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演进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战略论文,改革开放以来论文,中国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CLC number:G80-05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02)03-0001-07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54(2002)03-0001-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有3次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分别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奥林匹克战略的制定与实施；80年代中期体育社会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90年代初体育市场化改革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这3次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就像3次巨大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推动中国体育事业滚滚向前。回顾与研究这3次改革措施与发展战略出台的背景与过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制定与实施我国21世纪体育改革发展战略有重大意义。20余年来中国体育发展的事实证明，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改革并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化，21世纪的中国体育事业才能真正做到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1 机遇与把握：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演进
1.1 挑战与压力：制定奥林匹克大战略
1978年12月16日，对共和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这一天，中国与美国同时向世界宣告：从1979年1月1日起，两国正式建交，互派大使。这一重大的国际事件对长期悬而未解的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代表权问题立即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先生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发表谈话称：国际奥委会决不应该再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了，应当得出一项对中国运动员公平合理的结论。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终于在中美宣布建交之日的一年后来临。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领导人在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经过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表决，批准了此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翌日，即1979年11月27日，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宣布：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并将派团参加1980年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1980年初，鉴于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国家体委在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将加速提高我国运动技术的整体水平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体育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个报告实际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体育发展战略，即在80年代，中国体育的总体战略是以发展高水平竞技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
上述体育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一方面固然是来自参加奥运会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判断与认识：
其一，在1980年初举行的全国体工会议上，国家体委《关于30年体育工作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体育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关系问题，认为“我们国家现在还穷，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发展体育事业”，因此，一方面，“在制定体育发展计划时，必须从实际出发”；但一方面，“在我国，体育纳入国家计划，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调动各个地方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按比例、有重点地分配财力物力。这样就能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使体育上得快一些。”这实际就是我国高水平竞技发展的“举国体制”的认识依据和制度依据。
其二，在同一报告中还提到“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大家办体育”，将群众体育逐步转向以各行业与各部门为主，而体委的主要工作重点则放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方面。实际上，这明确地表达了体委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在国际赛事上夺取奖牌。
虽然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因苏军入侵阿富汗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抵制，使我国原定首次派出代表团的计划受阻，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体育发展战略由此提出，并对其后20年中国体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 理想与现实：以社会化为核心
中国代表团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上会取得的辉煌胜利，加上在此前后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所引起的轰动、由中国女排五连冠而名扬一时的“女排精神”、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上的顽强拼搏等，使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体育热”。中国体育在8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象征和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尤其是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便取得了15枚金牌，列金牌总数第4，这一成就已远远超越了一般体育金牌的意义，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成就不仅证明了社会主义中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也证明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体育决策层所制定的以奥运战略为中心、竞技运动优先、全国一盘棋这一体育战略思想与决策的成功与正确。
在这一辉煌成就面前，中国下一步体育发展战略应当如何制定？中国体育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发展？怎样才能保持中国体育高速发展的势头，满足广大群众对体育日益高涨的期望和要求？这些都成为摆在中国体育面前的首要问题。
1984年10月5日，洛杉矶的硝烟刚刚散去两个多月，中共中央就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给洛杉矶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的进一步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就是，在胜利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正视我国体育事业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为了缩短这一差距，一方面，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结合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城乡体育活动，努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重点抓好学校体育；另一方面，要大力建设好高水平运动队，改革训练和竞赛体制，积极发展体育科学，搞好项目的战略布局，集中力量发展优势项目，争取在今后的重大国际比赛中，夺取更优异的成绩，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洛杉矶奥运会取得空前胜利后，国家体育决策层在举国上下一致称赞的同时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这首先表现在举国上下的“体育热”中，社会对体育日益高涨的需求与国家投入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二，在实施奥运战略，体委将工作重点转向抓高水平竞技后，群众体育的普及工作与抓高水平竞技这一主要任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三，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往过于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矛盾日益突出；其四，随着国际高水平竞技的发展，我国体育的科技含量较低与国际赛场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此，国家体委于1984年11月和1986年4月先后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通知〉的意见》、《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两个文件。以这两个文件为核心，确立了以社会化为突破口、以竞赛和训练改革为重点的新的改革思路与“以革命化为灵魂，以社会化和科学化为两翼，实现体育腾飞”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继1980年前后制定奥运战略以来，国家体育决策层为保持体育发展的良好势头，进一步推动奥运战略实施而制定的新的发展战略，由此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发展的第二次飞跃的阶段性标志。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次出台的改革方案最大特点之一是从理论上理顺了体委抓高水平竞技与抓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体委的主要任务和目标，使之能够集中精力、财力和物力去搞运动水平的提高。这在当时国家经费投入不足，而群众对在重大国际赛事上夺牌的热情又很高的压力下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理顺这一关系，将政府有限投入集中使用到提高运动水平、在重大国际赛事中夺取奖牌方向去，我们就将两头都抓不住，人民将更不满意。另一方面，这次发展战略所提出的改革竞赛体制，促进体育科学化进程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一改革方案的不足是，由于当时认识的局限和各种因素制约，特别是对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因而在“现行的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基本判断上，将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定位于“过分集中于体委系统办体育，没有放手发动全社会来办体育，各级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将8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重点和目标确定为调整理顺内部关系，而没有真正从体委自身体制改革着手解决当时已经开始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以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原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举国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无法得到根本的转变。这种体育体制不适应时代要求（主要是关系不顺、机制不活、经费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动不畅、体育事业发展后劲不足等）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突出。”
例如，关于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三结合”思路在出发点上虽然不错，但在操作层面上仍停留在体制内进行，因此，“发动和实现社会参与办体育”的想法在具体实施上并不理想。又如竞赛体制的改革方面，由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趋势认识不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极“左”思想的干扰，因而使改革的初衷有很大程度上偏离为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专业竞技体制进行有限的体制内调整和修补。另外，不少人将体育社会化简单地理解为将群众体育扔给各行业各部门去管，或是找企业出钱赞助解决比赛的资金来源。这些都使原来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竞赛训练体制的种种弊端和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内部缺乏竞争与活力，社会和企业难以真正成为竞赛的参与主体。不能不承认，与80年代改革的环境及席卷全国的“体育热”所反映出来的人民群众巨大的期待相比，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后的体育改革力度是相对滞后的。
1.3 勇气与决断：走向市场化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的失利，给80年代中前期光彩夺目中国体育界留下了长久的阵痛和反思。虽然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绩反弹，取得了16金的好成绩，但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体育体制改革却处于徘徊和停滞状态。不少人对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认识不足，对现行体育体制是否有必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进行机制转换持有不同程度的怀疑甚至抵触，因而对改革持消极态度。有的人甚至无视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坚持认为现行的体制基本上是好的，言外之意是没有进行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这些认识的误区，使得90年代初的体育改革发展方向变得扑朔迷离，充满疑云雾障。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中国体育的改革与发展突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中国的改革开放由此掀起了新一轮高潮，促使体育界重新认识和思考体育体制的改革深化问题。与此巧合的是，由于当年1月30日中国足球队在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上输给韩国，即著名的“黑色9分钟”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响，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舆论压力和改革压力。当年6月召开的著名的“红山口会议”，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干预下，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的新一轮改革发展战略开始酝酿，并由此揭开了9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序幕。
中国的专业竞技体制是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体育体制，其特点是由国家提供资金并实行统一管理，执行和实现国家的体育意志。这种体育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和在特定的条件下，对我国20世纪后半叶国家经济整体不发达背景下，体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优异成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国内外大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以及体育社会化要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这种竞技体制已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而必须将中国的国情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接轨，走体育与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相结合的道路，从而探索出一条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模式与道路。
令中国体育幸甚的是，1992年红山口会议召开的时间，正好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传出之时。在小平同志进一步扩大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的指导下，这次会议不仅成为中国足球发展的里程碑，而且成为90年代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转折点和标志。
1992年11月中旬，国家体委在广东中山召开了以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探讨体育改革为主题的全国省体委主任座谈会，史称“中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围绕体育改革的必要性及改革内容和方向等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后，与会人员的认识渐趋一致，认识到体育改革不是对原有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细微末节进行修修补补，而是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规律，对原有的体育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这次会议连同此前召开的“红山口会议”，标志着中国体育90年代新的发展战略的发端，中国体育第三次改革浪潮涌动。
在“中山会议”的基础上，1993年的全国体委主任会议制定并下发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及5个配套文件，确定了90年代到21世纪初体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就是：按照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着眼于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加速新旧体制的转轨进程。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规定了90年代体育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改革现有的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的转变，改变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
根据以上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国家体委将90年代体育改革基本方向确定为生活化、普遍化、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法制化等“六化”，并提出了6大类29项改革措施，其中主要包括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建立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多强对抗的训练体制，改革竞赛制度，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坚持社会化方向，加快群众体育发展，以产业化为方向，增强体育自我发展能力等。
这是中国体育界第一次试图从根本上突破体制框架，从体制外寻找改革出路的战略性转折。与1986年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相比，1993年的改革方案在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以及具体措施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体育决策层对改革问题形成了基本共识：“过去我国的体育工作，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已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比如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效率和效益不高，活力和后劲不足等。所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体育发展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人们已经认识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逐步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现行由国家包办的体育体制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并必将逐渐消失。中国体育要走上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道路，就必须解决好正在变化的经济基础与现行体育体制的矛盾，对现行的体育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并在这一基础上确定自己未来的战略发展模式与方向。
到90年代末，以足球为龙头的体育改革虽然尚存在很多不足，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如足球水平提高不快、球员薪水过高、假球黑哨现象、球场暴力等，在篮球、排球等联赛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应该说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事实证明，90年代以来体育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以职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体育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一大方向的，同时也是符合现代世界体育发展潮流和规律的。
2 反思与展望：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思考
2.1 只有改革才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纵观20年来中国体育发展的道路，给人的深刻印象是，每次体育事业的飞跃性发展，都是改革的直接结果。改革，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中国体育改革进程中，观念改变和制度创新交替进行。而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意味着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在1980年前后，由于改革开放道路的确定和我国奥林匹克地位的恢复，我国体育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转变观念，大胆创新，改变了以往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做法，成为了我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象征和先行者。如在洛杉矶奥运会后率先打破平均主义，在注重精神鼓励的同时进行物质奖励；又如大胆摒弃种种不切实际的带有极左色彩的口号和做法，恢复和完善了在“文革”时被破坏扭曲的体育竞赛训练体制，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更为典型的是，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指导下，促使我国体育界在90年代初对体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重新认识，在观念上完成了一次飞跃，在制度上大胆创新，从而为90年代中国体育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观念的改变和制度的创新，便没有20年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大发展。
因此，在确定21世纪中国体育发展战略时，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将体育体制改革引向深化，将改革和制度创新作为促进21世纪中国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的背景下，我国现行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还将进一步发生改变，行政主导型与计划经济型的体育体制及运行方式将进一步弱化并逐渐消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通过加大改革的力度，在一定时期内完成中国体育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职业化的完全转变，建立起新的体育体制和发展模式，才能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保持中国体育健康、快速、可持续的发展。毫无疑问，对中国体育下一步改革的迫切性和必然性，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2.2 科学决策与正确制定发展战略对中国体育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20年来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证明，科学的决策与正确制定发展战略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由于现行中国体育、尤其是高水平竞技体制的特征，国家最高体育决策层和领导层每一次重大改革决策，都会对中国体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效应和作用。实际上，过去20年中国体育重大的改革行动，都是由决策层出台一批政策和措施来推动的，而每一批重大改革文件和措施的出台，又都意味着中国体育一次次台阶式发展的开始。这说明在21世纪，中国体育要保持和实现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必须依赖一个科学的决策机制来正确制定体育发展战略。
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最重要的是决策的民主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体育发展战略的制定应吸收更多的诸如产业、市场、金融、管理、媒介、教育、广告等各方面专业人士和专家学者的参与，同时要形成一个包括各种利益集团：如参与体育运作的各单项协会、俱乐部、媒体、院校及相关产业等在内的协商机制。以往那种单纯体育界内部领导或训练管理人员坐在一起搞决策下文件的做法在体育走向社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时代已不能适应。可以说，21世纪中国体育能否在改革发展上争取主动，少走弯路，关键因素之一是能否在体育界内部建立科学的民主的决策机制模式。
2.3 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运作的新模式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16年来我国的奥运战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历史性地一举夺得金牌28枚，成为美、俄之后无可争议的奥运三强之一。人们很难想象，从1979年11月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恢复中国奥林匹克代表权那一刻起到20世纪末，中国只用了短短的20年时间，便完成了由“体育第三世界”跻身奥运三强的伟业。
对于中国体育的这一奇迹，悉尼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认为，“举国体制”是导致这一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的确，回顾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中国体育的发展，再比较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大部分第二世界国家）体育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事实证明，在国家经济尚处于整体不发达的背景下，依靠社会主义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制定以“举国体制”为基础的奥运战略，将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优先集中发展高水平竞技，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夺取奖牌，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带动体育运动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战略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的。客观而言，在21世纪，只要我们还要将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上夺取奖牌作为中国体育的一个主要目标，那么即使在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达到了小康水平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这一体制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国体育现行的“举国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产生出来的。它的运行机制高度依赖政府的行政职能（主要是国家体委和地方各级体委），并在资金保障上主要依赖政府拨款以维护其运作。这又显然与当今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因此，21世纪初中国体育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之一，就是既要在高水平竞技上保持“举国体制”的优势，又要面对“举国体制”所凭借依赖的计划经济基础最终必然消失和政府职能转变这一无情的现实。
从改革开放20年中国体育的3次发展战略的演变来看，在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尚处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尚能充分运转。但在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一体制的基础已开始动摇，体育改革也必然地要向着职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将以往政府对体育的行政调控职能让位于社会与市场调控机制。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搞体育产业化、职业化和市场化的目的，究竟是为提高竞技水平，在国际赛事中夺奖呢，还是发展和培育体育市场，满足体育消费者的需要？前者是中国体育、具体而言是体委作为政府职能机构的目标；而后者，则是体育投资方、企业、俱乐部以及体育市场的利益要求。如果这一矛盾处理不好，就可能使体育的社会化、职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因市场利益群体的积极性丧失而失败，或者使我国高水平竞技发展的“法宝”——“举国体制”的体制优势渐渐丧失。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20年来改革发展的经验来看，还是应该从改革中找出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既保持我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势，同时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育体制？由此引起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举国体制”是否必然与市场经济相冲突或不相隔？能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保持和建立“举国体制”？
事实上，从二战中美国等国家在自由市场体制上实行高度计划性的战时体制的经验来看，市场经济与高度计划性不一定不相融。关键还是要在观念改变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寻求“举国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接轨的路子。我们一方面要坚定地将体育推向市场，走体育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应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探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举国体制”优势的新模式，增强政府对各利益群体的协调功能，在将有条件实行职业化的项目推向市场，同时通过国家与社会共同建立专项协会负责的训练基金、训练基地，在体育院校及大学中建立训练中心等方式，改变“举国体制”的内涵及运行模式，将我国在奥运会等国际重大赛事上的优势地位保持下去。
2.4 建立协调互补的多元化体育体制
“举国体制”具体表现在竞技体制上就是专业竞技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由国家包养包办运动队，在“国内练习，一致对外”的口号下，完成为在重大国际赛事中夺牌的任务。我国过去20年间所出台的3次战略性的改革方案，前两次都是要完善和强化这一竞技体制，而第三次，即1992年的改革方案，则在部分项目中开始实现由专业竞技体制向职业竞技体制方向转变。但是，由于大多数项目并不具备职业化和市场化的条件，（很多项目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如此），而我国的业余竞技目前又不足以达到在重大国际赛事中夺奖的水平和实力，因此，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努力推动部分有条件的项目继续搞好职业化和努力提高群众业余运动水平前提下，由国家投入一定的资金来提高竞技水平，通过某种形式保持部分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中夺牌的专业运动队还是有必要的。何况考虑到我国已经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这一点就显得尤其必要。问题在于，这些专业运动队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设置和运作应探索新的思路和模式。例如，是否还有必要设立国家与省市两级专业队，能否设立单项运动协会下的基地来取代某些项目的常设国家队，能否在大学、体育院校中建立运动训练基地等，都是可以探讨的课题。
可以想象，在21世纪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体育将会保持业余竞技、职业竞技与专业竞技3种竞技体制并行互补模式。如何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多元化的体育体制和发展模式，将是制定新世纪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的重要课题。
2.5 现行国内竞赛体制改革应提上议事日程
“举国体制”在我国竞赛体制上的具体表现是以全运会为代表的“全运体制”。这一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中和特殊历史背景下对我国体育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它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运作特点是以地方行政区划和一些大的行业为单位参赛，靠地方政府财政和行业（实际还是“国家”）拨款来维持其训练竞赛费用，为“地方”或行业争夺奖牌。这一体制虽然在客观上有利于在一定时期内调动“地方”和某些行业搞高水平竞技的积极性，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地方行政分割、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环境下，这一国内竞赛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在客观上已与我国体育走向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以及实施“奥运战略”不相适应，甚至背道而驰。
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历程来看，应该说80年代初期，随着全运体制的恢复，极大地调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搞体育的积极性。但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一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虽然在80年代中期出台的改革措施中，为了推动社会办体育，出台了一些以城市（城运会）、职业（农运会）、身份（大运会）、民族（民运会）等为形式的运动会，但其竞赛体制在本质上还是原有的国家包办搞竞赛的模式，只是将竞赛行为主体由国家体委一家变成了两至三家政府行政部门，在理论上和运作上并没有突破，尤其是原有的“全运”体制和运作模式没有改变。
在21世纪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对我国现行竞赛体制的改革问题可能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全运体制”与国家“奥运战略”的冲突及其耗费与效益不成正比的现象，而像城运会、农运会、大运会这类除了一般性的竞技项目外，未能设计和找到适合于特定身份（市民、农民、大学生等）参与者的比赛项目，同时又没有明确而严格的选手资格和身份的界定，又完全背离了搞这些运动会初衷的运动会，将很可能迫使中国体育的决策层在21世纪另寻国内竞赛体制的新模式。
2.6 促进全民健身计划与奥运争光计划的协调发展
从80年代到90年代，虽然3次重大发展战略都将群众体育的发展和普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由于受国家投入不足与完成重大赛事夺取奖牌任务之间矛盾等一系列因素制约，体育部门制定发展战略时只能把重点放在高水平竞技上，实行在一定时期内高水平竞技领先的方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形式上，80年代中期第2次改革发展战略的制定和1993年第3次改革发展战略的制定，改革的主要目标都锁定在体育的“社会化”上。然而，前后两个“体育社会化”的内涵却有相当的差别。前者是在“发动全社会办体育”的指导思想下，力图将体育的“普及”工作交给“各行业各部门”去管，以使体委全力去抓“提高”；而后者的“社会化”内涵则是以足球改革为突破口，使社会和企业成为竞赛的真正主体，在一些项目中实现“由行政型向社会型转变”的目标。
21世纪，随着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将大幅度提高，恩格尔系数将大大下降，对体育的需要以及健康的要求也将大大增加。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体育界的投入不足的矛盾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实力的增强而大为改善，体育将沿着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道路良性发展。因此，国家体育部门应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下放对具体竞技项目管理的权力，从运动项目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脱出身来，实现“政事分离”，逐渐将工作重心转向宏观体育事务的指导和管理，在进一步促进《奥运争光计划》实施的同时，大力推动全民健身计划，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群众体育的促进、协调与指导，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使21世纪的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体育强国。
收稿日期：2002-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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