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知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基于CSS2015数据的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研究
程 圆 健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6)
[摘 要] 以往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结构层面来考量不同因素对某一单独群体的政府信任度影响，忽视了微观层面的主观要素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性表现。本文利用CSS2015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分析的方法，以乡村居民为参照对象，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影响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度的作用机制，发现当前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具有显著差异，农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城市居民；回归结果表明，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其中，城乡收入、城市居民的年龄与政府信任呈U型相关，社会公平感知变量对政府信任影响最大。以上三个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还表现出一定的城乡差异。
[关键词] 政府信任； 住房； 社会经济地位； 公平感知； 城乡居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处于渐进转型状态，政府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发生变化，政府内部的管理、行政权力的使用、机关人员的思想观念、以及政府绩效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突出，在此过程中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发生了以下的变化：一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存在差别，尤其是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正日趋降低[1]；二是从纵向来看，个人或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存在差序化，即从中央到地方，信任度呈递减态势[2]。那么，城乡之间对政府信任变化的同一性与异质性是否反映了现代化到来后，工业文明对城乡之间的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不是意味着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变化是未来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变化的前奏？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当前我国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实际水平如何？不同群体间如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是否存在显著区别？二是探索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对社会公平的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是否有明显影响？不同的作用机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政府信任是链接国家与个人的重要机制，不仅具有象征多元阶层融合的符号性意义，而且镜像反映出国家、社会、公民的多向互动关系。民众对政府信任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政府人员、政府所颁布的政策的预期[3]。目前，有关民众对政府信任是否增长的研究成果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呈下降趋势[4]；二是认为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呈上升趋势[5]。近年来，众多关于政府信任的研究日趋活跃，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间的政府信任度差异比较[6]，形成了主要由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学者参与的一个日趋活跃的研究领域。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制度因素、文化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是影响政府信任的关键[7]。此外，不同区域的政府信任格局呈现出“东中西递增”状态，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居民在政府信任上则表现出差序性层次特征，即央强地弱，乡强城弱，并且，农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出不断提升的态势[1]。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有着显著差异，其中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高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现有研究对不同区域或不同群体间的政府信任所存在的差异性进行解释的路径之一——制度，该要素主要表现在政府绩效和保障房政策等客观政府行为上[8]。有学者认为，人们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越大，政府信任度也就越高，而这一信任主要基于理性人假设，当人们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回报时，信任度便会降低。此外，李培于2007年对北京市1184位住户进行问卷调研，并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居民对政府所提供的保障住房满意度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发现居民对保障住房越满意对政府信任度越高。鉴于此，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民众所获实惠越多，对政府也会越满意。
依据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度的影响，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住房因素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显著影响。
假设2a：住房与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相关，有自住房的居民对政府信任越高。
假设2b：住房与政府信任有着显著相关，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基本保障房越满意，对政府的信任也就越高。
(1)住房
这类平台的特点是能够依靠电商平台为其提供大量的潜在用户，不仅本身能够通过借贷盈利，在为用户提供极大便利性的同时能反过来加强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提升平台收益。淘宝、京东曾推出“京东校园白条”、“天猫校园分期”、等专门针对大学生的互联网消费分期产品。目前大学生主要使用的消费分期产品有“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
解释影响政府信任的路径二——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作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暗含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机制，外生性主要指的是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拥有的资源，如拜年网、职业网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信任的影响[9]。内生性则是个人的身份地位、收入、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收入、教育、个人的社会阶层对个体的政府信任会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10]。赵晓航等人利用CFPS数据对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能有效缓和社会不公平现象如贫富差距、腐败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此外，地区性经济发展的快慢也会对政府信任产生作用[11]。
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信任之间有显著影响。
假设3a：个人收入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U型相关，收入越高或越低者对政府信任度较高，收入中等者对政府信任较低。
假设3b：个人教育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教育水平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
假设3c：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越高对政府越信任。
解释影响政府信任的路径三——文化，文化作为一种规范的延续，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被建构，反过来又会对行动者施以规训。有学者提出，在具有等级的文化中，信任无法生根[12]。因此，社会公平程度高的社会，民众自然对他人、对社会的信任度较高,而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也存在正相关。此种公平，不仅需要体现在实际权力中， 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人员在程序上遵循公平公正的法律规范、 执法部门能够限制偏袒和不公，由此，便能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13]。除公平文化外，文化的具体类型，像传统的儒家思想、犬儒主义以及族群主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较大。此外，政府所塑造的形象作为一种公关文化同样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尤其是当政府形象与其所扮演的角色行为一致时，民众便会倾向于信任一侧[14]。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4：个人对社会公平感知与政府信任之间有着显著影响。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对政府信任的研究做出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既探讨了制度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阐述了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对政府信任的作用，但诸多研究仍存在一些尚待完善之处：一是需要厘清或者验证当前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情况，尤其是发现城乡居民对此所存在的差异；二是已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的结构主义视角来分析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缺乏微观视角和主观分析；三是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上述框架之内，缺乏对其他因素的探究。基于此，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将加入新变量，如住房、主观公平感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等均纳入回归模型之中，并对研究结果提出符合本土化的解释。
二、数据来源及变量的测量
1.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05年发起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CSS在2015年5月到11月实施的全国性抽样调查。问卷调查范围包括全国31个省/自治区的城乡区域，具体涉及151个县(区)，604个村(居)社区。抽样过程中以每个村(居)的地图地址为抽样框，也是实地抽样的基准。调查时，抽取相应的家庭户、集体户。在抽中的家庭户中抽取1位受访者进行访问；在抽中的集体户中，按人员规模确定访问人数。调查对象为18—69周岁的公民，问卷发放总量为10268份，实际回收10243份，问卷回收率为99.8%。依据本文研究需要，对数据筛选过后，选取5581个城市样本，占总样本数(有效百分比)54.5%，选取乡村样本量4662，占总样本数(有效百分比)45.5%。
2.模型的选择与变量的测量
(1)模型的选择
多元回归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是将自变量逐次纳入回归模型，以了解不同自变量在回归过程中对因变量的作用，发现解释变量在各阶段的解释力。而本文旨在考察三类影响因子即自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能准确地发现各个变量的影响效应。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个体层面的住房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状况、社会的公平感知视角考察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2)被解释变量
此外，法国鼓励学校利用当地资源开展活动。学校可以通过与文化机构结成“姊妹合作单位”，通过签署协议的方式设立地方教育计划。学生的部分艺术与文化教育活动可安排在相关文化机构中开展。
政府信任是本研究所需要解释的变量。此次研究中将政府信任的对象界定为对党政机关干部的信任。某一群体的关键人物是该群体网络的重要节点，具有符号性作用，对关键人物的信任更能体现出人们对该人物所象征的群体的信任。因此对政府信任的操作性测量是对问卷中“请问、您信任党政机关干部吗”问题的测量，要求被访者在李克特量表上就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进行评价，答案设有“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不好说”5个选项。笔者对答案进行了重新编码，形成二分变量，即将“完全不信任”和“不太信任”合并成“不信任”，赋值为“0”；将“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合并成“信任”赋值为“1”；将“不好说”与缺失值一并处理，视为系统缺失。
3.解释变量
弗劳恩霍夫协会主要由协会的IP-商业化中心进行专利技术转化。在利益分配上，中心收取许可授权收益的25%，发明人获20%，其余归所属研究所。协会还可以低于25%的参股额度投资新成立的技术公司。
从图3可以看出，胶凝材料水化产物中主要钙矾石(AFt)和未参与水化反应的C3S和石膏(CaSO4·2H2O)。与图3相比，图3和图4最大的差异在于水泥试样水化产物中含有较为明显的羟钙石[Ca(OH)]衍射峰，而钢渣-矿渣基胶凝材料试样的水化产物XRD图谱中仅有钙矾石(AFt)的衍射峰。但是，钢渣-矿渣基胶凝材料试样中AFt的衍射峰要明显多于水泥试样。
大数据在给社会提供记录、分析人类社会行为的信息时，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媒介传播的发展[1]。大数据时代的体育传播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新媒体的应用推动了大数据的资源获取和信息挖掘[2]。进入21世纪以来，新媒体形式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受众的媒体接触方式，并且不断促进传统媒体变革。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受众对新媒体的依赖与日俱增。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借助新媒体手段来促进体育项目的发展已经成为流行趋势。
社会经济地位是测量个体性社会特征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将客观经济地位和主观经济地位来综合起来测量个人层面的特征与社会层面的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收入变量——收入指的是个人的年收入，我们将收入取标准分。教育程度——变量的测量来源于“您的教育程度是？”笔者对本题重新编码赋值，分别得到：“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职高技校=3”“大专=4”“本科及以上=5”。自评社会经济地位是个纵向的主观比较，包括过去五年、现在、将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笔者利用平均值将其综合为一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3)社会公平感知
社会公平感知代表了被访者对社会整体公平状况的主观体验，本研究在此变量的测量中主要利用个体的主观公平感知进行检验。具体测量问题来源于问卷中李克特量表所包含的9个问题，即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指标有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力、待遇、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笔者对本题重新编码赋值为“觉得公平=1”“觉得不公平=0”。
(4)其他控制变量
本次研究中，我们控制了社会人口性特征和个人幸福感体验。社会人口性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这些变量中，社会人口性特征部分变量为定类变量，我们按照虚拟变量来处理，而个人幸福感体验为定序变量。其中，性别赋值为：“男=1”“女=0”；民族赋值为“汉族=1”“非汉族=0”，政治面貌赋值为“中共党员=1”“共青团员=2”“民主党派=3”“群众=4”；年龄是个连续变量，最小者18岁，最大者72岁。个人幸福感重新编码赋值为“幸福=1”“不幸福=0”。
(2)社会经济地位
表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研究发现
1.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
由表2可以得出以下结果：首先，从整体上看，城乡之间在政府信任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即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对政府的信任度均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从信任度测量的标准差来看，也可得知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具有较高的同一性。该结果与以往研究较为一致[2]。其次，从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性来看，依据表二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可知，F值为222.674，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说明城乡样本在对政府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从城市居民信任政府的人数占55.6%，乡村居民信任政府人数占64.2%，前者比后者低8.6%，由此可以看出，城乡之间对政府的信任度不仅存在差异，且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度，此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1。
去片UCVA≤0.8组验配前具有较高的球镜度（P＜0.001）、柱镜度（P＜0.001）、较长的可视虹膜直径（P＜0.001）和眼轴（P＜0.001），2组间年龄、眼压、角膜曲率等参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儿童的眼部基本特征数据见表1。
表 2城乡独立样本 T检验
为了全面了解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现状及特点，发现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状况的差异性，本研究利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城乡差异进行探索。具体结果见表2。
2.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性分析
对政府信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中，本文主要考察了个体的住房因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因素，并控制了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个人的幸福感变量。其中个体的住房因素包括公民是否拥有自住房的客观事实测量以及对政府提供的保障房满意度的主观心理测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教育、个体过去五年、当前、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其中，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收入与其他变量的连接比较，我们增加了收入标准分和收入标准分的平方。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变量则包括9个主观测评客观事实的问题，具体有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司法与执法、公共医疗、工作与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城乡之间的权力、待遇，总体上社会公平状况。在控制变量中，社会人口特征变量主要有个人的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此外个人的幸福感也纳入控制范围之内。在本文的回归研究中，依据以上变量，我们设置了6个模型。模型1、模型2、模型3是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进行的影响因素探究，模型4、模型5、模型6是对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其中，模型1和模型4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主要加入了住房因素。模型2与模型5则是在模型1和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模型3与模型6在控制变量、住房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的社会公平感知变量(见表3)。鉴于此，我们希望可以从微观视角全面考察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
表 3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注：(1)*P<0.1,**P<0.05,***P<0.01,****P<0.001
(2)a参考类别为“男性”，b参考类别为“汉族”，c参考类别为“中共党员”
(3)括弧中为标准误差系数
(1)控制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单位高度桩侧土拱受力简图，如图4所示。根据基本假设(2)，两单独拱所受推力之和等于桩后滑坡推力，土拱不向桩前土体传递桩后滑坡推力，故不考虑桩前土体提供的反力；与桩后土拱一样，忽略土拱自身产生的剩余下滑力。因此，桩侧土拱在y轴方向上受到桩后土拱向前传递的剩余滑坡推力p2以及桩侧摩阻力Fy2的共同作用。
总体而言，控制变量中，性别、民族、年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在作用于城乡居民对政府信任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异质性和同一性。异质性主要表现为性别仅在模型1中差异显著，即不同性别的公民在城市中对政府信任度不同，此外，民族的影响作用主要集中在乡村，也就是说在乡村社会中不同民族间对政府信任的差异极为显著。同一性表现在年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对城乡居民的作用均具有显著性，即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变量都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年龄对政府信任的信仰影响的回归系数为负，但年龄的平方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系数为正，该现象说明，年龄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主要表现为U型，即年龄越大或年龄越小者越信任政府，而青年或中年相对而言信任度较弱。
住房问题代表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解决的客观问题，它既可以体现为现实生活中政府行动的客观结果，也可以通过公民主观评价和客观的住房拥有来反映对政府的信任。本研究将主观评价和客观测量相结合，目的在于探究住房因素是否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显著影响。对应问卷中的问题为“您目前所居住的住房性质是？”笔者将本题重新编码并赋值为“自有住房=1”“租房=0”；“您对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基本住房保障满意吗”其中对答案进行重新赋值，得到“满意=1”“不满意=0”。
熔化燃烧系统设备包括竖炉、保温炉、上下溜槽、撇渣槽及中间包(如图1)。SCR4500连铸连轧生产线熔化燃烧系统是以天然气为燃料，采用预混型燃烧系统，由鼓风机向此系统输送助燃空气，混合成适当比例的空气与燃料，通过系统各设备上燃烧喷枪喷入，实现铜原料的熔化处理及保温作用，使铜液达到浇铸要求。其系统由燃料及助燃空气系统、混合燃烧系统、CO 分析仪系统、PLC可编程控制器系统组成。
(2)住房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对住房因素的考察主要表现在模型1和模型4，由表3可知，住房因素对政府信任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公民对政府提供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显著影响，而有无自住房对城市居民作用显著，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并无显著影响，数据呈现出的城乡差异符合我国城乡现实情况，在乡村社会中，宅基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年轻一代的住房需求，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在对宅基地的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较为稳定，人们对此政策还是呈肯定态度，在城市社会中，年青一代的买房需求更为旺盛，因此对市场中有关房价、政府的相关政策关注度较高，政府行为与公民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这便解释了为什么城市中有无自住房的影响高度显著，从而验证了假设2。
(3)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由模型2和模型4的调整R2结果可知，社会经济变量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大，且收入、教育、个体对过去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的作用尤为显著，因此便验证了研究假设3。值得注意的是，收入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但收入标准分的平方与政府信任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收入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呈U型，即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对政府信任较高，中等收入者对政府信任度较低，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研究假设3a,而教育对政府信任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说明教育层次越高对政府的信任度越有可能降低，由此，假设3b也得以验证。同样，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政府信任也呈现出显著负相关，城市居民对过去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较低者反而对政府越信任，该结果无法验证假设3c。这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很重要的现象,学界所公认的利用收入和教育水平所测量的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与政府信任的关系不一致，表面上看，的确矛盾，但事实上，这与城市的区隔效应有关，往往在城市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分布在不同区域，在同一区域内部，人们的同质性高于异质性，教育和收入的相对剥夺感体验较少；而中等收入者，接触底层和上层的概率较高，对群体间的差别感受明显，同时较高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对社会、对政府的行为有着自己的价值判断，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也是影响这部分群体的政府信任的重要机制。就乡村样本来看，与城市显著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感知对村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城市居民而言弱。该现象的存在也镜像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二元分化问题，即收入和教育对个体的影响，较低收入者和较低受教育程度者的聚集区，往往会形成一种文化，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具有较强威权，也是由于信息接收较少，在该场域中习惯性认同当前的话语体系是乡村居民对政府信任的重要作用机制。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长江到黄河南岸共设有13座梯级抽水泵站，总扬程65 m。淮河及沂沭泗河流域每年有大量洪水和余水通过淮河入江水道和入海水道排入长江、黄海。东线工程的部分泵站工程可利用这些洪水和余水反向发电，这些泵站有江都三站、沙集站、刘老涧站、泗阳站、淮安站等，有的泵站年最长发电时间达9个月。泵站反向发电既取得了良好效益，也充分利用了水资源。
(4)社会公平感知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
由模型3和模型6比较可知，个体的社会公平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较强解释力，在没有加入公平感知变量时，模型2和模型4的调整R2仅为5.7%和6.7%，加入改变了后，模型3和模型6的调整R2达到了22.5%和20.5%。此外，公平感知变量的加入还削弱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控制变量的作用。由此，可验证本文的研究假设4。具体而言，公平感知变量对城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居民中，加入公平感知后，原来的政治面貌、个人幸福感、收入、教育、社会经济地位自评的影响明显减弱，而在公平感知中对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公共医疗、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城乡权利的主观感知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尤为显著，社会保障的公平感知却对政府信任无明显影响。就乡村样本来看，人们对政治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极为显著，而医疗、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城乡权利对其影响不大，着也可以看出，在乡村地区，村民对政府的信任主要体现在司法的公平和权力的公平。
四、结果与讨论
本文通过提炼CSS2015数据中影响政府信任度的相关因素，以城乡居民为分析单位，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和个人幸福感，探讨个人的住房状况、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尤其是对在这些变量所表现出的城乡差异的解释。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低于乡村；在控制变量中，性别的影响仅存在于城市，而民族因素在乡村中的作用较为明显，政治面貌和个人幸福感因素对城乡居民是否信任政府影响显著。就政府信任的影响因素而言，住房、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公平感知都对政府信任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社会公平感知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更大。从住房变量来看，有无自住房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较大，而乡村居民受该因素的影响十分微弱；但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基本住房保障的影响非常显著。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来看，收入、教育和过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并且，收入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U型相关，而教育和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影响显著。从社会公平感知变量来看，影响城市居民政府信任的公平感知因素远多于乡村，具体有高考制度、政治权利、司法。公共医疗、就业机会、收入分配、城乡权力，影响乡村居民政府信任的主要有政治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
模型的计算水位与观测水位都在设定误差内，该模型基本能反映相应条件下的地下水流场，所建模型合理可信。由模型可知地下水整体从北东流向南。
1.2 基本概念 试题的第(1)小题： 水稻对Mp表现出的抗病与感病为一对相对____________。为判断某抗病水稻是否为纯合子，可通过观察自交子代____________来确定。
本研究对政府信任具有城乡差异性、城市居民的信任度低于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研究结论与先人研究较为一致。但不同的是，收入和教育以及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政府的影响与以往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尤其是城市居民更注重过去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自评，而乡村居民则已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主轴，此外，本研究发现，住房因素在城乡之间的差异显著，有无自住房在城市中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较大，而在农村却无明显影响，主要因为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人口较少，且农村有宅基地，而城市没有。而社会经济地位自评与居民的政府信任呈显著负相关，除了与收入和教育有关外，主要还是由于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不同，所体验的相对剥夺感不同，以及接收到外界信息的范围和处理思路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公平感知中，城市居民对权力、司法、财富分配、就业等事实的主观感受对政府信任影响较大，而乡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仅仅与政治权利和司法的公平感知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乡村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有关，威权主义与小农经济使得人们对财富分配和就业并不在意，相反对权力和司法公平更为关注。
尽管本研究努力将各种误差控制到可接受的范围内，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鉴于原始资料是全国综合调研数据，无法深入并有针对性挖掘某一现象背后的发生逻辑；二是本研究主要采用微观视角从个体的主观层面测量，可能会忽视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三是本研究发现住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公平感知对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均有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但究竟为何存在这种不同，如何去解释这种不同，文章并未做出进一步有效解释。
成语是沿袭惯用、简洁精炼、含义丰富的定型结构。一些成语是很好理解的，而另一些成语则要明确其中所包含的文言知识才能理解。如“坐井观天”中“坐”的意思不是“坐”，而是“守”。 “坐井”不是指坐在水井的底部，而是指保持在水井的底部。究其原因，是因为成语产生的早期，保留了中国古代汉语的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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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19)02-0062-08
[收稿日期] 2018-12-28
[作者简介] 程圆健， 女，安徽芜湖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光 翟)
标签：政府信任论文; 住房论文; 社会经济地位论文; 公平感知论文; 城乡居民论文;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