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中印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印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都被国际社会认为具有在新世纪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巨大潜力。在亚洲地区，中印两国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心，且互为重要邻国。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地区大国的重要性日趋突出。它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可以形成战略力量的不同组合，从而对国际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今后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不仅关系到两国边界局势的稳定和各自经济建设的进程，还影响着21世纪整个亚太地区的战略态势以及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一
自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应邀正式访问中国以来，中印两国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外交、经贸、文化乃至军事等方面的关系不断改善和发展。但由于中印两国之间芥蒂犹存，双方关系的发展水平与其在亚洲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很不相称，远未达到应有的密切程度。坦率地讲，目前的中印关系尚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
在政治关系层面，中印两国国家元首自建交以来首次在20世纪90年代成功互访。1996年11月底，江泽民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一致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就双方保持高层往来、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加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支持等达成广泛共识。与此同时，两国议会领导人、政府首脑、部长级官员以及政党之间的来往也有所增加。但是，在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前后，其政府高级官员为推卸破坏核禁试责任而不惜损害中印关系的言行，充分暴露了中印政治关系脆弱的一面。
在经贸关系方面，中印两国在90年代初正式恢复边境贸易（注：中印双方于1992年在中国西藏普兰和印度北方邦贡吉正式恢复边境贸易，1994年又在中国西藏久巴和印度喜马偕尔邦南加增开了一对边贸点。2000年7月，中印双方决定在两国边界增设边贸点，以促进边境贸易。参见《印度快报》2000年7月23日。），双边贸易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1991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2.64亿美元，经过10年发展，到2000年已激增10倍，达到29.1亿美元，占同年中国与南亚8国（包括阿富汗）贸易总额56.78亿美元的51%以上。（注：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的相关网页统计。）然而，作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贸易总量不断扩大的两个近邻，中印之间的这点贸易额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尚不到两国对外贸易总额的0.6%。此外，两国之间互相投资、兴建合资企业等均为数不多，涉及农业、生物、医药、电子、材料、环保等项目的技术合作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简而言之，中印双方目前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水平与两国的经济规模不成比例，尚有巨大的潜力有待共同开发。
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中印两国国防部长自建交以来在90年代首次实现互访，双方三军高级将领以及海军舰只也开展了互访或其他交流活动，使两军之间的交流提升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2000年3月，两国外交部正式启动两国之间的安全对话，定期就国际、地区安全形势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在中印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中，这种高层次的安全对话尚不多见。但另一方面，对于中印两国这么两支相邻的庞大军队而言，目前军事交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不足，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军事合作了。尤为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威胁论”似乎在印度仍然有其市场。今年5月31日，印度国防部公布2000-2001年度报告，认为中印两国的核力量极不平衡，中国占有极大的优势，并特意指出“印度所有主要城市均在中国导弹的射程之内”。（注：《印度斯坦时报》，2001年6月4日。）不知是纯属巧合还是故意做出的安排，恰恰就在同一天，印度国防部长在向议会国防顾问委员会通报情况时宣布，政府于当日正式批准开发远程导弹系统的计划，而业已开始“限量”生产的中程弹道导弹不久将可装备部队。
此外，自9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根据双方签署的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制订了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举办中国或印度文化节、文化周、电影节等，从而推动了两国人民在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卫生、宗教、广播、旅游、新闻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其中，1994年中国举办的首届“印度文化节”历时2个多月，遍及中国18个城市，印方派出包括官方代表、10个文艺团组在内的140多人大型代表团访华。但是，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次数来看，这样的交流活动仍十分有限。
二
目前中印关系趑趄不前的原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缘由，也有地缘政治以及彼此缺乏信任等因素。其荦荦大者如下：
其一，边界问题悬而未决。自1988年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一直定期举行会谈并取得一定进展，而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争端，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业已成为双方的共识。目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中方强调“互谅互让”应成为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并说明“互谅”就是要尊重历史，也要照顾现状，还要考虑两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互让”就是彼此都要做一些让步。（注：《人民日报》，1991年12月8日。）但印方由于国内政治牵制等原因，在“互让”方面似乎仍难以做出政治决断，其最终解决尚需假以时日。然而，中印之间的边界争端涉及两国重大国家利益，牵动着双方人民的民族感情，其久拖不决显然不利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入发展。
其二，西藏问题的长期干扰。印度政府一再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承诺决不允许达赖集团利用其领土从事反华政治活动。然而，达赖集团在印度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并炮制所谓“西藏宪法”，定期召开“人代会”，公然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多年来，印度还不时有人公开鼓吹西藏独立，企图使西藏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注：前印度人民党副主席马尔甘尼不久前竟然声称，“凡是有头脑的印度人都不能（在理性和感性上）接受西藏属于中国”，并表示“在思想、感情上很难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参见香港《中国评论》，2001年3月号。）对此，印度的有识之士纷纷批评印度政府违背承诺、允许达赖集团在印进行反华活动的做法，并且认为如此纵容分裂邻国的种种活动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注：印度《前线》杂志，第17卷第18期，2000年9月2日-15日。）曾经担任印度商业部长的斯瓦米先生也在2000年9月撰文指出，印度政府口头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行动上和公众场合中的表现却好像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注：印度《前线》杂志，第17卷第18期，2000年9月2日-15日。）众所周知，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属于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不容他国或外部势力干涉。印度方面在西藏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不能不影响到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其三，彼此（尤其是印方对中国）缺乏了解和信任。1962年爆发中印边界冲突后，两国互相敌视多年，长期存在隔阂，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沟通和了解。因此，惟有通过双方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增信释疑，慢慢化解彼此间的猜疑和不信任。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近年来，随着中国坚定而稳步地走向世界大国，其经济、安全等利益以及战略影响也在相应扩大。在此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国家甚嚣尘上，并在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蔓延开来。由于冷战后中印关系有了较大改善，印度不再把中国看作是现实威胁，但一些印度人士或是出于误解，或是出于别有用心，从战略上仍视中国为“主要的潜在威胁”。他们危言耸听地宣扬中国一旦发动核打击，将使印度“首都新德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注：日本《每日新闻》，1995年3月12日。）还将中国与巴、孟、缅等印度邻国的密切关系视为对印度安全和战略利益的威胁，甚至认为中国是在从陆上和海上构筑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圈”。（注：参见新加坡《当代东南亚》第16卷第2期，1994年9月。）鉴于此类印方人士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言论无疑会毒化中印关系的气氛，不利于两国和睦相处，并给其政府对华政策带来消极影响。
其四，中印之间的利益交融程度不深。从理论上讲，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和近在咫尺的邻国，中印之间的利益交汇点和共同点应当远多于分歧和问题。但如果从政治、经济、贸易、军事、安全、科技等领域考察，目前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却远未达到相应的程度。例如，在高科技方面，中印两国本来各有千秋，如能在空间、核能、生物、医药、计算机软硬件等领域加强合作，可以取长补短，携手并进，并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但在这方面的实际进展却很难令人满意。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两国长期以来在经贸、科技等领域都将重点都放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上，而这一点已成为双方关系发展仍较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印两国也没有面临相同的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胁，需要共同对付。由于国家之间的关系走向主要受双方国家利益的驱动，上述状况显然阻碍了中印关系向更深层次发展。
三
由于存在着上述一系列不利或不确定因素，中印关系要在近期内实现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尚有一定难度，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但总的来讲，在新的世纪里，中印友好合作前景广阔，两国关系有望保持稳定并继续向前发展。
首先，正如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明确地指出的那样：“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注：《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页。）其实，中国在21世纪所致力于实现的三大目标（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表明，中国不可能处心积虑地要去“威胁”印度。令人欣慰的是，早在1999年6月印度外长辛格访华时，中印双方已确认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提是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基础是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度总统纳拉亚南2000年5月访华后，中印关系已重新走上睦邻友好的道路。
其次，在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边界问题上，自1988年以来，两国副外长级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已举行12轮会谈，通过和平友好的方式协商解决这一问题业已成为双方的共识。两国政府还分别在1993年和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使上述地区多年来相安无事，也为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气氛。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时，中印双方决定加快核实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的进程，并且已在同年11月就争议面积最小的中印边界中段交换了实际控制线的地图。
第三，中印两国互为重要邻国，都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任务，都在致力于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赛，需要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况且，新世纪的大国关系仍然错综复杂，既有相互竞争，也有合作乃至互相借重。对于中印两个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近邻来说，双方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很清楚：“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印之间的龃龉，只能让其他大国“渔翁得利”。
第四，中印经贸关系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前景看好。中国入世后，两国相互关税将大幅降低，非关税进口限制减少，市场更加开放，贸易的互补性与互惠性也将得到充分体现。这必将促进中印两国贸易额的迅速增加，双方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据印度联邦出口组织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估计，到2002年，印中贸易额将达到40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38%。（注：《印度斯坦时报》，2000年10月7日。）在经济技术方面，双方进行合作的潜力也很大。例如，印度信息技术部长认为，中印双方如能在开发计算机软件和生产计算机硬件方面加强合作，便可“携手闯遍天下”，在世界市场上显示出极为强大的竞争力。（注：《华尔街日报》，2000年8月15日。）
最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在有关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南北关系、人权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存在着不少重要共识。双方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应当而且也需要互相支持与合作。
当然，在新世纪里，也难免会出现一些影响双边关系的新问题。以经贸问题为例。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往来中，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关各方既有大量互利互惠的良机，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前一个时期，印度人民党的一位领导人、印度工业组织以及一些制造业厂商扬言，由于中国玩具、锁具、运动鞋和自行车等廉价商品大量销往印度，印度厂商的利益已经受到了损害，有的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所谓“中国人的第二次入侵”，表示不能忍看其“工业遭殃”。（注：参见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月9日;《今日印度》，2000年12月11日。）不久前，印度商工国务部长在班加罗尔宣布，印度将对来自中国的300种“敏感”商品实施严密监控。随着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这一类争议有可能成为双边关系中的新问题。
此外，中印关系的发展还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2000年3月克林顿南亚之行前，一位美国重要人士公然宣称：如果克林顿的印度之行未能改善美印关系，那么中印之间将建立较好的关系，从而“给华盛顿带来有害的后果”；但如果他访印取得成功，中印在重建友好关系方面“就不会走得很远”。（注：《芝加哥论坛报》，2000年3月16日。）今年4月上旬，印度外交兼国防部长辛格访问华盛顿。此后，美印关系互动引人瞩目，战略合作明显加强。最近，美国防部长声称，“由于中国的国体、面积、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以及他们对自身的认识”，美国“需要一大批国家齐心协力才有望约束或影响它的行为”，（注：《华盛顿时报》，2001年7月25日。）从而暴露了它把印度当作制约中国的重要战略筹码的意图。因此，如何排除国际上不利因素的干扰，真诚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共同建立面向未来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业已成为中印两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四
中印两国和睦相处，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的需要。尽早建立以合作为基调和长期稳定的中印关系，不仅符合印度、也符合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和安全利益。因此，中印双方如何把握机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进一步推动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是新世纪两国重要的外交课题。据笔者观察，中印双方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高层互访，使其逐步实现定期化和机制化。当前，由于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和中日韩的10+3会晤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存在，中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每年至少会晤一次。这种高层会晤有利于双方加强沟通，及时发现和解决双边问题，推动国家间关系不断发展。然而，中印两国政府首脑已近8年没有访问过对方国家。显然，与其他大国和周边国家相比，中印两国在这一方面落在了后面。令人欣慰的是，应印度政府邀请，明年初朱镕基总理即将正式访问印度。总之，中印两国需要高瞻远瞩，尽早探索高层互访的定期化和机制化问题，以进一步密切两国政治关系，将中印关系的发展推向新的阶段。
2、避免摩擦，加强沟通，增进信任，为中印关系发展创造良好气氛。印度一些人士将中国国防现代化、中国的核力量以及发展同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等，看作是对印度及其在地区利益方面的威胁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边界战争以来印方对中国的长期担心和疑虑。目前，妨碍中印关系深入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双方缺乏了解和信任。因此，中印双方在今后的安全对话中应坦诚相见，增加军事领域的透明度，将重点放在消除疑虑、增进信任上。
3、增加双方议会、政党和民间的交流，为今后顺利解决边界问题打好基础。在印度，1962年边界冲突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社会各阶层较普遍地接受了当年尼赫鲁政府和印度议会有关边界冲突的观点和立场。印方要做到按“互谅互让、相互调整”的精神来解决边界问题，需要一个全社会形成基本共识的转变过程。这就需要中印双方拓宽接触面，加强各层次的交流，开展各种合作，通过增信释疑，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应邀访印，双方决定在中国全国人大和印度议会分别成立中印和印中友好小组；9月，中印名人论坛首次会议在新德里举行，双方就两国在教育、经贸、科技和环保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不少共识。此外，双方政府还可鼓励两国地方上结成友好省市，同时配合搞一些较大的经济合作项目，以扩大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减少国内政治因素对中印关系正常发展的干扰。
4、加强经贸、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快速增长，且均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经济上也有较大的互补性。因此，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均有利可图，对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也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两国有关机构似可采取措施，如改变中印贸易通过第三方（如新加坡和香港）进行的不正常状况；开辟空中和海上直接航线；鼓励以多种贸易方式，在两国开拓新的合作领域；适当增加对对方的投资；以及建立更多的合资企业等。
在21世纪到来之际，中印两国国家元首举行了会晤。江泽民主席以“登高望远”的气概，就发展新世纪的中印关系提出了具体意见；印度纳拉亚南总统也明确指出，“印度和中国在新的世纪进行合作是历史的必然”。（注：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6月7日。）圣雄甘地在很久以前就憧憬着中印友好关系的来临，盼望“印度和中国携起手来一道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注：申健：《出任驻印度大使的前前后后》，载《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0页。）我们坚信，中印两国只要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发展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和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那么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圣雄甘地的遗愿在21世纪就一定能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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