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异、需求因素与产业升级“困境”的摆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产业升级论文,差异论文,因素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与优化升级已是影响我国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对于产业结构“低端锁定”的内涵及其成因，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种解释是认为我国现阶段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结构不合理，其中以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值过高，而第二产业中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化生产性服务业的比值较低。然而，对此更为广泛的理解是，无论哪一产业，我国的产业结构多数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附加值低端环节，例如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主要支撑——制造业大多集中于化纤纺织、制衣、制鞋、精细化工、五金制品、初级生产零配件等传统轻工业(陈佳贵等，2005)，而且重工业也依赖于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也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这会影响到我国企业持续盈利能力和潜在的自主创新能力及升级能力，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容易形成一种贫困化增长路径，因此，我国产业结构有可能最终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低端化、传统产业低技术化的“双低”低端锁定状态。探求我国产业结构的“低端锁定”和升级困境的内外影响因素，就成为理论界和实践工作者面对的一个重大命题。
一、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内在互动关系
是什么力量驱动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升级？从影响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因素来看，消费者的需求因素可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因。原因在于，在不考虑出口因素的前提下，任何一个社会经济体最优的产业结构应该是与其消费者的需求结构相互匹配，相互制约的，即使考虑了出口因素，由于一国的国内消费需求一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所以一国的国内消费需求因素也应该是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但是，如果一国的出口因素(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因素)成为该国产业结构的重大影响要素，则需求因素对最优产业结构的影响变得复杂，既可能出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局面，也很有可能出现抑制或锁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局面。
从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角度来看，需求因素的引致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对于产业内微观企业无论是其研发、试车、生产、商业化整个创新活动来看，创新活动得以实施的最根本因素是创新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比较。只有当市场中存在足够规模的中高收入消费者和对高价格的新产品有购买支付能力的意愿需求时，企业的研发成果才能得以最终转化为创新活动的收益，因而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进而实现新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与创新的互动关系
一个经济体中家庭购买力的分布至少可以通过两种相互竞争、相互制约的力量来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及经济增长(Zweimuller and Brunner,2005)[1]。一方面，适度集中的财富分布可以通过创造一定规模的中高收入阶层，为高价格新产品提供一个有效的市场需求，从而激励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财富分布会压制中低收入阶层对高价格新产品的需求能力，减少新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阻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盈利能力，影响经济增长。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收入因素制约着其自身的购买力和消费偏好，对于低收入者阶层来说，满足衣食住行的生存动机是其首要消费动机，因此低收入者的需求多集中于“价廉物美”或“价廉质低”的生活消费产品，对高价、高性能、高创新的新产品的需求很低；对于中间收入者阶层来说，生存性质的消费需求不再是其主要消费支出，生活质量型和舒适性的消费需求是其主要消费支出，因此，对适度价位、适度创新的新产品的需求较为强烈；对于高收入者阶层来说，可能更偏好于享受型或炫耀型的生活消费需求，此时，高价位、高性能、高创新的奢侈型新产品就会存在消费市场。
从以上分析可知，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绝大多数低收入者和较小比例的高收入者，中间收入者阶层缺乏，那么该经济体中的消费产品结构就会偏向于“价廉物美”甚至“价廉质低”的生产结构体系，并且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会受到严重削弱和抑制，因为高创新产品的前期研发投入不能通过市场的消费购买来实现转移和补偿。而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经济体中有限的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会受到来自国外高价位、高性能、高创新的品牌产品的竞争，由此加剧该经济体中的生产结构锁定于“价廉物美”乃至“价廉质低”的产业结构状态。这些因素会使微观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激励动机受到严重削弱和抑制，反映到经济宏观层面就是粗放型、数量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中的收入分配结构呈现“橄榄”型，即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都占较小且适宜的比例，而中间阶层收入者占大多数比例，那么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就容易促进“价高物美”的社会消费需求偏好的形成。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能促进消费需求呈现出一种阶梯式的、多层次化“接力棒”型结构，创新产品首先由高收入者消费，然后再转移到中间阶层收入者，最后由低收入者消费，开发新产品的创新企业的初期高额研发投入因此也就能够得到持续的现金流和利润流收益补偿，能够有效激励微观企业进行高研发投入的创新活动。
这里可将这种由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内在激励机制定义为“需求引致的创新”(王洪亮等，2006)。具体可得到如下的一般结论，任何微观企业生产新产品或进行产品质量、性能改进的研发投入必须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因此消费者购买力和收入所决定的需求偏好就决定了微观企业研发投入成本的可补偿性。在购买力较高和偏好于高质量、高价格新产品的高收入消费者比例较高的经济体中(如美国)，消费者既愿意为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支付更高价格，而且高质量、高性能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也大，此时微观企业所进行的新产品生产研发投入能够在这种经济体中得到有效补偿，因此，会激发微观企业普遍选择高研发投入的行为战略。相反，在购买力较低和偏好于一般质量、低价格的低收入者比例高的经济体中(如我国)，微观企业所生产的高质量、高性能产品由于消费市场规模有限且购买力不足，不能得到消费者的接受，有限的高端市场还面临国外高质量、高性能品牌产品的竞争替代。微观企业就会失去进行新产品或产品质量、性能改进的研发投入激励动机，进而选择低成本竞争战略就成为其最优理性行为。
(二)需求因素中市场规模效应与价格效应对创新的周期影响
收入分配的分布是如何通过影响需求结构，进而影响微观企业的创新激励？理清其中的传导机制和周期模式至关重要。可以说，这其中的关键影响渠道是通过收入分配分布所对应的需求因素中的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的交互作用，来影响微观企业研发投入的利润流和现金流，进而影响微观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动力的发展及新产业的发展。
图一描述了这种传导机制的周期模式。在企业进行高研发投入生产出新产品的0-t[，0]市场投入期阶段，市场需求中高收入者阶层对新产品支付意愿的价格效应因素以及规模因素，对于企业的生存相当重要。其中，价格效应因素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子，原因在于新产品开发阶段巨大的研发投入。因此新产品的销售价格高低对于维持企业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至关重要。从企业获取利润的方式来看，有两种可能模式：一种是深度边际，即同样的消费者愿意为新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另一种是广度边际，即增加的消费者愿意以同样的价格购买新产品。第一种情形对应于消费者群体中高收入者的财富集中因素，高收入者的财富越集中，对新产品的收入价格边际敏感度越小，新产品的销售价格就越高，对创新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现金流和利润流就越容易得到维持；第二种情形对应于消费群体中高收入者的规模因素，高收入者比例较大，会增加新产品的销售量，进而促进创新企业的现金流能力和盈利能力。但是，从现实实践来看，对于某种刚上市的新产品来说，由于新产品的性能、使用途径、品牌积累程度以及被消费者认同接受需要一个磨合阶段，消费者的规模可能并不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限消费者群体中需求的价格效应因素，对于0-t[，0]阶段企业创新投入的现金流能力和生存能力就至关重要。
图一 需求引致的创新传导机制的周期模式
在新产品经历市场投入期的磨合阶段后，进入市场转换期t[，0]-t[，1]阶段，此时企业进入依靠消费者需求因素中的规模因素进行盈利的关键阶段，消费者群体中中间阶层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和支付能力，成为扩大市场规模的重要因素。消费者群体中中间阶层收入者的比例越大，后继的新产品潜在市场规模就越大，这个阶段，经历投入期现金流和利润流痛苦煎熬的创新企业才有可能进入一个规模报酬递增(规模经济)的创新投入补偿盈利阶段。企业一般会选择降低产品价格策略来吸引更多中间收入阶层的消费者，通过扩大市场规模，而不再是高价策略来最终实现企业创新投入成本的全部补偿，以及适当的风险溢价回报。
在新产品进入市场成熟期t[，1]-t[，2]后，一方面由于市场规模进一步向中间阶层收入者以及低收入阶层消费者延伸，产品的价格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由于新产品的市场前景已明确，跟随或模仿企业开始生产同样产品，此时，新产品的竞争模式必然会转变为数量规模扩张型或成本降低型的创新策略，即这个阶段企业的盈利模式只能依赖于对市场占有率和对生产成本控制能力而获取。如创新企业还未能在前两个阶段有效收回开发新产品的前期研发投入，到了这个阶段收回研发投入的可能性将变得很小。
综上分析可以发现，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在高、中、低群体中的分配是否合理，会决定性地影响该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需求能力，进而深刻影响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整体实现，以及最为根本的，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利益补偿激励机制。任何一个经济体中如果缺少某一收入层次的消费者，或者收入分配在不同消费者中的比例不合理，会显著影响消费需求的“继起”和传递功能，影响该经济体中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生存能力，进而影响该经济体中高研发密度、高技术含量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最终会影响到产业结构的转化与调整能力。其中，高收入阶层对新产品的高价格支付意愿和能力，以及相当规模的中间收入阶层的存在尤为重要，对于创新产品的需求和微观企业创新行为的持续进行起着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
二、收入分配所引致的需求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特定影响效应
前面的理论分析表明，收入分配结构所引致或者说所决定的需求结构是影响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及能力的关键因素，进而影响了经济体中的产业结构选择和产业结构调整能力，这为研究我国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分析框架。
(一)我国收入不平等对消费需求结构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城乡、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非但没有出现收敛趋势，反而呈现逐年扩大和收入不平等加剧现象。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呈现三种主要特征：(1)城乡间收入不平等与地区间收入不平等趋势同时加剧，其中，城乡间收入不平等是导致国民收入不平等的主导因素。从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分解来看，城乡间收入不平等是我国居民总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力量，其次是地区间收入不平等，前者平均占到总收入不平等的60％以上，后者占不足20％(王洪亮等，2006)。1984～1994年，纯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经历了一个快速上升阶段，1994年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约是1984年的3.6倍，1994年后城乡间收入不平等在短暂下降后转入新一轮上升时期，2003年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约是1978年的1.25倍，是历史最低年份的4.9倍。(2)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以我国中部六省为例[2]，1995年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2274，2000年上升到0.2640，2003年继续上升到0.2987。而且呈现地区经济越发达，城市内部收入不平等越严重的局面。1978～2003年间东部城市内收入不平等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城市内收入不平等分别是中西部城市内收入不平等的4.67、6.05倍。(3)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以我国中部六省为例，1995年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2320，2000年上升到0.2678，2003年继续上升到0.2888，而且也呈现出地区经济越发达，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现象越严重现象。1978～2003年间，东部农村内收入不平等分别是中西部农村收入不平等的2.98、2.97倍。
与此同时，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呈现出“两头集中，中间塌陷”的M型分布格局，中间收入阶层严重缺乏。以中部六省为例，低收入端20％的人口只拥有5.715％的总收入，低收入端50％的人口也仅拥有22.35％的总收入，而高端收入20％的群体拥有近50％的总收入[3]。这种广泛的收入不平等分配结构不仅是影响我国消费需求的核心因素，也是我国消费结构“低端化”趋势的主要影响力量。具体来看：
以居民的总消费水平TC作为被解释变量，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RR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CR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构造RR[，-1]/CR[，-1]变量测度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总消费的影响。样本区间为1985～2005年，利用OLS方法回归，结果如下：
AdjustR[2]=0.994，F值=2765.45，DW值=1.965，括号内为t值，***与**表示1％、5％水平下显著性。
上式中所有原始数据来自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扣除下年度生产扩大的人均费用支出增量(仅考虑生产用固定资产和化肥农药的增量支出)，加上农村居民各类人均补贴(包括卫生，教育等)；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加上各类人均补贴(包括住房、卫生、教育等)。所有数据均经过以1985年为基期的城市或农村的相应CPI指数调整。
简单计量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总消费水平的贡献显著低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随着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表现为RR[，-1]/CR[，-1]比值逐年减小)，RR[，-1]/CR[，-1]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我国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对社会总消费显著的负面影响。
扩展的ELES函数可测度居民各年对各种商品的消费倾向，可考察居民对各产业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储蓄倾向。其公式为：
式中，y表示消费者的收入(用可支配收入代替)，V[，i]表示消费者对i种商品或劳务的基本需求额。用于计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中人民生活部分的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由于缺乏2001年以前农村居民的分组数据，且样本较小，因此对我国农村居民无法进行分析，但笔者认为，我国城镇居民对八类主要产品中的边际消费需求，已基本能反映出消费需求对各种产业的边际影响，因此，选择我国城镇居民作为研究样本，可以大概反映出所研究问题的内在含义。从我国现阶段实际情形来看，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对各种产业，特别是高技术含量的现代产业的影响要弱于城镇居民，事实上相对城镇居民来说，我国农村居民更具有“价廉物美、价廉质低”的消费偏好特征。城镇居民在各单项商品和劳务上的β系数见表1。其中，β[，9]的含义是剔除各种商品或劳务消费后的边际储蓄倾向
从表1(见下页)可看出，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在逐年减少，而储蓄倾向在逐年增加，内需消费的不足已是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实质上大体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率水平，显著呈现一个递减趋势，由1990年的75.02％下降到2004年的62.18％。有关统计表明，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无论是比例还是下降幅度，都比城镇居民的消费率水平更低。
更为重要的是，表1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我国城镇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对各个产业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例如，文教娱乐(主要是教育支出)和居住两项的消费份额经历了急剧增长，文教娱乐(教育支出)支出份额从1990年到2004年增加了6.05倍，居住支出份额从1990年到2004年增加了4.25倍。从我国现实来看，教育产业和房地产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已成为除出口以外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引擎。这两大产业消费份额的急剧增长，表面上来看，是压缩了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和其他支出项的消费支出份额，从深层次来看，是把城镇消费者的消费需求限制于这两个产业之中，而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发展却日益渗透于各个产业之中，特别如家庭设备和交通通讯这些产业。但住房产业在我国所关联的只是诸如水泥、钢铁、装饰等传统资源消耗性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业，这严重限制了我国消费者对高研发密度、高技术创新产业产品的需求倾向和需求能力，阻碍了需求因素对这些产业企业创新动力引致功能的正常发挥，进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表面上来看，我国城镇消费者对交通通讯产业的消费支出份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按照前面需求引致的创新理论分析，交通通讯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载体，应是我国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交通通讯产业中(如汽车、手机等产业)绝大多数的核心技术已被国外企业或外资企业所垄断，我国消费者的需求只是为发达国家的产品创新提供了市场和创新利润回报的空间，因此即使有很大的消费需求也并不能引致出我国本土企业与相关产业的创新动力。
(二)我国现阶段的需求结构对需求所引致的创新及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
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现实来看，广泛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已对我国的消费需求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传导到微观企业的创新动力和产业结构方面，就形成我国微观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以及产业结构的低端化“锁定”趋势。理解其中的传导作用机制，不仅是发现我国微观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及其产业结构的“低端化”趋势以及产业升级能力缺失内在成因的重要环节，也是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的必要前提。这其中的传导作用机制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
第一，高收入阶层的财富过于集中且所占比例较小，而且炫耀性的消费较多。一个重要事实是，我国高收入阶层或新兴中间收入阶层的消费者普遍存在对国外高科技、高创新品牌产品的“特有”需求偏好，这种“特有”需求偏好的形成固然与我国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和品牌能力积累不足有关，然而，这种需求偏好一旦形成路径依赖态势，对我国本土民族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和高创新产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日本、韩国等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事实上与这两个国家国民对本土企业产品的民族偏好精神和政府采购所创造的国内需求支持紧密相关。
第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我国消费者结构中中间收入阶层消费者的缺位，会对需求所引致的创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造成更为重大的消极影响。正如前面理论分析所知，相当比例的中间收入阶层消费者需求所蕴含的市场规模因素及价格因素，对于创新企业前期高额研发投入的最终收回和补偿，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功能。重新审视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创新、高研发密度产业的兴起，无一不与这些国家高比例的中间收入阶层的存在和“橄榄”型的消费者结构紧密相关，特别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因为小国可通过开拓国外消费市场来满足这种需求)，高比例的中间收入阶层的存在，对于需求引致的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在当今现实的全球竞争体系、政治体系和贸易壁垒体系下，一个后发大国不可能仅通过依赖于开拓国外中间收入阶层的消费市场来完成自己国内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和高科技、高创新产业的升级。
第三，一方面，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消费体系中所占的比例过高；另一方面，“二元结构”下的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偏好还停留在满足基本生存和生活消费需求的层次上，这既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的政府公共支出缺位所引起的预防性消费倾向相关，表现为农村居民的高储蓄率，更重要的是与农村居民的低收入直接相关。高比例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存在，不仅不能激励需求所引致的创新动力的形成，而且产生了微观企业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我国现阶段消费者的“价廉物美”乃至“价廉质低”消费需求偏好的形成，是与我国农村经济部门中高比例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和需求偏好直接相关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低端化”趋势的直接动力来源，也是我国微观企业普遍实行低成本竞争策略的内在动因。在创新活动风险远大于模仿活动的制度环境下，通过“拼成本、拼数量、拼价格”来获取竞争优势，而不是通过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的行为激励，就成为我国多数企业的最优行为策略[4]。
三、结语
影响经济体中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因素很多，但推本求源来看，收入分配所内涵的需求结构的影响不容忽视。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低端化”状态和产业升级动力的缺乏，应该与收入分配的广泛不平等导致的需求结构不合理，进而所引致的微观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之间存在特定而重要的传导机制。假如前面的理论分析成立，则其政策含义也就是很直观的。激励我国本土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政策措施，就不能仅局限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产业调整的各种优惠政策，而应该把视角放宽到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对需求结构的传导机制作用上来，把政策视角集中于培育合理的需求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诱致功能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力方面，这样才能培育出我国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内生动力。当然，这个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对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外消费需求平衡互动和协调转化关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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