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心运动的政治学分析——基于政党认同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12)02-0056-13
政党认同是指个体对政党在政治态度、政治心理和世界观上的归属和忠诚。政党认同不仅需要实现最弱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对政党的默示与接受，而且还需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中，形成有利于政党实现其意图目标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上的支持能力。政党的认同构建展现出一条清晰的逻辑脉络，即力求实现认同过程中服从、理解和信仰的递进演变，亦即要求个体从对政党的消极冷漠态度，演变为政治情感上积极的内化支持，最终诉诸其对政党世界观的笃信与皈依。“交心运动”是指1958年2月至7月间，知识分子“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内心深处的“非社会主义思想”，公开地坦露出来加以批判，并制订相应的规划以践行改造。交心运动始于党外知识分子并扩展至党内，最终波及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将交心运动视为一次政党认同的构建，原因在于其意图在实现知识分子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和世界观的转变，它完全符合政党认同构建所要达致的目标。
一、交心运动的背景
“历史厌恶直线”①，尤其是后见之明的线性因果推理在分析政治性的历史事件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局限②。很多学者将建国以后的一系列出现偏差的政治运动都归结为党的领导者的错误认识，这种论断使得对于具体运动的认识难以得到全面的理解，交心运动包括此前的反右运动都是如此。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简单地从动机上来看，把一切归结为骄傲和没有经验是不妥当的③。因为，现实政治发展从来就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演进的，这就要求政治研究必须“从宽广的时空去认真审视现实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势，从而探究其本质与实际含义”④。基于此，对于交心运动的分析需要从多维视角加以综合考量。
(一)党内知识分子成分的扩张与庞大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存。邵燕祥认为，“1949年革命形势进展的太快，超出了估计，结果是干部准备不足，迫切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⑤。1951～1954年，全国各高等院校共培养专业干部2.2万人，几年内全国共有120多万名干部接受了种类不同的专业知识教育⑥，但仍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国家干部的数目从1949年的72万人增加到1952年的331万人……以及1955年的527万人和1958年的792万人”⑦。在录用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党组织的成分构成来看，1956年，工人党员占14％，知识分子党员占12％⑧。到了1957年，党内知识分子的人数增加了50％，党内知识分子党员的人数(188万)超过工人阶级党员人数(174万)⑨，工人党员占13.7％已低于知识分子党员的14.8％的比例⑩。党员队伍的急剧扩张和组织成分的显著变化，也引起了党对自身的纯洁性问题的高度重视。在长期的革命历史中，“大部分追随者并不是出于安全、物质或机会主义的原因而随便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对这一运动的认同乃是出于一种强烈的政治义务”，而建国之后的新形势“使机会主义者、野心家甚至阶级敌人容易获得政治地位”(11)。
与党内知识分子数量急剧上升并存的是庞大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20世纪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是党外知识分子(包括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无党派知识分子)。有学者指出，1956～1978年间，中国的阶级阶层结构十分简单，实质上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12)。因此，一旦发生以“阶级斗争”相号召的政治运动，受到冲击的不可避免的将是工农联盟之外的知识分子。而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与党也存在组织上的“异质性”。1955年底，我国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和文艺五个方面知识分子共384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几十万人，其中共产党员仅占7％，非党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13)，而且党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又大部分归属于各民主党派。1955年，全国教授、副教授7499人中，民主党派成员共2110人，占总数的28％；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4)。这种状况在一些著名高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957年4月，清华大学109位教授中，仅有10位是中共党员(15)。这样党就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困境：既担心党内知识分子成分的扩张会影响到党性问题，同时又对大量知识分子游离于党外持一种谨慎和担忧的态度。
(二)知识分子结构的失衡性和意识形态的距离性。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的工科学生数量较少，农业科技人员仅有数百人，从事工业技术工作的也只有数万人。90％以上的知识分子游离于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之外(16)，而分属于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一个亟须创造物质财富的年代，从事哲学思辨的人文知识分子与普通的劳动群众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情感距离和认同沟壑。而且，从文化的角度视之，人文社会科学在现代中国起着一种特殊的功能，类似西方的人文主义的理论建构，而知识分子在功能上则相当于西方社会的人文主义者。但是，许纪霖认为，“理论界与主流意识形态靠得太近，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的争夺”(17)。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某种程度地反映在思想理论界之中。
此外，旧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是基于爱国情感而接受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亦即出于资中筠所谓的“家国情怀”，即在情感上，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新政权首先是在于它满足了外抗强权的要求(18)，而在本质上，“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在精神结构与工农群众、共产党人相去甚远”(19)。同时，党对知识分子的进步性也估计不足，认为全国的知识分子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20)就是历史上与党关系密切的左派知识分子与党之间也一直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要求“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左翼文化人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的影响，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同时，左翼文人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21)“他们不肯按照集体主义的精神改造自己，却总想按照个人主义的面貌改造党和革命事业”(22)。
(三)反右运动未竟的政党认同构建。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收尾阶段。12月8日，毛泽东也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提出了对右派的处理意见，反右运动逐渐拉上帷幕。反右运动直接批判了全国将近10％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但是反右运动之后，中共中央继续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仍没有完成，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尤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在政治以外的专业领域本能地或习惯地保持着独立的意识(23)，而“没有意识到通过教育将某种意识形态传播给社会的任务，自然与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密切相关”(24)。1958年初，党中央认为“虽然经过反右斗争，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怀疑党的领导的人还为数不少”(25)。1958年1月，毛泽东在第14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劝诫广大知识分子要“把心交给别人，不可隔一层纸”。(26)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刘述周也认为，“经过整风和反右，上海的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的比重已由20％上升到35％左右，但仍有一部分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口头讲要改造，可是言行不一，表里两端，不肯把心交出来。”(27)甚至很多知识分子自身也相信，“知识分子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抛弃原来的资产阶级立场，还没有真正站到劳动人民这一边，成为劳动知识分子”(28)。于是，中共中央希望在最短期间内使知识分子工人化，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来替代“不可靠”的知识分子，同时重新提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并进一步推行知识分子的下放运动和交心运动。(29)
(四)“大跃进”下的社会氛围。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作出宏伟规划：“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30)1957年反右斗争后，中共中央认为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要适时地推进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31)。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反冒进”的思想受到批判，直接推动了“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进行了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总动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大跃进的全面启动。农业方面，农村中每天有近1亿人热火朝天的进行水利建设(32)。“农业大跃进”突出表现即为亩产频现“高产卫星”，河南西平县小麦亩产7320斤，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130434斤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典型(33)。科学方面甚至社会科学领域也在争先“跃进”。北京大学向全世界宣布：“在40天之内，北大的科研成果达到3400多项，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有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有981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大学也自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全校师生员工研究的项目和写出的论文共有4058篇，相当于建校8年来所完成的科学论文总和的4倍以上”。(34)
“大跃进时代”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跃进”内容之一，便是“向党交心”(35)。在“全面大跃进”的狂热下，赶英超美需要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参与，因此也需要加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大跃进下的社会氛围使知识分子“处在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是形势逼人，另一方面是时不我与。前面只有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回旋的余地，也没有退缩的后路。在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时候，认识形势和争取时间的人，首先就应当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认真地整个地毫无保留地把心交出来。”(36)1958年3月16日，郭沫若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上指出，“领导阶级和政权基础都在大跃进，不能容许你被领导的附属成分不跟着大跃进。不跟着大跃进，那就会成为领导阶级的包袱，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展，作为一个爱国的公民或者团体，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要把心交出来，向组织交出来，向彼此交出来。一心一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一心一意，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才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中国建设成为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强国……在六亿人口中，无党无派的人应该占最大多数。因而无党派的人，就要特别加紧社会主义的自我革命。不然，我们就要成为最大的包袱，要成为国家建设事业中的最大的障碍。特别是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问题最大。”(37)
二、交心运动的发展脉络
较早出现“交心”的是在2月初，民主人士陈其尤在谈论民主党派成员的改造问题时提出的，他认为民主党派的成员，应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改变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为社会主义立场，把心完全交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38)2月13日至15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会议上，钱学森和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冯德培都号召同仁进行“交心”(39)。2月27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40)，和3月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130多位医学科学家举行医学科学大跃进的誓师大会上(41)，一些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对“交心”的重要性再度给予了高度评价。
3月中旬之后，交心集会的规模明显扩大。3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各民主党派开展“加速改造运动”，北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天安门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盛大的万人游行。这次大会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表示要“把心交出来”，决心要在思想改造上来一个大跃进，把心交给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42)“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之后，全国其它地区纷纷响应，运动开始由中央向各地方扩散。3月23日，各民主党派在武汉地区的地方组织、无党派民主人士5500多人，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盛大游行，表示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民主党派在武汉地区的组织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破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立无产阶级立场，向共产党向人民交心，保证交真心不交假心，交诚心不交半心，从对共产党三心二意跃进到对共产党一心一意。同日，西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召开了有9700多人参加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上一致表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祖国交出心来，坚决作政治上的左派、经济上的促进派、科学文化上的革新派。(43)4月初，湖南、福建、安徽、吉林、河北、广西、南京等各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近3万人也分别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游行。(44)类似的大规模的交心动员大会一直持续到5月。
从1958年的2月初到3月中旬，大多数的“交心”都是以协会、单位、党派组织的“集体交心”形式，涉及交心的实质内容并不多，它更多地起到政治态度的宣示与号召的作用。由于运动初期，很多知识分子对“交心”持观望态度，后来“通过召开各种会议，反复交代政策，以及采取领导带头示范，促膝谈心，办展览会，现身说法等方式进行启发教育，有些人才逐步交出了一些‘见不得人的资本主义的脏东西’”(45)。所以，在运动的扩散和蔓延过程中，各地仍不断出现大规模的交心动员大会。
交心运动初期波及的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1958年，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辑的《向党交心——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其中收录的绝大多数都是非中共党员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46)在1958年3月16日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之后，交心运动逐渐产生全国性的政治影响。4月中旬以后，中共中央开始关注天津工商界交心经验和上海知识界的改造规划的形式，决定在交心运动中加以推广，并在党内同时展开。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开展“向党交心运动”的报告(47)，交心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三、交心运动的开展方式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的交心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学习文件，并以文件精神来鸣放交心，进行自我检查、分析、批判。交心的内容主要是“五交”：“交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大鸣大放时期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言行的影响，交反右斗争以后的思想认识。”(48)但是在运动中，知识分子的交心内容并不局限于这五个方面。如农工民主党南京市委当时提出了“九交”，即在“五交”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新社会的认识、对过去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态度、对整风、双反、双比、大跃进的认识、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态度。河南医学院的交心运动一般是由政治立场问题开始，交代的有对历次政治运动和对党的各项政策措施的抵触不满，个人的政治历史问题，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等；以后逐渐转入教学、科研、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大暴露和批判。上海水产学院并没有规定交心范围，但是，其内容涵盖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在反右派斗争前后自己的思想活动和错误言行；名利观点、文人相轻和自由主义；对党政领导的意见等。(49)
其次，组织大辩论，通过大字报、小字报、座谈会、举办思想展览等各种交心形式对暴露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甚至编成活报剧、洋片、相声等进行表演。(50)在交心运动中，北京大学200多位教授、副教授两天内贴出2400多张大字报(51)，甚至出现了在动员大会后的3个小时之内就贴出了8万份大字报的高峰，并在3天内飙升至17万份(52)。清华大学从3月21日至4月1日止，全校共贴出269万张大字报，教授平均每人贴出140张。(53)东北师范大学提出“苦战三昼夜，快广真深”的口号之后，许多老教授也纷纷贴出大字报和小字报(54)。除了中、高等院校之外，在中小学教师间也普遍的开展了交心运动。南京市秦淮区19中动员后，当晚全校20多人，即写了大字报800多张；白下区10个中学500多人，一个星期也交出大字报共达24000多张。(55)
交心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小字报”的形式将所要批判的内容进行分条列举。3月23日，民盟天津市委员会“457个盟员奋战一昼夜，交出50259条错误言行和错误的思想活动”(56)，而将该日定为“全盟交心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两次交心共4513条，平均每人交出130条左右(57)。在5月3日下午和5日，南京师范学院200多人举行集中向党交心大会，会上共写出交心小字报18794张，比过去10天所写的多1倍以上。(58)当然，无论是大字报还是小字报，既可以批判自己，也可以揭发他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揭发和批判一位研究员思想毛病的大字报有800多张，许多研究员都有数十甚至数百张大字报批评和揭露他们的缺点”(59)。
1958年4月18日和20日，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主持的关于交心的座谈会上，与会教授一致认为大字报结合交心会是思想革命最好的形式，“没有大字报，轰不开局面，没有交心会，深入不了问题”。会上，北京大学法律系龚祥瑞教授指出，“交心会是平等的真诚相待的会，又民主，又集中，展开了一个十分活泼的思想革命局面”(60)。中国科学院北京各研究机关的交心会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有科学家之间的同辈会，也有按业务小组召开的同行会，有大会也有小会，还有三三两两自由结合的谈心。有的研究单位在科学家思想见面互相交心时，邀请了院外的有关专家一起谈心”(61)。上海市医务界的交心运动也采取了小组会、谈心会、大字报等方式(62)。
沈阳师范学院的师生感到光贴大字报并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创造出思想展览会等新形式，通过实物展出和现身说法相结合，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不少学校的师生又将这种形式发展为思想活报剧，自编自导，自己表演，坦露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63)。长春地质勘探学校的教师还把自己的思想问题变成相声和洋片进行表演(64)；华东政法学院的学生也把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编成剧本、诗歌和快板到处演唱(65)。
最后，制定和修订自我改造的个人规划，即“红专规划”，在经过评比之后，还需要以实际行动践行改造。北京大学俄语系田宝齐教授说，“有了规划，今后既有群众监督，又有了奋斗目标”(66)。翦伯赞教授认为，“必须订出具体的措施，才能保证倡议的实现，例如科学工作者如何拥护党的领导，如何贯彻党对科学领导方面的路线，这就要求每个人订出实现的具体规划”(67)。较早制定“红专规划”的主要是上海的知识分子。1958年3月初，上海62位专家教授向全国知识界倡议，订立保证实现红专规划公约，其内容主要包括：把心交给党，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到群众中去，与工农打成一片；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投入实际斗争，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等。(68)该倡议得到各地的积极回应。天津科技工作者50余人举行会议通过的倡议书中也提出五项保证，要同上海比决心，比干劲，比先进(69)。
“红专规划”制定过程的区别不大，以复旦大学为例，一般是党委充分进行形势教育，积极领导，同时又通过民主党派组织自己发动和制订，左派骨干带头，同时将中间教师全面发动起来，使彼此相互影响和推动；个人制定规划与大字报，大辩论，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规划的发展由粗到细，由个人到集体，循序渐进；在一般教师都订出各种指标后，又进一步帮助订出具体措施，并指导其具体贯彻，不断检查、评比和修订。(70)具体到个人而言，“红专规划”的内容一般涉及转变政治立场、建立阶级情感和改造世界观三部分，如华东政法学院周子亚教授的“红专规划”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认真参加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保证参加每一年度的整风学习，检查和批判严重的个人主义以及其他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思想意识和作风；第二，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养成劳动习惯，建立起对工农兵劳动人民的真正热爱，彻底转变阶级立场；第三，加强政治学习，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熟练地掌握新法学的观点和方法。(71)同济大学结构系王兴教授的红专规划以四项具体要求作为五年内奋斗的目标：第一，一年内基本上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五年内成为政治上的左派；第二，努力提高政治水平，积极参加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和政治运动以及各项社会活动；第三，经常参加各种体力劳动锻炼，逐步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培养劳动观点和工农思想感情，密切联系群众；第四，坚决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积极钻研业务，加强学术研究，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理论联系实际，争取在集体研究工作中贡献自己的力量。(72)
“红专规划”的评比也有很多形式。复旦大学的师生通过各种座谈会、大字报、思想展览会、自由辩论会和各种交心、谈话活动对“红专规划”进行检查评比(73)。4月28日，复旦大学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教授、副教授及部分讲师170多人举行集会，向党交心。在检查他们的个人“红专规划”的执行情况时发现：思想进步是不平衡的，还不能适应大跃进的形势。(74)在交心运动趋于式微的7月份，报纸上仍强调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依然“没有实现转变”，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文章，甚至讽刺性的漫画仍时有出现。
四、交心运动的主要内容
交心运动中五花八门的交心内容甚至包括个人工作和生活中的许多琐碎的细节，但是从政党认同的角度来看，交心运动及其改造规划的基本内容主要涉及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和世界观三个方面。
(一)政治立场的认同构建。政党认同构建的发生逻辑即在于政党为赢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而进行的努力，政治态度上拥有广泛的受众支持是认同构建的初步成效。政治冷漠是政党认同构建的输入性障碍；而对政党政策的分歧则是政党认同构建的输出性阻力，二者统一于政治立场的改造之上。
对于政治冷漠的自我批判和反省是知识分子的交心材料中的一大主题(仅从文本的角度来看)。天津河北师范学院院长胡毅否定了自己对党一贯的超然立场(75)。同济大学结构系王兴教授认为自己暮气太重，在政治方面安于中间派的地位而不大力向左转(76)。上海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系侯朝海教授检讨自己脱离政治，没有主动地去靠近党，积极地为党做事(77)。上海中医院针灸教研组组长陆瘦燕在自己的改造规划中承认“过去自以为有一技之长，人有求于我，我无求于人，一向埋头业务，不问政治”(78)。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批判自己政治兴趣淡薄，怕政治生活影响事业，只专不红(79)。九三成员、科学院水产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伍献文和武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人周裕德检查了过去不问政治的“中间”立场，“结果和右派言论共鸣，危害不浅”(80)。
交心运动中也暴露出知识分子与党在政策性领域的大量分歧。许多知识分子在交心运动中对自己在建国以来对党的政策的不解、质疑和反对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委汪世铭检讨自己曾认为：“党贯彻政策，只要通过行政命令就可以，何必要发动群众?知识分子可以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81)。清华大学电机系主任章名涛揭发自己对党的政策同意的照做，不同意的能少做就少做，能不做的就不做(82)。华汝成教授检讨自己不能与党推心置腹地讲真心话，对党的政策，表面上通，内心不通；在学校里通，回到家里又不通(83)。余大绂教授说自己对党的某些方针政策也有不同的看法，不以阶级观点分析问题，思想上和党有距离，政治觉悟不高(84)。民盟成员、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交心说，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拖后腿，使他长期同党不一条心，对党交给的任务是“‘愉快’地接受，被动地完成；表面轻松，内心沉重；满口承当，一肚子怨气”。陈士骅还用许多具体的思想情况说明他不满意党领导学校的方针、方法，怀疑党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85)
从反右运动至交心运动所暴露出来的大量的政治冷漠和政策领域的诸多分歧，间接地佐证了党的既有认识：“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86)从功能上说，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鸣放”有利于实现政策选择的互动优势。但是，知识分子对政策层面的异议可能会涉及制度层面的批判。考虑到政党执政地位的保持是以形成一种全社会所接受和认可的信仰体系为前提，而这种前提的培养须有政治情感的支撑方能稳固。因此，交心运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感问题。(87)
(二)政治情感的内化塑造。在交心运动中，培养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感表现为政治情感的工农化。一方面，建国前和建国初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出身上一般都不属于工人、农民，且在思想观念上与工农大众有较大的差距(88)；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过高的精英情结与自我期许为基础的参与或承当，常常导致知识分子在骨子里蔑视大众，滋生领袖情结乃至权力意志。(89)这两个方面都不利于阶级情感的培养，且与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农情结相抵触：“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90)。交心运动中，中共希望知识分子通过自发自觉的自我反省、自我揭露和自我改造的内化制约，来催生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感工农化的效果。内化的制约主要借助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教育和道德力量感召的革命化手段，来提高个体的思想觉悟从而实现对个体行为的控制(91)，其着眼点在于通过与工农群众共同参加劳动实践，来实现知识分子阶级情感的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的转变。
在1958年的交心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论是自愿自发还是迫于形势，都纷纷强烈地谴责和批判自身的“资产阶级劣根性”。尽管他们对交心运动存在着诸多的质疑或反感，但是在行动上还是表现出相应的转变。哈尔滨市兆麟小学某民进会会员曾抱怨说自己“参加革命工作已有九年之久，从开始工作那天起，就是老老实实为党工作，怎么现在还得向党交心呢?”在其支部召开交心大会之前，他仅“交心”51条，但是经过支部动员之后，他又连夜赶交了401条。(92)在交心运动中，有关组织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感的规训过分纠缠于日常琐事，企图以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知识分子实现自我净化，意识形态的势能累积使得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渐次加深。如著名学者王瑶教授1952年时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着很多毛病的知识分子”；1955年时检讨自己“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而1958年“交心”时则全面否定和批判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93)
交心运动的主旋律就是希望知识分子不断经历外来的冲击而激发其内心的变化，由外力引起内力并从被动转化为主动，希冀知识分子在摒弃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基础上重塑阶级情感的归属。知识分子政治情感的培养在交心运动中主要是通过劳动实践。“知识分子一定要从自己的自由王国的小天地中走出来，参加实践斗争。一定要跟工农打成一片，一定要结合实际，一定要接近人民……参加体力劳动，可以改变轻视体力劳动的不正确看法，接近工人农民，改造思想。”(94)当时也有知识分子意识到，“新社会的人员，尤其是从事脑力劳动，能否经得起长期比较艰苦的体力劳动，对于自己是良好的考验和锻炼。与劳动人民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不只自己了解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而自己也就产生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就改变了以至抛弃旧的非劳动人民的想法”(95)，这样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96)。
(三)世界观的认知规训。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反映出简单的政治心理，而奠基于朴素政治心理之上的政党认同很难长期地有效维系，因此，政党认同必须建立在系统的世界观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认为，“世界观构成了社会群体的背景知识，并确保其各种行为之间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世界观发挥建立和保障认同的功能，因此，它赋予个体以基本概念和基本立场”(97)。在某种意义上，“人的一切行动都受人的思想指导，而人的思想是受人生观同世界观所决定的”(98)，所以，世界观的改变才是根本性的改变，“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99)。
1958年5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委员陈其五在向华东师范大学教职员的报告中指出，“世界观决定人们的思想行动，也决定人们的思想方法，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所以要清除资产阶级思想，要抛弃个人主义，世界观不改变是不行的……对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因此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根本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没有改变，没有坚决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是一种个人主义人生观。生活的目的，在于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在于寻求自己的个性发展的最大自由，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灾难和被剥削的基础之上。用这种世界观来指导工作与研究学问，一定搞不出多少新的东西来……而且随着资产阶级的没落，这种世界观还反映出一种颓废主义，经常从精神上来危害我们，也危害劳动人民。”(100)在这种“腐朽”和“没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作用下，有的知识分子“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看成是买卖关系，他们做工作，写文章，作报告，目的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了赚钱。名义上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为人民币服务……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唯利是图，而且还唯名是图。”(101)有的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下，“为了个人名利，不顾国家的迫切需要和国家计划，专心搞自己的‘黑题目’，同行之间工作难以协调，甚至互相排斥，使力量抵消，形成‘内耗’。”(102)上海水产学院某副教授揭露自己在教学中一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不愿将讲稿给青年教师；培养助教也总是留一手，使助教学不到东西，提高很慢。(103)在当时的氛围环境中，在国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也会受到批判，甚至把吟诵“杨柳岸晓风残月”也看成是受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之后精神颓废的表现。
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的是广大知识分子需要树立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构成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这种世界观就使得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研究采取辩证的方法，对周围事物的理解采取唯物的态度、唯物的观点。这种世界观就使我们看到客观的真理，看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诞生，从而就给人一种为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伟大理想。有了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一定是革命的、集体主义的，生活的目的一定是为了大家，对广大劳动人民、广大压迫人民一定是充满无限的热忱，愿意很好的为他们服务……如果不坚决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不能同任何旧的思想观念来一个彻底的决裂，也就不可能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104)
五、交心运动的影响
交心运动之于政党认同的意义在于它契合了当时中共意图实现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认同构建、政治情感的内化塑造以及世界观认知规训的需要，有助于中共对思想文化建设的整合与统领。但是，由于其与反右运动之间的界线难以明晰，以及在以往政治运动的惯性思维模式和现实政治环境的双重压力之下，交心运动中也伴生出一些消极影响。
建国初期，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框架内，形成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整合基础，中共成为政治整合的核心主体，民主党派也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一定的整合作用(105)。1957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各级党委要注意加强与非党的联盟，但是，交心运动之后各民主党派就停止了组织发展。1958年，民主党派总数由10万人减少到8.7万人，以后呈逐年减少。在“向党交心”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中，中央统战部在有关文件指示中提出过对于交心运动中自动交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按右派分子处理的意见。然而，不少地区和部门，把在交心运动中向组织公开自己错误思想的人，又打成了右派分子。(106)1958年1月，民革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数占全体成员的9.4％，经过“交心运动”，至1958年夏运动结束，右派分子占了全体成员的12.7％，其中中央委员会中有4人新划为右派，中央委员会团结委员会中的右派增加了7人，各省、市委员会委员中的右派增加了21人(107)，交心运动中，民盟的一些地方组织不适当地提出“苦战几昼夜，交心多少条”的口号，迫使很多人说了违心话，编造了许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交心”材料，把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立场问题，加上无限上纲的批判，而且还成为后来“文革”中“造反派”制造错、假、冤案的黑材料(108)。而所有知识分子的交心材料直到1980年代落实和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政策之后才被销毁(109)。
思想应该靠思想本身的魅力来吸引人，但党在建国后的一系列政党的认同构建中却采取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形式，通过强大的宣传机器来进行灌输。在交心运动中，党把大批党员干部置于文教系统，希冀以此加强党在思想领域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195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规定，“要把小学教师的大部分右派分子(70％)调离学校另行安置”(110)。此外，党的干部兼职高校教授或进行讲课十分盛行。1958年6月，康生、陈伯达、周扬、于光远，分别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的聘请，担任兼职教授。首都各高等学校也直接和中央有关业务部门联系，聘请部分正副部长、局长到校讲课或作专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聘请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宋平、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等近20位负责同志，在哲学、经济等系讲课(111)。在地方上，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接受复旦大学的聘请，兼任该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教授。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也在复旦大学法律系担任政治课教学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教育卫生部副部长舒文等也分别在该校兼任教授。总之，在交心运动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始终是被改造的对象，在交心过程中不断地批判和改造自己，他们主动地参与交心运动却只能被动地参与运动。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社会舆论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在不断升级，并且由于同“大跃进”运动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大张旗鼓地批评与批判知识分子的态势，这些教训在当下仍值得深刻反思。
本文得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熊秋良副教授的指点和帮助。
注释：
①[美]查尔斯·蒂利：《民主》，魏洪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②张汝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③谢泳：《公民的眼光》，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8页。
④林尚立：《政党制度与中国民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⑤李辉、应红：《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⑥刘维芳：《新中国建立初期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董方、顾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⑧《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
⑨[美]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张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⑩[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187页。
(11)[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第184页。
(12)关晓丽、关大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新视角》，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1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04页。
(15)郭道晖：《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资料来源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详见www.chinaelections.org/2012-4-6。
(16)于凤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32页。
(17)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8)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19)于凤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630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
(21)高华：《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炎黄春秋》2008年第4期。
(2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页。
(23)于凤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613～614页。
(24)刘晔：《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25)《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第1版。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27)《放弃资产阶级立场“逼上”社会主义“梁山”》，《人民日报》1958年2月16日，第11版。
(28)《改造政治立场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日报》1958年2月8日，第3版。
(29)王景伦：《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254页。
(3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31)张黎群：《胡耀邦传》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7页。
(32)赵凌云：《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8页。
(33)冯庆芳：《“大跃进”时期农业浮夸成风的原因》，《文史博览》2010年第1期。
(34)罗平汉：《话说1958年的科学“大跃进”》，《文史春秋》2001年第1期。
(35)汪东林：《梁漱溟一九五八年向党交心》，《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36)杨东莼：《把心交出来》，《人民日报》1958年4月5日，第7版。
(37)《赶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线》，《人民日报》1958年3月17日，第4版。
(38)《把心交给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第11版。
(39)《把心交给人民使科学大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2月21日，第2版。
(40)《从资产阶级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一面性》，《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第4版。
(41)《把心交给党力争做左派》，《人民日报》1958年3月4日，第7版。
(42)《把心交给共产党和人民》，《人民日报》1958年3月17日，第1版。
(43)《革自己的命表赤忱的心》，《人民日报》1958年3月24日，第4版。
(44)《各地民主人士集会游行向党交心促进自我改造》，《光明日报》1958年4月5日，第3版。
(45)中国民主建国会武汉市委员会编：《武汉民建四十年》，武汉市第三汽车运输公司1991年版，第90页。
(46)姜东平：《“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文史精华》2008年第5期。
(47)朱企泰：《统一战线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48)杨爱珍：《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49)《交真心树红旗》，《文汇报》1958年4月20日，第1版。
(50)《人人烧身跃进自觉革命成钢》，《光明日报》1958年5月12日，第2版。
(51)《北大双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光明日报》1958年3月13日，第1版。
(52)《自觉革命的风暴席卷北大》，《光明日报》1958年4月16日，第1版。
(53)《大破大立向红专跃进》，《光明日报》1958年4月3日，第1版。
(54)《涤肠洗肺换骨脱胎》，《文汇报》1958年5月14日，第1版。
(55)《中学教师坦率交心自觉革命》，《南京日报》1958年5月26日，第3版。
(56)《天津民盟创造“全盟交心日”》，《光明日报》1958年4月1日，第3版。
(57)《打开自我改造的大门》，《光明日报》1958年6月29日，第3版。
(58)《南师教师举行集中交心大会》，《南京日报》1958年5月7日，第3版。
(59)《个人主义伤天害理》，《文汇报》1958年4月23日，第1版。
(60)《北大教授促膝谈心》，《文汇报》1958年4月23日，第1～2版。
(61)《个人主义伤天害理》，《文汇报》1958年4月23日，第1版。
(62)《个人主义使人道德堕落》，《文汇报》1958年5月31日，第3版。
(63)《现身说法展览思想》，《文汇报》1958年5月14日，第1版。
(64)《涤肠洗肺换骨脱胎》，《文汇报》1958年5月14日，第1版。
(65)《资产阶级人生观在瓦解》，《文汇报》1958年5月4日，第1版。
(66)《北大教授促膝谈心》，《文汇报》1958年4月23日，第1～2版。
(67)《北大教授决心争红竞专》，《文汇报》1958年3月4日，第1版。
(68)《本市专家教授向全国知识界倡议订立保证实现红专规划公约》，《文汇报》1958年3月7日，第1版。
(69)《天津科学界要同上海比决心比干劲比先进》，《文汇报》1958年3月4日，第1版。
(70)《推动自我改造的有效形式》，《光明日报》1958年5月26日，第2版。
(71)《回顾跃进和规划》，《光明日报》1958年3月27日，第2版。
(72)《有信心有决心追上时代》，《光明日报》1958年3月27日，第2版。
(73)《知识分子应该猛醒》，《文汇报》1958年4月26日，第1版。
(74)《复旦大学民主党派成员集会向党交心》，《光明日报》1958年4月30日，第1版。
(75)胡毅：《在分析我的交心材料时所认识到的》，《光明日报》1958年5月17日，第3版。
(76)《有信心有决心追上时代》，《光明日报》1958年3月27日，第2版。
(77)《像驾起渔轮一样乘长风破万里浪》，《光明日报》1958年3月27日，第2版。
(78)《怎样订好红专规划》，《光明日报》1958年3月25日，第2版。
(79)李可染：《向党交心》，《美术研究》1958年第2期。
(80)《武汉各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光明日报》1958年4月13日，第2版。
(81)《彻底洗刷掉心灵上的肮脏》，《光明日报》1958年4月16日，第3版。
(82)《把心交给党》，《光明日报》1958年4月10日，第2版。
(83)《跳出个人主义的樊笼》，《文汇报》1958年4月19日，第1版。
(84)《把千万条心变成一条心》，《光明日报》1958年4月14日，第2版。
(85)《化三心二意为一心一意》，《人民日报》1958年4月11日，第1版。
(86)《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页。
(87)倪春纳：《政党、知识分子与思想整合》，《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88)罗嗣亮：《毛泽东与文艺知识分子的价值冲突》，《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
(89)陶东风主编：《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第25页。
(90)罗竹风：《从个人主义谈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学术月刊》1958年第6期。
(91)王邦佐等：《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6页。
(92)《我是怎样向党交心的》，《黑龙江教育》1958年第6期。
(93)裴毅然：《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8页。
(94)陈其五：《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汇报》1958年5月31日，第5版。
(95)王学文：《谈思想改造》，《文汇报》1958年4月28日，第2版。
(96)曹荻秋：《在农业劳动中把自己切实锻炼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文汇报》1958年3月17日，第2版。
(9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4页。
(98)陈其五：《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汇报》1958年5月31日，第5版。
(9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100)陈其五：《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汇报》1958年5月31日，第5版。
(101)章恒忠：《为什么要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汇报》1958年4月22日，第3版。
(102)《彻底清算个人主义》，《光明日报》1958年4月23日，第1版。
(103)《跳出个人主义的樊笼》，《文汇报》1958年4月19日，第1版。
(104)陈其五：《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汇报》1958年5月31日，第5版。
(105)吴晓林：《1958～1978年间中国政治整合研究：背景、过程与教训》，《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l0年第2期。
(106)姜华宣、王德夫：《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5～576页。
(107)王顺生：《胆肝相照荣辱与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108)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138页。
(109)谢炎：《南方盟史拾零》，群言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
(110)《中国共产党大事典》，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111)《康生等同志兼任教授》，《人民日报》1958年6月2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