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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缅怀小平同志，继承小平同志的遗志，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实际行动，就是全面深入地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并用以指导我们的教学科研实践。
一、确立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
中国外交是社会主义新型外交。新中国诞生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彻底改变了旧中国长达百年的“屈辱外交”。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在惊涛骇浪的国际外交斗争中创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捍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紧紧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开创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引导我国外交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开创新的业绩。
1980年初，邓小平在谈到80年代我国面临的三大任务时指出：“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982年8 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1985年4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又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从理论、战略和方针政策的高度规范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江泽民总书记说：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的外交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明确指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 〕10多年来，在邓小平这一重要的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在浓雾中不迷航，在骇浪中不转向，勇往直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和平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繁荣和进步作出了中国人民应有的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的外交形象和风格更为世人瞩目和赞赏。
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和首要任务的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科学结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和平外交，这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本质属性。早年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由工人阶段创建的“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2〕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 苏维埃政权颁布的第一项法令，就是和平法令，向世界宣告工人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反对战争，主张和平。以后，列宁提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论和政策。新中国成立以后，始终不逾地奉行和平外交，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并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1985年3月， 邓小平在接见外国朋友时，批驳了国际上有人诬蔑中国“好战”的谬论，强调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力量。他说，“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邓小平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希望和平并不等于和平已经实现。因为霸权主义还存在的现实世界中，国际上总有一股反动势力不断地破坏和平。二次大战后的半个世纪里，尽管新的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但是全球性的冷战，地区性的局部战争一刻也没有停熄过。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上仍然有人推行霸权主义，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是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反对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立场。这是中国外交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
二、实现中国外交的两大重要调整
邓小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总设计师。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战略家、外交家的敏锐眼光和智慧，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研究新情况、提出新战略，“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迅速变化，在外交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转变”，即“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从而把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推向一个新境界，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一）第一项重大调整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略判断。
战争与和平问题历来是判断国际形势全局的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此有许多科学论述，并形成了完整的战争与和平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毛泽东、周恩来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作出过重大贡献，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关于当代国际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局部战争与世界战争应加以区别；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超级大国争霸是战争的根源等一系列重要理论和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过去几十年里，指导着我国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而且在今天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战争与和平观，从国际形势变化的客观实际，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邓小平说：“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邓小平反复强调霸权主义是国际局势动荡和战争的根源，强调同霸权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历史使命。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邓小平关于新的世界大战能不能避免这一关系全局的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1980年1月，邓小平指出：“如果反对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 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
1983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同科尔谈话时说，“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从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已经在反复考虑关于爆发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哪种可能性更大的问题。1984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认为应作出决断。他指出，关于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
客观形势变化出现的种种新动向需要新的正确的判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进程需要新的决断，邓小平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创造精神，以驾驭全局、开创新纪元的宏伟气魄，在1985年6 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强调这是“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得出的结论。其科学依据是：
首先，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敢打”。其原因，一是美苏两家都拥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谁也不敢先动手”。二是它们两家在走向战争，进行全面战略部署的过程中屡屡遭到挫折，无法完成，“因此都不敢打”。“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
其次，“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股和平力量的基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第三世界，“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
邓小平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把制止战争的希望寄托于世界人民，寄托于和平力量的增长。邓小平说：“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又说：“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
第三，邓小平在作出世界战争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的判断时，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影响。他说，“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这样，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发展视为制约战争、防止战争，以至消除战争危险的重要因素。和平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发展是和平的根本保障，这一理论无疑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的新的战略判断，认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而且在实践中具有难以估量的历史意义。正是这一科学的判断，我们作出了将国内工作重心转移到一心一意搞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国际斗争中把争取和平与发展作为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邓小平的这一科学判断，在理论上给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以识别和抑制国际上流行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新认识和新判断是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从80年代初起，邓小平就开始用和平与发展这一宏观的思路来概括当今时代的特征。1984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1985年3月，邓小平又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988年12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精确地概括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为我国的国内、国际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
邓小平关于时代特征的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科学的理论一旦形成，它将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现在国际上争取和平，谋求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世界各国人民正为此而奋斗，形成了一股推动人类进步的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第二项重大调整是对外战略的转变，改变了从7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条线战略”，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60年代以后，苏联在霸权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上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面对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毛泽东在70年代初提出“一条线战略”，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北极熊”。确立这一战略，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它严重挫败了苏霸的扩张部署，摆脱了我国长期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开创了政治大三角的国际新格局。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苏联的霸权主义自食恶果，外交上更加孤立，国内经济停滞不前，而美国国力有所回升，外交上由防守转向进攻，两霸争夺出现了互有攻守的态势，又争夺、又对话。在这种形势下，如果继续奉行“一条线战略”，显然不适应形势，也不利于中国。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我国的外交政策，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邓小平说：“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调整后的中国外交，使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更加丰富，更加完善，更有生命力。
三、制定对外政策中的几项“基本国策”和基本方针
邓小平外交思想为我国新时期的外交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根本路线和战略。同时，又直接领导我国对外事务，制定各项政策、策略，形成了对外政策中的若干长期执行的基本国策和基本方针。这些外交方针、政策和策略、风格体现了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精髓，反过来又丰富了邓小平外交思想。
（一）处理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五项原则与国家利益
外交工作是处理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的工作，国家关系应建立在平等、和平的基础上，列宁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和平外交，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周恩来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它作为中国处理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邓小平高度评价，坚决贯彻这一基本准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发展。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法。……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
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关系的最主要原则时说：“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邓小平还指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邓小平还认为，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处理国家关系，消除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的好办法，而且对“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而一个国家的某些内部争端的公正、合理地解决，将对稳定国际形势，消除内部矛盾引发的国际争端产生积极影响。
从这些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第一，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时“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进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1989年10月在同尼克松谈话时有一段极为精辟的论述。邓小平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
关于国家利益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也有过论述，并为之奋斗。周恩来在1949年12月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指出：“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3〕1958年， 毛泽东针对苏联提出的“联合舰队”等有损我国主权的建议，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涉及国家主权，“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4〕。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为捍卫国家主权、 国家安全、国家战略利益进行了不屈斗争，邓小平把国家利益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思考，这无疑是对五项原则的深化。
这里还必须注意，邓小平提出的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时，“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这一重要思想，这是邓小平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实践证明，社会制度的异同和思想意识的差别不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的障碍，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应“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当然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磨擦、纠纷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今世界有的国家正是以此来推行其强权政治，因此意识形态不可能“淡化”，不可能“融合”。但是作为外交工作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时要“超越”这种差异，求同存异，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搁置双方的差异，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第二，国际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有待于建立一种不同于以往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邓小平以战略家的眼光，倡导全世界为此努力，并明确提出“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了五项原则。
第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是解决国内某些内部问题的好办法，这一思想扩展了五项原则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对外开放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重视国际经济交往，把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国内建设，繁荣世界经济、推动人类进步纳入外交工作的视野，并亲自制定了对外开放政策。邓小平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把改革开放，对外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点之一，并强调这是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继承了毛泽东、周总理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思想，并有许多创造性发展。
首先，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基于对现代国际经济运转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中国实际，把它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项长期战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一个十分著名的论点，那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自那以后的一百多年来， 经济的“世界性”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有飞速发展。建立在新科技基础上的生产活动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起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互补性、依赖性明显加强。邓小平总结了世界经济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交往始终是互补的。
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新中国“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经济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中国的发展也必然会对国际经济作出贡献，“世界也需要中国”。
邓小平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1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政策、方针，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内涵大致上可以这样概括，对外开放是为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类资源，两种资金；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国际交流两套本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和现代化社会生产的一切经验，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以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其次，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和多层次的。就开放的对象而言，我们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分贫富强弱一视同仁。就对外开放的内容而言，涉及经济各个领域，包括产品贸易、资金流通、科技合作、人才交流等诸多方面。今天的对外开放政策同过去相比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大大发展了。9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已进入逐步实现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阶段。在国际上我国积极参与多边和双边经济合作商谈，签署相应的协议；在国内我们积极慎重地进行体制改革，制定有关的法律、规定，使之更适应于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
第三，对外开放要有两手，在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开放如同市场经济一样，是一种方法、途径，其目的是为了加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外开放决不是全盘西化，更不是把中国纳入西方的经济轨道。邓小平多次强调：“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当前某些西方国家正企图利用“北强南弱”的经济优势，乘我国奉行对外开放之机，对我诱压并用，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提出种种有损于我国主权的无理要求，迫使中国换轨转向，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与之进行斗争。邓小平说：“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根本方针，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包括经济安全，要自觉抵制一切腐朽没落思想的影响。
（三）“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的指导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经过长期酝酿和周密思考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一国两制”构想既包涵了我党长期积累的丰富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邓小平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新中国的诞生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一个独立、自强的中国从此站了起来，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仍面临着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历史使命。为实现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回归祖国，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呕心沥血奋斗终身，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我党先后提出过“解放台湾”、“和平解放台湾”、“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第三次国共合作”等方针政策。60年代初，毛泽东还具体设想，台湾只要回归祖国，除外交上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这些充满智慧、富有想象力的方针大计，极大地推动了祖国统一事业的进程，为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奠定了基础。
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打开大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与此同时我国国内形势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党新时期的根本方针，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邓小平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以最富天才的想象力，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新思路、新构想。
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80年代的三大任务，其中“第二件事， 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
1981年9月30日， 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
1983年6月，邓小平在同美藉华人学者杨力宇谈话时指出，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现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4年2月， 邓小平同美国朋友谈话时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一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同年5 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作为解决台湾问题，港澳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和一项基本国策。
1984年7月， 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对“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了深刻的阐述，邓小平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经过长时期的周密考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他的内容包括：（1）祖国统一， 国家主权完整是第一位的。贯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方针的基础是实现祖国统一。（2）在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实现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但是， 两种制度并存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主体是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这些特殊地区只是整体中的一个局部，只有主体，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并日益发达，才能保证局部地区，台湾、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并也能发展，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3）根据“一国两制”的构想，祖国统一后， 台湾地区享有“高度的自治”，它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和司法权、人事权、甚至军队，但是这一切是以确保一个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前提，确保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为前提。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度自治”决不是“完全自治”。（4）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统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有来自内外不同势力的干扰和破坏。“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只有不承诺放弃使用非和平方式，才有可能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这是事物发展一种辩证规律。
10多年来，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指引下，经过复杂尖锐的斗争，我们终于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1984年12月中英签署《联合声明》，1987年3月中葡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 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地方在被帝国主义霸占了一个世纪后，即将回归祖国，洗雪了中国人民长期蒙受的历史耻辱。海峡两岸的关系发展也出现了良好的势头，两岸人员往来，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都有长足的发展。尽管在实现祖国统一的征途上还会遇到各种阻力，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祖国和平统一就一定能实现。邓小平指出：“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为实现祖国统一开辟了途径，而且为解决当今国际争端提供了范例和启示。“一国两制”的构想虽然是为解决中国统一问题而提出和实施的，但它的深远意义具有国际性。
（四）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是国际关系转折时期长期的战略方针
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关系发生近半个世纪来最深刻、最重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国际关系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给我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在国际风云变化莫测的时刻中国外交应如何开展，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非凡的洞察力，运筹帷幄，驾驭全局，适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广交朋友，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指导方针，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指明航向，顶住逆流，化弊为利，开拓崭新的局面。
1989年9月， 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中国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
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是方法论又是战略战术，既是对当前外交工作的具体指导，又是具有长远意义的“基本国策”。它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中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
回顾这几年的外交斗争，可以说是惊心动魄，成绩斐然。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的外交工作确确实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反过来为我们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影响俱增，不仅使古老的中国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为人类和平、繁荣和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结束语
邓小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它包含外交理论与思想，国际战略与基本方针，外交政策与策略，也包含外交艺术与方法以及综合形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要全面领会其精神实质，紧密结合实际，加以灵活运用。在学习中应力求避免片面性，孤立地解释某一个观点或一句话，那样容易导致偏离方向。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忠实的继承和最有创造性的发展。继承与发展是不可分割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赢得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创了民族解放的新时期。如今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进，开创了和平与发展新阶段。邓小平外交思想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国际外交理论的精髓，那就是观察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观点、方法；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相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时也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这种创造性发展的基础是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天，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率领全国人民认真学习领会和运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外交思想，使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再创新的业绩，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引用的邓小平同志的言论均出自《邓小平文选》一、二、三卷。
注释：
〔1〕 见《人民日报》，1995年12月6日。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41页。
〔3〕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页。
〔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0页。
〔5〕 见《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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