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基布兹的发展与演变
王彦敏1，宋晨阳2
（1. 德州学院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2.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014）
摘 要 ：基布兹，作为一种建立在平等、民主、公有和自愿原则上的集体农庄，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对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基布兹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遭遇的严重危机曾导致其发展的停滞。20世纪90年代基布兹精英适时进行的一系列创新性改革，不仅使基布兹成功渡过危机，而且重新成为适应以色列社会发展并独具影响的农村社区模式。基布兹的成功转型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以色列；基布兹；社会主义；田园综合体
基布兹作为一个具有浓厚社会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却能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中生存近百年，堪称奇迹。基布兹于1980年代遭遇严重的危机一度衰落，但1990年代适时的改革使其摆脱困境，新世纪成功转型并重新适应以色列社会发展进程。本文拟通过对基布兹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其生存发展的经验、困境及成功转型的原因，进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了提升给排水管道安装的质量，保证整个建筑给排水工程的顺利完成，施工单位应该注意把控管道材料和设备的质量，在原材料采购时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一方面，在当前建筑材料质量参差不齐、风险增大的市场情况下，采购方应采用新型技术及设备，有效辨别管道材料质量的差别，而不能单纯地以价格为依据来判定材料的好坏；另一方面，应对材料和施工设备的性质、规格和型号进行检查，以确保其符合施工要求，充分保障管道安装质量。
一、基布兹的建立与发展
基布兹（Kibbutz）希伯来语是“聚集、集体”的意思，国内将其译为“集体农庄或农业定居点”，它既是以色列农村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也是一种农业劳动生产方式，被誉为“以色列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社会主义细胞’。”[1]1909年，一批来自东欧并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犹太青年在“犹太民族基金① 1900年第三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酝酿成立“犹太民族基金”，1907年获法律认可。该基金致力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购买土地的活动。 ” 、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办事处②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巴勒斯坦办事处在亚瑟·鲁平博士的领导下，于1908年在雅法正式成立。办事处的职责是制定移民规划，吸引移民来巴勒斯坦参加农业劳动，广泛吸纳海外犹太人资金。 和“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③ “巴勒斯坦土地发展公司”在亚瑟·鲁平博士的建议下于1908年成立，主要任务是负责对移居农业定居点的犹太人进行农业技能的培训，以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的农民。 的帮助下，以“主宰自己命运，实现人人平等”为口号，在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湖畔创建了以色列历史上的第一个基布兹，名为“德加尼亚”（Degania，希伯来语意为“粮食产地”）。这些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是希望通过开垦土地、生产粮食以达自立和发展，通过接纳更多的犹太同胞，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复兴作物质上的准备。1911年，第二个基布兹在梅尔哈维亚建成，至1914年，建成的基布兹已达11个，至1918年，巴勒斯坦全境内的基布兹已经发展到29个。[2]这一时期基布兹规模较小，如德加尼亚基布兹建立时人数仅12人，1914年才增加到50人。这时的基布兹以农业为主，无固定模式，亦无管理机构，白天社员相互协作，自力更生，晚上围桌讨论基布兹内部事务。这种小规模的基布兹通常又称“克武查”（Kvutzot)。
从20世纪20年代起，伴随移民的大量涌入，基布兹的规模也相应扩大了。如艾因·哈罗德基布兹1921年建立时就吸纳了200多名成员。[3]1922年，生活在基布兹的人数有700余人，1927年，增至2000余人。伴随基布兹作为犹太人移民定居点的成功立足及初步发展，其内部机制和一些原则也逐步确立。1925年11月，基布兹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一项重要的内容是确立了基布兹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所有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个人收入归集体所有；第二，实行个人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制和按需分配，基布兹内没有货币、商品和市场；第三，权利平等，民主管理，个人加入和退出自由；第四，各尽所能，禁止雇工剥削。”[4]从其内容看，基布兹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一系列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基布兹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生产生活模式基本形成。1920年代后期开始，原有的小型基布兹开始走联合的道路。1927年，青年卫士① 青年卫士建立于1913年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加利西亚，是最早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属于犹太劳工复国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领导下的四个基布兹联合建立了大型的“阿特兹基布兹”（Kibbutz Artzi），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联合基布兹运动”。他们坚持激进的集体主义思想，认为农业定居垦殖不只是要实现一个经济目标，而且是为了铲除滋生专制根源——家庭的唯一途径；认为在这种集体农业定居点中，孩子应该与父母分离过集体生活。[5]1928年，德加尼亚基布兹和其他几个小型基布兹构建了“克武察协会”（the Kvutzot Association）。“每个联合体通过统一的供销机构负责各基布兹的采购与营销，在各个基布兹之间调配劳动力以及提供教育等服务。”[6]
1930年代和1940年代是基布兹的发展和繁荣时期，基布兹数量由之前的29个增至1939年的117个。1940年，囊括巴勒斯坦所有基布兹的基布兹采购合作社成立，主要任务是为所有基布兹的采购供应以及设备维修等提供服务，下设9个地区性合作社。1948年以色列建立时，基布兹总数已增长到150个，人口由1930年的3887人达到54208人。[7]建国后的最初两年，新建基布兹达75个，发展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8]22之后，基布兹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直至2010年，基布兹数目稳定在270个。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基布兹也不时做出调整的努力，作为一种农村生产生活模式日趋成熟。1963年在原有基布兹联合体的基础上成立全国性的“基布兹劳动联盟”，其基本职责是“对于政府，它代表基布兹运动处理政治和金融问题。对基布兹本身，它具体指导农业、工业和服务性行业，制定文教计划，并研究基布兹内的各种社会问题。”[9]这也标志着基布兹的全国性联合网络正式形成。总之，“基布兹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经济上彻底的公有和平均分配使成员达到一定程度的共同富裕。政治上实行直接民主的轮流管理办法，切实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文化上弘扬集体主义精神，使基布兹极具社会主义色彩。”[10]
源于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立足社会需要，又为以色列国家建立和发展做出卓绝贡献的基布兹并没有伴随日益加深的困境和危机而走向瓦解，而是相继开始了艰难曲折的改革探索。
1960年代，基布兹的生活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至1970年代，基布兹在各方面仍显露出繁荣的景象。基布兹成员从事着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职业，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基布兹初期以农业生产为主，但由于环境恶劣以及技术落后，农业发展仅限于自给自足。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浪潮在基布兹扩展开来。科技的进步如滴灌和喷灌技术的发明解决了农业用水危机，使基布兹进入现代化高效率的生产阶段。70年代不仅粮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农产品和农业技术通过大量出口获取经济效益。初期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可租用，租期49年，禁止雇工，男女平等无职业贵贱，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无收入差别。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基布兹内部形成专门从事某种工作的劳动组，劳动分工更趋专业化。生活方式上，最初基布兹为成员免费提供公共的住房、家具、水电、医疗教育等设施，统一分配服装，成员到公共食堂统一就餐。婴儿自出生四周后就由基布兹的“儿童之家”统一负责养育至18岁，过集体生活，并接受集体主义教育。伴随基布兹由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调整，基布兹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并全额资助基布兹青年走出基布兹去上大学，直至1980年代基布兹陷入危机后，基布兹才大幅度削减了资助的额度。经济的发展促使基布兹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成员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大部分家庭可拥有一套配备厕所和淋浴的单元房。成员服装可根据个人喜好自行到商店采购，不再统一分配。各自娱乐场所和设施日益健全，餐厅食谱更丰盛。在基布兹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坚持平等的原则。基布兹成员轮流承担不同的工作岗位：一个人这一周从事农田工作，下一周轮为从事牲畜饲养，接下来会去基布兹工厂、洗衣房等部门工作。即使管理者也要从事各种不同的体力劳动。这种不同岗位的轮换使基布兹成员可以参与各种工作，当然势必也阻碍了专业化进程。基布兹反对性别歧视，倡导男女平等，家庭和谐，“离婚率只有0.3%，是世界各国最低的。”[11]管理模式上最初实行直接民主管理，所有成员均无特权和阶级之分，共同参与协商基布兹内部事务，由全体代表大会开会进行直接民主决策。
（1）试验用钢板 试验采用板厚32mm和50mm的Q500qE钢板进行，采用热机械轧制（TMCP）+回火（T）工艺轧制，钢板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如表1和表2所示，均符合《商合杭铁路芜湖长江公铁大桥钢板供货技术条件》要求。钢板采用超声波检测复验，符合《厚钢板超声波检验方法》GB/T 2970 —2004 II级要求。
基布兹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既是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现实需要。犹太教是犹太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教导犹太人要行公义，要公正平等，道德上要区分善恶，要虔诚、仁慈。基布兹的平等、公有原则就是犹太精神的具体体现。基布兹深受社会主义思潮和卫·戈登的“劳动论”的影响。20世纪初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移民，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意识到只有把锡安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犹太人才能摆脱苦难。劳动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大卫·戈登认为长期的流散、受歧视、遭迫害和杀戮造就了犹太人非正常的民族性，要想重新恢复自然的民族性格，必须重新学习正常民族的技能——劳动。他说：“只有通过劳动，一个民族才能扎根于它的土地和它的文化。”[12]他极为推崇农业劳动，认为这不仅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而且可以使人的身心得到实际的锻炼，还是人们理解上帝和感知上帝的一种途径，只有农业劳动才能保障人类与土地、自然、宇宙之间的有机联系。但基布兹得以建立和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色列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地重建民族家园的现代世俗民族主义运动，基布兹为犹太移民的立足既提供了经济保证，也提供了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流散犹太人要移居的这片土地并非是“流着奶和蜜的沃地”，而是土壤贫瘠、沼泽遍野、干燥少雨、人烟稀少。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靠任何个体的力量是难以改变的，唯有集体劳动才能战胜恶劣环境并得以生存，唯有平等民主才能尽大发挥大家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于是，基布兹作为一种集体劳动的农业定居点应运而生。
第三，产业结构方面的调整。在基布兹建立的60-70年的时间里，农业始终是其经济基础。尽管基布兹早在1960年代中期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相当长时间段内，农业仍是基布兹的经济支柱，直至1980年代，基布兹的工业和旅游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1980年代，内外经济环境的压力迫使基布兹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动工业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据统计，“1969年基布兹共有164家工业企业，到8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400多家。目前，大概80%多的基布兹成员从事工业企业和第三产业，从事农业的基布兹成员大概只占15%左右。”[16]基布兹优美的自然环境以及深深的民族历史文化印记是发展旅游业的优秀资源，故1990年代大力发展旅游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调整后的基布兹经济格局开始朝着农工商多元一体化方向发展，“在基布兹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仅占20%，而工业和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则高达80%。”[22]基布兹还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进行海外投资。总之，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以市场化的经营体系带动基布兹经济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以色列的现代化进程。
面对困境和危机，大多数基布兹选择了改革，尽管改革的时间、进度、程度及成效有所不同，但改革所涉及的内容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正交试验设计是确定最佳试验条件的一种常用方法，它是一种结合概率论、数学统计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设计标准化正交试验表安排试验方案，对结果进行计算分析快速确定出最佳试验方案的方法。正交试验的优点是可以根据正交性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条件进行试验，而不需要对每一因素水平下的不同条件进行试验，大大减少试验的次数。正交试验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因素水平设计相应的正交试验表，我们通过利用DPS软件对各因素水平进行了正交表设计，由于激励信号的幅值具有4个水平，因此我们设计了一因素四水平+四因素两水平的正交试验表，表6是设计后的正交表。
二、基布兹的危机
1977年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是以色列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由此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加剧了基布兹的困境，促进了其危机的全面爆发。基布兹危机主要表现在经济衰退、人口流失以及成员的价值观动摇三个方面。
特发性鼻出血组来源于我院计算机系统病案数据库，选取2011年1月～2015年1月以特发性鼻出血为主要诊断，并具有血型报告的住院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基布兹危机的最终爆发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首先，基布兹先驱作用的衰减。以色列建国前，基布兹起到了复国基石的作用，建国后，这种作用不复存在。一方面，曾经在吸纳移民和守卫边防上的先锋作用开始被政府取代，另一方面，建国后大规模涌入的犹太移民更愿选择到注重个人利益的“莫沙夫”定居。第二，工党的下台使基布兹的发展失去强有力的权力支持。具有浓重社会主义基因的工党对基布兹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长期给予基布兹以政治经济方面的优厚支持，这种局面直至奉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戛然而止。政治上，“1977年由贝京组建的政府中来自基布兹的部长数为零，这是历史上基布兹首次在政府中缺席。”[18]新政府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倡导私有化，取消对基布兹的农业技术补贴，限制土地的开拓和农业的发展。第三，基布兹遭遇了1980年代上半期以色列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利库德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1977年通货膨胀率为34.6%，1978年升为78.3%，1979年达100%，1984年则突破400%，[19]这导致了基布兹沉重的债务负担。为治理高通货膨胀问题，政府采取的冻结汇率的政策又沉重打击了基布兹出口经济的发展。第四，传统的价值观的动摇及意识形态危机的出现。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思潮受到巨大冲击，使原来奉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布兹成员开始对基布兹的未来产生怀疑。经济社会的变迁，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致使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传统的基布兹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有力的冲击，尤其影响了基布兹的年轻一代。他们日益厌倦基布兹单调、乏味的生活方式，不满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渴望到基布兹以外的世界追求自我价值。
第二，工资制和社区保障制改革。与社区服务和消费私有化改革相配套实行差别工资制改革。改革前的分配模式是“平均主义”、“各取所需”，无工资，只有少许的津贴。实行差别工资制就是根据成员的工作价值、工作时间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这项改革调动了成员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新的经济形势的变化。至新世纪初，大部分基布兹完成了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向差别工资制的转变。但改革造成了基布兹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其贫困率呈上升态势，使原来人人享有的基本生活安全保障体系面临瓦解的危险，这严重违背了基布兹的基本原则。为应对这种情况，从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大多数基布兹相继采取了一种名为“安全网”（safety net)的分配方式以保障社区成员的最低生活保障。该分配方式的主要规则是每一位基布兹成员按工资的高低缴纳一定的社区税，税收的一部分用于保障基布兹成员的最基本生活收入，另一部分用于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如儿童教育、健康医疗、社区活动等方面。“安全网”分配方式的实行极大地减少了社区贫困率，减少了由于实行差别工资制而造成的人们的不满情绪。
第三，基布兹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动摇是其危机的又一表现。平等、公有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被严重销蚀，成员更加注重个人利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和追求。这种变化实际上从1950-1960年代就开始悄然发生了：“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出现逐渐削弱传统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成员开始追求物质利益，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娱乐和消遣的生活理念取代以艰苦劳动为主的理念。年轻的基布兹成员更注重实现自我价值而忽视集体利益等。”[8]180当然，这种变化不仅是基布兹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产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基布兹经济衰退，债务危机严重。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基布兹经济的人均产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5%，而1989年时，这个数字下降到65%。基布兹经济亏损十分严重，据80年代联合基布兹运动报告称，1984年所有基布兹经济亏损总额达2300万谢克尔，而到1985年则达到3亿谢克尔。”[11]为缓解经济压力，基布兹从银行大量贷款，致使负债率猛增。“1982年两个主要的基布兹联盟——联合基布兹运动和全国基布兹运动下的基布兹负债总额为14亿美元，总收入为27亿美元，负债率仅为0.5:1。而到了1988年负债总额达到44亿美元，总收入仅为31亿美元，负债率已经达到1.4:1。”[16]巨额债务使基布兹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危险。
另外，基布兹自身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分配方式造成极大的浪费。基布兹初期奉行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使浪费现象日益严重，“成员往往领取超过自己需要的分量，剩余的食物被随意扔掉或拿来喂动物；对于基布兹集体支付的电力资源，成员更是无度滥用，即使温度适度，空调在夏天和冬天也一直开着。”[20]第二，民主管理模式上，初期实行直接民主制保障了政治上的平等，但工作效率低下。第三，“搭便车”现象破坏了基布兹的规则并加重了其经济负担。基布兹曾鼓励成员外出工作，但所得工资收入须全部上交。随着个人主义的盛行，外出成员将工作的个人收入归为己有，但其家人仍可留在基布兹继续享受基布兹的各项免费服务。第四，日益增多的基布兹青壮年的外流使其人口构成发生变化，老龄化问题加剧。这成为基布兹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第五，在教育问题上，子女由原来的集体抚养转为家庭抚养，这虽有积极的一面，但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父母只重视对孩子的学术和专业知识的培养，而忽略了原有的集体主义教育，最终会严重销蚀基布兹的传统价值观。
在水利工程勘测与设计技术方面，引进了隧道测量、水下淤积快速测量、高精度探地雷达、三维激光数字仿真、水电工程三维设计等31项用于水利工程勘测和设计的技术与设备；开发了基于GPRS的放样无线数据通信控制系统等软件，并在我国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海南红岭水利枢纽等一些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中成功运用；促进了我国在空间、地面及地下三个尺度层面上勘测能力的提高，提升了三维可视化设计水平，为复杂地质地形条件下大型水利工程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支撑。
1.流行的时代性。流行音乐发展更新的速度非常快，“90后”和“00后”喜欢的流行音乐形式以及流行歌手会大不相同。这就要求音乐教师要与时俱进，了解新生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歌手，把握学生的喜好，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流行音乐在促进学生审美提高中的作用。
三、基布兹的变革与转型
但基布兹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全球化进程、以色列经济生活的变迁及政治变动使基布兹的生存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终在1980年代中期陷于深深的危机中。
第一，推进私有化改革。基布兹的私有化改革开始于1990年代，深受利库德政府主导的私有化进程的影响。主要涉及基布兹集体财产私有化、社区服务和消费私有化两大方面。基布兹集体财产的私有化主要是指住房、家具、生活资料和部分劳动资料的私有化。改革前，这些资产均归基布兹集体所有，基布兹无偿向社员提供衣食住行方面所需。集体财产私有化改革依据的标准是按成员的工作资历进行操作，即按在基布兹工作年限的多少不等分得份额不同的财产。如工作30年的社员和工作5年的社员在住房分配上显然会有面积、规格方面的不同。囿于传统观念的制约，这项改革迄今仍在进行中，一些保守的基布兹始终坚持财产集体所有制。改革前，基布兹的社区服务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几乎全由集体提供和承担。如儿童由“儿童之家”统一抚养，① 早在1950年代，就有少数基布兹将儿童住宿“儿童之家”改为回归家庭同父母居住。大规模的改变是在1990年代。1997年，巴拉姆基布兹（kibbutz Baram）最后一个终结了“儿童之家”的功能。 餐饮、洗衣、保洁等服务由专业部门提供，成员的水电、教育、交通等消费由集体承担。198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爆发后，绝大多数基布兹不堪重负，相继开始了私有化改革。儿童由集体抚养改为由家庭抚养，餐饮、洗衣、保洁等服务也由集体提供转由家庭各自负责。这些改革确立了家庭的核心地位。改革前的消费模式基本尊奉了“按需分配”的原则，改革的关键即是由免费从集体中“拿”、“享用”转为付费购买所需的电、食物、教育、休闲及各种私人物品。有数据显示，1996年，有占总数37%的基布兹停止了免费食堂、洗衣和熨烫服务。[21]基布兹成员可以根据自己收入水平的高低来决定自身的消费。这项改革扩大了成员的消费范围，也提高了其生产和生活的积极性。
其次，人口的流失是危机的又一表现。人口流失主要体现在基布兹内部成员的大量离开和自身对外来移民吸引力下降两方面。由于基布兹经济的衰退，致使很多工厂破产，许多社员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机会。从1983到1995年，基布兹的流出人数超过343人，进入基布兹的人数只有77人；2002年，约有2000基布兹成员离开基布兹，而加入基布兹的人数仅有619人，[17]基布兹成员的流出数量远远高于非成员的流入数量。这期间，大部分苏联犹太移民都选择居住在城市或个体农庄“莫沙夫”① 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组织。最早的莫沙夫建立于1921年，绝大多数是建国后建立的。通常囊括50至100个家庭，生产、消费以家庭为单位，财产私有，家庭之间可进行互助合作。 ，仅有少数定居到基布兹。
基布兹、工会、国防军并称为以色列三大支柱，为以色列的立国和建设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建国以前，基布兹是巴勒斯坦新犹太社会的核心，没有基布兹精神及其成功实践，就没有大批土地的有效占有、开发和大批人民的安置，而没有大批移民对大批土地的开发，并且安置其中，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就无从谈起。”[13]几十年的基布兹建设在政治上、军事上为以色列国家储备了大量的人才。从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本·古里安、夏里特、艾希科尔、果尔达·梅厄等多位政府总理和近1/3的政府部长均来自基布兹。基布兹成员在以色列最精英的战斗部队——伞兵、飞行员、第一线指挥官中的人数也大大高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4]在组织军队和对外作战方面，基布兹是一个准军事化组织，拥有相当数量的民兵，他们自幼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组织纪律严明，作战能力强且有踊跃参军的传统。建国后，阿以冲突不断威胁以色列的国防安全，基布兹将民兵编入国防军，他们在历次中东战争和保卫边境中发挥关键作用。在经济领域，基布兹创造了“沙漠中的奇迹”。以色列将近一半的土地是沙漠，非常不利于农业生产。1953年，基布兹着力于建设水利工程，历经10年，终在沙漠中创造出5.7万公顷的绿洲。随着高科技如滴灌和喷灌技术的发明使用，高效、优质、高产的现代化农业不仅实现自给自足，而且通过出口带来额外经济价值。“虽然人口不到以色列总人口的5%，但其农业产值却占全国的42%，农产品出口占据全国的43%。”[15]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布兹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形成农工商一体化的多元经济格局，并且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这不仅促进了基布兹本身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而且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思想文化领域，基布兹十分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1937年，第一个艺术博物馆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建立，此后有40家博物馆和画廊相继在诸多基布兹开放。1939年，基布兹运动创办了两家出版社（Sifriat Hapoalim and Hakibbutz Hameuchad，1999年，两者合并），出版社出版以色列文学、儿童图书、诗歌、百科全书及哲学著作。两所教师学院分别建立于1940年和1950年，最初是培训基布兹教育者，后面向所有学生开放。基布兹青年组织和领导了以色列的许多青年运动。基布兹运动有自己的合唱团、交响乐团、剧院和舞蹈队，他们遍及国内外巡回演出。以色列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作曲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等都出自基布兹，“基布兹的许多教育和文化活动构筑了以色列国家文化教育的基石。”[8]9总之，正如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所说“没有基布兹，就没有以色列”。
通过地方债置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有效控制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风险。然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依然庞大，想要根治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其根本还是要改变现有的政绩考核模式，不再单单以GDP增长率“论英雄”。还要打破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现状，彻底消灭预算软约束问题。同时，应当建立完善的财政体系，厘清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责任，明确地方官员的借贷责任。
第四，组织管理方式的变革。主要表现在成员大会职能的削弱、投票决策方式的普及和间接管理机构的成立三个方面。改革前，基布兹最高的权力机构为全体成员大会，基布兹的日常事务由公职人员和专门委员会管理，行政管理职务实行轮换制。基布兹内部重大事务如预算决算、选举干部等事宜必须由全体大会中成员的2/3同意才能实施。这种直接民主的决策方式虽然反映了民众政治的极高参与度和政治平等的原则，但影响了决策的效率。随着个人主义思潮的盛行，成员由关注集体利益转为关注自身利益，参加成员大会的积极性随之降低，最终导致成员大会的很多职能被削弱。针对这种情况，基布兹开始探索实行投票决策方式、代表委员会制和董事会制。投票决策方式不要求全体成员都参加，不是集会而是通过电视或广播等向成员提出某项提议，成员可在规定时间内到投票点就自己对提议的态度投出赞成票或反对票，最后相关部门对票数进行合计来确定提议是否通过。代表委员会和董事会由投票选举产生，前者取代了原来全体成员代表大会的职能，做重要决策，处理基布兹重要事务；后者主要在经济部门设置。这是一种间接民主管理和专业管理的一种模式，从基布兹外引进优秀的管理人才成为基布兹顺利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五，打破陈规，实行开放政策，吸引非基布兹成员定居、劳动并鼓励基布兹成员外出工作。改革前基布兹的非成员一般是因参观、旅游、研究或学习等因素造成的短期滞留，按规定，雇佣非成员劳动也是违背基布兹原则的。1980年代的经济危机沉重打击了基布兹经济，随之大量成员脱离基布兹或外出工作造成基布兹劳动力短缺，并导致很多房屋闲置。为避免房屋闲置造成的浪费，也是为了满足一些社会群体的需要，基布兹开始建立非成员居民区，吸引那些厌倦了城市喧嚣生活的人，以及一些原来就生活在基布兹后来选择离开的人前来居住。这些人或临时居住或永久性居住，他们通过购买或租赁房屋取得居住在基布兹的权力，可以参加基布兹的劳动，也可享受基布兹提供的生活服务。有数据显示：1998年，临时居住在基布兹的人数为13236人，2006年增加到17038人，该年居住在基布兹的永久性非成员达16240人。[23]这项变革促进了基布兹房地产业的发展，基布兹纷纷建立新住宅小区，大大缓解了基布兹的经济压力。基布兹外的以色列社会有多样的就业机会，外出工作成员的工资回馈也成为弥补基布兹债务亏空的一个重要来源。故在1990年代中期，多数基布兹都鼓励基布兹成员外出工作。大量基布兹成员的外流，造成内部劳动力的短缺，为保证基布兹经济的顺利发展，基布兹不得不改变曾倡导的禁止雇工的原则，开始公开招募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是与最初原则相悖的一个调整，故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批评。如对这种做法持支持态度的人在1990年仅有占基布兹总人口20%，到19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24]这一系列开放性的政策不仅使基布兹人口增加了，而且使其自身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也大大提升了，促使基布兹经济走出困境并实现新的发展。
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当越来越多的基布兹在偏离其核心价值的时候，一种努力保护基布兹基本价值观的新型基布兹应运而生。这些基布兹建在城市，又叫城市基布兹，主要由基布兹的年轻人建立。他们认为基布兹及生活方式正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应该创新基布兹使其重新恢复活力。他们继承了第一代基布兹成员艰苦奋斗、敢于冒险的品质，具有极强的集体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这种新型基布兹的成员，并不从事传统的农业、工业和商业，而是从事教育，靠自身技能在学校教书或参加社会工作，所得工资上交集体，再由集体发放生活费用，由成员大会决策或处理基布兹事务。他们认为基布兹除了关注自身外，更应该关注外部的以色列社会问题，应致力于发展落后地区的社会和教育活动。1979年，第一个新型基布兹瑞施特（kibbutz Reshit）在耶路撒冷建立，坐落在一个高犯罪率和吸毒泛滥的地区。1987年。米格纹基布兹（kibbutz Migvan）和塔姆兹基布兹（kibbutz Tamuz）分别在斯德罗特（Sderot）和百特-佘麦德（Bet-Shemede）建立。1992年，贝特以色列基布兹在耶路撒冷建立。截止2010年，约有100多个新型基布兹建立。每一个基布兹人数不多，平均30人，最大的基布兹米什奥（Mish’ol）2010年也仅有114人（含32个儿童）。“这种十分有意义的现象在提醒我们，传统的基布兹理念仍然是能发挥作用的”。[8]7笔者认为，这种作用主要是指它的社会价值和精神道德功用。平等、共有、互助的理念和实践或许是解决全球化背景下贫富悬殊、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及日益盛行的酗酒、嫖娼、吸毒贩毒等违反道德现象的一剂良药。可以说，新型基布兹的建立既是基布兹改革的一种反映，也是以色列社会现实的需要。
变革后虽然基布兹与初创时期相比有很大变化，但仍坚持主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本原则，仍为全体成员提供免费医疗、免费教育、集体救助和公共文化等。基布兹成员定期通过投票的方式选举基布兹的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并且每年对这些人进行信任投票，不能通过信任投票的人将被罢免。通过变革，基布兹呈现出更加开放多元的特征。首先，经济结构实现单一到多元的转型，由初期农业占支配地位发展到后来的农工商以及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同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基布兹与国际化接轨，旅游业的繁荣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以色列，提升了以色列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其次，一系列的私有化改革后，原有的以集体利益和社区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的私有化模式，所有儿童由父母抚养，家庭观念浓厚。住房私有化使各家庭更注重自身的利益，由于需支付水电等费用，改革前的浪费现象得到改善，成员节约意识增强。传统的集体消费模式向个人消费模式的转型使成员消费范围和消费水平都提高；第三，工资收入上，差别工资制取代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制使绝对平等的现象不复存在，依据市场经济原则对传统的分配方式进行的改造，使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提升了工作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安全网”模式为老年人、儿童等缺少生活能力的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证了社区的和谐稳定；第四，开放性政策的实行，既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矛盾，也释放了一些成员尤其是年轻人对基布兹的不满情绪，并且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缓解了基布兹的经济压力。
总之，通过变革，基布兹陆续走出困境和危机。首先，基布兹人口终止了近15年的下滑趋势，从2001年起开始持续稳步的增长，重新出现了新成员加入的现象。通过变革，以色列农业保持了在整个国家农业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形成了以塑料、金属和食品业为主的产业经济。据统计，2010年，基布兹工业总产值约80亿美元，占以色列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其农业总产值约17亿美元，占以色列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0%。旅游业的发展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成为基布兹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也构成以色列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考虑到基布兹人口仅占以色列总人口3%的情况，这样的成就是令世人惊叹的，基布兹存在的价值不仅如此，其所具有的精神道德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
结 语
纵观基布兹建立、发展、演变的整个历史过程，笔者有几点思考。第一，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或模式的建立都离不开其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更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基布兹的集体主义、平等互助和社会大同思想有着深厚的犹太历史文化传统的渊源，但其创建的首要因素是巴勒斯坦恶劣的生态人文环境，是犹太移民要在这种环境中站稳脚跟，生存下去的现实需要；之后的发展是巴勒斯坦犹太人社会（伊休夫）和工党主导的以色列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需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冲击下以色列经济社会变迁的需要，基布兹开始走上改革并转型之路。目前，许多基布兹仍在改革的路上。基布兹在改革中获得了新生。第二，199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以色列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快速发展，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所倡导的集体的、共有的、互助的价值观在淡化，人们更多地关注个体利益、自身价值，贫富悬殊拉大了，拜金主义、恶性竞争等诸多道德败坏现象日益增多。在这种背景下，基布兹的改革加速了，基布兹精英没有抛弃公有、民主、平等互助的原则，更值得一提的是100个新型基布兹的建立，这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传统价值观、优美生态环境、和谐生活方式的向往。北京语言大学的谢小庆教授在“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一文中的一段话引人深思：对于那些对“君临众生”不感兴趣的人和更偏爱平等和尊严的人，公社是一种更符合他们偏好和个性的选择。公社共存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使人避免异化为“房奴”、“车奴”、“子女教育奴”、“财奴”，而且是一种更有利于维系地球生存的生存方式。 第三，去年上半年我们国家开始部署并推进“田园综合体”的建设方面的工作，该项建设涉及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科技农业、产业融合、公共服务、环境风貌、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这与以色列的农业社区建设模式具有很高的契合度。因此，对以色列基布兹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对其组织管理模式、社区保障模式、社区教育及民众生产生活方式的研究将对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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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ctive Farm of Israel——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Kibbutz
WANG Yan-min1，SONG Chen-yang2
（1. History and Society Management School of Dezhou University，Dezhou Shandong 253023，China；2. History and Society Management Schoo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 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 : The kibbutz，as a kind of socialism collective farm with equality，democracy，public and the volunteering principles，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Israel over a hundred years. The Kibbutz experienced a rough and zigzag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1980s，its serious crisis once led to the standstill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the Kibbutz elites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form measures，which not only made the Kibbutz successfully pass through the crisis，but also became a rural community model again which adjus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i society. The Kibbutz’s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does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n China.
Key words ：Israel；Kibbutz；Socialism；pastoral complex
中图分类号 ：F33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444（2019）03-0035-07
收稿日期 ：2018-11-15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以色列农业社区模式的变迁及对山东省‘田园综合体’建设的借鉴研究”（17BSSJ01）。
作者简介 ：王彦敏（1965-），女，山东德州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标签：以色列论文; 基布兹论文; 社会主义论文; 田园综合体论文; 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