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斯的花园》中的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经典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花园论文,缪斯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手稿札记书（commonplace book）《赫斯珀里得斯，或缪斯的花园》（Hesperides,or the Muses’Garden，以下简称《缪斯的花园》）现存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Folger MS V.b.93，另一个版本是美国华盛顿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和英国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收藏的相关手稿。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手稿是由汉弗莱·莫塞莱（Humphrey Moseley）委托，1650和60年代由约翰·埃文斯（John Evans）编纂而成的。① 莫塞莱可以说是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出版商，② 他晚年计划出版《缪斯的花园》，结果却抱憾而终。至今，《缪斯的花园》仍然是一部手稿，尚未进入印刷媒体。本文试图将这一札记书与文学经典建构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许多关于英国文学经典建构的论述将其形成定位在18世纪中期。笔者则认为，在莫塞莱的委托下，约翰·埃文斯于17世纪中期在《缪斯的花园》中建立了一个以文本为中心、阅读为导向，具有社会功能的综合文学经典，主要是戏剧经典。《缪斯的花园》以札记书的形式阅读和展示文学作品，在文学经典建构史上是一座早期里程碑。
“经典”（canon）是什么？古希腊文单词kanōn原本意谓“任何直的杆或棒”，④ 后来指作者的名单或目录。⑤ 直这一性质暗示经典是规则，从而规定了优秀和真实的标准。“在早期基督教背景下，‘经典’既指一整套教会实践，又指一系列受神灵启示的文本。”⑥ 天主教会经常性地封圣（canonize），即把人载入圣者名册。早期基督教权威区分了“真正的”圣经和伪经；这样，与圣经相关联，“经典”作为一组作品的概念产生了。特雷弗·罗斯（Trevor Ross）建议，我们应该既把文学经典视为“优秀的标准”，也要视之为“名单”。⑦ 在讨论经典时，我们要把规则的概念和名单的概念结合起来，二者都不能偏废。例如，有些17世纪的出版商目录列举了数百个剧本，⑧ 我们能不能说它们代表了建构戏剧经典的批评努力呢？不能。因为这些出版商目录给出了所有可供出售的剧本，门槛低，范围广，可以称之为专业的、非批评性的列举书目（enumerative bibliography），但肯定不是以优秀为标准、排斥大于收容的经典。因此，不是《缪斯的花园》的引用作品目录，而是《缪斯的花园》整部书包括引用作品目录，建构了一个早期现代经典；因为埃文斯的名单和引文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性标示着优秀的标准。
埃文斯共引用了355部（篇）作品，⑨ 其中将近100部（篇）是由或可能是由莫塞莱出版的。⑩ 而超过90％的莫塞莱作品（88／97）是虚构性的，它们可以分为三类：戏剧（49）、传奇（11）和诗歌（28）。戏剧、传奇和诗歌是莫塞莱在他的出版商目录中使用的体裁划分。他的同时代人威廉·伦敦（William London）在其目录中将“神学书”放在首位，将“传奇、诗歌和戏剧”放在末位，(11) 而莫塞莱的目录经常以“各种历史，及人类知识奇谈”开头，有时以“各种布道文”结束。(12) 在莫塞莱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阿德里安·马里诺（Adrian Marino）所谓“文学世俗化”或“文学人类化”的过程（“文学”这里指“文字作品”）。(13) 莫塞莱有意识地提倡文学性的虚构作品，尤其是戏剧。埃文斯目录中有一半的莫塞莱作品是剧本（49／97），正如他整个目录中有一半的作品是戏剧一样（177／355），(14) 所以埃文斯和莫塞莱建构的文学经典首要地是一个戏剧经典。
戏剧三雄的概念（triumvirate，即莎士比亚、本·琼生、博蒙特与弗莱彻）在17世纪的英国已经是寻常的事物。约翰·德纳姆（John Denham）、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爱德华·菲利普斯（Edward Phillips）、威廉·温斯坦利（William Winstanley）、托马斯·波普·布朗特爵士（sir Thomas Pope Blount）和罗切斯特伯爵（Earl of Rochester）都曾经把三位剧作家放到一起讨论，称之为“幸福的三雄”。(15) 埃文斯引用的177个剧本中，45个是本·琼生所作，36个是莎士比亚所作，41个是博蒙特与弗莱彻所作。戏剧三雄的作品占了全部剧作的将近70％（122／177），他们的作品集都以对开本（folio）的形式出版。对开本在成本上比四开本（quarto）或八开本（octavo）要昂贵，经常用来出版“神学或法学领域的重要作品”。在文学界，“令人印象深刻”的对开本通常标志着崇高的经典地位，(16) 本·琼生（1616）、莎士比亚（1623）及博蒙特与弗莱彻（1647）的对开本可以为证。正如加里·泰勒（Gary Taylor）评论道：“在王朝复辟前的戏剧家中，只有莎士比亚、博蒙特与弗莱彻和琼生的戏剧集在17世纪晚期享有对开本的荣誉。这样的版本证明了那些戏剧家的文化声望；但那一文化声望本身部分源自于17世纪上半期他们的作品集的出版。”(17)
在早期现代英国，戏剧经常因为宗教和道德的原因受到谴责。清教徒排斥剧院和舞台表演，因为它们易变、虚伪。(18) 本·琼生对戏剧和假面剧的短暂性表现出不安情绪。他把他的剧本集合成1616年对开本，一个比脆弱的舞台更为持久的媒体，从而使印刷剧本，而非现场表演，成为最终权威；这样，“戏剧正式地进入文学领域”。(19) 琼生将戏剧的地位和声望提升到我们现在称之为“文学”的地位。
莫塞莱以三种形式出版戏剧书：对开本、四开本和八开本。不同的开本标志着等级不同的经典地位；如上文所述，对开本的文学地位最为崇高。他的戏剧出版事业有意识地推动了英国戏剧经典的建立。1650年代，莫塞莱出版了五位剧作家(20) 的八开本戏剧集，并以四开本或八开本形式出版了他们的单个剧本。正如保利娜·克韦斯（Paulina Kewes）所言：“莫塞莱1650年代出版的八开本戏剧集补充了1616、1623和1647三个对开本表现出来的文学名声和价值的经典等级……而且，莫塞莱的集子实现了相关剧作家的授权，开始了他们个人经典的建立；”(21)“莫塞莱关于内战前戏剧的集合版本的长期意义在于它们的经典建构潜力。”(22)
从1642到1660年，由于清教革命的影响，伦敦剧院被关闭。在剧院被关闭期间，或者说，正是由于剧院被关闭，舞台让位于书页。戏剧不再被观看，而是被阅读。从前去剧院看戏的人现在必须到书铺享受戏剧的快乐。这些历史形势创造出了作为文学体裁或印刷体裁的戏剧，这与剧院体裁或表演体裁恰成对照。路易斯·B.赖特（Louis B.Wright）评论道：“把注意力集中于阅读戏剧是禁止表演的自然结果，它倾向于提升戏剧作为文学的名望。”(23) 或者正如戴维·斯科特·卡斯坦教授（Darid Scott Kastan）所论，剧院关门“可以说甚至保证了戏剧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成功转型……剧本正是在离开舞台，进入印刷媒体之时成为文学”。(24) 埃文斯通过确立已久的札记书这一工具阅读戏剧。戏剧札记书直到17世纪中期左右的约翰·科特格雷夫（John Cotgrave, The English Treasury of Wit and Language，《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1655，莫塞莱出版）和约翰·埃文斯才出现。因此，正是剧院遭到关闭和札记书这一工具的联合力量催生了作为文学体裁的戏剧。
文学在科特格雷夫和在埃文斯那里是如何被表现的？我们以同一个札记主题“青春”（Youth）为例，对两个文选作者的比较表明：第一，科特格雷夫选材的对象局限于诗体戏剧，而埃文斯取材于各种体裁：诗歌（维吉尔和弗朗西斯·夸尔斯［Francis Quarles］）、戏剧（《哈姆雷特》）、散文作品（《阿卡狄亚》［Arcadia］和《圣战》）。第二，科特格雷夫没有标出引文来源，而埃文斯标出来了。第三，两者都以某种方式改变了原文。拼写姑且不论，科特格雷夫改变了约翰·萨克林爵士（sir John Suckling）引文中的两个词及转行，而埃文斯将《哈姆雷特》中的诗行引用为散文。第四，二者都使用修辞手段来描写青春。前者说“受约束的青春”像“一条充满渴望的狗”（明喻）；后者说，青春是“充满花朵的春天”，不像老年或者“秋天的果实”（暗喻）。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表明了经典的文学性。第五，科特格雷夫和埃文斯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了不同作者，二者具有互补性。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莫塞莱委托了两本形式和题目都类似的书，因为它们涵盖的范围不同，实际引文互相补充。札记书引文的不同选择主要是由个人喜好决定的。
埃文斯建构的经典的涵括范围比科特格雷夫要广泛得多，因为在《缪斯的花园》中，传奇和诗歌与戏剧并立。我所谓“传奇的兴起”的概念(25) 意谓17世纪中期左右传奇这一体裁在图书市场上受到广泛欢迎，尤其是译成英文的法国英雄传奇。莫塞莱出版或做过广告的20部传奇中，有10部是法国英雄传奇，5部是大陆传奇（历险传奇或田园传奇）。20部传奇都是译作，这表明传奇是引进体裁，通常是从法语引进的。莫塞莱是特别提倡法国英雄传奇的出版商。17世纪英国共出版了15部法国英雄传奇，(26) 其中10部，或三分之二都与莫塞莱相关联。根据有关学者的分类，(27) 埃文斯征引的传奇作品包括四类：除了法国英雄传奇外，还有锡德尼式传奇、政治性／寓言性传奇和中短篇小说（novella）。
在讨论传奇的翻译时，衣服的比喻一再出现。通常译者对自己作品的态度比较谦虚，而译者的朋友通过衣服的比喻指出译作超过了原文。这样的例子有许多，在此不一一列举。(28) 译作甚至“值得桂冠的荣誉”（《许门的前奏》［Hymen’s Preludia］，L117）。由于桂冠通常用以表彰原创性作品，所以这里译作被提升到了原作的地位。翻译成英文的传奇成为英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莫塞莱在他的出版商目录中经常性地将诗歌和翻译，常常还有戏剧，放到一起，(29) 这表明在出版商那里，译作具有原作地位。从“法国服装”到“英国衣裳”的转换标志着文学移植的发生，它丰富了英国本土文学，为英国文学经典建构做出了贡献。有趣的是，只有译者看到了传奇在转换过程中裸体的样子。
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和罗伯特·巴伦（Robert Baron）——《缪斯的花园》援引了他们——都把他们的传奇作品称为他们头脑的孩子。锡德尼希望他的作品在有限的手稿领域流通，以保证它的安全。锡德尼是一名贵族，受到“印刷即耻辱”观念的影响，(30) 他排斥印刷媒体和作者权。作为对照，巴伦在献辞中大胆声称他的作者权，其作品一旦写成就被印刷出来。在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印刷即耻辱”被克服了，图书市场凯歌高奏。传奇的兴起即得益于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莫塞莱出版了法国英雄传奇《阿塔米尼斯》（Artamenes），称它为“一部高贵有用的作品”，“具有如此多的才智和高贵感情”。(31) 这一严肃文学的态度与锡德尼形成鲜明对照，他称《阿卡狄亚》为“我的这一无聊的作品”，“无非是经过无足轻重处理的小玩意儿”（sigs.A3,A3[V]）。虽然锡德尼的立场可以解读为谦虚的惯用语，但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传奇是长期以来因为不道德而遭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诋毁的体裁。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主要由于市场的作用，评价传奇的气候的确在17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莫塞莱采用文学术语来分析《阿塔米尼斯》：“比起其他作品来，其情节更深刻，转折变化更经常，辩论争论要激烈得多”；他还为书中的“从中间开始”的史诗技巧（in medias res）辩护。(32) 显然，在莫塞莱看来，《阿塔米尼斯》是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不再不道德或荒谬可笑。大约17世纪中期时，正如安娜贝尔·帕特森（Annabel Patterson）所说，“传奇本身开始被重新定义为严肃的”。(33)
锡德尼《阿卡狄亚》的声望本身也有助于将传奇提升到文学的地位。《阿卡狄亚》被锡德尼的同时代人和后来的时代视为严肃的作品。在17世纪，正如帕特森所言，“《阿卡狄亚》是如此繁荣，以至于它几乎成为它自身的体裁”，(34) 即锡德尼式传奇。早在1588年，《阿卡狄亚》尚未进入印刷媒体时，它就和古典作家如荷马和维吉尔等人一起，在《阿卡狄亚修辞》（The Arcadian Rhetorike）中得到摘引。把锡德尼和荷马、维吉尔放置到一起的效果是将《阿卡狄亚》作为高等的文学作品经典化。《阿卡狄亚》长期以来享有的声望帮助了埃文斯和莫塞莱在《缪斯的花园》中将传奇经典化。
传奇作品在札记书中被摘引后，产生了巨大变化。句子脱离了上下文，而被置于札记主题之下。传奇的有机体被解剖为残肢断臂，散落在札记主题下，等待着在新的上下文中得到应用。札记书将文学文本转化为修辞碎块，结果使得传奇失去了许多固有的特征，例如情节。札记书将文学视为词语，把文学简化为语言。这一语言—修辞的简化取消了体裁特征。文字取代、置换了文学性，但与此同时，文字中又保留了不少文学性。总而言之，《缪斯的花园》中传奇的兴起不无歧义。埃文斯建构的早期现代传奇经典，以及戏剧经典和诗歌经典，是一个被札记化、修辞化了的经典。
《缪斯的花园》的第一页（Folger MS V.a.75）上面有17世纪的手迹，将它称为“新帕纳塞斯山”。(35) 这一说法将《缪斯的花园》置于《英国的帕纳塞斯山》 （England’s Parnassus）的传统之中。后者由罗伯特·阿洛特（Robert Allot）编纂，1600年出版，我们可以把二者进行简要比较。《英国的帕纳塞斯山》和《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都是印刷的札记书，而《缪斯的花园》是计划要印刷的札记书。如果说《英国的帕纳塞斯山》建立了一个诗歌经典，《英语妙语和语言集锦》建立了一个戏剧经典的话，那么《缪斯的花园》则建立了一个包括各个门类的综合经典，首要的是戏剧经典。
根据莫塞莱为《缪斯的花园》所做的广告，这本书不仅包含文学，还包括哲学、历史、宇宙结构学等等。它的里面“贮存着最优秀的语言和学识花朵”。语言位于学识之前。文学位于学识的中心；戏剧位于文学的中心；戏剧三雄是戏剧的中心；最后，莎士比亚是戏剧三雄的中心。这些同心圆很好地描述了埃文斯和莫塞莱建构的文学经典。
埃文斯－莫塞莱经典具有社会功能。《缪斯的花园》中充满了各式各样雄辩的表达，能够帮助人们培养口才。因为，正如《恭维学院》（The Academy of Complements）的编者菲洛缪休斯（Philomusus，意谓“爱缪斯的人”）所言，“毫无疑问，口才是有资格人士的主要部分”。的确，一位现代学者，汉娜·H.格雷（Hanna H.Gray）称“追求雄辩”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唯一主要特征”。(36) 《缪斯的花园》的教育功能就像训练口才的恭维学校，正如詹姆斯·雪利（James Shirley）的剧本《恭维学校》（The School of Complements,1631）所表现的那样，其服务对象是意图“吸取雄辩之蜜” （sig.E4）的学生。《缪斯的花园》行使着恭维学校的功能，提供了向上进行社会流动的机会。除了教育的社会功能外，《缪斯的花园》肯定有快乐的因子在内，尤其是在丰饶的概念（copia）中。札记书的丰富引文仿佛提供了语词的盛宴。《缪斯的花园》广泛的丰饶性意在教诲，也意在娱乐。这正是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所论述的文学目的。(37)
埃文斯和莫塞莱对英国文学的倡导有很强的政治性。首先，他们建构的早期现代文学经典是男性的。这一经典中唯一一位女作家，马德莱娜·德·斯屈代里（Madeleine de Scudéry），是由一个男人翻译的，而且作者被错误地呈现为男人，“法国那位有名的智者，德·斯屈代里先生”。女性化的传奇体裁被男性化了。这一事实突出了埃文斯－莫塞莱经典的男性性质。另外，这一经典还是保王主义的，因为它包括了三部内战期间出版的坚定的保王主义作品：托马斯·皮尔斯（Thomas Pierce）的《新生》（Palingenesia），马丁·吕琳（Martin Lluelyn）的《人的神迹》（Men-Miracles）以及詹姆斯·豪厄尔（James Howell）的《选举，或一首君王诗》（“The Vote，or a Poeme Royall”）。埃文斯在札记主题“国王”（Kings）和“反叛者”（Rebells）下面的引文也表明了他的保王主义和反对叛乱的政治立场。莫塞莱的两个出版物，1647年的博蒙特与弗莱彻对开本和威廉·卡特赖特（William Cartwright）1651年出版的《喜剧、悲喜剧及其它诗歌》，都包含了保王主义美学。
三大文学体裁——戏剧、传奇和诗歌——构成了355部（篇）作品中的大部分，埃文斯之完全排斥布道文和强烈的文学倾向使得《缪斯的花园》成为英国文学经典建构历史上的早期里程碑。埃文斯通过札记化，将英国文学文选化，进而经典化。出版商和编纂者共同建构了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经典。笔者认为，手稿的媒介和札记书的体裁是文学接受和经典建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阶段，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它们的忽视应该得到弥补和纠正。对手稿札记书《缪斯的花园》的研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丰富我们关于早期现代经典建构和早期现代文学文化的认识。
注释：
① Hao Tianhu,“Hesperides,or the Muses’ Garden and its Manuscript History”,in The Library,7th series,10.4(December 2009):372－404.
②(31)(32) 参见John Curtis Reed,“Humphrey Moseley,Publisher”,in Oxford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and Papers,II.iii(1929):59－142,整篇文章，95/93－94/95页。
③ 例如，Jonathan Brody Kramnick认为，英国文学经典的定型期是在18世纪中期。参见他的Making the English Canon:Print-Capitalism and the Cultural Past,1700－177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④⑥ Jan Gorak,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Canon:Genesis and Crisis of a Literary Idea(London:Athlone,1991),p.9,p.29.
⑤⑦ Trevor Ross,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iterary Can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8),p.23,p.23.
⑧(12)(29) W.W.Greg,A Bibliography of the English Printed Drama to the Restoration(London: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39－1959),4 Vols,III.1320－1356,III.1170－1181,III.1170－1180.
⑨ Folger MS V.b.93书后的引用作品目录实际上列举了351部（篇）作品；Folger MS V.a.75共列举了302部（篇）作品，其中有4部（篇）不见于Folger MS V.b.93。所以综合两个版本，《缪斯的花园》共引用了355部（篇）作品。
⑩(15)(28) 参见Tianhu Hao,“Hesperides,or the Muses’Garden:Commonplace Reading and Writing in Early Modem England”,博士论文，哥伦比亚大学，2006年,附录五，133－134页，150－151页。
(11) 参见William London,A Catalogue of the Most Vendible Books in England(London,1657)。
(13) Adrian Marino,The Biography of“The Idea of Literature”from Antiquity to the Baroqu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trans.Virgil Stanciu and Charles M.Carlton,p.149.
(14) 作为对照，威廉·伦敦的《目录》中有大约一半的篇目是“神学书”。
(16) David Scott Kastan,Shakespeare and the Boo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51,p.50.
(17) Gary Taylor,Reinventing Shakespeare:A Cultural History,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Present(New York:Weidenfeld & Nicolson,1989),pp.31－32.
(18)(19) 参见Jonas Barish,The Antitheatrical Prejudi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第4章和第5章，138－139页。
(20) 这五位剧作家是：James Shirley,Richard Brome,Philip Massinger,Lodowick Carlell,Thomas Middleton。
(21) Paulina Kewes,“‘ Give me the sociable pocket-books...’:Humphrey Moseley’s Serial Publication of Octavo Play Collections”,in Publishing History 38(1995):5－21,p.10.
(22) Paulina Kewes,Authorship and Appropriation:Writing for the Stage in England,1660－1710(Oxford:Clarendon,1998),p.184.
(23) Louis B.Wright,“The Reading of Plays during the Puritan Revolution”,in Huntington Library Bulletin 6(1934):73－108,pp.107－108.
(24) David Scott Kastan,“Performances and Playbooks:The Closing of the Theatres and the Politics of Drama”,in Reading,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eds.Kevin Sharpe and Steven N.Zwick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76,p.180.
(25) “传奇的兴起”是一本书的名称，探讨中世纪时传奇这一文学体裁的兴起。参见Eugène Vinaver,The Rise of Romance(Oxford:Clarendon,1971)。
(26)(27) Paul Salzman,English Prose Fiction 1558－1700:A Critical History(Oxford:Clarendon,1985),pp.360－361,pp.355－378.
(30) “印刷即耻辱”这一概念最早是由J.W.Saunders提出来的。参见他的文章“The Stigma of Print”,in Essays in Criticism(April,1951):139－164。
(33)(34) Annabel Patterson,Censorship and Interpretation:The Conditions of Writing and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adison,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160,p.171.
(35) Gunnar Sorelius,“An Unknown Shakespearian Commonplace Book”,in The Library5th ser.28(1973):294－308,p.298n.
(36) Hanna H.Gray,“Renaissance Humanism:The Pursuit of Eloquence”,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1963):497－514,p.498.
(37) 参见菲利普·锡德尼：《为诗辩护》，钱学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14页：“模仿是既为了怡情，也为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