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七十年论文,国内论文,卢卡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00(2003)04-0039-08
对于现时代的国内学界来说，卢卡奇这个名字始终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异端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1970年代末期才被引入国内，因此，在许多当代研究者眼中，卢卡奇仿佛是一个“新人”。可实际上，在1950、1960年代的反修斗争中，他就已经被当作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经常性地在报刊和文艺理论教材中被不点名批判了。不仅如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的文论作品就已经被译介到国内，在左翼理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我们将1935年《译文》杂志第2卷第2期上刊载的《左拉与现实主义》一文视为国内学界介绍、研究卢卡奇的起点的话，那么，卢卡奇研究在国内差不多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了。综观这七十年，从单篇论文的零星译介到代表性著作的规模引进，从党同伐异的政治批判到实事求是的学理求解，我们的研究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既有研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致使我们很难突破历史的羁绊，与卢卡奇同在，在与他一同思维中，真正理解他的所思所想及其当代价值。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在历史形成的问题终究应当到历史中去寻求解答之道。对七十年来的研究历程进行一次批判的考察，因此成了新世纪国内卢卡奇研究能够深入发展下去的理论前提。
一、革命氛围中的政治误读
对于国内的卢卡奇研究来说，1978年是一个具有断代意义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的一次全国西方哲学研讨会上，徐崇温先生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了专题发言，从而使国内学界在文学史家和美学家之外，知道了卢卡奇一个全新的也是影响更为深远的理论形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同年，《哲学译丛》1978年第6期译载了波兰学者奥霍斯基《关于G.卢卡奇的争论》一文，对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展开的争论以及苏东理论界的总体评价进行了介绍。国内卢卡奇研究的第一阶段由此得以结束。对于跨度很长的第一阶段，我们的总体评价是：当卢卡奇以一种偶然的方式被引进国内理论界后，就被裹挟进国内文艺理论政治的旋涡，失去自身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本然地位，沦落为政治批判的牺牲品。真正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其实并不存在。
卢卡奇在1930年代就遭遇中国理论界其实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因为作为一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其独特思想的哲学家，卢卡奇的理论视点始终聚焦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这个本体问题上，他卷帙浩繁的文学史研究始终是指向这个本体的。也就是说，他实际处于当时尚为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中国左翼理论界的视域之外。但问题在于，从1930年第一次流亡苏联开始，因《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布鲁姆提纲”而遭受“政治上的毁灭性失败”的他就逐步转向文学史研究。[1](PP.163-164)这原本是他回避与斯大林主义进行正面冲突、坚持并扩展自己的某些核心观点的被迫选择，[1](P86)但在客观上，他却因此置身苏联当时正在展开的现实主义问题争论之中，成为一种重要观点的主要代表，[2](PP.31-40)从而具备了遭遇中国理论界的可能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左翼文化阵线开始形成，并在理论上自觉地向苏联靠拢。于是，1933年即苏联理论界开始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当年，中国左翼理论界就开始虔诚地输入现实主义。[3]为了更好地理解问题，左翼理论界主要从日文转译了相当数量的苏联学界的理论文献，[4](PP.322-324)卢卡奇的《左拉与现实主义》和《小说底本质》(胡风译，1936年10月、12月连载于《小说家》第1、2期)[5](PP.797-806)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被译介过来的。卢卡奇这两篇文献在当时并不引人注目，原因有二：第一，早在1933年11月，左联的党团负责人周扬就根据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书记长、“苏联最优秀的理论家之一”吉尔波丁的官方报告整理编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的长文，为尚未展开的讨论定了调；第二，除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外，左翼理论界当时的理论偶象主要是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不知道卢卡奇是何许人也，即使在10年后情况也差不多。(注：“关于作者卢卡契，知道的很少，只从《国际文学》的后记上知道他是匈牙利人，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现在苏联。近著有《十九世纪的文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席勒的美学》，《历史小说》等。”(吕荧：“译者小引”，卢卡契：《叙述与描写》，吕荧译，新新出版社1944年版，第4页。))也就是说，卢卡奇在中国理论界的首次出场其实就像白天划过天际的一颗流星，并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意味着什么，假如没有别的事情发生，他应当很快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但情况不久就出现了一些变化。——1940年，在间隔4年之后，文坛突然又出现了两篇卢卡奇的译文：《论新现实主义》(王春江译，《文学月报》创刊号1940年1月)和《叙述与描写》(吕荧译，《七月》1940年12月6卷1、2合刊)!原来卢卡奇这个“异端”又出事了。
1933年，卢卡奇因为纳粹上台而再次流亡苏联。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与1930年那次不同，这次流亡或许是无限期的。为此，他一到莫斯科就在国际作家大会上做了题为《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的发言，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违心的和卑躬屈膝的清算。[7](PP.210-215)但这决不意味着他已经真的放弃自己经历20年方才找到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了，事实上，他1934年以来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考察始终隐含着对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的批判，[1](P100)只不过更多地因为苏联理论界本身的准备不足，这种异质性暂时没有被发觉罢了。1939年11月，也就是卢卡奇将自己前4年的一些论文结集以《论现实主义的历史》为题公开出版之后，已经反应过来的苏联理论界开始对他进行大规模清剿。结果，根据苏共中央的一项决议，卢卡奇当时的主要理论阵地《文学评论》杂志从1940年第3期开始终止出版。事后看来，苏联理论界当时并没有搞清楚他们与卢卡奇的分歧或对立所在，就发动了这场上纲上线的大批判。[8](PP.591-592)更加糟糕的是，并不知道卢卡奇是何许人也、他说了什么、又错在哪里的中国左翼理论界居然也步调一致地投入对他的讨伐中去了。这时候，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的理论家站出来为卢卡奇辩护了。他就是胡风。胡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曾受到1926～1927年间流行于日共内部的福本主义的影响，(注：20年代初，日本青年学者福本和夫(1894-1984年)大学毕业后到美、英、德、法等国留学。在德国，他结识科尔施，之后得到科尔施经常性的指导，并由此认识卢卡奇，正是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深刻影响下，福本和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本主义。1924年秋，福本和夫返回日本，并于当年底开始为日本共产党的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投稿。福本的论文让日共内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高的理论家们感到震惊，于是邀请他加入编辑部任副总编。后在1926年日共的重组中，福本进入日共领导层，福本主义就此广泛流传开来。具体参见黎活仁：《卢卡契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对作为福本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的卢卡奇思想具有一种亲合性，所以，较之同时代绝大多数左翼理论家，他更容易理解并认同卢卡奇。[10](PP.229-280)为此，他顶着压力，在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刊发了《叙述与描写》一文，同时不顾周扬所代表的“官方”立场，在编后记中为卢卡奇进行了辩护：“这一篇，与其说是抹杀了世界观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毋宁说加强地指出了它的作用。问题也许不在于抹杀了世界观的作用，而是在于怎样解释世界观的作用，或者说，是在于具体地从文艺史上怎样地理解了世界观的作用罢。”[11](P696)一石激起千层浪，胡风的辩护让“(以周扬为代表的)批评家捉住了这一点，不管卢卡契的原文和我的原意，马上断定我是反对正确的世界观对创作有主导作用的”。[12](P629)卢卡奇就这样陷入胡风与周扬之间的文艺路线斗争中，成了一个具有本土性的问题。
异端就是异端。二战后，卢卡奇回到匈牙利并在一系列论文中含蓄地重申了自己在“布鲁姆纲领”中的诸多主张。结果，以1948年《文学与民主》文集的再版为导火索，匈牙利劳动党内发动了针对卢卡奇的大批判，卢卡奇被划为修正主义的代表。虽然此后的争论并没有扩大到匈牙利之外且没有影响到他的人身自由，但在包括新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卢卡奇已经明确地成为一个必须警惕和拯救的修正主义分子。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社会主义阵营开始对卢卡奇进行公开批判，对他的指控等级也随之极大提高：从原来的一般人民内部矛盾几乎上升为敌我矛盾因为卢卡奇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建国以后国内学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曾再提到他。但事情因为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国际国内矛盾的焦点上人们一下子就发现了卢卡奇的名字。出于对国际国内问题的双方面考虑，周扬，这个胡风解放前在卢卡奇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对手通过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言人邵荃麟向《世界文学》杂志社发出指示，开始编译“供批判用”的卢卡奇论文。[13](PP.6-7)这些论文后曾以活页的形式在内部发行过，“文革”后则汇编为二卷本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行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文艺界曾组织过一些批判，除了言词上的中国特色之外，这些批判总体上是对苏东理论界批判的翻版，“讨论的中心问题，除了卢卡契在进步概念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外，主要是人民阵线的观点、民主的观点和他低估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8](P597)
在批判作为修正主义者的卢卡奇的同时，国内理论界得知他还是一个哲学史家，在黑格尔哲学的形成以及批判各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两个领域中曾有过专门研究。考虑到上述问题正是国内哲学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开始组织非常精干的队伍翻译卢卡奇三本影响巨大的哲学史著作：《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韩润棠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理性的毁灭》(该书当于《青年黑格尔》节译之前即翻译完毕，但“文革”中译稿逸失，80年代王玖兴等进行重译，后于1988年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卢卡奇的哲学史研究，国内学界的态度同样是矛盾的：引进这些著作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学习，因为它们所讨论的问题都是国内学界以往不曾涉及过的新问题；但由于卢卡奇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在向他进行学习之前又设定他的这些研究同样存在修正主义的错误，是必须加以警惕的。[14](PP.i-iii)
总的说来，在漫长的第一阶段，国内学界对卢卡奇的了解是非常贫乏的：既不知道卢卡奇首先在本质上是一个关注本体问题的哲学家，他当时为国内学界所知的那些文艺学和哲学史论著只是“用”而非“体”，也不知道他的“修正主义”立场实际是有其合理的社会历史基础的，仅凭一些只言片语，就断定他存在严重的理论错误，从而展开义正词严的批判。这种误读实际上是卢卡奇陷入中国左倾政治旋涡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转型时期的视域转换与话语分裂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过去的建设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今后的社会主义又应当怎么搞?这两个问题历史性地摆在了国内理论界的面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历史情境中被引入国内学界，日益成为一种批判性的理论资源并发挥越来越大的思想解放效应。国内卢卡奇研究也就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大约持续到1989年。
与前一阶段相比，本阶段研究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学界的关注焦点逐渐从卢卡奇中后期的美学和文艺学思想转移到了其《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哲学思想上来。当然，就著作中译而言，本阶段翻译量最大的依旧是他的文艺学和美学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两卷本《卢卡契文学论文集》外，学界还组织翻译《卢卡契文学论文选(第一卷论德语文学)》(范大灿编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和《审美特性》第一卷(徐恒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4厚册约150万字的内容差不多相当于卢卡奇9卷中后期美学和文艺学著作的一半，基本勾勒出了他在这两个领域中的思想面貌。不过，这些作品的翻译大多完成或酝酿于“文革”之前或“文革”期间，它们的出版具有一种补偿性质。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不能脱离卢卡奇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哲学思想来理解这些美学和文艺学作品了。那么，应当怎样正确评价这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的作品呢?作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创始人，徐崇温先生在开创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重申了苏东学界的传统评价，(注：青年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不仅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在歪曲马克思主义方面卢卡奇还是有他的‘贡献’的”(别索诺夫：《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德礼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首先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解释”。[16](PP.56-57)而在此前一年翻译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佩里·安德森形贬实褒的评论却让更多的人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内部”“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17](P36)即一种新的、开放的和更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统一的话语系统就此开始分裂。
不过，在80年代初，学界起先着重关注的并不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它对马克思异化、物化学说的阐扬，只是在后来关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替代方案的当代价值才逐渐突现出来，并日益赢得学界部分学者的共鸣，在实质上成为与传统解读模式相抗衡的一种理论传统。针对学界已经存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化的倾向，《红旗》杂志于1984年下半年发表署名文章，对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进行批判，它的基本结论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错误的极左思潮，本质上是1920年代被当时欧洲革命的暂时失败而摧残得发狂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反映。[18](PP.41-47)《红旗》发表文章的目的是结束讨论、统一认识，但事与愿违，它反倒增强了学界的兴趣。为了全面认识卢卡奇和《历史与阶级意识》，1984年以后，学界加强了对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引入。这一变化在当时学界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动态的两个主要窗口即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和社科院马列所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84年以前，两个刊物主要介绍的多是苏东学界的观点或亲苏东西方学者的观点，而1984年之后，它们则更多地编译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第18期就节译了美国学者阿拉托和布伦纳1979年出版的《青年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该书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起源进行了令西方学界称道的深入研究，[19](P5)其学术价值迄今尚存。同时，国内学者杜章智编译的《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和张伯霖编译的《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也分别出版，它们和其他一些二手文献一起构成了本阶段即将展开的学术争论的基本文献支撑。
1985年适逢卢卡奇百年诞辰，国际学界纷纷举办各种活动进行纪念。以此为契机，国内学界在当时正在展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中突出地讨论了卢卡奇的哲学思想问题。由于原始文献稀缺等客观问题，当时真正参与争论的学者并不多，主要是徐崇温先生、杜章智先生及其追随者，但争论却非常激烈。(注：论战双方比较详尽的论文目录，请参见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4-357页。)不管是徐崇温先生还是杜章智先生，论战的双方对卢卡奇晚期哲学思想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都肯定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歧在于如何评价《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哲学思想。在1985～1989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注：杜章智：《卢卡奇和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载《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杜章智：《卢卡奇谈马克思主义的革新》，《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杜章智等：《如何看待卢卡奇》，《人民日报》1989年1月27日。)杜章智始终认为，尽管存在一些小的错误，但《历史与阶级意识》在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继承、坚持和发展，并明确认为它所开辟的思想道路对现时代的中国改革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而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的所有论著中，徐崇温则始终坚持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反列宁主义的，因此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包含思想多元化和反对党的领导等极其危险有害的政治倾向。
这场论战对国内卢卡奇研究的推动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现在看来，论战的双方都没有给后来的研究留下太多的学术积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首先，双方都将自己的政治立场直接带进学术研究，从而使许多可以达成共识的学理问题变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学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这种政治立场也不可能不对学者的学术研究发生影响。但严谨的科学研究却要求学者能够首先暂时地搁置自己的价值取向，在弄清楚学术对象的客观情况之后，再进行价值判断。[21]可论战双方的政治取向都非常强烈，以致他们不能有效地将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结果，他们在卢卡奇身上看到的更多地只是自己的观点投影，真实的卢卡奇却消失了。其次，双方的理论准备都不充分。《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卢卡奇在20世纪初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再创造的思想精华，它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与诠释、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点，这是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中国学界的传统解释模式所根本不能企及的。在理论上，论战的双方都没有超越传统解释模式的边界，然而时代却强求他们去完成批判《历史与阶级意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结果自然只能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了。最后，双方都缺乏必要的文献基础，都没有能够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立观点，所以，在徐崇温先生不断重申苏东学界官方结论的地方，杜章智先生则始终在标举西方学者的观点。
从文献上看，1989年以后，论战的双方依旧在争论不休，其声音至今仍不绝于耳，但不管怎样，这个充满政治激情的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一个新的更富学理性的阶段已然出现了。
三、后革命时代的研究热潮及其缺憾
1989年之后，国内学术界弥漫着一种政治冷淡主义的情绪。不管我们怎样评价这种情绪，但它的出现对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此时的学界终于可以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辩论相对清晰地区分开来，并进行比较客观的学理研究了。国内的卢卡奇研究就此出现一个热潮，进入迄今为止尚在展开之中的第三阶段。
一方面由于卢卡奇最重要的两部哲学论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有了中译本，(注：《历史与阶级意识》有三个中译本，它们分别是重庆出版社1989年张西平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年王伟光译本和1992年杜章智译本。《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实际上也有两个译本，一个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沈耕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另一个是《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使研究获得了必须的文献支撑，另一方面因为学界视野日见开阔，比较多地借鉴了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因此在本阶段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从最能反映学界旨趣的博士论文选题来看，90年代至今，国内总计通过以卢卡奇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8篇，其中主要研究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哲学思想的论文3篇，(注：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中国社会科学院1994年；欧阳谦：《异化与自由：青年卢卡奇历史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94年；李庆钧：《“异化”之旅：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南京大学1999年。)研究《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政治思想的论文1篇，(注：李作言：《卢卡契政治思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研究《审美特性》时期美学思想的论文1篇，(注：马驰：《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复旦大学1996年。)研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时期哲学思想的论文3篇。(注：刘卓红：《卢卡奇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山大学2000年；杨建梓：《寻找回归之路：评卢卡奇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国人民大学2002年；袁一达：《卢卡奇晚年三大理论创新》，北京大学2002年。)这个数字虽然比同时期以海德格尔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数要少，但却略高于以胡塞尔和伽达默尔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数。同时，国内学者还在大陆出版了卢卡奇思想评传、研究专著约15种，另有超过20种的思想史论著辟专章讨论了卢卡奇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或文艺学思想。学术界以如此大的激情投入对一个当代西方思想家的研究，这种情况近20多年来是比较罕见的。
不过，当我们仔细检阅上述研究成果的时候，却发现真正具有学术创见的著作并不多。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其实并不具备与卢卡奇进行思想对话的基本理论平台，仅仅因为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真理，就想当然地对卢卡奇指手画脚起来，甚至在根本不懂得卢卡奇为什么会那么说的时候，就义正词严地批判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了。一般而言，这种性质的著作都具有如下几种明显的缺陷。第一，视域狭窄。它们只能够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去理解、批判卢卡奇，而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游离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一种独立的传统，它从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中来，并始终与这种主流保持着批判的互动关系；卢卡奇实际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人和革命者之一，不了解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基本状况，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本身。第二，理论含量低。由于它们不能与卢卡奇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所以，它们能够做的就是向读者复述卢卡奇说了什么，至于卢卡奇为什么这么说、真实含义何在则语焉不详了。但另一方面，为了证明自己比卢卡奇更有理论，它们总是愿意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去肢解卢卡奇。第三，原创性差。由于它们没有自己的理论，因此，它们不得不依赖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有的依赖于英语世界的论著，有的则干脆依赖其他国内学者的论著。
所谓披沙拣金，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自然也是有的。马驰的《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虽然没有能够深入分析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美学思想，造成了论域的不周严，但却首次系统地考察了卢卡奇美学理论在中国的思想效应，具有一定的补白意义。张西平的《历史哲学的重建——卢卡奇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三联书店1997年版)比较充分地占有了英语世界既有研究成果，在一个相当完整的视域中比较全面地呈现了青年卢卡奇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对打开国内学界狭隘的视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它的问题一是在于缺乏分析，只是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但事实之后更重要的思想动机与运思过程却被省略了，二是在于面面俱到、浅尝辄止，研究不够深入。在所有论著中，真正具有理论深度的是南京大学哲学系已故的孙伯鍨教授的《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孙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毕生致力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科学解读，成就巨大，影响深远。80年代以来，他始终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展，于古稀之年，以带病之躯，穷数载之功，在20世纪西方思潮的宏大背景上悉心诠释《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以成此书。他以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为恒定标尺，历史地恢复了卢卡奇作为一个早年秉承西方哲学传统而锐意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本真面目，对他的思想业绩做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该书对卢卡奇哲学思想中的11个核心问题的诠释与评论是极其准确到位的，达到了国内学界所能够达到的理论最高点。
我们特别注意到，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两位长期研究卢卡奇思想的老学者分别推出了自己的新著，(注：刘秀兰：《卢卡契新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翼星：《为卢卡奇申辩》，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卢卡奇研究中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清理。他们的工作无疑是值得我们高度评价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著作有一种明显的画句号的意味，仿佛卢卡奇研究已经到此为止，可以告一段落似的。可事实果真如此吗?以卢卡奇研究中最受人关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研究为例，迄今为止的所有中文文献(包括译著)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种具有高度原创性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能够引导同时代一大批蔑视、敌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传统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第二，由《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反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性辩证法的过程中走向逻辑终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只可能存在于卢卡奇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发展历程之中，然而，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阶段却是一个从来都没有被国内学界课题化讨论过的学术空场!
对于这种缺失，自然会有学者申辩说：要我们忘却这段历史的恰恰是卢卡奇本人，因为晚年卢卡奇总是提醒我们，这是一段充满错误的史前史。思想家本人的自述无疑是应当高度重视的，但如果我们完全听信这种自述，那么，我们还有必要进行思想史研究吗?与我们这种漠视相比，西方学界自70年代末期就对该领域进行了长期研究，形成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成果，(注：英语世界在这个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有：Andrew Arato and Paul Breines,The Young Lukác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TheSeabury Press.1979;Michael L
wy,Georg Lukács-From Romanticism toBolshevism,trans.,Patrick Camiller,NLB,1979;Congdon Lee.The Young Lukács,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3;J.M.Bernstein,The Philosophy of the Novel:Lukács,Marxism and the Dialectics of Form,The Harvester Press,1984;Michael Holzman,Lukács Road to God:The Early Criticism Against It's Pre-Marxist Backgroun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5;Mary Gluck,Georg Lukács and His Generation,1900-1918,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从而使得这一段历史得到初步呈现。即便如此，西方学界也没有认为卢卡奇研究应当结束了。事实上，在持续研究中，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这段史前史对于正确理解卢卡奇本人的思想发展、以及那个时期德国“精神科学运动”的发展的重要性。有鉴于此，1995年，英国著名的布莱克威尔出版社从卢卡奇早期手稿和著作中选出一批重要文献(其中一半以上是过去没有英译本和德译本)，编成一本《卢卡奇读本》，[22]供学者们深入研究使用。面对这些，国内学界当做何感想呢?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出来的那样，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没有哪个民族国家会有特权，超越某一发展环节。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所重复的正是西方社会100年前所走过的那条道路。我们今天正在走入《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世界，因此，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卢卡奇，更需要借助他的思考来实现对我们自身状况的正确理解。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就自然不会认为国内的卢卡奇研究已经可以取消了。对于今后的卢卡奇研究来说，需要我们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但最为迫切想来当数及早开展对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思想发展的研究了，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通过追寻他的思想足迹，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与他一同思维，在对他的理解过程中实现我们的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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