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引发甲午战后改革大讨论的九件折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午论文,战后论文,大讨论论文,九件折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5－0109－07
甲午战争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战况之劣，败绩之惨，给国人以前所未有的刺激。《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使举国震动。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1895年5月11日），即《马关条约》在烟台互换后第四天，光绪帝颁发朱谕，说明不得已而媾和之缘由，并有意将官员士子的关注点引向战后的兴革与图强：
“……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①
这一道朱谕引发了官员士子们纷纷上书言事，为战后的改革出谋划策。文廷式称：“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治，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设商务大臣……”②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9日），光绪帝再次颁发上谕：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黜除痼习、力行实政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各节，但能破除情面，实力讲求，必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著各直省将军督抚，将以上诸条，各就本省情形，与藩、臬两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筹画，酌度办法，限文到一月内，分晰覆奏。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时，各将军督抚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谅不至畏难苟安，空言塞责。原折片均著钞送阅看。将此由四百里各谕令之。”③
与该上谕同时缮寄下发给各直省将军督抚的，是“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④。光绪帝的这道上谕，突破了四月十七日朱谕中所限定的“练兵”、“筹饷”两大端，扩展了改革的范围，明确了仿行西法的导向；这可能是受到九件折片的影响。
然而，光绪帝下发的“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的作者，究竟为谁？
孔祥吉先生于1988年出版《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辟一专节《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大论战》论此。其中关于九件折片，他以刘坤一《遵旨议复折》中“合观徐桐、胡燏棻、张百熙、陈炽、准良、信恪、康有为等所奏，无非仿照西洋新法，整顿中国旧法”一语为据，称言：“在为数众多的督抚覆议折中，惟有刘坤一列出了九折片的作者名单，其余各督抚则或举其一二，或举其三四，人数不等，但都未能超出刘氏所列举的范围”。孔先生由此将这九件折片的作者确定为：徐桐、胡燏棻、张百熙、陈炽、准良、信恪、康有为七人⑤。佟洵先生于1995年发表《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关于九件折片的作者名单，与孔先生相同⑥。
近年来，我因研究甲午战后的中国政治，也关注于“九件折片”，结论与孔祥吉、佟洵两先生不同。
由康有为主办在上海出版的《强学报》第1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刊发光绪帝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同时还附加一条说明：
“此和议成后，发廷臣奏折：一、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二、工部主事康有为，三、军机章京工部（户部）员外郎陈炽，四、协办大学士徐桐，五、翰林院侍读张伯（百）熙，六、御史易俊，七、侍读学士准良，八、侯爵信洛（恪），交督抚议奏之”⑦。
康有为是九件折片的作者之一，他于《强学报》刊发上谕及九件折片作者之名单，也颇有自重之意。然他毕竟是当事人。较之孔先生所列名单，多出易俊一人。此外，另有一条证据。郑孝胥同年六月初九日日记称：“入署，南皮遣人来视余在署与否。……夜，观胡芸梅、徐荫轩、张百熙，准良、易俊、康有为等折稿，皆言变法者也。胡最详，徐最谬”⑧。由此似可以确认，九件折片的作者应包括易俊。
光绪帝下发的“胡燏棻等条陈折片九件”，其具体内容又为何？
首先，需讨论的是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易俊的奏折。
查军机处《随手档》，闰五月初九日易俊上奏一折二片：“一、厘金积弊最深请妥订章程由；片一、允熙赃款请饬查由；片一、各省幕友请定荐主连坐之法由”。其中“各省幕友请定荐主连坐之法”一片，当日奉上谕：“嗣后中外大小臣工各宜远嫌自重，破除情面，不得仍蹈瞻徇故习，致负朝廷澄叙官方至意”⑨。另一片涉及具体事务，不可能发交群臣讨论。惟一可能下发的是“厘金积弊最深请妥订章程折”，其核心意思是整顿厘金⑩。光绪帝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中也明确言及于此。但易俊该折当日奉旨“著户部议奏”(11)，还有可能下发各省讨论吗？要找到答案，还得从议复奏折入手。
甘肃新疆巡抚陶模的议复奏折中称：
“臣生长江浙之间厘金最旺之地，目击商民由富而贫以至于赤贫，皆由厘金累之。委员司巡，稍不如意，即指为偷漏，勒罚十倍至二三十倍不等，若辈囊橐得自侵匿者多，得自勒索者亦不少。今议者欲尽括此数为公家应得之款，并以收数最巨之年为定额，抑知正项既增，委员司巡之私入能禁乎？……议者又欲以比较数目按月报部，不知吏胥以报部为良法，外官视报部为弊政。……厘金繁琐，若亦如此办理，徒为吏胥增一利薮，为小民加一番剥削耳”(12)。
此中所言，恰恰是易俊该折的主要意思(13)。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发现了一份被割裂的清单，经查证，应是广西巡抚张联桂议复奏折所附清单。该单中明确提及易俊奏折的内容：
“一、整顿厘金。……现当广西饷需奇绌、协拨不前之际，亏欠日巨，臣为本省饷源计，万不能不注重厘收，……御史易俊议以从前收数最巨之年为定额，则天下办厘之员，无有能免于参追治罪者，又拟按季比较，不知商贩多寡迟速，原无一定，有上年春季极旺而下年春季极绌者，有上年秋季极绌而下年秋季极旺者，如必以此比较，众情不服而劝惩之术乖矣。……”(14)
由此看来，易俊其折为《厘金积弊太深请饬妥定章程折》。
其次，需讨论的是张百熙的奏折。
孔祥吉先生认为，张百熙于闰五月初七日上奏《和议虽成应急图自强并陈管见折》，属下发之列，对此，我是同意的。孔先生又指出，张同日所上《请饬督抚荐举人才片》，也属下发之列，但又未作任何解释(15)。对此，我有不同看法。
张百熙《请饬督抚荐举人才片》，请光绪帝下旨命各省保举人才，称言：
“臣闻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之盛衰，事变多故，忧患方长，非合天下之贤能，因材而器使之，莫能收旋乾斡坤之效……夫以中国之大，士民之多，岂无瑰玮绝特之士可以共济时艰？特患求之不诚，用之不当，斯人才所以伏匿而不显也。古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故诸侯有贡士之法。汉制，州郡不举孝廉者有罪。今之督抚，古之诸侯也，应请饬令保举人才，其有道术通明，操履笃实，才堪经国，识洞韬钤与夫精熟时务，能制机器，通习天算、地舆及各国语言文字者，令其特疏保荐，不拘正途、杂流、已仕、未仕……”(16)
该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十一日由慈禧太后发下(17)。两天后，闰五月十三日，光绪帝明发上谕：“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18)。这是对张百熙该片作出的回应。再将其下发，显然没有必要。且从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及各地大员的议复奏折中，皆不察张片之痕迹。张百熙《请饬督抚荐举人才片》，应不在九件折片之列。
再次，需讨论的是徐桐的奏折。
孔祥吉先生对徐桐的折片，给出了一个不太确定的描述：“徐氏这一时期所递折片甚多，发交督抚讨论的则可能有闰五月十九日（7月11日）所递《遵议兴利裁费敬陈管见折》，……《和议虽成武备难缓仍应选将练兵以固根本折》及《枪炮宜制造一律片》”(19)。查军机处《随手档》，徐桐此期确实频频出奏，而与战后改革相关的，共有两次：第一次为五月二十六日，两折一片，“一、国用日绌请正本清源由（未发下），片一、各省局员营员请痛加删汰由（随旨交），一、敬陈管见由（随事递上，次日发下）”。第二次为闰五月十九日，两折两片，“一、筹议兴利裁费由，片一、请饬广东等省督抚一体筹画由，一、选将练兵由，片一、枪炮宜制造一律由”。然从徐桐五月二十六日所上两折一片的内容及光绪帝的处理来看，似不在下发之列(20)。需要考察的，是徐氏闰五月十九日的折片。
查徐桐《筹议兴利裁费折》，共有建策八条：一、补抽洋货以广利源；二、清查海关以增公帑；三、整顿招商局以收利权；四、稽核电报局以清官款；五、酌收布捐以益公帑；六、裁汰冗员以省浮费；七、钩稽军饷以归实用；八、停止贡献以核浮报(21)。其中第二条严核关税、第六条裁汰冗员，光绪帝闰五月二十七日上谕中明确提及。而在各地大员复奏中，山东巡抚李秉衡言及该折第二条海关(22)；广西巡抚张联桂亦言及于此(23)；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言及该折第六条裁员(24)。由此可以确认，该折在九件折片之列。徐桐“枪炮宜制造一律片”，其核心内容是选择外国最快利之枪，一体仿造，且子弹一律，而不再购买外洋军火，以杜弊端(25)。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复奏折中曾明确提及此片：“协办大学士臣徐桐请饬各省制造局，取快利合用枪炮之式，一律仿造，毋许歧异，最为切要之论”(26)。由此可见，徐桐该片亦在九件折片之列。孔先生认为可能下发的徐桐《和议虽成武备难缓仍应选将练兵以固根本折》，其核心意思是“保董福祥、余虎恩驻南苑练兵”(27)。上奏的当日，该折就奉旨交督办军务处、神机营酌核办理(28)，似不可能发下各省将军督抚议复。而徐桐《请饬广东等省督抚一体筹画片》，则是提议“各督抚分省筹出新款专条，供每年还洋债”(29)，似不可能在九件折片之列。
综上所述，并参考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洋务档》、《军机处录副》及《光绪朝朱批奏折》等，我认为，光绪帝于闰五月二十七日下发的九件折片应该是：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1895年5月29日），军机章京、户部员外郎陈炽：《请一意振作变法自强呈》（又称《上清帝万言书》）(30)；二、五月十一日（6月3日），广东进士康有为：《为安危大计乞及时变法而图自强呈》（又称《上清帝第三书》，都察院代递）(31)；三、五月十七日（6月9日），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32)；四、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和议虽成应急图自强并陈管见折》(33)；五、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委散秩大臣、一等侯信恪：《时事艰难请开办矿务以裕利源而图经久折》(34)；六、闰五月初九日（7月1日），御史易俊：《厘金积弊太深请饬妥定章程折》；七、闰五月十六日（7月8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准良：《富强之策铁路为先敬陈管见折》(35)；八、闰五月十九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徐桐：《奏为遵筹偿款兴利裁费补抽洋货加税等八条敬陈管见折》九、同日，徐桐：《枪炮宜制造一律片》。以上共计八折一片，以上奏时间为序。
在九件折片中，当时最为当道所重者，为胡燏棻《因时变法力图自强条陈善后事宜折》(36)。在其上奏的当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见起二刻，书房亦二刻，看胡燏棻条陈也”(37)。当日军机处《随手档》记该折奉旨“留中”(38)。光绪帝下发九件折片时，也以胡燏棻该折为首。前引郑孝胥日记称“胡最详”。康有为亦称：“于群臣上书中，凡存九折，以胡燏棻为第一，吾折在第二”(39)。然而，胡燏棻该折有可能非为出自己手，而另有人代笔捉刀。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伯述言，胡燏棻条陈系邵班卿（作舟）及王翰林（定海人，修植）代作”(40)。“伯述”，即汤纪尚字，浙江萧山人，与翁同龢交往甚密。汤纪尚与胡燏棻是同乡，且长期在直隶为官，消息应较为准确。“邵班卿”，即邵作舟，字班卿，安徽绩溪人，久寓北洋幕，留心中外时务，著有《邵氏危言》；王修植，字莞生，浙江定海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编修，为李鸿章所赏识，与严复等人亦熟稔。时在南方的宋恕，也有相同的说法：“定海王浣生为最高明。（胡京兆《自强术》，浣生代笔）”(41)。此外，另有一说称胡折出自钟天纬之手(42)。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在其复奏中，针对胡的性情为人，痛加驳斥：
奴才详察臬司胡燏棻奏折，不禁拊膺长太息者久之。胡燏棻与奴才在天津共事数年，其人勤而要好，近于好名，然性情疏阔輭熟，常存容容两可之见，易为他人摇撼。折内所陈铁路勘明道里，由直隶而湖北而湖南而江南，举其河山平野，言之详尽，历历如绘，不但胡燏棻不能悉其原委，即中国长于测算之士，亦不能如此周详，非习于游历之洋人，莫能道也，是此折必由洋人授意于奸细，由奸细转交胡燏棻呈进者也，使返而问之，则胡燏棻之疏阔，将茫然而不晓也。(43)
额勒精额的见解，亦属“疏阔”，但也说明胡燏棻之见识并不高明。以他人之见识，发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而各省将军督抚之复奏折，又有请他人代笔者。说来说去，已是空头文章，并非是这批官员心中的真见识。
据军机处《随手档》，随着光绪帝闰五月二十七日谕旨及九件折片的下发，在清朝上层掀起了一场关于战后改革的大讨论。我目前已经搜集到22位将军督抚及布政使的议复奏折，即：盛京将军裕禄、浙江巡抚廖寿丰、两江总督刘坤一、直隶总督王文韶、江西巡抚德馨、继任江西巡抚德寿、河南巡抚刘树堂、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署吉林将军恩泽、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张汝梅、安徽巡抚福润、广西巡抚张联桂、广东巡抚马丕瑶、两广总督谭钟麟、山东巡抚李秉衡、山西巡抚胡聘之、荆州将军祥亨、开缺湖南巡抚吴大澂、甘肃新疆巡抚陶模、革职留任陕甘总督杨昌浚、四川总督鹿传霖、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等(44)。其中浙江巡抚廖寿恒复奏两次(45)。在这些大员中，依照光绪帝上谕逐一声复的并不多见，多数人都是选取若干，发表看法。对于这些高官的看法及清廷后来的命运，我拟另文再作叙述。
注释：
①③ 《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6册，《德宗实录》五，第780～781、837～838页。
② 《闻尘偶记》，《近代史资料》，总第4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页。
④ 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该档并称：“递上，发下。印封，四百里，分寄福建等十处。六月初一日分寄四川等省八处，六月初二日分寄吉林等省四处。”
⑤(15)(19)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0～102、101、102页。
⑥ 佟洵：《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该文将“准良”误写成“桂良”。
⑦ 《强学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第1～2页。括号内是我改正的误字。
⑧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册，第507页。
⑨(11)(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册，第205、205、208页。
⑩ 易俊：《请整饬厘金疏》，见《普天忠愤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69～70页。
(12) 《覆陈自强大计折》，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2辑，第552页。
(13) 易俊在该折中称：“拟请饬各省将军督抚臣将厘金一切弊端，认真厘剔，并谕令户部妥定章程，咨行各直省，以从前收数最巨之年为定额，毋得藉词减少，其比较数目、委员姓名、接办年月，按月报部，以备稽查。有一连两季记过者，即行撤差，不得徇情留办；有一连两季记功者，不独留办，并准咨部，奖给虚衔封典……”（《普天忠愤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辑，第70页）。
(14) 《议复修铁路铸钱币等各款要政清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筹备立宪项》，03/108/5622/30。该单未具上奏人，且被错标为“光绪三十四年”；我据其内容认定是广西巡抚张联桂的复奏清单，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收到（见该日军机处《随手档》）。
(16)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3/030。
(17) 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七日。
(20) 《国用日绌亟请正本清源折》的主旨是反对增税、开矿，提倡俭德：“伏愿我皇上仰稽彝训之昭垂，俯念时艰之孔棘，清心寡欲，以撙节爱养为正本清源之道，宫廷服御，概从简薄，土木工作，并缓兴修，奇技淫巧，屏斥勿观，戒谕关税诸臣，涓滴归公，毋得广购珍奇，藉端供献，外省织造，凡遇传办之件，悉循旧制，勿有增加，其于旧额之外，再请添拨者，即由户部从严核定，无任浮滥，严饬内务府懔遵上年正月十四日谕旨，将常年用款核实撙节开支，毋令任意靡费，并遵照户部奏准之案，不得再向部库借拨正款”。（《光绪朝朱批奏折》，第92辑，第401～403页）。这显然与改革上谕不相关联。《各省局员营弁请痛加删汰片》，当日奉上谕：“著各直省督抚即将局营各员核实裁减，毋许滥竽充数，以挽积习而杜糜烂”（《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1册，第188页）。《敬陈管见折》，共列四款：北洋请另简贤能；防营请酌留备边；军政请严定考成；兵饷请核实钩稽（《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军务类·营制项》，03/112/5757/27）。似也不属可下发讨论之列。
(21) 《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1/011。
(22) 李秉衔奏称：“烟台之东海关，臣前请改用候补人员，并照协办大学士臣徐桐条陈，委员密查，其有隐匿情弊，当令和盘托出，……”（《自强全在得人法制未可轻变谨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300页）。
(23) 张联桂奏称：“查徐桐原奏系指海关而言，议令严切稽查，据实开报，谓常关亦宜一体仿照办理。臣窃论之，凡钱粮、关税、税契、厘金无一能免于中饱侵欺之弊者，岂用人悉不当欤？上司皆为之徇隐欤？抑朋比属员无不染指分肥欤？……”（《呈议复修铁路铸钱币等各款要政清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筹备立宪项》，03/108/5622/30，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收到）。
(24) 谭继洵奏称：“一原奏裁汰冗员。……其候补人员，徐桐拟请限定员数，咨回原籍；自系为贫员难于守候起见，惟目前需饷浩繁，颇恃捐款接济，纷纷咨送回籍，恐于捐务有碍，应请酌为变通……”（《遵旨议复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3/9）。
(25) 《枪炮宜制造一律片》，《普天忠愤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辑，第51页。
(26) 《自强全在得人法制未可轻变谨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李秉衡集》，第297页。
(27)(29) 翁同龢：《随手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九日，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183页。
(28) 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九日记：“交片一件：交督办处、神机营。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徐桐奏请选将练兵各折片，著督办军务处、神机营酌核办理，钦此，相应传旨由。”
(30) 陈炽条陈见孔祥吉《晚清史探微》（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第137～153页。该条陈曾送翁同龢，得到了翁氏首肯，认为“皆善后当办者”（《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03页）。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六日记：“章京陈炽呈一件（条陈，见面带上）”。可见陈炽条陈是由军机大臣见面时直接上呈光绪帝的。
(31) 康有为条陈见《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第527～549页。都察院代奏原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1/2。
(32) 胡燏棻该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77～290页。
(33) 张百熙该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39～441页。遗憾的是，编者仅录了张折前半部分，未录其后半部分的管见十四条，不知折、单是否已割裂。笔者未能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检出此折、单。翁同龢《随手记》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七日称：“张百熙折：言善后事，颇讥因循。单十四条铁路、矿川滇、捐封典等，直设巡抚，渝设总兵、设东边督、铁甲华商捐办、银钱、罚锾、练旗兵、汰绿营、团练、变文武科、机器局”（《翁同龢集》，下册，第1178～1179页），《普天忠愤集》曾摘录其中六条：一、内地铁路宜急招商兴修也；一、铁甲兵轮宜劝华商之在外洋者，损（捐）资购办也；一、军械子药宜设局添造也；一、请于四川云南等省听民开矿以广利源也；一、请制造银钱以收利权也；一、绿营兵丁宜陶（淘）汰更换转弱为强也（《普天忠愤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辑，第53～59页）。刘坤一复奏折中称：“一面照张百熙等所请，令各使臣劝谕外洋各埠华商捐置铁甲兵轮与碰快船，许其派人管带，授以武职官衔……”，“请照张百熙等所奏，敕下督、抚、提、镇，凡兵多之营，无论水陆，酌裁一半，或裁三成……”此与张折中捐办铁甲、淘汰绿营相吻合（《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892页）。
(34) 信恪该折见《军机处录副·专题·矿务》，03/168/9643/23。
(35) 准良该折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1/9。广西巡抚张联桂复奏清单中提及此折：“侍读学士准良拟分干路，一由天津、镇江、汉口、江西而达广东……”（《呈议复修铁路铸钱币等各款要政清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筹备立宪项》，03/108/5622/30，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收到）。
(36) 胡燏棻（1840～1906），字芸楣，安徽泗州人，本籍浙江萧山。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知县。因投靠李鸿章，屡膺保荐。光绪十七年（1891）补授广西按察使。二十年，赴京祝嘏，借机夤缘李鸿藻，派赴小站编练定武军。
(37)(40) 《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809、2812页。
(38) 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39)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132页。
(41) 《致王六潭书》，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第567页。
(42) 钟镜芙等编《钟鹤笙徵君年谱》，称：“（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公（钟天纬）撰救时百策，贡当道以冀采择，书上不报。后胡芸楣京兆有新政之奏，属稿者王君莞生，摭拾公策成之，不易一字，而在当时不能用也”（《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32页）。
(43) 《遵议各处条陈时务就不可开铁路等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2/10。
(44) 孔祥吉先生未详细开列各地将军督抚的复奏名单，在其书中提到者为河南布政使额勒精额、山东巡抚李秉衡、开缺湖南巡抚吴大征（激）、浙江巡抚廖寿丰、广东巡抚马丕瑶5人（《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03～108页）。佟洵先生则称：“先后复奏的有：江西前任巡抚德馨、继任巡抚德寿、奉天将军裕禄、浙江巡抚廖寿丰、直隶总督王文韶、河南巡抚刘树堂、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张汝梅、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湖北巡抚谭继洵……共有17省19人复奏。福建、云南、贵州、吉林、黑龙江5省未见复奏，推其原故，可能因该省大吏认为地处边陲，经济落后，难以推行新政，故而不复；另外，云、贵两省督抚在此期间调动频繁至（致）使无人负责复奏；也可能已有复奏而折片散佚或保留在台湾也未可知”（《甲午战后一场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这一说法欠准确。
(45) 廖寿丰第一次议复奏折重在从政策层面进行探讨（《变法有渐正本为先折》，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2/006）；第二次则针对本省情形逐一奏复（《遵议臣工条奏体察浙省情形兼权时局分晰覆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03/108/5614/10。又，该折还有附单，只是折、单已割裂。笔者新近检出该单，即《遵旨筹议臣工条奏并本省拟办情形分晰清单》，《军机处录副·光绪朝·综合类》，03/151/7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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