者的书院讲会活动与书院讲会之风的盛行
书院讲会在明代中后期绵延逾百年，数量众多，分布地区很广，社会影响很大。近年来，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明代中后期知识界讲学活动进行了研究，(20) 其中对阳明心学学者书院讲会的情况涉及甚多，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多姿多彩的书院讲会活动图景。这里只选取几条具代表性的材料展现阳明心学学者致力于书院讲会的情形。
阳明去世后，散处各地的王门弟子后学继承阳明之志，在各地创建书院，兴办讲会，使当时讲会之风大盛。仅从王阳明《年谱》附录所记录的嘉靖年间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略窥心学学者书院讲会活动盛况之一斑。
嘉靖九年（1532年），阳明门人薛侃建天真山精舍于杭州天真山麓。书院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给王门弟子一个聚集讲会的场所；书院的建设，也得到了众多王门弟子的鼎力支持，每年祭期，“四方同志如期陈礼仪，悬钟磬，歌诗，侑食。祭毕，讲会终月”。
嘉靖十三年正月，阳明门人邹守益致仕归里，先后建复古、连山、复真三个书院于江西安福。这些书院，都举行大规模的讲会活动，是当时江右王门学者进行集聚、从事学术传播活动的中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凡乡大夫在郡邑者，皆与会焉。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
同年三月，阳明门人李遂建书院于衢麓，设师位，岁修祀事。受当时讲会风气影响，衢麓“诸生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缉、王之京、王念伟等，又分为龙游、水南会，徐用检、唐汝礼、赵时崇、赵志皋等为兰西会，与天真远近相应，往来讲会不辍。”各会之间联为一体，并与杭州天真书院互相呼应，形成了相当大的声势。
嘉靖十六年，阳明门人沈谧建书院于文湖，率同志数十人讲学其中，供师位于中堂，“春秋二仲月，率诸生虔祀事，歌师诗以侑食。”十九年，阳明门人周桐、应典等建书院于浙江永康寿岩，诸生就学者百有余人，“立师位于中堂，岁时奉祀，定期讲会。”二十一年，阳明门人范引年于浙江青田建混元书院。二十三年，阳明门人徐珊于湖南辰州建虎溪精舍。二十七年，江西万安的阳明学者建云兴书院。同年九月，阳明门人陈大伦于韶州建明经书院。二十九年，江门心学学者湛甘泉弟子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延四方同志讲会”，定期来会者不下百余人。三十五年，赵镗修建复初书院。四十二年，耿定向、罗汝芳于宣城建志学书院。这些书院都成为当地讲会活动的中心。(21)
当然，上述书院只是王门弟子后学建书院讲会的一个缩影。实际上，为数众多的王门弟子、后学对书院讲学事业都十分热衷，兴办讲会、弘扬师说成为贯穿他们一生的事业。
如王阳明弟子、江右王门领军人物邹守益一生各个阶段都讲会不辍，讲学范围遍及江南大部。据明儒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记载，嘉靖十年秋，邹守益在会稽“聚同门讲学于天真书院”。嘉靖十五年，大会于复古书院。二十一年秋，“会西里”。二十三年，“会北里”。次年，又“会富池”。二十五年，“大会于青原，遂会白鹭”。翌年“游庐山，开讲于白鹿洞”。二十七年，“会复古、石屋”。次年，“会复古”。二十九年，至祁门，会讲于东山书院。三十一年，“会复古”。三十四年，“会复古”。三十六年，“会白鹭”。三十七年春，“会复古”，夏天又再次讲会。三十九年，以古稀之年赴怀玉书院讲会，随后又到天真书院开讲。四十年，在复古书院讲会。四十一年八月，邹守益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大会于复真书院。(22) 按照明儒徐阶之说，邹守益一生“凡为会七十余，大会十。”(23) 可以说，邹守益终其一生都与讲会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些讲会活动，大都面向平民大众，影响面很广。嘉靖三十六年邹守益的白鹭洲书院讲会，听讲者数以千计，盛况空前：“生儒以千计听讲。”(24)
又如王门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开门授徒，远近皆至，同门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25) 他一生中长期从事书院讲学活动。据其《年谱》载，仅嘉靖三年至九年间，王艮的讲会活动就相当频繁：嘉靖三年（1524年）春，“请阳明公筑书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四年，邹守益在广德“建复初书院，大会同志，聘先生与讲席。”五年秋八月，“会讲安定书院。”六年，至金陵，与湛若水、吕柟、邹守益、欧阳德聚讲新泉书院。七年，“在会稽，集同门讲于书院。”八年，往会稽，会葬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九年，与邹守益等“聚讲鸡鸣寺”。(26) 七年之中，每年一会，从中可以大略窥见王艮频繁参加书院讲会活动的情况。
此外，从明代学者的各种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有关心学学者讲会的记载。如江右王门学者欧阳德，“以讲学为事，当是时，士咸知诵‘致良知’之说，而称南野门人者半天下。癸丑甲寅间，京师灵济宫之会，先生与徐少湖、聂双江、程松溪为主盟，学徒云集至数千人，其盛为数百年所未有。”(27) 王门高弟钱德洪，“在野三十年，无日不讲学”。(28) 另一高弟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年八十，犹周流不倦。”(29)
王门弟子、后学们的这些讲学活动，涉及地域广、受众面广，对心学的传衍流布促进作用很大。同时，他们的举动也在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建书院、立讲会的风气，一时书院讲会风起云涌，“阳明殁后，绪山、龙溪所在讲学，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世庙会，泰州复有心斋讲堂，几乎比户可封矣。”(30)
当然，并非只有心学学者才进行书院讲会。明代后期，一些由朱学学者举办的书院讲会活动也相当活跃。如朱学学子的东林书院讲会、紫阳书院讲会都很有名气，规模、声势很大。但是，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处于体制之外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受到压抑乃至禁罢的学术理论，相对于处于正统地位的朱学而言，对书院讲会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同时，从心学的理论特点看，它着眼于在人心上用功，重视价值立场的确立，强调简易直接的致良知功夫，这比强调通过长期知识积累以求一旦豁然贯通的朱学更适宜于采用讲会的组织方式。因此，明代中后期的书院讲会，以王门最为兴盛也最为典型。
三 阳明心学学者对书院讲会制度化的促进
在南宋时期出现的一些讲会活动都是非经常性的学术聚会，参加者往往是临时应邀出席，对会期、地点、组织等没有规定。朱张岳麓书院会讲、朱陆鹅湖之会等就是如此。而明代中后期的书院讲会，则已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这一点，从明中叶以后大量出现的书院《会约》《会条》中可以看到。
万历年间，耿橘作《虞山书院会约》规定：“每月初三日诸生会文于精舍、经房，儒学监会”；“每月初六日孝廉会文于弦歌楼，本县亲阅”；“每月初九日讲书于学道堂，本县辍政半日往听焉。佐领、儒学各官、乡荐绅、孝廉、生童、孝子、善人，悉会听讲”；“会讲午饭四位一桌，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外境来住宿书院者，加早饭，一荤二素。教主倍之。上司与教主同。”等等，(31) 在这里，有关会讲的会期、地点、内容、参加人员、后勤供应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又如崇祯年间，刘宗周作《证人社会约》规定：“会期，取每月之三日。辰而集，午而散。……遇远方贤者至，则特举一会，以展求教之诚，望后听诸生自举会课一次”；“会讲：诸友就座，司会者进书案，特于诸缙绅下设虚位二席，待讲友及载笔者。另设一案于堂中，以待质疑者。司赞传云板三声，命童子歌诗。歌毕，复传云板三声，请开讲”；“会费：每期，司会者具看烛于先圣先师前。会友既集，先进茶。茶毕，开讲。……听入会者捐资，自一钱以上，多不过三钱”；“会录：每会推掌记者记会中语言问答”；“会戒：凡与兹会，毋谑言，毋戏笑，毋交足，毋接耳。……犯者司约纠之。”等等，(32) 规定涉及会期、会讲仪式、会费交纳、讲会纪录、讲会纪律等，各个方面都有固定程式与细致安排。显然，到明代后期，书院讲会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
对于书院讲会的制度化，王阳明的促进作用甚大。早在嘉靖四年（1525年）九月，王阳明在归余姚后，就十分重视讲会活动组织章程的制订，力求使讲会活动成为经常性的、有固定日期的活动。据《年谱》载：“先生归，定会于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为期”，(33) 对讲会时间作出规定。同时，他还作《书中天阁勉诸生》一文，阐述了定期讲会、使讲会制度化的必要性。王阳明谈到，诸生在他回越中时聚集门下，析疑问学，确属难能可贵。但是他居越中时间不长，往往仅能会聚三四次。如果分别之后，大家就离群索居，一年半载不再相见，这不更甚于一曝十寒吗？如此而企求善端萌蘖，最后畅茂条达，何以可能！基于这种考虑，王阳明希望诸生不要因为他离开越中就疏于讲会，应该每隔五六天或八九天就相聚一次，即使有俗事缠身，也须拨冗与会。以此使大家相互诱掖奖劝、砥砺切磋，日益养成道德仁义之习，远离世利纷华之染。为了保证讲会的效果，他还对诸生参加讲学的态度提出了要求，希望大家虚心谦逊，相亲相敬，相互尊重。即使议论不合，也应该平心静气，相感以诚，不得斗气求胜。在嘉靖六年出征思、田途中，王阳明仍十分关心越中书院讲会的情况，他写信给弟子，希望能将定期讲会的制度坚持下去：“会讲之约，但得不废，其间纵有一二懈驰，亦可因此夹持，不致遂有倾倒。”(34)
王阳明促进书院讲会制度化的努力为门人、后学所继承。嘉靖五年（1526年），阳明门人刘邦采在安福创惜阴会，规定“间月为会五日”。王阳明去世后，其门人弟子后学也在各地举办了经常性、制度化的讲会。嘉靖十一年，门人方献夫和同志会于京师，“定日会之期，聚于庆寿山房”。(35) 十五年，安福知县程文德与邹守益共建复古书院作为讲会之所，“有田若干亩，以资会馔之费，会有期，司会有长，会凡若干人。”(36) 二十三年冬，王艮门人颜钧游扬州邗江书院，“为会十日”，翌年八月，“复会天宁”。在颜钧准备南渡之际，“会约约以每月之五日，食宿会所”。颜钧为此作《扬州同志会约》，阐明立讲会订会约的必要性：“因心以立学，因学而成会。会惟成学，学必立会。斯约凝心志礼，受约规心，凝礼成会，合嘉美嘉会以约，动罔失遗，夫然后大学之要，运在掌矣；聚友之盟，将永贞矣。……会约之举，岂小小云乎！”(37) 二十九年，阳明门人史际建嘉义书院于溧阳，“延四方同志讲会；馆谷之”。当时众多王门同志“定期来会，常不下百余人”。(38) 到崇祯初年，王门后学沈国模筹建姚江书院于余姚，阐扬阳明致良知之学。姚江书院有关讲会的制度已相当完备，讲会日期、程序、礼仪、后勤供应等都有涉及。
总之，到明代后期，书院讲会制度已经逐步发展成熟，许多书院讲会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出现了“凡学必有约，凡会必有规”的情形。(39) 上文提及的还古书院、虞山书院、证人书院、姚江书院如此，其它如东林书院、共学书院、紫阳书院、关中书院亦如此。这一情形的出现，虽不能完全归之于阳明心学的兴起，但无疑与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对书院讲会制度化的重视、促进以及因此形成的社会氛围有直接关系。
注释：
① 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② 有的学者认为，书院讲会肇端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举行的岳麓之会，见杨慎初：《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页；有的学者则认为书院讲会始于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后邀请陆九渊到书院讲学，见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第142页；也有的学者认为，上述说法中的朱张岳麓书院会讲、朱陆白鹿洞书院之会或鹅湖之会，都只是临时性的学术聚会或学者讲学，并非书院讲会，见朱汉民主编：《中国书院》第4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9页。
③ 有学者认为胡居仁与其弟子娄谅、罗一峰在江西弋阳、余干的讲会“开明代讲会的先声”。参见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④ ［清］张廷玉：《明史》卷231，《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053页。
⑤ ［明］钱德洪：《惜阴会语》，徐爱、钱德洪、董沄：《徐爱、钱德洪、董沄集·钱德洪语录诗文辑佚》，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
⑥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2，《送别省吾林都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84页。
⑦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第80页。
⑧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第107页。
⑨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41，《阳明先生文录序》，第1569页。
⑩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第1287页。
(11) ［明］潘志伊：《兴复书院记》，毛德琦《白鹿书院志》卷12，赵所生、薛正兴：《中国历代书院志》第2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1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41，《刻文录叙说》，第1574—1575页。
(13) ［明］王艮：《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3，《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14) 邓洪波：《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湖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6期。
(15)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第118页。
(16)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7，《惜阴说》，第267页。
(17)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6，《寄安福诸同志》，第222页。
(18) ［明］萧良榦：《稽山会约》，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11页。
(19) ［明］查铎：《水西会条》，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第731页。
(20)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9月版；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1)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第1328—1335页。
(22) ［明］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见邹守益：《邹守益集》卷27，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4—1390页。
(23) ［明］徐阶：《神道碑铭》，见邹守益：《邹守益集》卷27，第1379页。
(24) 耿定向：《东廓邹先生传》，见邹守益：《邹守益集》卷27，第1388页。
(25)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0页。
(26) 王艮：《王心斋全集·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3，《年谱》，第67—73页。
(2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7，《江右王门学案二》，第360页。
(2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第225页。
(29)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12，《浙中王门学案二》，第238页。
(30)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25，《南中王门学案一》，第579页。
(31) ［明］耿橘：《虞山书院会约》，张鼐：《虞山书院志》卷4，《中国历代书院志》，第8册，第70页。
(32) ［明］刘宗周：《证人社会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第708—709页。
(33)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第1294页。
(34)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5，《年谱三》，第1309页。
(35)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36，《年谱附录一》，第1329页。
(36) ［明］聂豹：《复古书院记》，《聂豹集》卷5，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37) ［明］颜钧：《扬州同志会约》，《颜钧集》卷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38) 王守仁：《年谱三》，《王阳明全集》卷35，第1294页。
(39) ［明］岳声和：《共学书院志》卷上，《会规》，《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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