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主题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争与和平论文,新论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到了1983年，苏联文艺学界仍然把1966年由扎伊坚什鲁尔完成的《战争与和平》手稿的研究工作看成是一件文学大事。据说，这位托尔斯泰手稿专家在恢复《战争与和平》第一套完整的早期手稿时，“破除了一个托尔斯泰文学研究中根深蒂固的神话”。这个神话说托尔斯泰的构思最初是想写“富有诗意的家庭编年史”，只是到了小说创作的第四年，托尔斯泰才把全部注意力从“贵族长篇小说转到人民的历史上”。苏联著名学术研究资料汇编《文学遗产》第90卷(1983年),再次强调了这个文学大事,并在该卷再版了《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套完整的创作手稿。
手稿的确可以证明扎伊坚什鲁尔的伟大发现，托尔斯泰赋予这部史诗的“人民主题”又提前了四年，不仅如此，“神话”的破除，还使伟大的小说家从创作《战争与和平》的最初构思起，就已经有了“人民主题”，那么，关于托尔斯泰六十年代的思想完全充满“旧贵族”温情说法，也便成了一个不攻自破的神话。
这的确是文学大事。
因为，“人民”已经成为一个标尺，特别对于古典作家来说，这个标尺更重要，挨近这个标尺，属于剥削阶级的作家，就可以成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家。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作家，他应该具有坚定的人民性，所以一定要在他的身上发现人民性，扎伊坚什鲁尔发现了“人民性”并把这个人民性提前了四年，他的发现当然重大。它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评说，它甚至改变了托尔斯泰的传记写法。这以后出版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全部采取了这个对一百年前的大作家的表扬。
其实，没有必要纠缠“人民主题”提早或落后了几多年，如果不过份恪守阶级教条的话，实际上可以在托尔斯泰更早一些的作品中找到人民主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童年》中，在《哥萨克》中已经发现了真正的“人民”。
《战争与和平》的最大特征是丰富多彩，用任何一种定势去局限这部鸿篇巨制，都会缩小这部伟大史诗的意义。《战争与和平》中有人民主题是明显的，它在手稿中早几年留下痕迹还是晚几年留下踪影，与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关系并不大，即使手稿中没有此类证据，“贵族温情”仍然值得怀疑。思想是不会像嫁接那样容易的，人民主题的出现，正如同贵族温情仍然丝缕不绝是一样“顽固”的。
“人民主题”、“贵族主题”、“反战主题”、“和平主题”、“宏观主题”、“微观主题”等等，所有这些都“顽固”地从头至尾体现在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中。
当然，我们还要说考据者伟大，因为，在被其整理出来的第一套完整的《战争与和平》手稿中，托尔斯泰的博大精深的确已经暴露无疑。就是说，在托尔斯泰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最后确定要写1805-1812年俄国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上面所列的各种“主题”便已经“完全不顾历史真实”地出现在他的构思当中了。
强调《战争与和平》的多重主题的共时并进，并非淡化托尔斯泰朝向人民，批判贵族的倾向性。
第一套完整的初定手稿中的开头和四年后全部写完以后的总定稿的开头没有什么太大区分。这个以《1805》为大标题，以《在彼得堡》为小标题的完成稿的开头，几乎获得了所有批评家、作家的称赞，它是从15种不同开头中最后选定的，托尔斯泰之所以选定了这样的开头，就是为了让众多不同主题在小说的一开场就共时并进。如果按狭隘的“人民主题”衡量，这一场景似乎就缺“人民主题”，那么，托尔斯泰的倾向性果真是到了1864年底，托尔斯泰在本来写定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前加上申格拉本战役以后才调整过来吗？如果把“人民主题”仅仅理解成普通士兵、农民、游击队、普拉东·卡拉塔耶夫等等因素的层面上，托尔斯泰的“人民主题”的确出现的比较晚，就是说在《战争与和平》开场后的很长时间里托尔斯泰倾向性很不明朗。但是我们却看到安德烈如此出现在开头的场面中，“他吻过沙龙女主人的手并用几乎眯起来的眼睛扫视了一遍所有在场的人”，这时，我们不是鲜明地感到针对贵族的批判倾向已从安德烈的眼睛里流泄出来了吗？其实在安德烈出现之前，这双眯起来的眼睛（托尔斯泰的批判倾向）就已经盯着贵族们了，它早已从“向彼埃尔”看去的贵族的眼睛里展开了。
正是托尔斯泰的过人之处，多重主题共时并进，在从容不迫中像一条大河一样，融汇在一起缓缓展开，而大河的流向──作者的倾向性，又十分鲜明深刻地渗透在这些“共时并进”的主题中。
这种“从安德烈”和“向彼埃尔”的视角中表现的非贵族的倾向性和后来战争中出现的具体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它和反对战争、主张永久和平等等主题也是一致的，它们一下子全部融进这个非凡的开篇里，使人不能不惊叹，也使人不能不想到，如果比较尊重作家的话，那么，在说“《战争与和平》中，我喜爱的是人民主题”这句话时，托尔斯泰的“人民”之中，也有“优秀”的贵族，也有深解历史和战争之谜的库图佐夫，也有充满宗法制地主味道的罗斯托夫家族，也有天真纯朴的娜达莎。（参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夫·托尔斯泰文集》序12-16页。）
在我们做这样的思索时，我们惊异地发现，托尔斯泰伟大小说的最终主题，原来就是这个丰富本身，托尔斯泰要揭示的是“全部”的主题，从所谓历史学家的“大事”，到最一般生活的细枝末节。而且，在托尔斯泰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大事”，一切因素、一切主题都以自身的方向、力度融汇在整个历史大河中，历史的流动是它们全体的合力。一个炮兵连队在盲目的、根本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瞄准了自己感兴趣的、自认为重要的目标不停地轰击，它的结果推出意外的结果，然后又推出更多的另外的结果，最终，它竟影响了整个申格拉本战役。从历史学家看，这个炮兵连，肯定是一个微乎其微的“细枝末节”，但是它对战役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远远超过俄国著名将领巴格拉齐昂的运筹帷幄。在这场战役中，指挥官的所有命令几乎没有一个实际上被执行。只有在这位将军作为一个普通战士走进炮林弹雨的时候，他的勇敢，他的从容若定，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细枝末节”在无意中成为决定性因素，“大事”只有降为“细枝末节”才可能发挥功用。这是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上对全景中各个因素的切身体悟，也是他在阅读历史著作时对历史学之误谬的激动所在，同时，这也是他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感悟，也是他对“全体丰富”中各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合力的方向的求解。
托尔斯泰激动不已，兴奋异常地急于告诉读者的，正是这些“悟”，他甚至不惜破坏艺术性、破坏传统的文体，大段大段阐发他的这些“悟”，以便让那些“不太理想的读者”、“不好的读者”，不懂得从生活、从世界的全体、全部丰富感悟这个全体、全部丰富的人也能清楚地感悟这个主题。
1882-1885年，托尔斯泰在批判现代经济学的时候，又大大发挥了一次对“全景的感悟”，他不无道理地质问：凭什么把生产仅仅归结为“土地、劳动储备（资本）、劳动力三个因素”？托尔斯泰的天才悟性随着这一质问而跃出笔端：
“当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指对三要素的疑问），在我的周围正在进行干草生产。这个生产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人们对我说，是由生长干草的土地，由资本，即收割干草所需要的镰刀、叉子、大车，以及由劳动构成的。但我看到这是谎言。除了土地之外，参加干草生产的还有太阳，水，保护这些草地免遭践踏的社会组织，劳动者的知识，他们说话和理解话的能力，以及……”托尔斯泰说，他可以无限地写下去，“我真能把这些被人遗漏的生产因素写满整整一本书”。
可以想象托尔斯泰写这段话时的激情，可以想象他以特有的“艺术”智慧一一飞速搜寻就在窗外发生的“全部”因素时的激动的感悟状态。
英国人亨列·吉福德说的对，托尔斯泰的确是一个“不系统”的“乡下佬”。人们告诉他，只有抽象的思维才能完整地把握世界，因为如果不进行抽象，那么世界永远是一场乱七八糟的混乱，剔除了非本质现象，才能抓住规律认识世界。托尔斯泰不信，这个“乡下佬”完全相反地放开大脑的全部束缚，尽可能地调动全心身的感受器官去感悟四面八方扑来的信息。我们可以拿大海做比喻，想像一下大海，在同一时刻，它将接收多少河流，多少岛屿、多少陆地、多少航船，如果再细一层次去数数河流中的泥砂，或者再高一层次地把平面的“百川纳海”变成立体的吐纳景况,那么它将是怎样的一种壮观！托尔斯泰追求智慧，就是这样的“百川”同时“纳海”的智慧,这当然会被抽象理性所怪异。不过另外一位更有影响的英国人柏林说，托尔斯泰的观点看上去十分幼稚，但是他的力量却是惊人的，他“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一整套理论摧毁。这话是可以理解的，托尔斯泰的力量就来自于他始终把“全面”──巨细无遗、大小不分的全面当做自己的主题，而“精致的理性”无异是把割裂全面（或者说是分类、归纳）、减损全面（或者说是抽象）、简化全面（或者说是判断推理）等等作为获得结论的先决条件和最基本手段。于是在托尔斯泰和理性世界（舍斯托夫所说的“共同世界”）之间发生了一种对立：理性认为“混乱”的，托尔斯泰却作为尽可能追求的目标；托尔斯泰认为是歪曲事实、阉割真理的手段，理性则认为是科学的必然方法，这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个被理性忽略，或故意忽略的差别，这个仅仅被“理性”的“百万分之一”脑力光顾的空间，恰恰是托尔斯泰艺术体悟在其中汪洋恣肆的殿堂。
文学要恢复的，不仅仅是被抽象的形象，而是恢复全体的、完整的世界本身。《童年》在《现代人》杂志初次发表以后，托尔斯泰一方面高兴，一方面愤怒。高兴的是他的文学才能得到赏识，愤怒的是《现代人》的编辑把他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了。在这种愤怒心情下，他给涅克拉索夫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其实所谓删改不过是把“童年”的标题改成了“一个少年的故事”，把一个“非常枝蔓”的恋爱故事删掉。托尔斯泰认为这种改动把他的原构思完全歪曲了。从编辑的角度说，“一个少年的故事”要比“童年”更明确，主题更鲜明，所以删改得不错。但是在托尔斯泰看来，他的小说的主题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童年的全景。所以在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他恢复了标题和被删掉的“与主题无关的部分”。
这种倾向远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之初就出现了。他曾经构思并动手写一部《昨天的故事》，这是一部《尤利西斯》式的“一天的史诗。托尔斯泰企图把一天中所有意识和下意识的全景统统写出。
因此，在1851年9月22日，当他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便已经意识到《战争与和平》的诗学特征了：“编一部真正的、翔实的本世纪欧洲史。这是个需要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历史上少见如此有教益而又探讨得如此不足的时代，要以不偏不倚的正确态度去探讨它，……有了丰富、新鲜的史料，加上历史的、前所未有的公正态度，就能达到完美无缺。”并且要有一个“美”的条件：“人物性格鲜明，清晰”。这样写出的欧洲史，便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史诗。
《战争与和平》的主题，原来是“本世纪欧洲史”的主题，它作为显意识已经在1851年出现了，并且以愤怒的形式在1852年给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表现出来：“不知名的编辑”删掉的，不是一段恋爱故事，而是删去了一个“主题”；篇名改动的不是改的视角，而是改掉了托尔斯泰创作的“史诗”态度。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仅仅是“本世纪欧洲史”的一部分。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战争与和平”所表现出来的、恢复完整的、复活全部的、展示全体合力作用，并指示出其中的主流倾向的这样一种史诗态度是托尔斯泰小说世界的总主题。