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话语：遗产或阴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产论文,阴影论文,话语论文,英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时代而不是话语讲述的时代”这句著名的话一度在被用来为中国的所谓后现AI写作作进行一劳永逸的诠释的某个狂欢时期盛行之际，人们似乎确已相信了“历史终结”、“意识形态终结”之类的大无畏宣示，甚至也毕恭毕敬地接受了“故事的死亡”、“小说的死亡”这样一些惊人的鉴定。“过去”瞬即瓦解，一种乐观超前的文学景象好像已近在眼前，然而，时间总有使事物重归自身秩序中的奇特力量，用不了多久，我们还是要回到老生常谈中去，我们仍须在自己的说话中把握自己的存在，我们的知觉与记忆必将重新验证我们的说话与思想。不过，任何喧嚣总要留下一点什么——在有关后现AI写作作的中国式讨论中，我们至少注意到一个词：话语。这样，当面对今日中国军事文学而旧话重提的时候，我发现“英雄话语”这一搭配是可取的，它介于“英雄话题”和“英雄神话”之间，比前者更宽泛，比后者更公允客观，或许还有那么一点文本主义的味道。中国军事文学的概念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尽管在今天的某些理论与批评中，它被向前回溯了很远，如“十七年”文学，延安文学，甚至本世纪初以来所有那些有关军事活动、军事斗争的文学表达都有可能被划入军事文学的范围。一般来说，20世纪中国军事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时期，后来的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惊心动魄的主题而促成了大量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产生，其高潮是“十七年”文学，这一过程持续到了80年代末。根据这个阶段军事文学的思想主题和意识形态特质，我们不妨将其称作中国军事文学的“英雄话语”时期。众所周知，英雄意味着超人和统一世界，是属于神话时代的产物，但中国军事文学“英雄话语”的出现，却是在一个急骤变化着的近现代世界的背景之下：就精神的发展而言，科学技术的进步，西方工业革命的发生，作为文艺复兴结果的思想启蒙、价值分化等意识觉醒活动，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就社会历史的变迁而言，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国家的存亡，东西方文化、文明的冲突也引发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反抗意识。一方面，近现代思想的演进使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的认识方面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切关于种族的、阶级的、国家的或宗教的神话都在被打破；另一方面，压迫与解放、自由与奴役甚至生存与死亡的民族命运抉择则首先激发起追求独立和自强的集体热情——这种热情本身即在呼唤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以及各种各样被过滤掉了人类大同理想的实用主义。这就使中国军事文学的“英雄话语”时期注定有一个单一价值判断的历史前提：英雄必须是狭义的，它指的是对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人民解放的战斗英雄，新生国家的建设英雄，还加上一些特定社会时期的道德英雄，在总体上，则是与民族解放、独立与自由的“伟大正统叙事”（利奥塔）密切相关的。“英雄话语”时期的全部经典即是那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过影响并流传一时的作品，如在战时的全民动员中，在保卫领土完整的斗争中，都能适时地产生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作品，这些作品创造并巩固了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叙事正统。从美学来看，“英雄话语”时期的作品一般也并不是像人们后来评说的那样简单浮夸的，它们对民间和乡土传统的理解与吸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中具有强烈理想色彩和浓郁浪漫气质的东西，都有很好的感受与理解（对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曾予以充分的评价）。
“英雄话语”时期的终结始于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但从军事文学创作实践的具体过程来看，“解放”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时至今日，“解放”也还是停留于皮毛的和纯技术层面上的，甚至表现为新的禁锢。如前所述，“英雄话语”时期除了有一个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内部”主题外，还有一个近现代世界的思想文化背景，这一背景本身即从对人的再认识或者说存在本质方面对“英雄”构成了质询：在一个价值分化、思想多元和文明碰撞的世界里，“英雄”必须是什么意义上的？或者说，应当怎样多重地加以限制，“英雄”的意义才能得以确定？如此，中国军事文学“英雄话语”时期意味的英雄，与国情、历史、民族的政治选择就是密不可分的。而坚持单一价值判断的“英雄话语”无论在国家命运、民族利益和历史实践等方面有着多么大的道义成分，它也是以放弃一切别的价值选择为代价的。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英雄话语”所言说的那一价值（社会革命的理想学说）的否定或反动，而是说，就文化和文明的丰富价值，就人类进步与发展的理想而言，这种单一的、甚至具有排他性的选择是必然包含了缺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品总能够靠不断的翻案和闯禁区而获得轰动效应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英雄话语”的终结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另一方面，从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的写作实践来看，也有构成对“英雄话语”解构的因素，这种解构可以被视为是军事文学发展过程中最能看出思想“解放”迹象的范例，但“解放”最终不可避免地都带来了新的禁锢。这一点，仅举一些作家和作品的例子就可以得到说明。朱苏进是最早试图摆脱“英雄话语”时代“伟大正统叙事”的作家之一，在这位作家的早期创作中，充满了对诸如职业军人、军人意识之类问题的固执思考，这挥之不去的情结虽然已经与经典“英雄话语”中时时充满着理想与激情的革命乌托邦有了较大的区别，事实上却在着手建立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即“理想军人”的乌托邦，对军人气质、勇敢斗志、使命意识、牺牲精神一类“纯粹”价值的孤立强调成了支持这一新的乌托邦的惟一理由。“理想军人”乌托邦的坍塌是由于这种“理想”本身是来自作家出身及行业限制的，以至于到最后，好的文学的概念被缩减成了“好的军人”的概念。在这类作品中，那些因无缘参战而陷入了苦闷的军人们的尚武梦幻几近不可思议。再就是被称为“军营新写实”（农家军歌）的另一类作品：基层军官和士兵的乡土背景与出身藉着“人的真实”、“生活真实”以及“把英雄还原为人”之类理由而被展示出来：利益、欲望、生存困境与农村社会的底层心态暴露无遗。这类作品与朱苏进后期作品中对精于权术而又虚伪造作的中高级军官们的奴婢品质的杰出展览，共同构成了一幅过于丑陋乖张的讽刺画。这两类作品或因奇思巧智，或因逼真写实而赢得了不少读者，其实质却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话语碎片。轰动一时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兼有着这两类作品的不同要素，但其中的爱国主题使它获得了一个相对而言是较为宽泛和崇高的终极。还有两部作品，对“英雄话语”时期的“伟大正统叙事”的解构意识似乎更明确一些。一部是乔良写于80年代中期的《灵旗》，另一部是朱秀海写于90年代中期的《穿越死亡》。前者对“英雄话语”中的胜利神话做了修改，首次言说了革命失败的残酷、悲凉与血腥代价；后者对“英雄话语”中罕见的死亡恐惧作了片面研究（之所以说片面，是因为这部作品除了对战场恐惧心理的外在描述外，并没有触及到生与死的深刻主题）。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莫言写于1987年的一个短篇小说《革命浪漫主义》，这可以说是解构“英雄话语”的一篇经典之作：在雾气缭绕的温泉疗养室内，一位坦言人生世故的老红军与一位乳臭未干的年轻伤兵的对话，揭开了笼罩在革命神话中的浪漫主义雾霭，诙谐、超然而又不失真挚。
对莫言来说，《革命浪漫主义》的写作不过是转达更为丰富的世界感受的即兴之作，他对人类生活景况感受的兴奋点可以说是无限的，但在另外一些作家那里，却往往会出现对某一琐屑主题过于专注，甚至倾其全部写作行为而经营某些无关宏旨的“特色”的情况。进入90年代中期，另外一些作家、作品的出现，对这种简单化的写作有了一定的克服。如，在张惠生的《旱舟》等作品中，对职业军人形象的理解就被置于了一种开放社会的多元价值冲突之中，军人的理想、信念不再是某种自封的、服从命令的和孤注一掷式的东西，而是脚踏实地地选择并在经受着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痛苦与矛盾的考验、过滤，与朱苏进笔下那类心高气傲而又不着边际的人物相比，已经有了实质的不同。赵琪在《穷阵》、《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作品中，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某些精髓吸收进了自己的创作，其中尤以《穷阵》对中国古代战争技术、战争思想与和平理想的生动展示最为显著。然而，张惠生、赵琪的写作也许只能在谈论“突破”时才会有意义，他们对军事文学写作中单一价值判断的封闭状况的改善，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叙述经验的积累有关，可以说是技术上的成熟造成的，所以是一种迟到的“美学”。终究，这一类写作也还是可以被归结为观念的产物，或者被归结为新的思想禁锢的产物：张惠生对军人职业、军民关系、角色转换的考虑，是早已被包含在“英雄话语”的框架之中的，只是对其中被忽略了的细部进行了更为精细微妙的探究；赵琪对儒道思想中“天人合一”、“物我两忘”这些古老价值的重写也没有生发出任何显示这些价值危机（或死寂）的张力和焦虑。“解放”再次复归禁锢。
“英雄话语”时期的中国军事文学，在思想形态上由于受特定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其话语实践基本上游离在纷繁复杂、矛盾重重的近现代世界思想文化背景之外，其教化目的和功利性质往往使其只突现特定的社会政治理性而遗弃了诸如对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更为深远广阔的哲学文化命题的思考。问题在于，如果在谈论军事文学的概念时，不是在同时谈论上述相关的命题，这个概念就是不完全的。就形式的意味和美学观念而言，“英雄话语”时期的军事文学也是游离于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文学叙述实验的伟大成就之外的，我们罕见有革新艺术经验的作家或创造新的文学语言的作品出现，我们不曾遇到任何真正新的美学，“现实主义”的古老法则直至今天依然占据着军事文学写作的统治地位。这里，“思想解放”的概念有必要被重新引入：当有关民族解放、独立与自由的“伟大正统叙事”演化为“现代化”、“市场经济”或者别的什么叙事“正统”时，思想何为？怎样解放？作为启蒙叙事学说的一环，思想解放最终是指向人的解放的，但人类挣脱文化和文明本身强加在人身上的束缚这一目标并不自然地承诺进步、自由与正义，当人类从历史迷障与苦难中的自我解放演化为退出历史的虚无或骄嗔时，“解放”甚至体现为反向运动。所以，思想解放的语意应该是双重的：思想解放是要解放思想这个思想的目的，而这个思想的另一部分是重建，同时，重建思想必须意味着存在着一个精神发展永不为任何思想所禁锢的辩证法则。在“思想解放”的深层意义尚未被充分意识到的情况下，重建是无从谈起的，而解放也只能表现为缺乏理性精神的哄闹与喧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具有决定论性质的“思想主体”的轮番替换，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所有“思想主体”的出现都必然有新的思想禁锢相伴随，最终，思想的解放就会导致思想的缺失。这正是我们今天谈论军事文学的一般状况时感到困难的真正原因所在。
当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信念，即军事文学并不必然地导致思想禁锢时，就得有足够的勇气指出思想的缺失或重新禁锢，使今日中国的绝大多数的军事文学写作者直至目前还在从事着相对于今天文化与文明的状态而言是相当孤陋寡闻的工作。“英雄话语”的终结只不过说明了，当实际生活或者说现实历史的土壤中不再有战争因素时，一直有赖于其记载功能而存活着的这种“军事文学”似乎就有窒息的可能：和平时期的军营只不过是一个更为凝炼的社会，依照现成的看法，来自不同阶层的成员可以被划分出不同的成份（农家子弟、将门子弟、学生官之类），对这些成份的类型化处理则顺理成章成为作品中人物性格、命运的先在规定（《穿越死亡》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集大成者）。在艺术经验方面，几乎所有的作品也都是仅以文本所抄写出的“社会”（军营）现状、历史事件之类的内容而敷衍读者的，那些必须经由写作本身来实现的内容都被忽略了，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学与历史文化、文学与生命宇宙的深刻关系也都被忽略了，文学被简化为作者个体经验和意识的传声筒。今天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一些比革命时代的乌托邦更低一级的、只适合于个体生存的实用思想主宰一切的情景：所有“思想”的主体都几乎主动将自己纳入了各式各样的禁锢之中，不再谋求进入真正的历史世界，“主观性在各种形态的目的掩盖下表达自己，谈话被奇怪地安排得和沉默差不多，思想否定其自身，真理仅仅是疯狂的假面具（萨特）。”战争与反战，正义和邪恶、光荣和耻辱……都是已有了历史定论的“原材料”，和画家使用的颜料性质相似，它们被用于作家在一个失去了灾难、罪行与恐惧的太平盛世里的愉快劳作与收获……如果我们还能容忍这一状况的存在，那就是容忍我们自己精神的荒芜化，我们必将看到“军事文学”这个名词的消弭、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