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学术人物平野健一郎 探索国际关系的新视角——平野健一郎和他的国际文化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野论文,一郎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本期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平野重视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现象，主张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当今世界。他提倡国际文化理论也是对传统的国际关系学方法论的批判和挑战。
初期的国际关系学理论，基本上归属在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范畴。190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顿尼希教授撰写的《在东方形势影响下的19世纪末的世界政治》被西方学者公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国际关系专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学说逐渐系统化、理论化，开始同各种学科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理论一直在西方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称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学科能够象国际关系学研究那样，会被美国政治家伯纳德·巴鲁克誉为是对生者与死者之间的选择产生如此影响的学科。”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日趋成熟。但是，纷纭多变的国际形势也使它原有的理论框架落伍于时代，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因此，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健全其理论体系，始终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课题。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所以从它一开始就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偏重于国家利益的特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西两大阵营出现后，这种特征尤为突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只注重权力政治、势力均衡和国家利益，只重视研究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而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现象的存在熟视无睹。平野对此困惑不解。他感觉到，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中，除了上述三种关系以外，至少还存在着文化关系。而且，文化关系（现象）并非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其生活方式。他认为，正是文化规定了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形态。因此，忽视文化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完整的。文化不仅不是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法律的多余部分，反而恰恰是文化包容了一切。他指出，所谓国际文化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关系；二、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三、国际性的文化关系；四、国际文化。国际文化理论就是研究上述文化现象与文化关系的学问。因此，它应该、也必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平野试图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构筑起一套独为一体的有关国际文化理论的体系。
那么，他的国际文化理论究竟包括了哪些内容呢？平野在1996年出版的《国际文化理论》中，集中阐述了下述问题：(1)文化基础论；(2)异文化之间的关系；(3)普遍性与特殊性；(4)行为主体的文化结构；(5)交涉形式论；(6)文化与文明；(7)多文化主义；(8)文化摩擦论；(9)异文化的理解与误会；(10)文化交流论；(11)涵化理论；(12)技术转让论；(13)人口的国际流动；(14)国际交流论；(15)国际文化论；(16)地球文化论。
限于篇幅，我无法就每个问题做详尽的说明。但是，从这些标题足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体系，一种多么崭新的思路。对国际文化的诸多现象，作者列举并分析了很多具体的事例，做出了有见地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实感和概括，娓娓道来，意味深长。
作者开门见山地指出，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文化理论体系，必须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需要掌握不同于传统文化论的分析方法。传统理论的考察对象是存在于单一社会中的文化的生成和变化，而今天我们是以各种文化社会的并存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去研究这些社会之间的文化关系。平野借用日本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有关文化的定义，把研究文化的内在以及外在的变化、文化之间的比较、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其主要内容，强调国际文化理论其实是研究国际社会中异文化关系的理论。由于“所谓文化是人们为了在环境中生存、创造、继承和发展的城垒”，由于过分强调自我文化，必然会排斥不同文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以，平野主张尊重异文化，理解异文化，研究异文化。基于这种认识，作者把新生的国际文化理论同它所依附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截然分开。对异文化的尊重，说到底是对他人的尊重。这个宗旨可以理解为平野内心世界的表白，也是他的国际文化理论的出发点。
早在1976年，平野就写出了题为《作为文化关系的国际关系》的论文，讨论了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和未来。这在日本是最早涉及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的文章，也是平野探讨国际文化理论的尝试之作。
在这篇文章中，他用国民国家的观点把国际社会中的文化交流史分为三个阶段。即：一，前国民国家时代；二，国民国家时代；三，后国民国家时代。他具体论述了文化交流在各个时期的形态、特征和意义。他的主要观点是，18世纪的欧洲革命使国民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行为主体。进入19世纪下半叶，国民国家体系遍及世界，从而文化因素在国际交往中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国民国家依靠文化的共性而形成，因此，在多数的国民国家之间的交往中文化的色彩则日益浓厚。
尽管在当时，由于作者过于注意其三个时期的划分，而未能详尽地讨论关于行为主体的文化结构。但是，他对文化交流的形态、目的、主体、媒体、意识以及国际社会的结构所进行的分析颇有新意，时过二十年之久，仍给人们以启示。平野在近期的文章中，修正了他当时过分强调国民国家的看法，指出国民国家作为主体而独自扮演主要角色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以往，人们强调国民性，认为国民性是国际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但是在今天，大多数学者早已对这种隶属于某个集团的、个人性格中的“国民性”失去了兴趣，研究的焦点集中到“个人”。同这个命题相关的是国际文化理论中对文化与文明的定义。平野在批判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时，着重分析了两者的关系。
文化摩擦论是国际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平野把它作为讨论国际文化关系的主干，同时论及了由此而派生的五个问题。文化摩擦是因文化不同而引起的误会、偏见、纠纷、摩擦和矛盾等争执现象的总称。据作者讲，文化摩擦一词源于日本，是1977-1978年日本文部省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的产物。这个集中了日本各个学科上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科研项目先后历时两年，出版了十一卷本的研究成果，曾在日本轰动一时。这是日本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大事件，被誉为跨学科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创举，开日本学界进行文化摩擦研究之先河。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世界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卫藤沈吉担任了这项共同研究的代表，平野是秘书长，负责全盘的学术协调，自始至终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项共同研究是平野学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只要对他的著述略加整理，就不难发现文化摩擦论所涉及的问题，他都曾在不同的时期发表过专论，进行过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对此，可举例如下：首先，在日本最初把文化交流纳入国际关系理论范畴加以论述的是1982年平野同卫藤等人合著的《国际关系论》。其次，两年后，他的《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交流》一文问世。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日文为《中国的近代化与知识分子：严复与西洋》。80年代中期以来，平野围绕“人口的国际移动”、“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和“国际社会中的民族集团”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些论著从宏观到微观，先后跨越几个时代，紧紧扣住民族、国家、文化、时代和人这一主题。他那独特的问题意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处处迸发着思想的火花。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均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失为论述国际文化理论的力作。
（二）
国际文化理论是时代的产物。它所讨论的问题都与今天的国际社会紧密相关，这也正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20世纪指日即逝。这是个给人类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充满了血与火的世纪。也是热战与冷战交替，绝望与希望并存的世纪。任何一个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人，当他每一次翻开记录本世纪中战争与和平的档案或面对至今仍纷争不息的世界局势时，总会久久地陷入痛苦的思索。国际关系学就是这样一门历史与现实如此密切相关的学科，是一门力图破解战争与和平之谜，期望早日实现世界大同的学科。但是，这又是一门新生的、尚需发展成熟的学科。国际关系学注重现代--在这里，它把自己同历史学区别开来。因为国际关系学触感着时代的脉搏，从今天世界上的对立和差别、国际间的正义和背义，来探讨和究明南北问题、民族纷争、贫富差别。通过溯其根源，来寻找消除对立，走向共生的答案。
文化关系理论在国际文化理论中占举足轻重的位置，它触及的是一些现实社会中十分敏感的文化现象。因此，平野十分注意观察社会上的动向，并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力图通过对文化背景的把握，搞清实质，揭示出时代的特征。在一段时期里，平野针对日本国内流行一时的所谓“单一民族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过激的排外情绪，尖锐地指出，日本人对原住民、少数民族和居住在日本的外籍人的态度反映出一种狭隘的文化意识，这种文化的封闭性来自于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的错误认识。在世界已进入一个多文化主义或文化多元的今天，再固守这种与时代背道而驰的文化观是毫无出路的。
平野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所进行的批判，也反映出他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
1993年，亨氏的《文明的冲突》问世，引起了国际上广泛的争论，平野撰长文驳斥了亨氏混淆文化与文明的关系，对国际社会所做出的荒唐的预测。他指出，在人的集团与集团之间发生争端时，存在着可称为“文明间的争端”的争端，而且，这类争端今后还会增多。只要社会的个人属于各个不同的文明圈，就不可能发生亨氏所说的那种争端（按照强制性的逻辑而编撰的）。实际上，亨氏所列举的“文明的冲突之事例”几乎都是国民国家之间，或都是民族集团之间的争端。平野认为，亨氏的错误首先在于用文明的尺度考察人的集团关系。他主张“以文化而不是文明的基轴来考察人的集团关系，换言之，从微观而不是宏观的角度来认识人。并且如果以此来分析历史和当代世界的话，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微观的视角不仅不会把世界变得支离破碎，相反会有助于获得对世界的整体认识”。
平野认为，文化是一个包含文明的概念，文化是由无数文化要素构成的系统。亨氏论及的语言、历史、宗教、生活习惯、制度应该看作是组成文明的几个主要成分。其实，这些就是通常被称为文化的要素群。按照历史阶段来说，当由人所构成的集团从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时，这些文化要素的确会发生变化，伴随着集团之间的接触与交涉而发生文化接触，由此也会带来文化要素的变化。当然，不是进入了亨氏所指的文明（圈）的阶段时，上述的要素（文化）就全部会转变为“文明的要素”。对于处在任何一个阶段的集团而言，应该说，文化要素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文明的要素，所以把这些围绕文化要素发生的争端统统看成为文明的争端是错误的，也是不明智的。在众多的反驳亨氏的文章中，平野从比较文明与文化的高度，抓住了文明冲突论的症结，其观点新颖，立论扎实，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而且，更重要的是，平野教给了人们从文化的角度认识国际社会的方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界的重视。
在谈到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平野说，如果以国际文化理论的观点来展望国际关系的变化时，不难预料人权问题一定会成为今后争论的热点。这是因为文化是将个人与集团、个人与国家串联起来的纽带。一九九四年春，当人权问题成为日本学界最关注的话题时，平野也积极地加入了这场争论。在当年引人注目的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年会上，平野就人权问题做了专题报告，论证了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指出人们对人权的认识反映了其对异文化的认识。
他说，“人权是人的生存权利，其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不同坐标上的纵向关系，而纵向关系上的基本问题是人权问题。如果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种文化关系的话，人权问题必须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平野认为，在纵向关系上处于相互竞争的特定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就人权问题发生冲突时，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人权究竟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普遍的，还是特定的国家和社会所固有的、特殊的。这同时也是围绕人权是人类普遍文化还是特殊文化的争论。基于这种认识，平野又组织了不同学科的学者和专家，对亚州的人权状况进行了为时三年的实地考察。其结论是，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选择欧美式的人权，还是选择亚州式的人权，而是在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
从平野对人权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国际文化理论分析的对象是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侧面，但实际上，它探索的是深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思想要因，关心和追求的是对人的尊重。这也是贯穿其理论体系的主线。
（三）
任何一个思想家的理论体系，总是有其深厚的、连贯的学术基础的，平野也不例外。他开拓国际文化理论是同他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长道路分不开的。
平野1937年出生在日本，196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论专业。同年考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受教于卫藤沈吉的门下。两年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拜研究中国问题泰斗费正清为师，学习国际关系理论和文化人类学，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以《日本在“满洲”1904-1931》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7年回国，1970年执教于东京大学至今。他是日本国际关系学者中最早留学美国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也是费正清门下的为数不多的日本学者之一。他先后三次赴美学习达6年之久。作为一个亚洲人，作为一个日本人，留美生活使平野一方面有机会接触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学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使平野亲身感受到欧美学界里中国研究方法论上的缺陷和问题。
回国后，他一边积极地翻译国外的最新学术成果，一边注意介绍欧美学界的情况。同时，更注意在批判中吸收、思考和构筑自己的国际文化理论体系。他在从事研究、教学的几十年中，不满足于现存的方法论，苦苦挖掘这门学说因依的时代问题，穷究国际关系的本质。我感到，这门新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平野公开宣布这是求索人类理解、争取世界和平的学问。平野在80年代初就反复强调，阐述国际社会的历史结构和本质，开拓“创造和平的国际社会的”知识的前沿阵地，是时代赋予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如此执著地肯定国际关系理论的和平性，与平野深刻反省和批判日本对中国和亚洲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不无关系。
平野出生那年，正是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侵略的一年。如何认识战争，是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正视并予以回答的问题。平野的态度是鲜明的。1985年7月，在东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平野说，我是“七七事变”那年出生的，我之所以选择中日关系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战争，绝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致力于变反省战争的心情为学术的内容，变渴望和平的思想为国际文化理论的形式。他力图从文化的层次上剖析日本侵略中国的原因。他发现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一边模仿欧美，一边以向中国介绍西方近代化经验为名，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因此，他期待在新的国际交往中超越个别的文化现象，创造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同的新型文化，进而促进国际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际关系学科登入社会科学殿堂时日尚浅，它的研究对象则是拥有190个以上独立的国家和地区的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国际社会。和其他学科相比，真正优秀的国际关系学者既要真实地解说过去，也要客观地分析现在，同时还必须精辟地预测未来。但这实在是太困难了。
长期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理由，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力量十分薄弱。尽管在过去的十来年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当年老一代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不够满意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因此借鉴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某些方法“下功夫来好好研究，根据其本身的价值加以取舍，以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学”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的工作。
正鉴于此，我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考察和借鉴，应在积极翻译、介绍的同时，更多地注意了解学界新动向，努力吸收最佳的学术成果。因此，介绍平野健一郎以及他所创建的国际文化理论，便具有双重的意义。当然，国际文化理论并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尚需要进一步地修改和充实。我不敢断言平野的国际文化理论通篇都是真知灼见，但是，我敢说，这个学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它充满了作者对国际关系的深刻思考，名副其实地成为解读本世纪和下一个世纪人类文化社会的最佳读本。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平野一定会把一部相对完整的、有关国际文化理论的大作摆在人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