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苏联电影放映实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年时论文,实录论文,电影放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曾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周扬在《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中也做了类似说明：“电影事业在整个文化艺术工作中，是第一个重点，这是因为电影是最有力量的艺术形式。”对于列宁和周扬的这两段耳熟能详的断语，我们通常只是做定论接受下来，但电影的“最重要”和“第一个重点”的性质到底该做怎么样的理解，却是一个稍欠深思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笔者从1948年的一则关于北平国剧公会请求制止剧院改电影院的呈文中得到了深切理解：“为呈请事查国剧为中国国粹，而北平尤称发祥地区，会员均系自幼学艺，最低须有十年至二十年以上之磨炼，依做终身职业，别无一技之长。现有艺术与人才仅存早年百分之四十弱。而常演国剧剧院只有三庆、华乐，庆乐、华北市立等四五家（其中和戏院业已改映电影，至长安吉祥虽偶演国剧而兼营电影）上列数家勉为三千众会员之生计，除往他埠出演者外，在平班社每星期只能轮流一两场出演机会，尚有三分之一班社苦无出演处所。平市各戏院演国剧多有百年以上之历史，其一切建筑财产均由演剧而所获，再国剧对于社会矫风正俗宣扬道德倡导伦理、增缴国课捐税、繁荣市面不必为无功。例如慈善救济兴学慰劳等项由我界义演筹措有例可考。近阅报载以及据闻庆乐、华乐将改映电影，预备装置影机之议。查平市影院约有三十家之谱。虽亦有宣传文化之力，而影片多系舶来品，更使金融外溢，现存数家戏院尽谋本身之利，弗顾国剧危境，若成事实，匪特摧残国剧之发展，抑且三千众同业并两万左右之眷属立即有断绝生活之患难。免误入歧途致使社会不安，现值戡乱建国时期，安定民生为首要之图。况处于生活高涨物价飞腾之际为此呈请……政府分业组织法令维护影剧两业分多润寡之不足，对于剧院申请改映电影之请求勿予核准，以拯救国剧业之危机，免使剧界失业。”①可见，解放前夕，国剧观众皆被舶来之电影吸纳了去，素有国剧发祥地的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区便可想而知了。因此，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丝毫不放松对电影的管理和经营，将其作为“最重要”和“第一个重点”的意识形态宣传武器，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长远政治谋略的。
新中国电影的发行放映工作向来是在认真贯彻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的。翻开电影局历年的工作总结，这种精神扑面而来，比如：“切实认真地贯彻了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的方针②”，“发行放映工作方面，为提高宣传员的政治业务水平，贯彻电影为政治，为生产，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拟组织各区放映单位宣传员业务学习六次③”，“经常有计划的紧密配合当前政治中心任务，使发行放映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④”。以1954年为例，中影公司通知各地公司，为配合宣传“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总任务”，选映之影片如下：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列宁在十月》《保卫察里津》《宣誓》《顿巴斯矿工》《生活光芒》《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党证》《为了美好生活》《祖国的早晨》《父子劳模》。关于农业集体化：《未婚妻》《拖拉机》《政府委员》《被开垦的处女地》《光明照到克奥尔地村》《金星英雄》《明朗的夏天》《解放了的土地》《战斗的洗礼》《中国代表团访苏经过》。关于社会主义远景：《苏联加盟共和国》《介绍苏联生产》《幸福的生活》。⑤
1950年，西南影片经理公司在重庆举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映出《易北河会师》《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影片。1951年，新疆为配合抗美援朝前后举办三次电影宣传周，排映了《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为配合镇反运动，重点排映了《阴谋》《党证》等。1951年，为配合“镇反”、“土改”运动，成都、重庆影院上映苏联影片《阴谋》等片。1951年，成，渝、昆等大城市上半月上映翻译影片《阴谋》配合镇反运动。1955年，广东省为配合肃反宣传，在全省放映《锄奸记》等。1955年，陕西省文化局发出通知，要求配合肃反运动，做好《伟大的公民》的宣传放映工作……
解放初期，在排片方式上，对于苏联翻译片和国产影片（1949-1955年，中国译制苏联影片187部，国产影片136部）多采取“协商统一排片”的办法，集中举行“新片展览月”，把仅有的少量进步影片尽可能的印制大量拷贝“集中编映”。此外，还积极开展影评工作抨击有毒素的影片，大力宣传进步影片，帮助观众迅速提高看电影的水平。对进步影片采取降低票价的方式以优待观众，对电影院降低分账率，选择较好影院排映进步影片，以起示范作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展开，剩余的极少量的美、英影片渐次绝迹于市场，1952年“消极片”的观众只占总人次的2.7%，即只有800多万人次。⑥
政府的强行干预总是会碰到来自下面的抵抗力量。1950年1月，中央电影局西北影片经理公司兰州办事处成立，负责甘肃、青海两省的影片发行业务。遵照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指示“边工作，边筹建”的原则开展工作。首先是对兰州市片商发行的私营片，实行“统一发行、统一排片、统一调度”的发行办法。此办法开始时引起兰州少数片商的反对，他们串通个别私营影院，企图以所谓“叫座”的消极片，顶跨进步影片。初则硬性抗拒，不提供他们手中的影片，继而采取请客、送礼等软化手段，与进步影片争夺阵地，所有这些都未得逞。⑦十七年时期，苏联影片得到了中国政府强力的保护与扶持，表现在诸如观影人数之众及广告优惠政策等方面，但在中苏蜜月期结束时，对其的保护力量开始减弱，这表现在诸如对苏联解冻作品的放映策略等方面。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一、苏联影片的观众人次
翻开解放初期的各种电影报刊，全社会对于苏联影片的热爱仿佛是个无可争议的定论。的确，从资料文献的显示看来，这已经是个颠扑不破的规范性认识，但如若进一步追问下去，却又能够得到另一种相异的结果。
1950年11月24日到12月24日，北京16家电影院组织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活动，北京电影同业工会在对此活动情况做的工作总结中这样记载：“12月21日，为了纪念斯大林元帅寿辰，首都上映《宣誓》，（早）八点半钟场内就拥满了一千六百人，有些后来的观众没有地方坐，市立女五中的一个同学走到该院播音器前说：‘女五中的同学们注意！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座，我们同学们最好两个人坐一个座，给大家腾些座位。’这位同学报告完后，女五中的同学们马上合并座位，同时也有别的单位自动的响应并座，站在走道上的观众们很快的都坐在场子里。”⑧又有相类似情况再次发生：“1950年12月13日，北京剧场的早场，由朝外豆各庄走来了七十多个小学生（往返20余里），到院时场内已全部客满，这些小学生走得满头大汗，院方为了照顾他们休息，于是向场内的观众广播说：‘这些小同学们是由远道而来的，没有座，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照顾他们一下，让给他们个座，叫他们休息休息？’这话刚一说完，场内的观众们马上站了起来……很快把那七十多个小同学给让进去了。”⑨
从以上二则情况可以看出，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活动中，学生群体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而这些学生的观影行为，多出自学校的强制性规定：“过去一般人看电影认为是一种消遣娱乐，虽然在我们争取进步片优势的发行放映政策中转变了大部分观众的观点。经这次的宣传月早场的演出，又大力的推动了一步……有张家孩子说：‘妈妈，给我五百，明天我们学校老师带我们去看电影，’妈妈：‘怎么？又看电影，放着学不好好的读，怎么天天看电影，没有，这是什么学校？’爸爸在旁边说：‘电影也是书，给他吧！今天看电影对他们有好处的。’‘我们老师说，电影院是个大课堂！’张家孩子高兴的接过母亲的钱来说。”⑩
关于学生群体（而非社会普通市民）占了观众相当比重的问题，电影院方面也有清醒认识：“这次举办电影宣传月的重点，在我们的计划里写的很明白，是放在广大小市民的身上。因此，在未举办之前，为了这个问题召开了一次全市各区委宣传部同志的座谈会，并约各院负责人参加，商讨如何来组织一般市民及店员。虽经大家详细研究并为加强吸收多数市民而影前加演新曲艺的节目，但结果尚未达到我们的理想，除正场没有确实的统计外，早场学生团体约占观众总额的60%强，市民及店员占40%弱。这也是我们这次电影宣传月中唯一的缺点，也可以说是我们胜利中的失败的一面。”(11)从这段总结，我们分明读出了以苏联影片和国产影片为主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活动的失败，因为由学校强制组织的学生充任了主要观众，而有自由选片权的社会小市民却对此不甚热心。表1列出了这次北京16家电影院组织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活动的影片场数及人数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早场安排的各片中，有六部苏联影片的每场观众超过500人，即为院方赢利；另五部苏联影片排在倒数五位，而且每场人数不是低于500人，就是刚刚超过500人，也就是说，不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就是令院方刚刚保本。这样的经营很难说是令人满意的。(12)
关于影片的盈亏问题，有如下资料可参考分析：1949年10月，南京解放后上映第一部进步影片《俄罗斯问题》，平均上座率仅为8%。(12)再以广州为例，1950年初，广东各地的电影市场充斥着有毒素的美国影片和其他消极影片，华南影片经理公司向电影院发行的影片主要来自香港南方影业公司的影片以及为数不多的苏联影片。当时的苏联影片基本上是苏联演员用华语对白对口型译制，也有不少是中文字幕，所有私营影院老板经常以观众很难听懂对话、看不懂、很难卖票为理由，要求减少苏联影片的排映天数，排片工作非常困难，分账比例还要给予院方一定的优惠才接受排片，故映出场数很少。据1950年和1951年两年的统计，平均每家电影院每天只放映华南影片经理公司排供的影片两场，平均每场观众212人次。(13)据《杭州市电影志》记载：“苏联故事片1949-1990年共发行放映444个节目，近400个节目均在1961年以前发行，节目及观众总数居外国片之首，但单片放映有50万以上观众的影片不多，仅：《列宁在十月》199万、《列宁在1918》157万、《难忘的1919》112万、《保卫察里津》91万、《乡村女教师》55万、《运虎记》50万。”(14)让我们列举同一时间段其他国家影片超过50万观众的情况：朝鲜10部、日本11部、罗马尼亚8部、英国18部、法国11部、印度8部。虽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就杭州一地的观众情况来对苏联影片下定义，但笔者认为，从某个侧面，这组数据还反映出观众对苏联影片的实际接受状况与官方宣传之间的距离。
再以上海一地各年举办的苏联电影周、电影月的情况为例，比较各年苏联电影在中国的接受状况。
参见表2，十七年期间，在上海最受欢迎的苏联电影出自百花时代，而最不受欢迎（放映场次最少，观众人次最少）的年份，除苏片绝迹前一年的1963年外，便是1950年（平均每场500人是一部影片放映时刚刚保本的基本观众数量）。而这一年，正是十七年期间，中国引入苏联影片最多的一年。
从表3可以了解十七年时期中国每年引进苏联影片的情况，1950年是引进苏片最多的一年——60部。
当我们将“上海一地苏联电影周、电影月之情况一览表”中排在倒数第二位的1950年的观众情况与《人民日报》1950年3月9日第三版的文章《苏联影片在我国放映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已被当作学习苏联的重要工具》对比参照时，历史的真相仿佛在并不刻意的某个时刻沉重的浮出水面，它安静的到场令所有官方喜气洋洋、锣鼓喧天的光鲜舞台顷刻间化为乌有：摘去历史厚重繁复的头饰，原来一切如此简单。
让我们继续以乌鲁木齐市举办的各电影周电影月，每场观众情况来进一步考察。(17)
从表4可以看出，在有记载的关于乌鲁木齐市历年举办的电影周、电影月中，除了1956年的苏联影片每场观众达到500人次外（即不亏损，刚刚保本），其余各年中苏联电影的放映全部处于亏损状态。这无论如何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关于影片亏损或赢利的标准，可参照表5（部分国产影片的几个统计数字），哪些国产影片赚钱？哪些国产影片赔本？(18)
从表5可知，平均每场人数低于500人次的影片即为亏本影片，而有的影片虽然平均每场人数超过500人，如《青春的园地》《罗小林的决心》分别为501人次、511人次，但实际也是亏损影片。
二、苏联影片享受的优待
（一）广告
十七年时期的苏联影片在很多时候都处于各种相对优势中，且凭心而论，种种给予苏联影片的优惠政策对于国产影片而言往往是不公平、甚至这种不公平危害到了国产影片的利益。
在1951年6月的一份出自《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的《参加改进影剧广告座谈会报告》的档案资料中，有如下记载：“这次座谈会出席的是本市公私营各影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会上所谈主要分四部分，一、关于报纸上的广告……目前同业工会已决议在《人民日报》上进步影片广告不超过18行，消极片（即国营及苏联片之外，内容不进步的）广告不超过12行……这个决议已自六月一日起执行……3.希望戏剧广告不超过进步电影的尺寸。4.苏联影片输出公司的预演广告如不按公会决议，希望报馆对它的广告同样加以限制，不超过决议之尺寸。（电影局方面答复：将来的座谈会亦邀输出公司参加，这类问题可以解决。）”(19)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推测，解放初期的苏联翻译片在刊登广告上享受着诸多优待，这些优待对于国产影片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但这种不公平在当时许多报馆中并未加以限制，反有纵容的嫌疑，正是这一点引起了国产影片经营者的强烈不满。
对于苏联影片的广告价格也有诸项优惠措施。如北京市改进电影戏剧广告协议中规定：“公营报纸与广播电台刊登电影、戏剧广告，应按照其内各进步与消极之分，予以不同之处理。各报刊登消极影片、戏剧广告篇幅以不超过进步片为原则。哪些是进步的，哪些是消极的，由有关部门按期通知各报社或与各报社经常联系。进步影剧广告刊登价格应给予较优之折扣。”(21)
在此，有必要对何为消极影片、何为积极影片做些须说明。其实，这是个很难清晰界定和把握的问题，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1952年，当苏联影片《无罪的人》上映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将此片当成消极影片来看待，并做出了不予减税的决定。为此，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给予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副局长赵清心以处分处理。这次重大的“判断失误”一方面说明相关领导“缺少政治的热情和高度的原则性”，另一方面也侧面反映出判断标准的难以拿捏性。1952年4月2日，《人民日报》以《严肃慎重地对待影片上演问题》为题，措辞严厉的报道了该事件：“《无罪的人》影片在上海上演时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方面所发生的错误，给了该局副局长赵清心以处分。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这部电影有力地揭露了旧俄贵族和资产阶级丑恶腐朽的面貌，描绘了备受损害和侮辱的俄罗斯人民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崇高形象。而华东军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却无视苏联影片《无罪的人》的积极政治意义，竟将它当成消极影片来看待。不予减税。这是何等荒谬的行为！”(22)文章写道，拒绝给苏联影片减税的原因是因为相关领导“错误地片面地认为该片和当前政治任务没有直接关联，因而提出不予减税的意见。”(23)
而且，在这次审查影片的过程中，经理公司、文化部电影处和税务管理局三方的意见各不相同，这一饶有趣味的事实也有力的说明了，在解放初期，人们对于何谓进步、何谓消极其实是没有共同一致的认识的。因为进步与消极并不是一个可以清楚量化的指标，或者说，在这两个概念中，情感因素占了绝大多数比例。仿佛只要是美国片和私营旧片，就一定是消极的；但凡苏联片和国营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便一定是进步的。《无罪的人》便是极好的例子，当某税务管理局副局长希望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突破某个规范性认识、自行决定一部影片的政治性质时，注定要担当许多政治风险。由此可见，一部影片到底应该归属于哪个范畴，更多时候是靠国家政治力量的干预来定夺的。
（二）票价及税收
以城市为例，1949-1950年，在城市中放映进步影片时一律实行减税，对电影院降低分账率，以降低进步片票价，优待观众；并选择较好影院排映进步影片，扩大进步片的影响。到1950年，城市电影院进步片观众已占观众总数的65%～70%。电影市场上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影片已基本肃清。(24)
解放初期，进步影片的票价一律比消极影片的票价低。例如，1951年，中影公司西北区公司与西安市各影院协商，并经上级批准，登报通告各影院票价作如下调整：进步片，首轮票价一律2000元（旧币），二轮以后一律1500元；消极片，票价一律2500元。这是西安解放后第一次执行电影统一票价。(25)1951年11月6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第34周年，中国影片经理公司西北区公司新疆办事处、中苏友协新疆分会以及苏联影片输出公司驻新疆代表联合举办“苏联影片展览”。展映的苏联影片票价统一为人民币2000元，同期上映的其他影片票价均为3500～4000元（均为旧币）。(26)又如，建国初期，中苏友好协会浙江分会与杭州电影院发起组织了“苏联电影之友”，规定持有五张苏联电影票根和说明书的观众可享受半价看电影，并可在特约书店折扣购买苏联电影书刊。(27)1952年，在“中苏友好月”期间，苏联电影展览活动被推向高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为庆祝十月革命35周年，决定举办一次大规模的苏联彩色影片展览月，并要求全国所有电影院、流动放映队，在此一个月内一律上映苏联影片。为扩大苏联影片的宣传，争取更多观众，一律降低电影票价，团体票价八折优待。杭州市副市长、浙江省文化局局长在1957年的“苏联电影周”开幕致辞上强调，通过集中上映苏联优秀影片，帮助群众想象的了解苏联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28)1952年3月19日，中影公司函复东北影片经理公司：“关于影片审查通过时分别按消极片、进步片发给上映执照，今后凡请求免减税之影片……减税者为进步片，不减税者为消极片。”(29)
三、对苏联解冻电影的放映策略
1957年，关于苏联电影的负面报道渐露出来。1957年7月1日，《参考消息》刊载了《苏维埃文化报》6月4日发表的一篇名为《苏联文化部坚决改进电影业工作》的报道，文章认为：“近来苏联电影业大大发展了，但遗憾的是，影片在质量上的提高大大落后于数量的增长。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敖德萨、塔什干、阿拉木图和其他地方的电影制片厂近来摄制的许多影片，在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很差……在银幕上几乎没有出现以真正重要的迫切现实为主题的优秀作品，许多影片在艺术方面是懦弱的、暗淡的和平庸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作为以共产主义教育劳动人民的有力工具的电影没有充分执行它的思想教育职能。”(30)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此时的中国政府对苏联解冻电影采取的多是批判接受的态度，在放映策略上，也是绞尽脑汁，步步为营。
以影片《一个人的遭遇》为例，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部在1959年上映此片时采取了一系列策略，笔者在查阅1959年关于《市委文化部关于文化、艺术、电影、话剧方面的工作而后问题向市委的请示报告》时，发现了一封信，其内容向今天的我们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府行为的一个鲜活的横截面；同时，可以想象的是，百花时期涌现的一批优秀苏联影片在中国都存在着被如此策略放映的历史可能性，只是限于相关资料的无法获取，我们在此只能做如此的猜测罢了。
邓拓，克塞同志并报市委书记处：
根据中央宣传部1959年10月27日《关于放映苏联电影“一个人的遭遇”的通知》的精神，我们拟在本市放映此片时采取如下措施：
1.关于此片的发行放映问题，拟采取对外不露痕迹，内部实行控制的原则。即不在市区电影院以外发行放映。必需放映的市区电影院院数与场次可以与苏联电影周其他影片一样，但应尽量安排在机关、工厂、学校上班上课，群众较少的时间内，并可根据观众心理，在广告内标明各影片的片色（此片为黑白片）。
2.由市委文化部告知书店对《列宁论和平与战争》一书加强发行。
3.市属文化单位由市委文化部口头传达中央宣传部“通知”精神，并在文艺创作人员（如编剧导演）中组织内部观摩放映。主动组织议论，了解文艺思想，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列宁论和平与战争》一书的学习。
4.有关此片的宣传工作收集反映和防止议论流传到国外方面去的问题，除文化单位外，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召集各区、县委宣传、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和各报刊、广播出版物等有关部门负责进行具体布置。本市有关此片的反映，由市委宣传部集中上报。
市委宣传部、市委文化部
1959年10月31日
（张大中、高岗同志已阅——韦明注）(31)
从上文可以看出，掌控舆论的政府对观众心理拿捏得十分精准到位，“根据观众心理，在广告内标明各影片的片色（此片为黑白片）”的广告手法说明，官方参透观众爱看彩色影片的心理，故用“黑白片”广告词来“软拒绝”观众对此片的热情。与解放初期“集中编映”、让尽量多的观众看到苏联影片的政策恰恰相反，在时间安排上也刻意避免了观众方便观片的时间。此外，对《列宁论和平和战争》一书加强发行的策略，也显示了政府对此片的围剿立场。
结语
十七年时期，中国政府对苏联影片的接纳态度正如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写的两行诗句：“高者挂罥长林梢，低者飘转沉塘坳。”从建国初期的高仰、颂扬、积极扶持到中后期的压制、冷藏乃至敌对态度，其间的转变不仅与各个时期国内文艺政策的变化有关，更与现实中两国政治格局的改变息息相关，可以说，中苏关系决定了十七年时期苏联译制片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命运。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平国剧公会请求制止剧院改映电影的呈文及市党部的公函、市政府的代电、社会局的训令》1948年4月。
②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京市电影局1959年第一季度工作总结》。
③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京市电影局1959年第二季度工作计划要点》。
④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京市电影局第二计划工作总结和第三季度规划要点》，1960年7月20日。
⑤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P18.
⑥同上，P30。
⑦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P1469.
⑧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京电影业同业工会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活动情况及电影宣传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11月24日-12月24日。
⑨同上。
⑩同上。
(11)同上。
(12)关于影片赚钱或亏本的评判标准，请参见后表《哪些国产影片赚钱？哪些国产影片亏本？》。
(13)同⑤，P749。
(14)同⑤，P1242。
(15)杭州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杭州市电影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电影志[M].杭州：杭州出版社，1997.P168.
(16)同⑤。
(17)张子诚.外国艺术影片资料汇编1949-1992[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
(18)同⑤。
(19)同⑤。
(20)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之《参加改进影剧广告座谈会报告》相关档案。
(21)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之《北京市改进电影戏剧广告协议》（草稿）相关档案。
(22)《严肃慎重地对待影片上演问题》，载于《人民日报》1952年4月2日，第3版。
(23)同上。
(24)同⑤，P7。
(25)同⑦，P1377。
(26)同⑦，P1662。
(27)浙江省电影志编纂委员会.浙江省电影志[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P426.
(28)同上，P428。
(29)同⑤，P12。
(30)《苏联文化部讨论改进电影工作》，载于《参考消息》1957年7月1日，第四版。
(31)参见北京市档案馆资料：《市委文化部关于文化、艺术、电影、话剧方面的工作而后问题向市委的请示报告》之《关于放映苏影片“一个人的遭遇”的措施的报告》，1959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